档案与少数民族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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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编 民族档案价值研究

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资源建设:民族性与现代化[1]

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 陈海玉 陈雨 王聪

摘要:在本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研究热情高涨的今天,大量的民族科技文献遗产不断被发掘整理开发。如何在科技文献遗产资源建设中既忠实于文化的民族性,又促进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资源的现代化建设,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当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本文就以上的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关键词:文献遗产 科技文献 资源建设

Abstract:In the local culture and national culture study enthusiasm today,a large number of 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heritage is constantly unearthing development.How in the scientific literature heritage resource construction,both faithful to the culture of the Nationality and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national scientific literature heritage resources,making it an integral part of modern culture,is the current problem to be solved.In this paper,the above issues in depth.

Key words:Documentary Heritage;Scientific Literature;Resource Construction

近年来,学术界在研究本土文化和本民族文化方面热情高涨,民族文化遗产的收集、整理、保护和开发受到了广泛关注。在此背景下,随着田野调查的深入,大量的民族科技文献遗产不断被发掘整理研究,其内在价值在社会发展中逐渐凸显。

目前的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研究,涉及西夏科技、纳西族东巴经中的科技、水书中的科技、纳日人的原始医药和哈萨克古代医学、门巴族珞巴族的传统科技、西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史、农学、数学、化学和生物学、天文历法学、地学航运与生物学等领域,成果丰硕。例如,李迪教授从1987年起开展的多年研究里,出版了《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研究》《中国少数民族科技史丛书》《蒙古族科技史论文集》等,内容涉及诸多学者整理研究的天文历法、建筑、纺织、农业、医学、地学、水利航运、化学化工、数学、机械与物理、金属等方面的成果。其他学者也相继整理出版了民族科技论著:《彝族星占学》(卢央著,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中国蒙古族科学技术史简编》(李汶忠编著,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彝族医药史》(李耕冬、贺廷超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北流型铜鼓探秘》(姚舜安、万辅彬、蒋廷瑜编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藏族历代名医略传》(藏文、强巴赤列撰,民族出版社1990年版);《天文原理》(蒙文,斯登等校注,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年版);《中国古代铜鼓科学研究》(万辅彬等著,广西民族出版社1992年版);《西藏传统医学概述》(蔡景峰编著,中国藏学出版社1992年版);《云南民族建筑研究》(斯心直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朦胧的理性之光——西南少数民族科学技术研究》(廖伯琴著,云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康熙几暇格物编译注》(李迪译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版);《古今彝历考》(罗家修著,四川民族出版社1993年版);《回回天文学史研究》(陈久金著,广西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蒙医药史概略》(蒙文,金巴图、哈斯格日勒著,内蒙古科学技术出版社1996年版)等。1996年,在中国科学院大力支持下,自然科学史所和传统工艺研究会启动了《中国传统工艺全集》的编撰工作,目的是在传统工艺立法保护之前,先把已知的优秀传统工艺和研究成果用文字和图片的形式记录下来,为今后的抢救保护提供科学依据。该书包括器械制作、陶瓷、雕塑、织染、金工、漆艺、造纸、印刷、酿造、中药炮制等,大体覆盖了传统工艺的主要类别。

总之,多年来整理翻译出版的少数民族科技文献,极大丰富了少数民族科技研究资料的来源,为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的弘扬和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提供了珍贵的文史资料。同时,现有成果也将推进少数民族科技文化的学术研究和实践运用。

我国少数民族科技文化遗产的特点是富于民族性和文献性。任何一种文化都具有鲜明的民族性,它体现在特定的民族文化类型中,无论是文化的基础部分还是文化的观念形态部分,都凝结着民族的文化心理,表现着民族特有的精神气质。我国少数民族科技文化为某一民族独有,具有该民族的深刻烙印,体现了该民族独特的思维方式、智慧、世界观、价值观、审美意识、情感表达等因素,其中包括民族的饮食、生产方式、语言、风俗、思维方式、宗教观、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审美趣味、生活方式、民族认同等,这些要素是长期形成并表现在日常生活和行为的方方面面,稳定性很强。

少数民族科技文化既保留有传统的古代先民的科技,又有独具特色的独创性科技,更保留了无形的非物质的科技遗产如古代工艺、技巧、技艺等,也保留了有形科技遗产如古代农具、纺织机具、冶炼锻造机具、水利设施乃至各种制成品等。这些科技成就既具有其中华文化共性的一面,更有其作为民族性的一面。少数民族科技文化是一个多方交错的文化,它与历史、民俗、宗教、哲学、政治、经济等学科有着密切关系。因此,我们应该从科技的角度去认识少数民族的知识体系。从这一点来说,我们通过少数民族科技文献资源的建设,不仅有助于恢复民族传统文化的历史面貌,填补其缺失的环节,还能担负起保护民族文化的任务。当过去的这一切都成为历史,而历史又积淀了文化变成文献,我们就能凭借文献而唤起对本民族历史的记忆。也正因为如此,通过对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资源的建设工作,实现民族文化遗产的保护、利用和研究,并以此丰富中华科技史,是十分必要且富于意义的。

