代序：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

今年是改革开放四十周年，而我从事诗歌评论也整整四十年了。在这样一个时刻，能够获得以我国当代杰出诗人昌耀命名的“第二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心情非常激动。一方面深感受之有愧；另一方面对我来说也确实有不同寻常的意义。在此谨向本届昌耀诗歌奖的主办单位、向各位评委表示衷心的感谢！

1978年3月11日，我在《光明日报》发表评论文章《读〈天上的歌〉兼谈儿童诗的幻想》，这是我诗歌评论的处女作。文章发表不久，《诗刊》编辑刘湛秋来到我家，约我为《诗刊》写一篇评高士其科学诗的文章，后在《诗刊》当年第5期上刊出。就这样，我走上了诗歌评论的道路。斗转星移，转瞬之间，已过去了四十年。这些年来，我的本职工作是教书，业余时间则交给了诗歌。作为一名诗歌的读者与研究者，我和诗人们一起经历了大变革时代的风风雨雨，目睹了诗坛的花开花谢，潮起潮落。

我是一位诗歌评论工作者，评委会把特别荣誉奖授予我，我体会这不单是为了我个人，更是对诗歌评论工作的一种鼓励与提倡。

诗歌创作与诗歌评论如鸟之两翼，负载着诗歌之神在浩瀚的宇宙中翱翔。然而在中国历来是热心写诗的人多，而热心评诗的人少。宋代诗人洪适早就说过：“好句联翩见未曾，品题今日欠钟嵘”；金代诗人元好问也曾发出：“谁是诗中疏凿手，暂教泾渭各清浑”的呼唤。进入现当代，这种局面仍未曾改观。翻开刘福春编撰的《中国新诗书刊总目》，可以发现，所收录的诗人、诗集的数目比起诗评家、诗歌评论集的数目，要多出几十、几百倍，完全呈压倒性优势。这种情况表明文人心中普遍存有一种重创作、轻评论的倾向，同时也说明当一个称职的诗评家，写好诗歌评论，其实也的确不易。

诗歌评论是一种审美活动，要立足于鉴赏的基础。但是，对诗歌评论家而言，仅仅沉浸在诗作中欣赏品味，还是不够的，他既要入乎其内，又要出乎其外。诗歌评论对诗歌现象来说，无疑地具有超越性。这种超越首先是对诗歌文本的超越，因为诗人通过文本呈现给读者的是活生生的意象或意象群落，而诗人的本意或者说诗歌的深层意蕴，却是隐藏在后面的，只有通过诗歌评论的阐释与破译，诗作的意义与价值才得以充分的实现。这种超越又是对诗人与读者的经验与感受的超越，因为诗评家往往要把诗作放置在宏观的文化背景及某种理论框架中来，开掘其哲理心理内涵，并生发出某种有规律性的东西，其中不乏睿智的哲理与思辨的光芒。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诗人本人对自己创作意图的说明与对诗作含义的解释，也并不具有权威性。此外，诗评家的思维方式也不同于作家艺术家，而是更接近理论思维绵密的人文学者。诗评家对作品不仅要感受、体验，还要在此基础上去进一步探究诗作的思想内涵与美学特征，并根据自己的审美趣味和艺术观念做出审美判断。这就不能停留在一般读者的水平，而是要对诗歌现象进行充分的观察，详细地占有材料，并运用科学方法对之进行认真的分析研究，才能做出公正的、实事求是的判断。

陆游晚年曾说：“六十余年妄学诗，工夫深处独心知”；宋人吴可亦有“学诗浑似学参禅，竹榻蒲团不计年”的说法。这里都是说学诗的不易。人同此心，心同此理，我在诗歌的海洋中经过四十年的沉潜寻觅，不敢说有多么深的体会，但是对陆游、吴可的学诗不易的说法却是深有共鸣的。

1996年我在给北京大学陈旭光教授的第一部著作《诗学：理论与批评》所写的序言中，说过这样的话：“在当今这物欲横流的世界中，写诗是寂寞的事业，搞诗歌评论更是加倍寂寞的事业。”这是我当时心态的写照，现在时间又过去了二十多年，但我不会为自己的选择而后悔。刘禹锡诗云：“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我愿以荣获“第二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为契机，甘做诗歌的义工，坚守我的追求而矢志不渝。

2018年6月18日

（本文系“第二届昌耀诗歌奖·特别荣誉奖”获奖感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