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公转”

经济运行实践绝非国内单方面因素作用的结果。中国经济不仅受国内“五点一线”的牵掣，而且还受外部因素影响，围绕世界经济“公转”。概括来讲，当下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过程中，有三大新增或变强的因素。

一是美国的美钞和国债。美国靠着大肆举债才取得独立战争的胜利，可以说是“借债建国”。之后200多年几乎每逢打仗就发国债，可谓是“借债强国”。英国纵横世界几百年，也是靠从荷兰借到更多的钱打荷兰，等抢了荷兰殖民地，就用殖民地的钱还给荷兰人，借力打力。这当中包含了他们300年来的发展窍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了美元的霸权地位，自此美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镰刀”，与美债“双剑合璧”，即使美国国内不生产实物产品，只要发行国债，就可以印发美元，用几分钱的成本就能印出100美元绿纸，其他国家却要真实投入来提供100美元的商品，最后真实的财富源源不断地流向美国。并且，美元周期律（放水—加息—其他被推高股市和核心资产的国家美元出逃—华尔街资本抄底）也打开收割的闸门。可以说，只要美元是世界货币，它就要与美债联袂膨胀。这属于内生属性，并逐渐达到前所未有的境界。截至2021年12月28日，美国国债总额已超29.47万亿美元，较2017年1月20日特朗普宣誓就职时（19.9万亿美元）增长了近10万亿美元。加上美元流动性规模，即美联储“放水”了约6万亿美元，美国财政部印了10万亿美元的美债，这显然构成具有波及效应的显著变量。

二是中国的制造和消费。对于劳动力禀赋、市场空间、区域纵深、基础设施等优势明显的中国，制造业一直是经济的“压舱石”。经过中低端阶段，又用数字化、信息化技术自我改造，中国制造的国际竞争力梯度递进、逐级叠加、螺旋上升。从国际上看，中国制造在全球范围内的占比超过35%，是美日德的总和；中国已成为全球供应链中的核心节点和关键环节。同时，改革开放打开中国消费市场的洪流，从复苏、觉醒到爆发、扩张，如今，消费洪波向个性化与智能化方向奔去。就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国与美国旗鼓相当；就奢侈品、智能手机消费等单项指标，中国还超过了世界头号消费大国美国。中国的量变已达到足以影响世界格局的质变程度。

三是新型冠状病毒突变迭代。作为一种具有单链RNA的包膜病毒，新型冠状病毒在自我复制的过程中相对较易发生基因突变及重组。从阿尔法、贝塔到德尔塔，再到奥密克戎、德尔密克戎，病毒变异频频升级，世界经济受其影响没完没了，似乎展现出新冠肺炎将长期纠缠人类的未来图景。

逐渐增强的因素不可避免地产生蝴蝶效应，以上三大因素将导致三大冲击。

其一，美元大危机。滥印美元，通胀高企，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2021年同比增长了6.8个百分点，创下近40年来最高纪录；全球整体通胀率达到4.3%，创10年来新高。通胀狠狠打击制造业，再与疫情的重压相叠加，全球经济增长放缓，失业率攀升，进而将陷入类似20世纪石油危机后的滞胀。继而，美元潮汐中的“收水”降临，以收割全球；通胀爆表也会促使美联储在美国车主对油价、租客对房租的焦虑中加息，不加息缩表，还会再爆表，所以美联储宣布2022年加息缩表。美国收缩货币，其他国家必将支付代价，资产暴跌，外汇流失，许多国家逐步认清了美国“薅羊毛”的本质，不能再任由美元收割，开始边缘化美元。并且，美国债务已是其GDP的383%，促使市场对美国国债和美元的价值认同发生逆转，这将是摧毁美国中央政府脆弱债务链条的强大力量。美元和美债的光环将渐褪，2022开年美债就遭抛售潮，已有近40个国家力求贸易时采取本币互换方式。一言以蔽之，美国过度频繁使用其金融霸权，严重影响了美元信誉，将加速各国“去美元化”进程。经过几个阶段的演化，美元将在耗尽内核后急剧萎缩。

其二，资源及能源危机。通胀与能源价格上涨互相强化；全球疫情形势严峻也使得能源生产和运输面临挑战，供需失衡；欧美政治民粹化、气候政治化，传统能源被“排挤”，新能源尚未顶上缺口，这些都让能源危机拉响警报。欧洲气价与电价齐飞，德国莱茵电力和天然气公司突然解除与数百家用户的能源供应合同，印度尼西亚暂停煤炭出口。美国挑头从战略石油储备中释放5000万桶石油以抑制油价，仅仅是应景式调节，难以抵挡本轮以能源为主的结构性危机。像中国这样的制造、消费体量，无疑将加剧传统能源危机，将走上能源转型之路。

其三，新兴国家危机。美国紧缩货币后，首当其冲的便是外资依赖度较高的新兴经济体。大量美元回流美国，将导致新兴国家股市和楼市崩盘，经济瞬间“硬着陆”。尤其是新兴市场经济国家依附于已经被全球新冠肺炎大流行狂轰滥炸的全球价值链，疫情防控和经济恢复艰难。上轮高增长周期中出现的金砖五国将开始分化瓦解，除少数国家如非典型的中国令美国“洗劫”不成外，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都将难逃“美元魔咒”。其他发展中国家如土耳其、印度尼西亚等也将加入脆弱经济体的行列，里拉2021年贬值幅度超过35%，银行体系滑到崩溃的边缘，这些脆弱国家将由单一的产业偏态转向综合性的结构偏态。

世界范围内凸显的因素及其连锁效应仍将持续上演，中国经济围绕世界经济“公转”，必将受世界“引力”影响，对其作出回应，这吻合反馈和相互作用的逻辑。例如，美国嚷嚷要“加息”，中国“出口需求”将有回落之虞，要知道，疫情暴发后中国经济之所以快速恢复，最主要就是依靠外贸，尤其是2021年中国进出口总值暴涨22%。倘若出口高增长受限，中国就要拉起“投资”和“内需”，重启“货币宽松”势在必行。况且，中国利率并非完全市场化，就算是美国加息、中国降息，中国的利率水平依然高于美国，不会出现所谓“资金回流美国”的担忧。可见，全球央行处于“二八月乱穿衣”的十字路口，有的紧，有的松，看似凌乱，却不乏对世界经济形势的预期性反应。又如，纵然中国已开启“双循环”新格局，是全球增长形势最好的经济体，但疫情背景下中国经济自身也出现下行迹象，若经济支撑力不足，就需要复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发展方针，这种调整也是对国内外形势的全面响应。

综上，中国经济围绕世界“公转”。进一步分析，在“公转”过程中，中国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与前所未有的机遇。一方面，中国制造在越来越多的门类登顶，家电、电脑、智能手机等争相去世界市场争雄，类似SHEIN这样的出口跨境电商企业更展示了“中国供应链+互联网营销创新”的强大威力。但新冠肺炎疫情正使世界分裂、多边主义受损、跨国供应链中断，市场经济失衡引发的贸易保护主义、零和博弈观念增强，去WTO、去全球化将对中国全球要素配置造成效率损失，给中国的跨国商业、参与全球治理带来阻力。另一方面，全球疫情几近失控、中国疫情可防可控，将托起中国社会高度组织化的优势，概率思维、数据思维、系统思维叠床架屋、协同推进，丰富着中国模式的内涵；中国与西方不仅货币政策逆向，全球视野下的经济周期也将“错位”，可谓“西方不亮，东方亮”，中国将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拉动力。中国“自转”质量的大幅度提高也将增强“公转”的稳定性。沧海横流见英雄，中国将直面这个大时代，化腐朽为神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