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御前奏闻是带有草原游牧印痕的“视朝”方式
最后，我们侧重于元代御前奏闻的特点及影响，对全文作如下总结。
第一，举办时间不固定，场合多变，靡有定所，这是元代御前奏闻显得不正规，容易被忽视和遭非议的部分。如何看待这一点，确实有一个采取何种尺度和标准的问题。如果用汉地式的“常朝”及礼仪作标准，元代御前奏闻不伦不类，难合典制。如果从蒙古游牧国家“行国”“行殿”习俗去观察分析，就可以得到比较合理的认识：元代御前奏闻在时间、空间上的不固定和不正规，乃是蒙古草原“行国”“行殿”旧俗在朝廷议政决策方式上的反映和表现，既不影响其朝廷最高决策的属性和功能，也不影响其作为视朝形态的普遍存在。对蒙古贵族所建立的元王朝来说，这也无可厚非。根据议政内容、运作程序和方式上的一般要素及上述特殊性，我们应该把元代御前奏闻称为带有草原游牧印痕的“视朝”决策方式。
第二，元代御前奏闻作为最高决策方式，比忽里台贵族会议有明显进步。蒙古国时期朝廷的决策方式主要是忽里台贵族会议。参加忽里台的贵族们大抵奉行平等议事的原则。对军国大事，大汗不能单独决断，必须经过贵族会议的讨论和认可。御前奏闻则不然。主持者和裁定者明确是皇帝，参加者包括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等上奏大臣和陪奏怯薛执事，而未见宗王贵族。奏闻过程中，省院台大臣虽然可以参与奏议和拟出初步处理意见，但其身份是大汗的臣仆，“军国机务，一决于中”，裁决权牢牢掌握在皇帝手中，皇帝对御前奏闻全过程拥有主导权。元世祖以降，忽里台会议的作用日趋减小，御前奏闻稳定地充当朝廷主要决策方式，说明后者基本适应了蒙元从贵族政治到皇帝专制集权的过渡发展趋势。
第三，为什么元代不实行汉地式的“常朝”呢？为什么元代会采用御前奏闻会议的特殊“视朝”方式？
这可以从两方面予以回答。
自元世祖忽必烈开始，蒙古统治者在部分吸收汉法、运用汉法的同时，仍较多保留了蒙古草原旧俗。保持蒙、汉政治和文化的二元结构及蒙古贵族的特权支配，始终是元帝国的重要国策。受此国策的影响，蒙古统治者虽然逐步减少了忽里台贵族会议在最高决策中的比重，但不愿意也不可能完全照搬汉地式的“常朝”。出于蒙古本位理念，他们很自然会把诸如“行国”“行殿”等草原习俗杂糅进“视朝”决策活动中。
元代朝廷用语一般是蒙古语。由于大部分蒙古皇帝不懂汉语，大部分汉族臣僚又不懂蒙古语，君臣间的上奏和听政，不能不受语言隔阂的较严重制约，而需要借助怯里马赤译员作中介。这种情况下，包括汉人、蒙古人、色目人诸民族成分的文武百官朝见皇帝和上奏议论政事，就显得十分困难。皇帝自然而然地会经常使用少数蒙古人和熟悉蒙古语的色目人、汉人大臣参加的御前奏闻，来代替汉地式的文武百官“常朝”。人们从世祖初参与御前奏闻的中书省宰执廉希宪、张文谦都精通蒙古语，左右司郎中贾居贞“由善国语，小大庶政，不资舌人，皆特入奏”，右丞相史天泽自称“老夫有通译其间，为诸公调达尔”等史实[45]，也能窥见一斑。这似乎是元代御前奏闻具有自身特色而异于前代百官“常朝”的另一个直接原因。
第四，御前奏闻时与会上奏大臣是立，还是跪呢？这是影响到元代乃至明清君臣关系的重要问题。《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载：“……入见，皆跪奏事，上令先生起，赐坐。”《牧庵集》卷十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云：至元十七年授时历成，负责修历的官员入奏。“方奏，太史臣皆列跪。诏独起司徒（许衡）及公（杨恭懿），曰：‘二老自安，是年少皆授学汝者’。故终奏皆坐，毕其说。亦异礼也。”[46]这两段记述十分珍贵，表明元代御前奏闻时除年老者特许就座外，一般大臣都需要下跪。这与《世界征服者史》中所收窝阔台汗即位诸王贵族向他下跪的图画，一脉相承。汉唐时期，宰相三公坐而论道，奏闻政事时皆有座位。自北宋初，宰相奏闻开始失去了座位，常被论者视作相权式微及君臣关系变化的重要征兆。元代御前奏闻时，大臣一律下跪奏闻，地位和处境比起宋代又大大下降了一步。只有许衡之类的名儒，经皇帝特许，方能得到“赐坐”的优遇。这既可说明北方民族臣下即奴婢习俗对元代君臣关系的严重浸染渗透，也可以窥见御前奏闻时皇帝为主导和臣下从属卑微的基本格局。有必要澄清的是，早期蒙古社会并无臣下向君主下跪的严格规定或习惯，1229年皇兄察合台率皇族臣僚向第二任大汗窝阔台行跪拜礼，是由契丹贵胄耶律楚材极力怂恿劝谏的。[47]或者可以说，是耶律楚材率先把汉地臣下向君主跪拜的仪制引入蒙古汗廷。而忽必烈又把这种跪拜扩展到御前奏闻中，成为臣下奏闻时必须遵守的礼节。据说，明代少数大臣应召见皇帝奏闻议论朝政时也需要跪着。清代御门听政时大臣依班列跪的制度，更为严格[48]。在这个意义上，元代御前奏闻中的大臣跪奏，似乎深深影响了明清两代朝见奏闻礼节，也影响到元朝以降君臣关系中越来越强烈的尊卑反差。
附录：
