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理论视野
“他者的”遗产：城市文化、市民社会与城市展望
沃尔夫冈·卡舒巴 安德明(1)（译）
今天，无论是在欧洲还是在全世界，所有的大报、杂志以及有关近年来人口调查的报告中重复率最高的头条信息，是这样一句既简单又平常的表述：“在全世界，城市化的浪潮方兴未艾。”——当然，我对中国读者引述这句话，简直就是“把大米带到中国”［1］，有些多此一举！
不过，从全球范围来看，这一表述可谓既陈旧又富于新意。说它陈旧，是因为早在五十年前人们就已经用这样的话语来描述当时的现象；说它富有新意，是因为与五十年前不同，城市化的浪潮已经使全世界超过一半的人口居住在城市当中。据推测，到2030年，全世界会有2/3的人居住在城市。
所以，就目前的这种城市化浪潮来说，最值得注意的并非它的基本过程，而是它实际进展的时间、新的发展方向及高度剧烈化的强度——一句话，是正在变化的因素。众所周知，在现代历史上，正是城市充当了促成大规模移民、集中生活与大众文化等多种现代性表现形式的场所。不过，这种现代城市，在19世纪和20世纪，却始终是按照富有意义的空间、社会与文化的秩序来建立的。作为经过历史发展而来的一个概念，“城市秩序”为大众生活与大众文化的伟大历史性、社会性实验提供了特定的框架与方向，从中可以看到有关城市的三种理念：即把城市视为一个“多元化”的场所，一个“开放城市”，以及一个“市民社会”（civic society），这实际上也就是促成“城市”文化和文明的特定理念。所以，持续进展的城市化浪潮所带来的压力，实际上是对这种宏大的城市“文明化事业”（civilising project）的威胁，因为它可能使明天的城市变成一个无组织的空间——人口过剩，社会无序，文化上不定型。
我知道，我们民俗学者或民族学者的学科传统并不关注城市文化（urban culture），也没有那种预测学或未来学的操作视角。但是，如果我们今天不得不加强对城市的关注和研究——我认为这是作为民间文化和大众文化研究者不可回避的任务——我们就会看到，至少从目前开始，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将代表着全球化时代所有社会中有关文化景观（cultural landscape）的核心问题。同时，我们也会看到，城市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始终是一种特殊的“文化资本”（cultural capital）——包括老传统和作为城市核心遗产的新兴市民文化。我也知道，如果我在这里把“文化遗产”（cultural heritage）和“城市文化”结合在一起来讨论，就会存在概念上的问题，因为这两个概念过去似乎属于民俗学和民族学中两个不同的研究范畴：“文化遗产”代表着有关历史和传统的观点，“城市文化”则代表着有关社会变革与未来的视角。不过，我认为，受日益加剧的全球化、人口流动与移民，以及知识与文化的数字化等影响，这两个概念将会越来越密切地交织在一起，而这种全球范围内空间与文化的震荡与混合，也为我们的民族志工作创造了新的条件与挑战。
以上我简单地解释了为什么我们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现在必须“收养”自己的第二个孩子：过去关注“村落”，现在是“城市”；过去关注“农民文化”，现在是“城市文化”；过去关注“古老的乡村传统”，现在是“他者”（other），是“现代遗产”（modern heritage）。这正是为什么我要讨论欧洲与中国的“城市遗产与未来”问题及我们民族志学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的原因，也是为什么我要集中讨论城市“文明化”问题的原因。因为这种文明化既代表了历史遗产，也代表了城市的未来资本，而这两个方面都应该是我们的话题。下面，我会首先简短地介绍一下现代城市的初始情况——我的范围和例子都来自我所生活并熟悉的欧洲。然后，再介绍我对从今往后十五到二十年城市与市民文化的一些片断式的思考：正在发生的是什么？谁将拥有城市的明天？谁将“生活”在城市？在这些过程中，我们研究者又能够发现什么样的任务？
