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知识谱系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译者序
从英国女学者苏珊·斯特兰奇1970年发表《国际经济与国际关系：相互忽略的案例》一文算起，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走过了50多年。从最开始作为一种用政治与经济相结合分析国际关系的呼吁，中间经历了经济学者与国际关系学者的对话、著作论文的发表，再到英国、美国大学设置硕士课程、博士项目，发展到目前，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成为一门世界各地大学加以重视的学科。与此同时，国际政治经济学也成为研究机构与政府部门看待世界政治的一种重要方法，政治与经济相互作用、国内与国际相互关联将是全球化时代政策制定的重要议题。
2008年普林斯顿大学出版本杰明·科恩教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展现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的丰富内容与日渐扩展的影响力，成为我们认识这一学科的钥匙和指南针。实际上，科恩在出版本书以前就已经在欧美学术界发表了刻画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面貌的文章，引起大西洋两岸巨大的反响。2006年，科恩在美国政治学会发表第一篇探讨这一话题的文献，并于2007年以《大西洋分歧》为题发表在英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上。在这篇重要文献中，科恩明确提出了日后被广泛接受的“美国学派”与“英国学派”的划分。1尽管此前已经有学者论及英美大学在国际政治经济学授课上的差异，也有学者于2001年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英国学派和《国际组织》学派，2但都没有科恩此后概括的命题那样吸引人，我们不妨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国别差异称为“科恩命题”。2008年《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出版之后，欧美学术界对科恩命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论辩，激烈异常。
作为参与国际政治经济学创建的资深人士，科恩教授在2008年推出这一著作对于中国人深入认识一门学科从无到有的发展可谓功莫大焉。作者本人参与了这个学科的创立与发展，乃至至今还在不断拓展的整个历史过程。科恩不仅比一般讲授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的教授对这一学科有更为直接和深刻的感受，而且对学科成型的逻辑和英美学术共同体成长的广阔背景进行了探讨，殊为难得。在社会科学领域，严肃学者撰写的讲述学科发展历程的文章以及记录求学经历与研究经历的传记，都是研究学科的重要资料，很多时候也是初学者“耳濡目染”的通道与场所。
在这篇译者前言中，主要就本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相关的三个问题进行介绍与陈述，目的是让读者获得一个清晰的印象：第一，科恩的学术成长经历，以及在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方面所作的贡献；第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的主要内容和线索；第三，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研究方向以及加快发展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建议。
一、亲历者的学科史
本杰明·科恩是国际货币金融关系政治学研究的领军人物，从其学术生涯开始之际就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发展。大致来讲，科恩的学术生涯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主要是以一名经济学家的身份致力于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研究。1937年，科恩出生于纽约，1963年从哥伦比亚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此后曾短期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研究部工作，1964—1971年任教于普林斯顿大学经济系。20世纪六七十年代，正是国际货币体系出现大动荡的时刻，耶鲁大学教授罗伯特·特里芬对以美元为本位的国际货币体系进行研究后指出，美元无法在外国储备货币和美国本国币值稳定之间保持平衡。1971年8月，尼克松总统解除了美元兑换黄金的固定比率，最终导致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全球政治经济进入了一个新的时代。科恩在博士毕业后的经济学学术之旅为理解此后的国际货币体系奠定了基础，而国际金融货币正是当代全球经济的核心。科恩在这一阶段出版的著作包括《调整成本与新储备的分配》（1966年）、《美国对外经济政策》（1968年，主编及作者）、《收支政策》（1969年）以及《英镑作为国际货币的未来》（1971年）。
此后，科恩的研究进入第二个阶段。1971年科恩进入弗莱彻法律与外交学院任教，主要是从政治学角度研究国际金融货币关系。国际货币金融关系的动荡与科恩本人的学术经历两者一起推动了从经济学视角到政治学视角的转向。实际上，一些日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的重要人物，在20世纪70年代全球政治经济分化重组时都产生过这类转变。科恩在此后20年中，开始密集参与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1970—1977年间，科恩为Basic Books出版公司主编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列丛书，我们熟知的罗伯特·吉尔平的《美国实力与跨国公司》（1975年）就是该丛书的一本。1975年，科恩加入哈佛大学领导的《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1982年与1985年在该杂志分别发表《收支政策的金融化：一种机制的演进》与《国际债务与联系战略：对美国的一些外交政策启示》两文，1990年在该杂志上发表了书评论文《国际贸易的政治经济学》，迅即成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重要文献，此后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也基本成型。这一阶段科恩出版的作品主要有《帝国主义的问题：支配与依附的政治经济学》（1973年）、《把世界货币组织起来：国际货币关系的政治经济学》（1977年）、《为了谁的利益？国际银行业与美国外交政策》（1986年）、《发展中国家债务：一种中间道路》（1989年）以及文集《跨越边界：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探索》（1991年）。
