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二

先江后湖，先河后海。志者，史之本；史者，志之余也。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由是观之，志与文献，一也。形诸于记，志者也，形诸于篇什，文献者也。

文献纂辑，非养深学醇不足与言，志乘勋业，非博洽多闻不可以修，考诸前贤，马、班、郑、黄，皆历代修志编史之冠冕者也。综百代之典，成一家之言，体大思精，烨烨而光后世，太史公之谓欤。

至若山川形胜，城池关隘，名物土俗，政经文教，录以成卷，树丰碑于名山，造时势于社会，乃志书所由载荷也。其编排体例，运斤裁割，规矩绳墨，悉心擘划，从来有创始发明矣。经而后书，书而后图经，图经而后方志，乃一脉相承。有清一代，志书体例驳诬辩诘，攻讦相伐，或曰地理之书，或曰人文之载，或曰著述，或曰纂辑，互相问难，几成疑案。会稽章氏实斋集其大成，创体立门，三书四体，八忌五难，贯穿疏导，成百年方志编修典则，民国伊始，瞿、黎、梁、傅诸家，相互发明，而新志之体例遂定。

本届修志，其上距前修凡六十余年，前贤凋敝，陈卷付秋风翻读，后昆学步，新编如醉汉蹒跚。当是之时，领导如胡乔木、曾三、邵文杰，学者如朱士嘉、傅振伦、梁寒冰、谭其骧、董一博，奋袂攘衽，立编修新志之规范，掌体例结构之绳墨，一代新志遂应运而生，《呼玛》《如东》，首开新志之先路。国内学者，亦孜孜以求理论研讨，方志一科，俨然已成显学。

石阡杨君军昌，不甘寂寞，好于学问，勤于著述，以数年修志之实践，四年教学之积累，敢为方志理论增容，其《中国方志学概论》，容纳百家、独抒己意，继承与创新并见，实用与理念共出，可资参酌。故乐之为序。

罗再麟

一九九九年十月识于弦歌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