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本书的研究始于对苏轼题诗的考察。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 年）三月，苏轼离任杭州太守，在与继任者林子中的燕集上写了下面这首《西江月·杭州交代林子中席上作》：
昨夜扁舟京口，今朝马首长安。旧官何物与新官，只有湖山公案。
此景百年几变，个中下语千难。使君才气卷波澜，与把新诗判断。[1]
在这首词的语境中，所谓“湖山公案”系指苏轼在杭州山水间的题诗，有着对书法与山水审美的关系、书法观念和书写情景的多重指涉。本书借以指代苏轼的书法活动。
苏轼一生有大量题诗、题词和题字，有拓本留存或有文献可考的超过五百种。[2]这些作品在媒介上通常以刻石或诗板（将诗板摹刻上石在当时颇为常见）形式存在。明代叶盛有言：
（惟）东坡居士书，崖镌野刻，几遍天下。予尝戏谓，东坡平生必以石工自随。不然，何长篇大章，一行数字，随处随有，独异于诸公也？[3]
“崖镌野刻，几遍天下”是苏轼书法呈现的空间图景。苏轼“身行万里半天下”，游踪及于“禹迹之外”，广阔的空间感知与超迈的精神境界是其题刻活动的显著特征。本书将苏轼书法置于文化地理学视域下加以研究。通过对苏轼作品所处的自然空间、社会空间和文化空间的考察，探究其书写动机、内容选择、情感状态和交往方式，进而研究其在空间中的价值意涵与建构方式。
自宋代以来，苏轼研究已是专门的学问，到清代更有“苏海”之说。至于宋代美术研究，亦是当今显学。关于苏轼书法的研究业已进入这一庞大学术谱系中。关于苏轼题壁书，清代王文诰的《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以下简称《集成》）代表了清代诗学注重文献考据的诠释特色，于苏诗本事考订既详，对相关石刻和书帖的流传裒辑亦夥，并揭示了苏诗与前代诗歌之间的互文性。在有关苏轼的史事搜集与编次方面，孔凡礼先生所撰《苏轼年谱》《三苏年谱》乃本书指南。除了涉及个别书法作品系年的地方，笔者另参考了《集成》及刘正成、刘奇晋先生所编《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中的作品考释外，本书所涉史事系年，均以孔撰二谱为据。自古以来，书家要么是诗文大家，要么是积学大儒，其论书谈艺文字，往往不过是其作文论学之余事，但广阔的诗文世界，恰恰是书法文脉之所系，尤其是像苏轼这样的书家，更是“学问文章之气，郁郁芊芊，发于笔墨之间”。四川大学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主编的《苏轼全集校注》作为最新校注成果，是本书所引用苏轼诗文的文本依据。除了上述三种著作，四川大学中文系20世纪80年代所编《苏轼资料汇编》，所裒辑的资料，其中包含了大量涉及苏轼书法作品、书法交往和书法品评的内容，亦为笔者提供了索骥之便。此外，曾枣庄与金成礼笺注的苏洵《嘉祐集笺注》与马德福校点的苏辙《栾城集》，亦是重要基础文献。
在当代著作中，苏轼研究专家曾枣庄主撰的《苏轼研究史》提供了宋代以来国内的苏轼研究，以及海外苏轼研究的全景式概观；其大著《宋文通论》对宋代诸种文体的研究，对于认识苏轼不同文体的书法作品（如辞赋、诏令、箴、铭、颂、赞、尺牍、墓志铭等）的应用情景、文化意义及社会功能等则有直接帮助。至于曾先生的《苏轼评传》，在苏轼的传记作品中，与林语堂的《苏东坡传》及王水照、朱刚的《苏轼评传》鼎足而三，对苏轼的生平、艺术与思想世界有深入探讨。曾枣庄先生之外的另一位苏轼研究专家王水照的《苏轼研究》一书，对苏轼文化性格、政治态度及苏氏谱牒等方面的研究，亦有助于理解北宋文化网络中的苏轼书法。