元代部分御前奏闻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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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历史研究》2002年第5期）
[1] 周良霄：《元代的皇权和相权》，载萧启庆主编《蒙元的历史与文化：蒙元史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上），台北学生书局2001年版，第363页；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08页。
[2] 杨树藩：《元代中央政治制度》，台北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第132页。
[3] 苏天爵编：《元文类》卷五十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四部丛刊初编》，第14页AB，第19页A，第20页B。
[4] 王恽著，杨亮等点校：《王恽全集汇校》卷八一《中堂事记·中》，中华书局2013年版，第3356、3358页。
[5] 宋濂等撰：《元史》卷一八四《韩元善传》，卷一〇二《刑法志一·职制上》，中华书局1976年版，第2617，4241页。邵亨贞撰：《野处集》卷三《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汪公行状》，《四库全书》珍本初集，3页a。
[6] 张帆：《元代宰相制度研究》，第108页。
[7] 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八十五《视朝奏事有常限状》，第3501页；卷七十九《元贞守成事鉴·勤政》，第3299页。
[8] 马祖常撰，李叔毅点校：《石田先生文集》卷七《建白一十五事》，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48页。
[9] 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八十一《中堂事记·中》，第3377、3386页。《元史》卷一二六《安童传》，第3081页；卷一七三《叶李传》，第4048页。
[10] 吴师道著，邱居里等校点：《吴师道集》卷十九《江西乡试策问·又拟二道》，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391页。
[11] 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八十一《中堂事记·中》，第3355—3366页。
[12] 黄淮、杨士奇编：《历代名臣奏议》卷六十七《治道》，上海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916页下栏。
[13] 张养浩著，李鸣、马振奎校点：《张养浩集》卷十一《时政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8年版，第105页。
[14] 陶宗仪撰，李梦生校点：《南村辍耕录》卷一《云都赤》，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17页。
[15] 邵亨贞撰：《野处集》卷三《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汪公行状》，3页A。
[16] 虞集撰：《道园学古录》卷十八《贺丞相墓志铭》，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第295页。
[17] 《元史》卷九十九《兵志二·宿卫》，第2524页。
[18] 《元史》卷一三八《脱脱传》，第3343页。
[19] 《元史》卷一七七《陈颢传》，第4131页。
[20] 赵孟頫著，钱伟疆点校：《赵孟頫集》附录三《大元故翰林学士承旨赵公行状》，浙江古籍出版社2012年版，第521页。
[21] 《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第2225页。
[22] 《元史》卷八十六《百官志二》，第2178页。
[23] 黄溍撰：《金华黄先生文集》卷八《上都御史台殿中司题名记》，《四部丛刊初编》，第21页b。
[24] 王士点、商企翁编次，高荣盛点校：《秘书监志》卷三《食本》，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64页。
[25] 《石田先生文集》卷八《殿中司题名记》，第175—176页。
[26] 郝时远：《元代监察制度概述》，载元史研究会编《元史论丛》第三辑，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92页。