一、现代城市遗产：异质的（heterogenous）与文化的（culturalized）
从前面的介绍来看，大家可能已经感受到我有欧洲中心主义的倾向，因为我所讨论的城市类型及其市民文化，主要限定在发达国家，特别是欧洲国家。这直至今天似乎都是一种必然趋势，因为在欧洲，城市不仅代表着工作与生存的场所，同时也以新的方式代表了人们居住和热爱、消费和娱乐的“有吸引力的”的地点。因此，“欧洲城市生活方式”在今天首先预示着有关“好生活”的观念，也就是生活在社会安定、文化多样、知识活跃、经济上成功、政治及性观念宽容的环境当中。我们知道，这些有关城市的想象并不总是能正确反映所有城市的状况和日常生活的经验，但它们却描绘了我们共同的愿望，同时也对不断增长的城市化浪潮具有解释作用：因为人们都希望能够获得城市的优越生活。
在一些相对贫穷的城市，情况又很不一样。在那些地区，比如非洲、南美和印度，向城市移民往往意味着离开农村的家园，意味着家庭的分离，意味着找工作的巨大压力，意味着居住在贫民窟，意味着妇女遭遇的暴力，意味着在孟买、墨西哥城一类超大城市中面临的恶劣生存条件。但在中国和美国，城市发展走的是跟欧洲相似的道路。不过，我们还是不该忘记，并非所有城市居民都能够享受“现代生活”，比如流动工人、受教育程度较低的人以及流浪者。
总体而言，欧洲和中国还是处在领先的状态，而且我们城市的历史也比较悠久。这使得城市获得了更多的经验和长久的传统，并发展出了有助于辨别城市发展过程中所遭遇的机会与威胁的特定知识文化。但是今天，这些城市又不得不面对许多严峻的问题，比如关于城市经济与劳动力市场的发展，有关交通、能源和气候等问题的生态观念，关于融合与公平生活机会或关于城市增长和收缩，等等。这些问题的解决，将取决于城市的社会文化“实力”（substance），而不是专家或政治。城市的未来，将主要依赖于城市中的实践者（actor）和城市自身确立的文化，依赖于社会空间和环境，依赖于文化和人的因素。
如果我们结合欧洲城市现代化的历史、从历史溯源的角度来看，这一点就会变得更加清晰。历史上的大城市都是由于人员、货物和思想的移入发展起来的，它们是运动和遭遇的结果，因而也是“他者的”“陌生的”地方。由于存在于其间和即将发生于其间的一切都富含变化，因此，它的差异与融合为城市创造了充满活力的潜能，也即文化的异质性（cultural heterogeneity）。［2］
确切地说，这种社会文化矛盾能够产生“创造性的”（creative）、“认同的”（identitary）力量，并因此促成“身处（in）城市的社会认同”和“作为（as）城市（人）的地方认同”。它能够创造一种特定的有关实践、风格和礼仪的地方知识，也能够塑造一种特有的“城市精神”（urban ethos），即有关当地生活方式的共同价值观与富于自豪感的想象。这种当地的生活方式，例如柏林或北京方式，构成了市民文化的基础，它们是日常实践，是社会行为与象征观念的轨范。
与精英群体相对较小、社会环境相对独立的19世纪的城市相比，如今的城市更为巨大，更具有异质特性，甚至可以说已变成庞然大物。在过去的许多年间，它们发展出了大量新的空间结构和文化形态，而这些新进程也为市民文化的产生提供了新的土壤。下面我将对这方面的四种主要趋势进行介绍：
第一种趋势告诉我们，今天的城市景观正在以一种崭新而显著的方式被“文化化”。建筑与城市设计、博物馆与美术馆、城市公园与城市中的人造海滩，以及音乐会和街头咖啡馆，等等，持续不断地塑造着城市外观与对城市的利用。这是一种朝向开放的、多样形态的城市“冒险社会”的文化转向，它是由旅游者与当地人、城市场景与商人一道创造出来的，所引起的结果就是城市空间与风格日益增强的审美化、绅士化（gentrification）和商业化。这样，城市或“我的城市”，就既是一个具有历史文化内涵的象征性标志，又是一个排他性的居住与消费场所。