苏轼书法研究是苏学的一个分支。关于苏轼书法的历史地位，曹宝麟在《中国书法史·宋代卷》中已提出北宋书法复兴观点，称“苏轼、黄庭坚的实践努力，标志着宋代书法的复兴”。[4]同时，此书亦就苏轼在北宋“尚意”书风中的砥柱作用，及苏轼的“尚意”书法理论，进行了较多论述。在宋代书法复兴的历史情境下，对魏晋以来书法家学及书门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参照系，刘涛的《中国书法史·魏晋南北朝卷》对魏晋书门及其传承谱系有系统论述。除了断代史专著，曹宝麟《抱瓮集》中《米芾与苏黄蔡三家交游考略》《沈辽 〈秋杪〉、〈颜采〉 二帖考》诸篇，丛文俊的《〈东坡题跋〉“记与蔡君谟论书”证伪》，华人德的《〈淳化阁帖〉 祖本为刻于枣木版辨》等论文，与本书涉及的北宋书法问题有密切关系。
在图像文献方面，刘正成、刘奇晋所编的《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宋拓西楼苏帖》、清代《三希堂法帖》，明代陈继儒所刻《晚香堂苏帖》，北京图书馆金石组编著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以下简称《汇编》）等是本书所使用苏轼作品图片的主要来源。尤其是《中国书法全集·苏轼卷》中的作品考释，对苏轼作品流传、系年及收受人（尺牍）等问题有较多考证，其中如《宝月帖》等作品的考释还订正了其他研究者的一些疏误。至于《汇编》，则是笔者获得仅存的苏轼题名、题字类石刻图片资料的重要来源。高居翰（James Cahill）在谈到中国美术史研究时曾强调，美术史研究首先是对图像的研究，这一告诫对于书法史研究是重要提醒。尽管笔者获得书法图像资料的渠道十分有限，但对书法图像进行历史说明，则仍是本书努力的方向。除了上述图版资料，水赉佑出版于2017年的《苏轼书法史料集》，集成式地搜集了与苏轼作品有关的文献，亦有参考价值。
本书的研究，试图将苏轼书法置于书法史与社会史、政治史和思想史的交会点上予以考察。关于苏轼书法历史坐标的确认，以及具体研究方法，本书参考了内藤湖南、包弼德（Peter K.Bol）、余英时、陶晋生、刘子健、贾志杨、谭凯（Nicolas Tackett）、Amy McNair 等先生的著作。内藤湖南提出的“宋代近世说”见于《中国史通论》，作为一个历史研究的范式，该学说影响深远，为包弼德所采用。在《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一书中，包弼德将北宋视为一个斯文复兴的时代，并认为百家争鸣是北宋思想文化的特征。对苏轼思想的讨论，包弼德提出了“（文化）价值观能够脱离表示它们的文化形式而被设想”的观点，对笔者启发尤大。在口语表达中，书法往往与工具性的书写（“写字”）相等同，而作为艺术，则需考虑它内在的思想文脉。在北宋，苏轼等人的书法活动，是整体的斯文复兴的一部分，从而亦具有了颇强的思想性，这在书法史上并不多见。
在《士与中国文化》中，余英时先生对“道”与“势”的关系，以及士人的历史沉浮的研究，启发了本书对苏轼的文化信念与言论空间的思考。书法是“言”的物质形式，因而其命运亦受制于士人“言”之权力的沉浮，苏轼书法尤其是题刻作品在其生前身后的命运，充分体现了这一点。余先生的另一部著作《朱熹的历史世界》讨论了11世纪思想世界的特殊性。本书的研究，对北宋这一时期限定的强调，与此有关。
关于北宋社会史与科举史方面，陶晋生先生的《北宋士族：家族·婚姻·生活》、刘子建先生的《中国转向内在——两宋之际的文化内向》、谭凯（Nicolas Tackett）的《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贾志扬先生的《宋代科举》，以及其他历史学者对宋代政治、文化的历史方位，宋代士人社会生活状况、心态的研究，启发了笔者去分析与北宋书法相关的若干政治、社会和文化因素。
此外，Amy McNair的博士学位论文The Upright Brush: Yan Zhenqing's Calligraphy and Song Literati Politics（《颜真卿书法与宋代的文人政治》）提出了颜真卿书法史地位系宋代士人所建构的观点，[5]与本书关于苏轼书法价值的讨论有直接联系。书法风格选择的政治性是重要的书法史现象，在唐代、北宋、南宋、元代、明代早期、晚明、清代均有不同程度的表现。Amy McNair的研究对宋人推崇颜真卿书法的政治动因的分析，提供了考察书法风格演变问题的新视角。