少数民族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的任务,就是要利用已有学术成果,努力提高民族科技文献资源建设的层次,不断夯实理论建设。在资料建构上,视野要宽,基础工作要实,要尽可能地呈现少数民族科技发展的历程及面貌。其中的主要工作,一是收集整理书面文献中保存的民族科技资料,其类型包括:①各少数民族文字及少数民族古文字记载的科技文献典籍;②用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内容的古代文献典籍,如史志、地方志、博物志;③用少数民族文字和汉文记载的有关少数民族科技的碑刻铭文。二是进行田野调查,收集少数民族科技口碑文献。这些口碑科技文献内容十分丰富,其在文学体裁上的类别包括神话、传说、民间故事、寓言、歌谣、叙事诗等,在内容上基本涉及了物种起源、天文历法、山形地理、农业渔业、采集狩猎、饮食种类、房屋建筑、服装服饰、雕刻纺织、传统医药、星象气象、数目计算等科技知识。三是深入文物馆、博物馆、文化馆,全面掌握并整理少数民族科技文物资料。四是整理科技遗迹资料。各民族在历史上都曾留存下土木工程或遗址,如水利工程、建筑、水井、手工作坊、道路及桥梁遗址、冶炼遗迹、街道、采矿遗迹、交通设施等,应对其进行详尽的文字和图像记录。五是传统工艺资料的收集整理。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传统工艺,如金属冶炼、食品制造、纺织印染、木器、竹器、漆器、铜器加工等,历史悠久,各具特色。六是对科技人物事迹的收集整理。少数民族在历史上出现过许多科技人物,他们的事迹既可通过文献史料记载进行收集整理,同时还要进行社会调查,调查科技人物的遗物、遗著、家族谱录、工作生活场所及民间口头资料。

当然,以上的工作还不够。当前的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资源建设,在夯实资料宽度的同时要加强高度的建设,即要突破原有资料构建的格局,努力从纷繁复杂的资料中厘清各民族科技文化的生存土壤、文化形态、演变轨迹及发展规律,总结出属于该民族科技文化中所谓的“民族特质”,以及有别于其他民族的科技理论,能够呈现出民族科技文化遗产的形态、民族科技文明的历史构架、民族科技文献的体系、民族科技理论和现代化转型的生长点,在促进社会科技发展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不只是简单的史料、资讯堆砌。首先,在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收集整理上,要确定收集的对象、范围和资料来源及描述方法,重点整理和研究被文字记录的文献史料,特别对各少数民族科技史上那些有代表性的要籍进行梳理,编制目录。同时列出与此相关的其他文献要目,补充散存于史学、文学、经济学、农学、哲学、宗教等相关文献中的史料,描述和分析这些文献史料的形成方式、文献化过程、解释价值和传承功能。其次,还要进一步明确少数民族科技文献资料整理研究的原则、分类方法、描述资料的逻辑,并从资料中提取有助于社会各领域科技、经济发展的内容进行专题性编纂,根据社会发展需要不断优化资源开发的形式。最后,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的资源建设还要注重进行跨越历史朝代的纵向归纳、描述和初步分析,通过文献资源的构建呈现一个连续而清晰的民族科技发展脉络。同时,通过文献资料的横向分析与描述揭示同一时期不同民族科技文化在交融中发展的共性与个性。

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全球化的到来,加剧了各民族文化认同的危机感,导致了各民族对本民族文化价值的重新审视、判断与定向。无论是从理论探讨还是实践运行的情况看,如何对待民族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尤其是如何对待民族传统科技与现代化,都是民族发展不可回避的问题。在摒弃和同行的选择上,庞朴先生给我们作出了回答,他认为:“发展不仅是决裂,还是连续。”“传统与现代化是统一的,传统给现代化准备了基地,现代化的速度与高度,无不这样或那样地依赖于传统的成就。从这个角度来看,又可以说传统是现代化的助力,是财富。”[2]促进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资源的现代化建设,使之成为现代文化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是其保持生命力与活力的根本,也是当下民族文化遗产工作的必经之路。