第二种趋势是城市居民在确认自己社会认同之时越来越多地参照城市文化的“形象与象征”。当地人、移民和旅游者，都把城市空间当成表演的屏幕和舞台，并因不同的背景扮演着不同的角色，这些背景，既有一般社会化的情境又有特定民族性的情境，既有同代人的平台又有亚文化的平台，等等。借助印有诸如“我热爱北京”或“做柏林人”一类话语的T恤衫，他们是要表达自己的地方认同，也是要以城市为基本支持来“提升”自己的个人认同。对他们而言，他们的城市作为时髦的城市，也是“身份（或认同）的实验室”（identity-labs）。［3］
第三种发展趋势是新的城市“共同体化”（communification）状况获得了越来越重要的位置。这种状况，包括各种有组织的运动，也包括城市居民基于共同兴趣而在公共空间的临时聚会，人们通过这些新旧不同形式的共同体来展示自己的公共表达与表现。与以往的地方俱乐部、社交会、教堂等终身会员制团体的传统组织不同，目前处于显著地位的往往是非正式的、流动性的组织形式，例如政策与教育举措、特别行动队与信息网络、有关城市与社会发展的圆桌会议、移民委员会与非政府组织，等等。通过广泛使用博客、论坛和社交网络等互联网技术手段，这些新的形式，在组织共同体的同时，也制造了城市空间，并把它们转变成了以新的文化形态与模式组织起来的地方市民文化的重要媒介。
第四种趋势是城市中新的干预主义或参与性活动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发展。公共姿态需要有关于多种形式的“公共空间”的声明和干预，例如，在柏林、巴黎或维也纳，“圆桌”与“人链”（human chains）、艺术表演与快闪党（flash mobs）、街头游行与“市民人潮”（civil crowds），等等，都在鲜活地展示和表达着干预主义文化。这些活动通常表现为聚会的形式，看起来是无害的，但它们也可能获得动态的发展，发挥一种消解性的作用，因为它们没有真正的中心和级序，却又经常能够干涉地方事务。［4］
以上四种倾向，或多或少可以描述今天那些更为优越的国家中的城市。但我相信，它也可以描绘明天世界各地城市文化的特征，因为城市的社会空间景观将会被这种“城市的文化转向”重新设置为新的方式，而全世界城市移民和大众的愿望都集中在关于被电影和媒体所宣扬的城市生活方式的想象当中。
所以，很大一部分城市生活空间似乎真正变成了相关事业与活动的“市民空间”，它以当地文化和城市传统为基础，并且创造了新的城市生活环境，包括街区和住宅区、街道委员会和社群项目组、多样化但又植根于草根形式的地方行动主义者的景观。这是真正的“市民意识”中的城市遗产，有三种形态：作为不同社会经验的“再现空间”（representation-space），作为不同文化生活方式的“干预空间”（intervention-space），以及作为不同政治利益的“协商空间”（bargaining-space）。而在这个意义上，按照居民的文化习惯，“市民”（civic）往往转变为“公民”（civil），成为本土参与和实践的一种政治方式。以上是我对“城市”相关问题现状的一些评论。
二、城市的明天：文化资本与展望
我可以肯定地说，在十五或二十年之后，城市将仍然甚至更大程度地被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塑造：新的“行动的”市民（“performative” civic）和新的“政治上的”公民文化（“political” civil culture）。因为每个大城市都必须找到自己独特的应对未来挑战的答案，而这取决于它的历史传统、经济状况与地方传统精神——也就是城市的社会和文化资本。这一点，又只能依靠当地市民文化的实践及其实践者来实现，因为“当地的”条件与视野同“跨地区”经验、跨文化视角及全球化知识相互交织的复杂状况，这将远非是来自昨天的老派制度化的城市政策所能应付。
这就是为什么城市本身会以地方行动者网络或城市联盟以及市民特别行动队的形式，把自己展示为独立的“行动者”，它本身也因而始终是一种“主体”（agency）。这使得城市成了一个“集合的主体”（collective subject）。这种现象存在于所有的大城市，尤其是世界性城市，也包括中国的一些城市。它们运行于自己的全球城市网络当中，就像在一个足球冠军联赛中一样。对资本流通和游客流动以及城市建筑和城市品牌的控制，要直接同全球的银行和企业总部的“球员”进行谈判，因为现在城市本身也是全球性的“球员”。［5］