[27] 陈高华等点校：《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一·逃亡·处断逃军等例三款》，中华书局·天津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1195—1196页。赵承禧等编撰，王晓欣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南台备要》，浙江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248、250、254—255页。
[28] 王颋点校：《庙学典礼》卷四《三教约会》，浙江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77—78页。《元典章》卷四十九《刑部十一·诸盗一·处断盗贼新例》，第1634—1636页；卷五十三《刑部十三·问事·僧俗相争》，第1759—1761页。
[29] 《元典章》卷六《台纲二·照刷·行省令史稽迟监察就断》，第182页；卷五十三《刑部十五·称冤·称冤问虚断例好生断者》，第1770—1771页；卷四十六《刑部八·取受·台察官吏犯赃不叙》，第1556—1558页。赵承禧等编撰，王晓欣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南台备要》，第188、198、205页。
[30] 《秘书监志》卷二《禄秩》，第41页。《元典章》卷八《吏部二·承荫·禁治骤升品级》，第260—263页。赵承禧等编撰，王晓欣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南台备要》，第207、220、223、246页。
[31] 《秘书监志》卷三《廨宇》，第53—54页。《庙学典礼》卷二《左丞叶李奏立太学设提举司及路教迁转格例儒户免差》，第28—31页。《元典章》卷三十六《兵部三·给驿·经过州县交换铺马》，第1275—1276页；卷五十七《刑部十九·禁聚众·禁聚众赛社集场》，第1932—1933页。
[32] 《元典章》卷三十四《兵部一·逃亡·处断逃军等例三款》，第1193—1194页。
[33] 赵承禧等编撰，王晓欣点校：《宪台通纪（外三种）》《南台备要·行台移江州》，第164页。
[34] 许有壬撰，傅瑛等校点：《许有壬集》卷三十五《文过集序》，中州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33页。
[35] 邵亨贞撰：《野处集》卷三《元故嘉议大夫邵武路总管汪公行状》，3页A。
[36] 《曲阜颜庙请封奏疏碑（1334年）》，蔡美彪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214页。《元史》卷一一四《后妃传一》，第2878页。
[37] 《大都崇国寺劄付碑（1363年）》，《大都崇国寺劄付碑（1366年）》，蔡美彪编著：《元代白话碑集录》（修订版），第249、255页。
[38] 《庙学典礼》卷二《左丞叶李奏立太学设提举司及路教迁转格例儒户免差》，第29页。
[39] 《元史》卷八十八《百官志四》，第2225页。
[40] 《元史》卷三《宪宗纪》，第54页。
[41] 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八十一《中堂事记·中》，第3375页；卷六十七《翰林遗稿》，第2867页。
[42] 黄溍：《金华黄先生文集》卷三七《都功德使司都事华君墓志铭》，《四部丛刊初编》，第18页B。
[43] 姚燧撰，查洪德编校：《姚燧集》卷十五《董文忠神道碑》，人民文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2页。
[44] 虞集：《道园学古录》卷十《题朵来学士所藏御书后》，第194页。
[45] 《元文类》卷六十一《参知政事贾公神道碑》，第1页B。王恽：《王恽全集汇校》卷四十八《开府仪同三司中书右丞相忠武史公家传》，第2280页。
[46] 苏天爵撰，姚景安点校：《元朝名臣事略》卷八《左丞许文正公》，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177页。姚燧：《姚燧集》卷十八《领太史院事杨公神道碑》，第279—280页。
[47] 《元文类》卷五十七《中书令耶律公神道碑》，第12页AB。《元史》卷一四六《耶律楚材传》，第3457页。
[48] 《明神宗实录》卷二一九，万历十八年正月甲辰，“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1966年版，第4097页。徐艺圃：《试论康熙御门听政》，《故宫博物院院刊》1983年第1期，第3—1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