本书在书法地理和社会网络的意义上使用空间概念，旨在对书法活动发生的场所进行划分，这种划分尽管不可避免地因书法作品的物质性而充分考虑物理维度，但仍试图尽可能关照与书法有关的社会空间、文化空间和感知空间。近年来，“空间转向”已经是人文学术领域的一种理论思潮。国内学界在文学、都市文化、地理学及文艺学基础理论方面对空间理论已经有广泛的实践。
当然，书法界对于“空间”并不陌生。空间概念在书法理论中的运用体现于形式分析方法：书法的每个点画都占据了一定的空间，字内和字外的空白（内白、外白）也有一定的数量关系，而章法则是最大的空间分析单位，等等。基于此，在一些艺术学理论著作的门类划分中，径直将书法归入“空间艺术”。[6]但平面空间中的形式构成并非书法空间意义的全部——空间批判理论已为我们打开空间认知的新维度。
空间批判理论肇始于20世纪60年代。米歇尔·福柯将20世纪称为“空间的纪元”。[7]将空间作为“权力配置”的形式，福柯考察了西方历史上不同类型的空间实践。他的一系列著作寓言式地讨论了空间，如《规训与惩罚》中有关“纪律的技术与空间”的研究，《临床医学的诞生》对“工作场所”空间的研究；《权力的眼睛》中对边沁“圆形监狱”建筑形式的研究则更为具象。[8]但福柯并没有提出一般性的空间理论，对空间批判理论的建构要归功于几位马克思主义思想家。1974年，亨利·列斐弗尔出版《空间的生产》一书，书中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空间不是先验范畴，不是一个容器，而是一种社会产物，一个生产力概念——空间是被“生产”出来的。[9]随后，戴维·哈维、爱德华·W．苏贾等人相继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地理学维度，将资本主义的社会空间视为无产阶级进行解放政治实践的场所（哈维）;[10]认为传统空间观念受时间维度的历史决定论羁绊，进而建构批判的历史—地理唯物主义（苏贾）。[11]90年代以来，空间批判理论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全面渗透。英国学者Barney Warf和Santa Arias所编的《空间转向》一书收入的十二篇论文，关涉的领域有英语国家和西班牙语国家的人文地理学、人类学、社会理论、宗教学、政治学和文化研究等。[12]
在学理上将书法研究与空间批判理论对接，我们可以获得一个基本认识，即书法空间不是静态的容器，而是社会实践的对象和产物。如此一来，书法空间也就意味着点画造型、字形结构、章法之外的诸多事物。作为空间批判理论关键概念的“空间生产”指向了不同类型空间中的权力关系，与地理环境、日常生活，与阶级、阶层、社会生产关系及各种“权力”概念产生关联。由此，对书体、书法风格的研究，也就可以基于对不同历史时期“空间生产”方式的考察，建立新的分析结构。比如，从先秦祭祀空间到秦汉书法的应用空间、魏晋以后士大夫的交往空间到现代书法展示空间的演变，可以理解为一种历史化的空间建构过程。再比如，从贞巫群体到书吏群体、文人士大夫到现代职业书法家的主体嬗变，意味着空间生产主体（书家）身份的历史变迁等。
按列斐弗尔的分类，空间可分为物理—自然空间、精神空间和社会空间，[13]在书法史研究中，对社会空间的考察带来了新的学术增长点。20世纪70年代，西方马克思主义社会艺术史学派（即所谓“新艺术史”）兴起， T.J．克拉克、巴克森德尔、阿尔珀斯等人的著作对海外中国绘画史学界产生了重要影响。阿尔珀斯写道：“在过去的几十年中，风格问题和意义问题——艺术史学家一直以这种传统的间域来划分领域——已经向着情景问题的方向撤退或倾斜了。”[14]80年代，高居翰提出了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中考量绘画外部因素的方法论。他把绘画问题分成三个部分：绘画本身，即绘画的物质存在，风格与题材；绘画最广义的“意义”（meaning），通常涉及绘画本身以外的东西；绘画的功能，即绘画是怎么创作，在什么情景下制作，以及它在当时社会情境中所起的作用。他还提出了“风格即观念”假说，认为画家对风格的选择意味着对某种特殊价值的选择。由此，风格也就获得了超出绘画界限的含义，绘画史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与思想史、社会史和政治史汇合，各种画风因之具有了各种思想观念内涵。[15]