而在城市当中，也将发展出新的实践者类型和行动空间，因为在未来几十年间，城市空间的“文化化”将进一步增强。从纽约到北京，建筑与艺术、媒体与消费、节庆文化、私生活的公开展示，它们都会把始终处于更新状态的审美模式和象征实践融入城市空间。于是，城市空间会日益成为一个更加多元化的社会舞台，这样的社会，将更加多样、更为公开地协商它自身、它的需求及冲突。作为一个真正的“舞台”，城市空间提供了新的呈现与再现形式，具有调动和整合作用。而这对行动者和群体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因为他们并不想进行“穿越传统制度的长征”。
所以，城市文化正在“回到街区”。目前它表现为一种“群众的”形态，因此它主张自己必须是“通俗的”“合法的”；这样的文化，似乎也是跨越阶级的；它有不断增强的“女性”色彩；同时，它有着高度的情感化、可动员性和集体化的效应——这就是最好的市民文化。
就城市的政治领域而言，这里有三个阶段性的结论。首先，开放的城市会作为全球性的行动者来运作并展示自己；其次，市民文化成功地制造出富有创造力的地方行动者；最后，城市空间以新的方式成为公民政治的舞台——不过往往要借助传统的形式和象征。
但从今往后的二十年间，我们“城市人”将如何生活——在日常生活中，在我们的城市小区和公寓，在我们的轮椅中或滑板上？这里我只列举一些愿景。首先，我们需要一种“本地生活质量”。我们想要生活在一个“稳固”而“有趣”的地区，那里有宽敞的公寓和良好的饭店，有小商店和广场，有处于步行距离的剧院和体育馆。因为我们要把这个城市当作“我的”城市，我们要把城市空间当作延伸的“露天”客厅来享受。
这就涉及私人生活向公共领域的扩张，以及对“绿色城市”的利用。这种“绿色城市”，有装点了多彩植物的街道，有广场和公园，它们均按照生态理念来开发，遵照传统来重建，按照时尚来运转，并因此成为全年任何可能时候都适合跳舞、餐饮和聚会活动的“露天景观”。尤其值得一提的是，这种多形式的公共“聚集”往往会向我们展示具有移民传统的“文化遗产”，例如公园里和街道上形式多样的聚餐、烧烤、音乐和游戏，等等。而这些都是由来自土耳其、亚洲和非洲的人们“输入”到城市文化中的。所以，“城市遗产”始终是杂糅的、混合的，因为它的实践者和使用者是完全不同的。
因此，在“我们”的城市我们需要获得个人安全感和被自己所在社区接纳的感觉——也就是社会化层面的“家乡”感。但同时，在自己街区不远的位置，还应该能看到文化多样性和差异性，因为生活不能缺少具有吸引力的替代品，而我们的需求中至少也包含着“容忍”。至于认同和服装，一切都是可能的——从“民族着装”到“中性化服装”，从“假扮”到“裸露”。这就是为什么要判断谁是游客、谁是当地人已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当地人也已经成为自己城市的游客，他们经常会去街上寻找“异国情调”，以及“熟悉”的东西。
尽管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本国文化，尽管有新媒体和互联网，但我们却仍然经常“外在于”明天的城市。一方面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场所和工作条件的变化很快，也因为现在的工作时间变得更加灵活——尽管并没有缩短；另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仍然按部就班地继续着过去的义务和老步伐——学校里的家长会，庭园中的烧烤，公园里的高级摇滚音乐会，体育场的足球比赛，或者是我们的脸书群成员每月的定期会面——这种“群”的组织可称为“网络社区社会”（net-corner-society）而不是昔日的“街区社会”（street-corner-society）。
所以，“明天的城市”将首先是一个“文化景观”，是这样一个空间和社会：在其中“生活”意味着社会互动与干预、文化多元和多样、政治透明和整体参与，以及象征性的开放和宽容！
三、哪座城市？谁的城市？以及我们作为城市民俗学者的任务？
