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方志起源

一 起源诸说

方志起源于何处，这是古今历史学家和方志学家长期探索的问题，直到今天，仍处于诸说并存的局面。大致有：①《禹贡》说。《禹贡》《尚书》中的一篇，大禹治水后分全国为九州（冀、兖、青、徐、扬、荆、豫、梁、雍），书中采用自然分区的方法，记载了黄河流域的山岭、河流、土壤、物产、贡赋、交通，对长江、淮河流域也有记载。②《山海经》说。《山海经》共18篇。由“山经”“海经”“大荒经”组成。有人认为，其中14篇是战国作品，4篇（“海经”）是西汉初作品。《山海经》内容包括山川、道里、民族、物产、药物、祭祀、巫医等，保存了古代的神话传说。③古代诸侯国史说。李泰棻言：“志即史也，故如《吴越春秋》《越绝书》以及未能传世之百二十国宝书等，皆可称为方志。然最早以志书名者，首推常璩的《华阳国志》”[1]；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认为：“东汉会稽郡人赵晔著《吴越春秋》，又由无名氏著《越绝书》，两书专记本地掌故，开方志的先例。”[2]前后又有不少学者将晋常璩的《华阳国志》列入此类。其中，《越绝书》记春秋战国时期越国（今江苏、浙江部分地区）的历史沿革、市镇建设、山川、生产情况、风俗和人物。与后世的方志比较近，所以，清代经学家、文学家、方志学家洪亮吉在《澄城县志·序》中说：“一方之志，始于《越绝》。”《吴越春秋》记吴越两国（江浙）的兴亡始末，该书只记人物，不记地理及都邑。《华阳国志》记巴、蜀、汉中、南中为中心的西南地区的地理沿革和历史变迁，记的蜀汉事迹和蜀中晋代史事比《三国志》更详备。④多源说。即“方志并非起自一源，而是多源。”即方志源头是诸源汇流，“不仅有《周官》《禹贡》《山海经》，还有《九丘》之书和古舆图等等……如果进一步广泛考察，或者还可以找到如民间传说等一类的来源。”[3]方志起源的不同说之产生，除因为方志自身内容、体裁的多元性质外，也来源于研究者的学术站位。以上诸说各自能否成立，本书在此留与读者思考。

二 方志起源于《周官》

唯物论者认为，任何一种观念文化的产生，都与政治、经济的历史条件息息相关，都是缘于社会需要的，在科学研究中，为了探明一些科学学科发生、发展的历史进程，有的甚至要追溯到无文字记载的原始社会，如社会发展史学、法学、人类学、陶瓷学、热力学等。

方志是方志科学运动的核心，方志与方志科学是随着社会与社会文化、文明进化渐渐发展形成的。从历史的发展考察方志的由来，方志是为满足社会对记事的需要而产生的。社会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发展，促进了社会的发展和记事技法的进步。在人类历史的长河里，从“穴居野处，茹毛饮血”的中国原始社会开始，人们在生活中就运用“结绳”“刻契”等作记号记事。从原始社会解体，到夏、商（殷）奴隶制社会已发展为使用甲骨文、金文等技法记事。随着记事的范围扩大，事例也随之增多。周王朝的建立，实现了封建社会变革，分封诸侯，国家制度逐步健全，社会生产力大为提高。社会、军事、政治、经济活动频繁，仅设置管理国家的职官就有300多种。为满足社会对记事的发展的需求，创造发明了文字，并且获得从刻符号革新为刻字的技术进步，而从实现了使用文字记事存史的飞跃。同时创造了运用方志的形式与方法，记述四方诸侯国的事情，使周天子得以知情治国。

周王朝典籍的记事范围，已涉及有史事、政事、民事、物事、天文地理之事等等。如《周官》就是一部通过记述300多种职官的职务而系及当时的政务、农事、兵制、学制、刑法、典议等社会生活和社会结构之事的。

从现存的典籍来看，《周官》即《周礼》，其对方志的源起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前已有载：《周官·春官·外史》曰“外史掌四方之志”、《周官·地官·诵训》曰“诵训，掌道方志，以诏观事”，还有《周官·夏官·司马》曰西周有“职方氏”掌天下的地图，主四方的职责，按照九州区域，辨别各地的山川、湖泊、薮泽、人民、物产、财用等材料，提供国王作为施政的参考。这些足以说明方志与《周官》的渊源。汉郑玄考证《周官》所述的“职方”“诵训”“外史”等职官，他们职掌的范围，基本上包括了封建时代方志的内容，所发挥的作用，也同后世方志“存史”“资治”“教化”的功效基本一致。