目前发掘整理出的大量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为世人展示了所蕴藏的珍贵资源及其价值。经过整理研究,许多民族传统科技资源,如物质资源、科技文化资源、民族传统技术工艺,包括医药卫生、饮食、服装、建筑、生活用品、交通工具及生活方式等,都能够进行推广利用。

为民族科技产品的研发提供原始依据。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记录各民族千百年的科技工艺,其资源丰富、品种繁多、经验独特,诸如医药炮制、建筑、制陶、制革、酿酒、织染、金工、造纸、印刷等,为目前民族科技产品的研发提供了大量的经验成果和可靠的研发依据。

民族传统科技工艺是历史时代的产物,由于少数民族地区复杂的地理环境和相对闭塞的交通状况,加之少数民族十分尊重本民族传统习俗的共同心理特征,致使许多特殊的民族工艺被保留下来,没有因外来文明的冲击而全部消失。这是一份难得的“活化石”遗产。因此,应加强传统工艺的科技开发研究,使之适应社会发展的潮流。民间传统工艺与现代文明间的反差,有可能使之成为科技发展历程中的鲜活资料。以彝族、白族为例。彝族有的用药经验与中医的用药经验相同或相似,有的则是彝族的特殊用药经验。如四川凉山彝医用“不史”(天麻)泡酒内服治中风偏瘫,与中医用天麻的经验相同。《献药经》中记载用“俄里节”(野猪胆)治疗哮喘(顺气理肺、化痰消喘),则未见于汉族医药书籍,是彝医独特的传统用法;《彝医植物药》中记载用“木库”(滇木姜子)治胃炎、胃溃疡等引起的上腹部疼痛,也是彝医独特经验方等。因此,在选取彝药的研究对象时,有关专家选取了彝医独特的经验用药,充分体现出彝药的优越性,以此为研发新药的依据,使之具有广阔的市场开发前景和经济发展潜力。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近代彝族名医曲焕章创制的“百宝丹”,是医药界公认治疗创伤和消炎止血的良药,现已发展成享有国际声誉的“云南白药”。白族在建筑、雕刻、装饰方面的工艺超群,其住宅、佛塔等建筑技艺精湛、巧夺天工,在造型、结构、布局、装饰、工艺上具有浓烈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点,成为国内外游客关注的景点。大理剑川木器厂制造的木雕家具和木雕工艺品远销日本、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新加坡、泰国、刚果共和国、马里、比利时、德国、法国、美国、加拿大等国。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民族科技文献遗产作为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之一,其特殊性表现在它不仅是我国优秀的文化资源,而且是我国具有潜力的经济资源。无论从民族科技文献遗产,还是从口碑文献中,都可能发现许多行之有效的技艺,把它们开发出来,投入市场,不仅保护了民族遗产,还可以为社会创造出可观的经济效益。

民族地区的许多传统科技文化,从生产到产品风格都保留了原始古朴、自然拙真的特色,对这些科学技术的发掘研究,可以充实民族民俗博物馆的藏品和展示,满足人们对人类历史足迹的探求欲,满足人们对科技多方面的兴趣。这种研究与开发,将提高民族地区科技水平,推动工业、农业、旅游业的发展,振兴繁荣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从而也促进了民族传统科技的发掘、保护和利用。如纺织技术,现代化工业早已采用程控设备,而在少数民族地区,原始腰机、踞织机或木架斜织机仍举目可见;西南少数民族至今保持着手工造纸的传统,贵州制竹纸、草纸和树皮纸的原料处理工艺与东汉时代的造纸法完全相同,制陶工艺也是如此,考古挖掘表明在金石并用时期以后,由于轮制陶器的大量出现,手工制陶早已绝迹,但在西南佤族、傣族某些地区仍可见到手捏、泥圈叠筑或泥条盘筑原始手制陶。直至20世纪中期,贵州的一些少数民族习惯于无窑烧陶,西双版纳的傣族还保留着一种古老的慢轮制陶工艺。现存的传统工艺中许多能够展示古代技术演进的实际经过,这对于国内外学者复原古代科技的原貌和解决某些历史上遗留的难题有不可低估的科学价值。倘若能够多将这些典型的民族工艺收集并整理出来,并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旅游点开设传统工艺的博物馆,让身着民族服装的姑娘们进行现场表演,邀请参观者亲自动手操作,不但可以增加民族旅游事业的人文景观内容,也可吸引更多的国际学人来民族地区进行科技考察,同时增加经济收入。总之,民族传统工艺的研究只有为现实服务、与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开发相结合才会焕发生命力,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3]