现在，让我们暂停这种有关未来生活的想象。大家可能已经发现，这种设想其实具有反讽意义，它描绘的是那种并不怎么吸引人的城市中产阶级的田园牧歌，而其中的图景在今天欧洲和中国的一些大城市早已大量存在。与一些未来学家不同，我自己并不相信我们生活的基本社会文化条件将在今后二十年里全发生巨大的转变——拥有发电站的房子、自动驾驶的汽车、声控厕所，或者各种新的因特网服务，这些并不能使我们的生活发生真正的革命。
从社会属性和文化特征来思考城市的话，城市未来的日常生活会变得越来越充满矛盾和冲突，它会受到日益发展的商品化和商业化对城市空间和居民建筑的挤压，同时还会受到日益加剧的社会两极分化和文化差异的强烈影响。这就使得回答下列这种有关城市未来的关键问题变得格外困难：二十年后，谁会居住在城市的什么地方？在社会与文化意义上，谁将“拥有”这一城市？［6］
迄今为止，我们人文学者并没有对此提出太多实质性的观点，不过有三种当下比较重要的讨论，都涉及这些问题。这些讨论是围绕“创造型城市”“移民城市”和“分裂的城市”三个概念展开的学术与政治的争鸣。下面对此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第一种讨论：受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有关美国城市未来发展分析的影响，他提出的“创造型阶级”（creative classes）的概念，近年来引起了许多关注。佛罗里达是经济学家，同时对文化有强烈的兴趣。“创造型阶级”主要是指在人文艺术、文化经济和知识产业领域的工作者，在欧美许多大城市中，这类人士占据了城市居民人口的1/3。这些人具有良好的教育背景、很好的资历和高收入，所以他们能够自由流动，根据城市应该具有的“生活质量”来挑选工作地点。这些人更喜欢拥有历史建筑物、具有地方精神传统、有民族与文化多样性以及社会宽容性和世界主义观念的城市，也就是说，他们热爱这三个大写的“T”：技术（technology）、才能（talent）和包容（tolerance）。［7］
而那些不符合佛罗里达所论述的标准的城市将会成为落伍者，因为只有创造型阶级才会提供收入、消费、赋税和地方职业等方面不可或缺的“关键要素”（critical mass），这些要素对于城市的长远发展具有保障作用。或者，用佛罗里达一个较为偏激的论断来说，就是没有同性恋和摇滚乐队的城市将会输掉经济发展比赛。［8］
不过他的预言——这现在也是我的预言——只会部分地在十五到二十年间得到确证，因为城市经济和城市社会发展的道路远比预想的复杂，而不同群体的“创造性”方式是如此多样，并非他的简单论断所能解释。此外，受过良好教育的群体确实能够积极参与城市的社会、历史和文化事业，的确能为文化遗产和公共福利的延续发挥积极作用——当然也是为他们自己贡献力量。他们通过积极努力倡导的智能工业和传统建筑，不仅加强了当地的生态平衡，而且也提升了他们自己的户外生活水平——他们看到了自己所梦想的“绿色城市”，有绿树成行的林荫道、街区公园、屋顶凉台和城市海滩。而如今那些第二代的创造型群体，期望得到更多：要住在城市的中心，那里不仅要让他们能随时接触文化又能接近自然，有休闲大厅和湖畔、阁楼和柠檬树，以及作为一个完整社区的绿色生态城市。一句话，创造型人士热爱“生态的大都市”！
另一方面，创造型群体的流动性特征又造成了他们发展的巨大障碍，因为它使得这样的群体成了非常不可靠的居民和市民。他们会经常流动，不能长久地融入当地的社会及社区文化当中，而他们对传统遗产的“浓厚”兴趣，可能只是对时尚的追逐而非严肃的追求。因此，创造型群体中的主体部分并不像真正的“本地球员”，而更像“全球冲浪者”。将来城市的稳定的核心，并没有变成“创造型”人士，而是仍然维持在其中产阶级与下层阶级成员当中。
第二种讨论：在2030年左右，越来越多的移民后代将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一部分。除了一部分属于新移民，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出生在城市，上过必要的语言课程并完成了规定的学习。他们现在已经在地方经济和城市社会中获得稳定的位置，特别是成了在文化产业方面的雇员、小企业家、自由职业者和代理人。他们的一些文化传统——与他们的父辈不同——已经整合在城市生活方式和实践的核心里，某种程度上变成了大城市中“国际化”生活方式的组成部分。而这一事实又打破了那种此前影响他们父母辈的生成链。当他们的父母辈在三四十年前移居到城市当中之时，他们明显缺乏教育方面的个人努力和公众支持，因此，他们中的许多人目前只能依赖社会福利来生活。