高居翰继承了德奥艺术史研究的悠久传统，在中国绘画史研究中强调以风格为中心，长于形式分析和作品描述。“风格即观念”假说作为方法论，在形式与风格之外，发展出了一种跨学科的研究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尽管西方艺术史家不长于书法形式（如点画、结构、笔墨等）分析，但在艺术社会史范式下，通过对与书法有关的社会空间的研究，如高居翰的《画家生涯》、柯律格的《雅债》等著作，均对书法作品作了有效阐释。方法论上的这种兼容性是顺理成章的：古代文人艺术家通常兼擅书法与绘画，二者具有一致的社会交往功能。换言之，运用艺术社会史方法，完全可以用考察绘画社会因素的方法来考察书法的社会因素。
受惠于中国美术史学在西方兴起，中国书法史也成了国际性学科。海外学者率先在书法史研究中使用了艺术社会史方法。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一批在美国出版的博士学位论文，如Christian F.Murck对祝允明与苏州地域书法群体的研究，Amy McNair对宋代文人书法价值建构的研究，Celia Carrington Riely对董其昌艺术与政治交互影响的研究，白谦慎对傅山与17世纪中国书法变迁的研究，均突破了基于历史文献学的考证研究及作品风格研究，而将社会空间及其他书法外部因素作为研究主题。其中，白谦慎的研究聚焦于“应酬”问题，在中文学界具有开创性。[16]2000年以后，上述研究旨趣向中国大陆传导，黄朋（2002）、朴相泳（2005）、叶梅（2006）、万木春（2006）、胡志平（2007）、李林琳（2009）、蔡清德（2008）等人的博士学位论文均体现出对书法外部因素的关注，诸如书法与地方社会、书法家与艺术赞助人、书法鉴藏活动、书法市场与作品流通等议题，陆续成为重要课题。
不容忽视的是，国内近年发表的一系列“书法地理学”论文，也体现了新的理论视角。曹诗图（1999）对书法风格地域性的研究，冯健（1999）对古代书法史上“书法文化区”的研究，胡惠平（2003）对魏晋南北朝时期书法多元区域风格及传播模式的研究，张捷（2003）对书法景观的概念、特征及类型的研究，已开始将“书法地理学”作为一个理论范式进行探讨。只不过，就学术方法而言，这些研究仍属于传统历史地理学的范围，学术脉络主要承接德奥文化传播学派学者格雷布内尔、施密特等人提出的“一次发生论” “文化圈理论”，以及法国学者丹纳的艺术地理环境论。另一个自然的接口则是，古典书学文献中诸如南宋赵孟坚，清代钱泳、阮元等人的地域书风差异说。
在中国的历史地理学传统中，书法碑刻自古就是重要的考察对象。按陈桥驿先生统计，郦道元《水经注》采用的碑碣石刻达352种。[17]此后，经过宋人的开拓，至清代，金石碑刻著录已蔚为大观。作为清代碑学的延续，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当代碑学研究致力于碑文考证、书体风格、地域特征及书刻的情景还原等方面，已经有了大量新成果。这些成果，也体现于对宋代石刻及苏轼有关的题刻的研究中。艾朗诺（Ronald Egan）《对“古迹”的再思考——欧阳修论石刻》一文，与苏轼书法的传统视野有直接关系。王星和王兆鹏先生合作的《苏轼题名、题字及文类石刻作品数量统计与分析》《苏轼诗词类作品石刻的数量统计与分析》《〈醉翁亭记〉 的石刻传播效应》等，不仅提供了苏轼石刻的重要数据，同时亦对石刻的传播进行了充分研究。