对方志源起于《周官》说，历代史、志学家都有肯定的论述。宋司马光在为宋敏求《河南志》作序曰：“周官有职方、土训、诵训之职，掌道四方九州之事物，以诏王知其利害。后世学者，为书以述地里，亦其遗法也。”[4]马光祖在《景定建康志序》中云：“郡有志，即成周职方氏所掌。”[5]元朝明代，不少人在所纂方志的序中赞同此说法。元人黄溍在序《东郡志》时，述及：“南山宋公，以侍御史致政居滑州、滑领二县，而治白马，白马故东郡地也。……分暇日……作《东郡志》十有六卷。……溍窃惟……是以成周之制，职式掌天下之图，而道地图以诏王者，有土训之官焉。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而道方志以诏王者，有诵训之官焉。”[6]许有壬在《大元一统志序》中说：“《周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外史掌四方之志，志之由来尚矣。”[7]嘉靖所修《河间府志》，樊深在序中称：“志者，郡邑之史也，古以来恒有之，而于今为重。盖《周礼》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又有职方式以掌天下之图。”[8]到了清代，此说颇为流行，如孙诒让疏：“方志，即外史所掌四方之志所以识记久远掌故，外史掌其书。”[9]沈世枫称：“郡国有志，昉于春官·外史，夏官·职方。”[10]其中说得最多、持之最力者首推章学诚，其所撰方志论文，多半都要以《周官》作为自己论据。《方志立三书议》中说：“余考之于《周官》，而知古人之于史事，未尝不至纤析也。外史掌四方之志，注谓：‘若晋《乘》、鲁《春秋》、楚《梼杌》之类’，是一国之全史也。”《州县请立志科说》中说：“按《周官》，宗伯之属外史，掌四方之志。”[11]所要说明的是，章学城与司马光虽然都主张方志导源于《周官》，但谈到具体的渊源所在，章学诚所指偏重于其中的外史，即主张地方志即地方史，而司马光则偏重于其中的职方、土训和诵训，即偏重于舆地图经。

清末民国至今，认为方志源于《周官》的学者越众。清末缪荃孙在《重修信义志序》中说：“惜孔子得百廿国宝书以成《春秋》，前贤以为即方志也。《周礼》诵训掌道方志，以昭观事。”[12]在现代，如蒋光田在《地方志是一座宝库》中认为地方志起源“最早是春秋战国时期流传下来的《周礼》中，有‘外史掌四方之志’和‘小史掌邦国之志’的记载”，并认为“四方之志”“至少应该是周天子下面各诸侯国史”，“邦国之志”“就是从闾阎来的材料加工后‘反命于王’的地方志。”[13]又如林衍经认为“就现存的典籍来看，‘方志’这个名称，最早见于《周官》，要考察方志的起源，便不能不正视这个事实。……通观全体，那么我们便可以说：《周官》确实是方志的源头之所自。”[14]

述及这里，有必要介绍《周官》这一儒典。《周官》亦称《周礼》或《周官经》，是综合叙述周王室官制的作品。全书共分《天官冢宰》《地官司空》《春官宗伯》《夏官司马》《秋官司寇》《冬官司空》六篇，每篇又分上下，合为十二卷，《冬官司空》早佚，汉时补以《考工记》。其中《地官司徒、大司徒、土训、诵训》《夏官司马、司俭、职方》、《春官宗伯、保章氏》职掌各地社会风情、天文地理、物产财用，与后世方志渊源直接。《周官》作者与成书年代，古文经学家认为是周朝，今文经学家则称出自战国，后世也有人指作西汉刘歆的伪造，近人从出土周、秦铜器铭文中，考订为战国时的作品。

而在论及方志源起的众说中，以方志导源于两汉地记说论者最为反对《周官》说，其理由主要认为《周官》是部伪作。该说在仓修良著《方志学通论》一书中有较全面的阐述。其先引宋洪迈之言证《周官》为伪作，即《容斋续笔》卷十六，《〈周礼〉非周公书》条说：“《周公》一书，世谓周公所作，而非也。昔贤以为战国阴谋之书。考其实，盖出于刘歆之手。……至王莽时，歆为国师，始建立《周官经》以为《周礼》，且置博士。而河南杜子春，受业于歆，还家以教门徒。好学之士郑兴及其子众往师之，此书遂行。歆之处心积虑，用以济莽之恶。莽据以毒痛四海，如五均、六莞、市官、赊贷诸所兴为，皆是也。”[15]仓修良认为“这一论述，便向人们揭示了《周官》一书，全系后人之伪托，从而打破了长期以来所传周公制作《周礼》之神话般的谎言。”继之，作者举例说近代学者把《周官》定为战国时期的作品，甚至是“战国后期的作品”，是战国时期“留心时政的人，便采访各国官制，截长补短，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的“官制汇编”；否定“四方之志”就是所讲的方志，诸侯国史与方志不相等同，进而否定《周官》源起说、并结论“方志起源于两汉之地记”[16]。