然而，根据我的观察，人们所惧怕的以种族差异和文化“战争”为特征的“移民城市”却并没有出现，而“少数民族企业”则以一种有趣的方式获得了发展。随着城市旅游业及对手工艺品和服务业需求的不断扩大，移民酒吧与商店、画廊和手工艺品，以及医疗保健服务，在数量和分布范围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拓展。“移民的”也就意味着“民俗的”地域或民族风格，他们都将自己的服务定位于混合的城市社区市场。这是一个在柏林和北京已经显著存在的趋势。例如，从“移民的”餐馆或咖啡店的菜单中，我们经常会发现一段介绍性的叙述文字（也许很短）——讲述有关店主的家庭、有关城市社区或有关所供菜品的地域传统的故事。而这一点，也证明了过去多种形式的“移民遗产”早已成为不断更新和整合的“城市遗产”中的核心——或许是“奇异的”——构成因素。
不过，这会引发同当地环境之间在社会文化上的密切联系，也会影响他们的业务政策，因为工作和业务关系是由社会责任和亲密纽带建立的。由此又会促成一种企业家的社会精神，这种精神受制于一种对城市环境的“地方爱国主义”（local patriotism）。对此，我认为，就城市环境与社区的“秉性”而言，地方文化遗产一定程度上能够保持它特有的、作为“地方共同意识”（local common sense）的凝聚力。
以上两方面的发展导致了地方的市民文化，这种文化已无法区分是属于“本地”还是“他者”的。直到几年前，城市的中产阶级群体，因为感受到威胁，领导了反对所谓生物与文化上的“他者”的讨论。随着上述新的发展，过去那些生物学主义和种族主义话语的“荆棘”已经被剔除。而这，至少是我所希望和乐于看到的现象。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讨论，是又一个引人注目的预测，那就是，由于移民和底层阶级社会文化的解体，城市可能会进一步在空间和社会上分裂。这等于是宣告了城市发展的真正的危险进程。由于空间与社会的差距的确在加剧，城市中心区的发展与升级也在不断进行，这包括最常见的“绅士化”的表现：一方面，是那些高收入的个人、家庭和企业移居到城市中心；另一方面，则是缺乏教育的低收入群体以及小企业主、文化团队和艺术家被迫远离中心。
这常常是以牺牲文化多样性和城市中心的吸引力为代价的，比如在巴黎或莫斯科，那里的“独特的”内城是大多数居民从来不去的地方。与此同时，另一方面，城市的明显“萎缩”和城区的虚空化现象也正在发生，其根源主要在于经济和人口因素——这是欧洲今天的问题，也是中国未来要面对的挑战。当然，人口流动和生活方式的改变也是重要原因。无论如何，它导致的后果就是整个城市景观的“社会性的荒凉”（social desolation）。只有在个别情况下，某一地区才可能获得“重新焕发城市活力”的机会。
以上两种现象都涉及城市当中以及城市与地区之间的巨大差距，而国家或地方的发展方案往往无法弥补这种差距。于是，有关城市能力与形象建设的新理念脱颖而出——有的地区或城市强调知识和教育理念，以便使当地对年轻家庭和学术界更具吸引力；有的则通过提供特定的基础设施和文化项目、满足对方的特殊需求来吸引老年人，或许还会引用“传统”和“遗产”的母题——这可能是民族学或民俗学的机构提供的；最后，一些城市着力于发展城市旅游，既为那些喜欢聚会的年轻人提供欧洲著名的易捷服务（easy-jet-set），又为“资深创意人士”提供高档的历史文化旅游。
现在来对我关于城市景观问题的简短介绍做一个小结：以上三种讨论的预测，似乎都缺乏说服力。因为它们忽视或低估了所谓“后现代”城市社会的新的文化形式和社会资源。事实上，城市社区、公民自助和地方通讯、城市项目与市民运动等构成的新旧城市网络已脱颖而出，并将出于必要性以及现实的原因，在城市空间和城市社会发展新形式的社会政治“共同体”（community），也即有关城市空间与城市文化想象的“共同”（common）。这一点，确实是我对城市未来的乐观看法！