科恩在这一阶段与《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的密切联系，促进了自身的学术发展，反过来这种经历也直接助益于国际政治经济学发展以及目前我们读到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的创作。1975—1991年这一阶段的《国际组织》杂志正好处于国际政治经济学“3K”——罗伯特·基欧汉、斯蒂芬·克拉斯纳与彼得·卡赞斯坦——的领导下，这三个大人物也是本书描述的“七贤人”中的三位。与此同时，科恩开始担任美国国务院、经合组织、美国财政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国际清算银行的顾问，探讨80年代世界面临的债务与货币体系管理等政策问题。正是在这期间，科恩应邀前来中国。1986年，科恩曾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以及上海社会科学院担任过访问讲师。
科恩学术研究的第三个阶段可从1991年算起。从这一年起，科恩转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工作。1991年出版的文集《跨越边界》一书可以算作是对过去的一个总结，科恩在该书前言写道：“从自己的学术生涯开始之际，就在国际经济学和世界政治两者的理论与政策边界经营。以往曾经探讨过的主题，涉及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文献中的一些重要议题：对外政策行为中商业与政治利益的关系、经济帝国主义的起源、国际货币与金融关系的组织以及美国和欧洲对外经济政策的制定。本文集的目的就是汇集过去20年间，在这方面做过多种努力的代表性作品。”3同年，科恩转入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政治系任教，加州大学是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镇，像约翰·鲁杰（John G.Ruggie）、彼得·古雷维奇（Peter Gourevitch）、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杰维斯等都在加州大学各分校获得博士学位。1994—1999年间科恩在《世界政治》杂志担任编委，1996年至今在《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担任编委，而这两份杂志是除《国际组织》之外刊发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重要刊物。2000年，科恩被国际问题研究会授予杰出学者称号。
20世纪90年代迄今，科恩在学术上更为成熟与自信，尤其是在国际货币问题上的研究获得学术界的广泛认可。1993年科恩发表了《三个一组与不合理的三位一体：国际货币合作的问题》一文，基于20世纪60年代开放经济中的蒙代尔—弗莱明模型，科恩认为一国政府不可能同时实现汇率稳定、资本流动以及货币政策自主性三个目标，并且把这个难题称之为“不洁的三位一体”。1994年，此文就被国际政治经济学第二代学者杰弗里·弗里登和戴维·莱克选编入第三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审视全球权力与财富》一书，2010年这本欧美大学广为流行的教科书更新至第五版时依然选入这篇重要文献。4科恩的这篇论文触及了国际货币合作领域的灵魂，即各国政府面临多种国家利益需要协调时，致力于汇率稳定的国际货币合作不一定能实现。1998年，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在麻省理工学院一篇未刊稿《永恒的三角》论文中提出了类似的思想，并画了一个三角形作图示，1999年在《外交》2月号杂志上发表《萧条经济的回归》一文，文章第三部分标题就用了科恩的“不洁的三位一体”，用来理解发展中经济体的危机和发达国家的货币过剩问题。5
除了发表大量论文之外，这一阶段科恩出版的主要作品有《金融关系的国际政治经济学》（1993年，主编及作者），此书是纳入海伦·米尔纳与罗伯特·基欧汉主编的《国际经济学文库》系列丛书的一本，由埃尔加公司出版。为纪念著名经济学家彼得·凯南（Peter B.Kenen）对国际经济学的贡献主编《国际贸易与金融：研究的新前沿》（1997年）、《货币地理学》（1998年，已出中文版），与查尔斯·利普森（Charles Lipson）主编了《国际组织》杂志的两本文章选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问题与行为体》以及《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理论与结构》（1999年），并在2004年出版了《货币的未来》。继1993年为埃尔加出版公司主编金融关系一书之后，2004年科恩又受命主编了《新全球经济中的国际货币关系》一书，在该书前言中科恩认为“此两卷本中的文章是为了彰显近期在国际货币关系政治经济学研究中的关键性学术贡献。过去10年，这一领域的核心主题由于受资本流动影响而迅速增加。收集于此的论文极大地深化了对金融全球化成因的理论性与分析性理解，尤其是在深入理解金融全球化的政治与经济后果方面更为如此”6。
2005年，科恩把过去30多年来构成国际政治经济学科基础、重要视角以及核心议题的20篇文献选编成《国际政治经济学》一书，这一选辑中最早的文章发表于1970年、最晚的文章发表于2000年。就其内容而言，全书分成了学科起源、体系转型、体系治理、国际贸易以及国际货币金融五个部分，每个部分各选辑四篇。从选编的目录以及内容来看，科恩主张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核心是体系转型与体系治理，这一观点早在1990年发表的《国际贸易政治经济学》一文就已经作过陈述。科恩在2005年选编一书中这样概括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历史，他认为“从实际现状来看，政治经济学始终是我们所谓国际关系的一部分。但是，作为学术探究的一个独特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仅诞生于几十年前。20世纪70年代以前，英语世界中很少有学者在进行国际关系研究时，致力于沟通经济学和政治学。例外当然也有，但是绝大多数是马克思主义的评论家或者处于主流西方学术界之外的其他人。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系统分析，即强调正统的市场与政治分析两者之间正式的统合，则是非常晚近的事情”7。