其他一些关于苏轼行踪与个别题刻作品的考证，如刘晓生的《苏轼岭南行迹考补》、王兆鹏的《山谷行书和东坡草书 〈赤壁怀古〉 词石刻的真伪及文献价值》、钮因莉和张珏的《关于苏轼大麦岭题名刻石真实性的商榷》、郭天祥的《苏氏父子北入秦中路线与苏轼 〈书崇寿院壁〉 诗》、苏文珠的《定州任上的苏轼手迹石刻》、刘昭瑞的《宋代石刻著录书与所著录石刻的价值》等论文，均有助于校正地理学意义上的作品地标。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当前的书法史研究仍有待对艺术社会史思路予以充分考虑，使基于碑学的书法空间研究走向深化。一通碑刻的形制、书法风格等固然是书法史研究的基本考察单位，但还可将其置于一定的空间形式中，思考其意义生成（比如作为某种价值表征）。
在对苏轼书法空间的分析方面，巴什拉的《空间的诗学》启发了本书对书法空间的结构分析思路。而经由宇文所安的《迷楼》、杨晓山的《私人领域的变形：唐宋诗歌中的园林与玩好》等著作，对中国古典诗学中空间问题的研究得以展开，促使笔者去探求苏轼诗文中空间主题与书法作品（书写内容与笔墨形式）之间的互文性。另外，巫鸿先生在中国艺术史研究中旗帜鲜明地使用了空间范式，《黄泉下的美术：宏观中国古代墓葬》《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中的“纪念碑性”》《重屏》等著作，将包括墓葬在内的纪念性建筑作为物质性的艺术空间来研究，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诸多参照。笔者也关注了巫鸿先生使用的“纪念碑性”概念在国内学界引起的回应和质疑。尽管石刻书法天然地具有纪念碑性，但在宋代士人的诗文与书法实践中，更多的是作为传播媒介使用，而非纪念碑。
书法空间兼具文学空间和美术空间的诸多属性，对书法空间的研究是一个颇有前景的领域。在书法界，对空间的研究在章法问题上有集中讨论，邱振中先生的《笔法与章法》、胡抗美先生的《中国书法章法研究》、白砥先生的《书法空间论》都从书法章法研究的角度，对书法空间问题进行了研究。尽管本书对书法空间的主要关注点并非章法空间，但对章法空间及其媒介形式的认识仍是一个出发点。
关于苏轼书法研究的博士学位论文，王柏华（Bor-hua Wang）1997 年完成于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学位论文Su Shi's Art of Writing and His Han-shih t'ieh （《苏轼的书法与 〈寒食帖〉》）是笔者所见的较早的一篇。该文重点讨论了苏轼书风的由来，指出了苏轼书风与钟繇、王羲之、李邕、徐浩、颜真卿、柳公权诸家以及北宋时风的关系；对苏轼的传世名作《寒食帖》则进行了重点研究，将其断为元祐年间（1086—1093年）所书。李放的《苏轼书法思想研究》着力于对苏轼书法思想的框架式把握和梳理，对苏轼的“尚意”思想、创新意识等关键问题均进行了较多的讨论。王义军的《苏轼的书法和他的时代》将苏轼置于中国书法史盛衰转折的节点上加以研究，文中对苏轼所处书写环境，以及苏轼的书法实践与书法观念，尤其是对“尚意”这一在内涵上几成定见的概念予以辨析。
其他的博士学位论文也使笔者受益良多。蔡显良的《宋代论书诗研究》对宋代论书诗中书学思想的研究，由兴波的《诗法与书法》对“自然”“天工”“韵”“拙”等审美范畴的研究，李慧斌的《宋代制度层面的书法史研究》对宋代书学制度的研究，孟宪浦的《苏轼诗学思想的生存论阐释》对苏轼诗学中“道”“意”“物”“言”等核心范畴的研究，等等，在此不能尽举。
本书试图通过文献材料还原苏轼的书写情景，在可靠刻石材料相对匮乏的情况下，通过史事钩沉再现苏轼的题刻活动是现实选择。在文献积累方面，笔者主要是通过文本细读来搜寻书法信息，尤其对清人注疏予以充分重视。在乾嘉考据之学的影响下，清代中期以来的诗学对诗词本事考订翔实，对诗词语汇、句法与前代诗词的互文关系亦有较多诠释，清代注家如查慎行、王文诰等人的苏诗注充分体现了这一特色，而这其中就包含了许多有价值的书法史材料。