民族科技文献资源所蕴含的经济价值,一旦被有效发掘和利用,将会带动民族科技产业链的发展,对加快少数民族群众脱贫致富有着积极的经济意义。例如,“云南白药”“排毒养颜胶囊”就是在古彝文医药典籍文献记载的古方药整理研究中开发出来的,产值都有十几亿元,且疗效确切,目前已具产业化,在国内外都有销量。其他民族医药如藏药、傣药、壮药等,都不乏同类的例证。总之,少数民族科技文献遗产的研究利用价值是多方面的,其潜在的经济价值不仅体现在民族科技产业上,还可维系到诸如文化产业、旅游产业等相关产业的发展,为促进当地经济提供新契机。

使之成为教育民众的生动教材。民族科技的教育,从历史上最早出现的口耳相授、代代相传的师带徒雏萌阶段一直发展到现代的规模化教育,其形式包括了师承授受、学校教育、家传其业、读书自学等。无论是哪一个阶段的哪一种形式,其教、学内容都离不开世代流传的民族科技古籍文献,这从一个方面也说明了,民族科技古籍文献不仅有权威性而且有现实的实用性。

民族科技文献遗产是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载体,本身蕴含了大量天文学、农学、医学、药学、数学、地理学、手工技术等各方面的知识内容,是实施教育的重要知识来源;其中涉及的大量独特科技技艺可用于传授,这也构成教育活动的重要内容和各个方面;民族科技文献遗产中有不计其数的口碑文献,它们靠传人口耳相传、代代相承,传人在向传承人传授本民族有关传统科技知识技能的过程,就是教育学习活动的过程。

文献工作者及有关专家学者通过对各民族科技文献遗产的研究,可以发掘、整理、弘扬那些珍贵的,但却鲜为人知、未被重视的民族文化遗产,让这些人类文化的优秀成果为社会所知,为人类社会所享。民族科技文献遗产的价值是多方面的,通过多角度、多层面对它们所蕴含的价值进行探究,开发其价值,展示其魅力,赋予其应有的学术地位和科学尊严,才能使社会充分认识到这些民族科技文化遗产的宝贵和重要,继而教育民众,特别是本民族的年轻人,让他们对本民族先民创造的科技文化遗产的内容、作用、价值、地位、重要性等有正确而全面的认识,让他们熟悉本民族文化,热爱本民族文化,并能够运用和创新本民族文化,成为本民族科技文化的继承人。这样,民族传统科技文化的保护、传承、管理和开发才能落到实处,民族科技文化的精髓才能得以传扬。

民族科技文献遗产作为民族科技的知识载体,不仅是前人智慧的结晶、古代科学技术文明的成果,而且是一种可以持续开发的宝贵文化资源,蕴藏着极其巨大的文化能量。而民族科技教育和科研作为民族科技知识传承的重要方式和手段,必然离不开对这一资源的应用和开发。例如,藏医教育历史悠久,早在17世纪初就已形成了正规的医学教育机构——曼巴扎仓。在这所藏医最早的医药学院里,主要让学僧记诵和研究的藏医经典著作有《四部医典》《晶珠本草》《诊药二元要诀》《四部医典蓝琉璃》等。直到现在的藏医教育,无论是民间师传、寺院教育还是学院教育,藏医的教学内容仍然是以《四部医典》和《四部医典蓝琉璃》为主,以此形成了以《四部医典》为核心的医学理论教育体系。在此体系下,今天的藏医教育规模日趋壮大:在1983年,西藏自治区创办了第一所藏医学校;1985年,在西藏大学设立了藏医系;1989年9月,在藏医系的基础上正式成立了西藏藏医学院,学院里设有大学部、中专部,成为培养藏医各类人才的基地,它是目前我国有独立设置民族医药学院的两所高等院校之一。另外,中央民族大学设藏医系,成都中医药大学、甘肃中医学院、云南中医学院均有藏医专业。这些藏医院校广泛使用藏文医典为教材,在发掘藏医药史料和培养藏医专业人才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

可见,民族科技文献遗产推动了民族科技教育的发展,在民族科技教育体系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同时依托这一体系,民族科技文献资源实现了有效的传播和弘扬,又促进了更多科技文献的产生形成。[4]

作者简介:

陈海玉,女,档案学博士,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陈雨,女,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2021级硕士研究生。王聪,男,云南大学历史与档案学院2020级硕士研究生。


[1]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云南傣族医药古籍文献整理及其基础数据库建设研究”(项目编号:11CTQ041)的研究成果之一。

[2] 庞朴:《文化的民族性与时代性》,中国和平出版社1988年版,第88页。

[3] 杨玉:《关于少数民族传统工艺研究的若干问题》,《广西民族研究》1993年第1期。

[4] 陈海玉:《少数民族科技古籍文献遗存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246—24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