这一看法也已经包含了我的基本结论：“城市遗产”“市民文化”和“市民社会”，不仅会在未来继续存在，而且将保证一种朝向“社会”与“文化”形态的公民身份（citizenship）的持续发展，而这是被不断更新的“城市文化”所引导和保障的。通过保存有关城市的共同记忆、协作与交流的古老传统，以及为本地人和移民创造“新”形式的城市参与、整合与认同，这种城市文化代表了城市的本土“精神”。不过，用理查德·佛罗里达的概念来说，这也代表着真正的“创造型城市”，即一个市民和公民自我授权的城市。在那里，有关当地历史传统的活跃知识，以及地方风格与思想的活泼生机，都标志着这是一个“文化上共同”（cultural commons）的地区，而这种共同的文化，则被理解为城市遗产。
所以，我要稍微修改一下佛罗里达的论断——不仅是“没有铜管乐队和同性恋现象”的城市没有未来，而且尤为重要的是，“没有公民文化与遗产”的城市没有未来，因为它们缺乏文化资本和文化认同。
这意味着，他们——即城市居民，以及我们——也就是民俗学者和民族学者，至少应该从现在开始“搜集”和“展演”城市文化资本与文化遗产。我们在认识农村历史的结构之后，还应该学会“阅读”城市文化。也许这是我们在保存和展演大众传统的旧课中的新篇章，它将不仅是历史和博物馆中的保存实践，更是对当今时代与城市生活的科学的社会参与。
参考文献
［1］这是作者对希腊谚语“把猫头鹰带到雅典”（意为多此一举，因为希腊多猫头鹰）的巧用。——译者注
［2］参看：Kaschuba，Wolfgang. Die Überwindung der Distanz，Zeit und Raum in der europäischen Moderne（Reihe: Europ.Geschichte），Frankfurt a. M. 2004.
［3］参看：Färber，Alexa.“Constructing Successful Images of Failure: Urban Imagineering in Berlin After 1989.” Cerda，A.； Anne Huffschmid/Ován Azuara Monter/Stefan Rinke（Hg.）. Metropolis Desbordadas: Poder，Culturasy Memoria en el Espacio Urbano.Mexiko-Stadt 2011，S. 303—341.
［4］参看：Kaschuba，Wolfgang．“Reading the European City: Urban Ethnology in and of Berlin.”即将发表。
［5］参看：Löw，Martina. “ The intrinsic logic of cities: towards a new theory on urbanism.” Urban Research & Practice Vol. 5，No. 3（2012）: 303—315.
［6］参看：Lefebvre，Henri. Writings on cities，Oxford 1996: 147—159.
［7］参看：Florida，Richard.“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Why cities without gays and rock bands are losing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race.” Washington Monthly，March 2002.
［8］同上。
(1) 沃尔夫冈·卡舒巴（Wolfgang Kaschuba），1950年出生，德国柏林洪堡大学欧洲民族学研究所所长；安德明，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原载于《民间文化论坛》，2015年第4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