本书认为，方志渊源于《周官》。这是从《周官》的内容、历代有关学者阅读、研究、并细加注疏以及方志发展史本身的特点而综合考察所得。但当时方志的实义，尚未形成书名或学科名，而是对以方志这一体裁的形式记述反映“方域事情”的“记事成文之作”的泛指。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到了两汉始见运用方志形式和方法单独成书，如《史记·河渠志》《汉书·地理志》《十州记》等。之后经过魏晋隋唐的发展至南宋时期完善定型。

事实上，《方志学通论》认为《周官》是伪作，也是“全部内容却是抓住古（他）人来做文章”，是乎所引越多否定的力度越大。[17]须知，对于先秦的有关史事争论，由于历史的原因难成一家之言的情况是客观存在的，但这是广大社会科学工作者努力的方向和目标，需要作长期艰苦的探索，更需要有关学科特别是考古学的密切配合，主观、武断地肯定一切或否定一切都不是科学的态度。因为实际的研究中，肯定《周官》成书于周朝的专家学者也不乏人，如金景芳在其《周礼》一文中认为《周礼》内容“什九是西周旧制”，“井田制”“后耦”制“都不伪，并不可能作于春秋之后”；《考工记》“正因为此书是国人所作，所以对于车的构造记述特详”；《周礼》中“所用古体文学，不见于其他古籍，而独与甲骨文、金文相同，又其所载官制与《诗经·大雅·小雅》相合，可见非在西周文化发达的时代不能作”；“从语法看，文献中，凡春秋以前之文，十数与零数之间，皆用有字连之，我国中期之文不用……《周礼》之经记全部用……故《周礼》非战国时人之作”等方面即论证《周礼》是周朝的作品。但两者间却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谁也未否定外史掌“四方之志”、诵训“掌道方志”、职方氏掌“天下之图”等史实。[18]史实的真伪之于成书的时间前后，作者为谁而言是关键的因素，是第一位的东西，方志名缘于《周官》的史事内容，而非《周官》之名本身。至于不惜笔墨考究《周官》中之“志”与史的异同，于探究方志的起源可说无多大影响。因为研究方志的由来与发展，必须充分考虑并尊重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中国古代的史志著作，“书”“志”“史”“记”等名称混用，且多有相通的。如在二十四史中，用方志别称称记的有《史记》，称志的有《三国志》，称书的有《晋书》等。如果说《周官》中之“志”是史而非志，那就恰恰否定了该书所持的“古者记事之史谓之志”“古代史书本称志”的观点。史和志都是记述史事的，它们本身的渊源关系就十分密切，“最古之史，实为方志”“四方之志和国别为史是方志”这早已为学者所论证。因此，方志渊源于《周官》是客观存在的不容否定的事实。

方志作为历史现象，有着一个发生、发展和继承、演变的漫长过程。而这一过程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和社会发展更迭规律紧密联系着的。认为方志源起于《汉书·地理志》或起源于两汉地记的不当之处，就在于把方志发展、形成为方志科学这一运动变化的历史人为地割裂，否认中国古代从周朝起就运用方志记事的科学方法的历史存在，否认先秦对方志产生、发展与形成的、直接的、间接的、历史的联系和影响，无异于割断方志与方志文化与先秦时期的社会人文文化文明进化的联系，割断中国方志文化文明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的联系，在方志产生、发展与形成的问题上，就等于取消了先秦时期的社会存在对方志的影响。任何脱离方志文化的历史进程或在进程中间“拔地成志”，并且成为方志源起的事，实际上是不会有的。两汉的“书”“志”“记”，也是从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周朝运用方志这一记事的形式与方法发展而来的。

我们认为方志与《周官》有直接的渊源，并不否认和排除先秦古籍如《尚书》《山海经》《诗经》《春秋》等对方志产生所起的作用，也不否定两汉地记对方志发展的影响。这些古籍记载的内容已经涉及当时、当地发生的、社会的、自然的以及历史进化的各方面的事情。其宝贵价值就在于它能提供多方面的、历史上的科学知识，对有关科学研究，都可以利用来论证有关方面的由来与发展，以得成为“木之有本，水之有源”的科学。方志的产生与这些古籍不是绝缘的，而是有着综合利用或吸收消化从而产生直接或间接的源流关系。方志正是在其发展过程中，不断吸取、兼容了其他著作的有关成分，逐渐丰富了内容，完善了体裁，健全了体例，独立于学科著述之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