本书尝试引入空间分析范式来组织苏轼书法的历史叙事，以书法地理学的视角来划分苏轼的书法空间，进而探讨苏轼书法在不同空间中的意义。至于对特定空间中个别书法问题的讨论，本书借鉴了空间诗学、艺术社会史和图像学的研究方法。比如，本书对苏轼“心斋”及书斋艺术的探讨，即是沿着古典空间诗学的研究思路，揭示苏轼书法的空间诗学主题；对苏轼个人建物的书法意义的探讨，是以图像学的分析方法确定与苏轼书法有关的视觉主题；而对苏轼书法石刻媒介的研究，则是将苏轼作品置于政治—社会—文化的上下文中加以考察。尽管本书对这些方法的运用是常识性的，并非将某一方法在全文中一以贯之，但笔者认为，如果不将书法作品视为超越时空限制的审美对象，亦不仅仅着眼于讨论二维空间中的、由历代文人自我诠释的书法风格问题与价值问题，那么，当今艺术史研究领域的多元研究方法，均有益于书法知识的增长。
就书法史的空间叙事而言，本书是一个尝试。在文学史和美术史领域，已经有大量的空间研究成果。本书的研究，试图探索书法空间研究的诸要素，以及这些要素之间的互动关系，从而进入一个富于人文活力的书法世界。本书是关于苏轼书法的个案研究，以苏轼书法活动为主要研究对象。第一章探讨的是书法空间传统在宋代的变迁，以及这一变迁所呈现的苏轼书法传统视野，进而将苏轼书法置于北宋政治、社会和文化的历史交会点上加以分析，指出苏轼书法的历史方位和文化方位。第二章考察的是苏轼一生宦游所呈现的空间图景，探讨作为地志记录的苏轼书法是如何参与构成这一图景，以及将地表空间人文化的方式。第三章以图像学的视角，研究苏轼的个人建物所蕴含的书法视觉主题与交往主题，并重点讨论了苏轼的燕集书法，以及苏轼的唱和活动与其书法文本之间的时空同构关系。第四章立足于书斋空间的考察，揭示苏轼书法的空间诗学。第五章讨论的是流寓空间中的苏轼书法，指出了苏轼书法活动对谪居地人文世界的影响。第六章是对苏轼书法价值支点的尝试性研究，主要围绕苏轼关于书法作品“不朽”的言论，探讨其在书法活动中所持有的人文信念。
概言之，本书是对苏轼书法的历史方位、苏轼书法的感知空间、苏轼书法的人文主题，以及苏轼书法的价值观念的研究，并借由这些方面考察书法的历史文脉——书法文脉的接续与转化是一个当代性问题。
[2]按水赉佑《苏轼书法史料集》所辑录苏轼作品统计，苏轼的碑刻类作品为443种，另有见于著录的题名、题字类作品56种以及历代著录中存有文字内容的作品156种。上海书画出版社2017年版。
[3]（明）叶盛：《水东日记》卷四，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041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4]曹宝麟：《中国书法史·宋辽金卷》，江苏教育出版社2009年版，第5页。
[6]如黄宗贤主编的《从原理到形态——普通艺术学》即是如此。湖南美术出版社2004年版。
[8][美] 戈温德林·莱特、保罗·雷比诺：《权力的空间化》，包亚明主编《后现代性与地理学的政治》，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29页。
[10][美] 戴维·哈维：《马克思的空间转移理论—— 〈共产党宣言〉 的地理学》，郇建立编译，《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5年第4期。
[11][美] 爱德华·W．苏贾：《后现代地理学——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王文斌译，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115页。
[15][美] 高居翰：《明清绘画中作为思想观念的风格》，范景中、高昕丹编选《风格与观念：高居翰中国绘画史文集》，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