《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出版之际，科恩已年逾古稀。彼时美国发生次债危机，并引发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这一重大事件对科恩学术研究的关注点也有影响。除了进一步研究国际货币体系和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之外，科恩的著述明显开始关注中国。一是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前景，如发表《人民币的明天？中国货币国际化战略评估》（2012年）、《中国问题：它的崛起能被容纳吗？》（2014年）、《历史会重演吗？来自人民币国际化的教训》（2015年）等学术论文，此外在世界报业辛迪加（Project Syndicate）上也不时发表一些有关人民币国际化的评论。二是很关心中国学术界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在2014年出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高级导论》一书中，科恩用一章的篇幅介绍了中国学者对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研究。科恩认识到，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国际政治经济学已经在中国建立并逐渐繁荣，但是基于对中国学者截至2013年发表的若干研究成果的评估，科恩认为，“中国本土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仍处于学习曲线的相对较早阶段，大体上类似于英美的第一代学者。主要的概念和范式是从别处借来的，缺乏真正的重大创新。就知识贡献而言，中国仍是学生，而不是教师”8。
2021年，科恩从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退休。在2008—2021年间，也即科恩71岁至83岁的老年阶段，其成果仍然极为丰硕，发表著作5部，其中包括2019年第二版的《国际政治经济学高级导论》以及同年由芝加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货币治国之道：货币竞争与地缘政治野心》；主编四卷本《国际政治经济学》以及合编《变化世界经济中的权力：来自东亚的经验》等两部著作；在他人主编的著作中撰写了14篇学术论文，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21篇；此外，还包括4篇书评，被评论的著作包括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全球化的代价》、杰弗里·弗里登（Jeffry Frieden）的《货币政治：汇率的政治经济学》、埃里克·赫莱纳（Eric Helleiner）的《布雷顿森林被遗忘的基石：国际发展与战后秩序的构建》、丹尼尔·德茨纳（Daniel W.Drezner）的《体系运作：世界如何阻止另一场大萧条》以及乔纳森·科什纳（Jonathan Kirshner）的《金融危机后的美国权力》。9除了德茨纳的著作，其余4本著作均已被翻译成中文出版，由此可见科恩关注的话题同样也是中国学术界乃至中国读者关心的。目前，85岁高龄的科恩仍在思索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前景，已和出版社签约撰写一部《重新思考国际政治经济学》。
二、七位贤人与两个学派
如果我们熟悉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那么对于科恩如何撰写《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一书以及该书的内容就不会感到过于陌生。实际上，科恩为本书构建的框架不仅是一种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也体现了科恩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思想。全书分为七章，前面两章从大西洋两岸开始介绍这门学科的地理特性，然后延续科恩一贯强调的体系转型与体系治理两个重心，讲述这一学科不同于其他学科的显著特点，紧接着第五章更进一步探讨国家在不同国际政治经济学派别和议题中的地位，彰显国际政治经济学在国际关系传统下的发展脉络，第六章则集中展现了4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所取得的重要理论成果与开创的研究方法，最后一章是科恩对国际政治经济未来发展的思考，不仅提出国际政治经济学出现了三代学者的演进，科恩还特别希望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之间能够架起沟通的桥梁。
科恩在本书中讲到之所以现在适合进行探究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史，是出于三点考虑：第一，现实世界所发生的国际事务中所包含的政治与经济要素两者之间的内在联系；第二，理解这些现象的概念到底怎样被构建出来，以及如何相互作用并深化我们的认识；第三，出现了一批以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为术业的专业人士，用科恩的话说，“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正是基于这种设想，科恩的学科史不同于以往大学课堂中以观点罗列为特点、以编年史方式呈现的教科书，本书的特点是以代表性人物的个性与周围学术环境的互动来反映一个学科，有血有肉。科恩力图展现打破政治学与经济学“聋子间对话”的社会和历史宏观环境，而科恩自己以经济学训练出身进而发展至国际政治经济学家的学术历程本身就是这一对话的组成部分。
在本书中，科恩选择了七位有代表性的学者，分别是英国的苏珊·斯特兰奇、加拿大的罗伯特·考克斯、德裔美国人彼得·卡赞斯坦以及四位美国人查尔斯·金德尔伯格、罗伯特·吉尔平、罗伯特·基欧汉和斯蒂芬·克拉斯纳。他们当中年龄最长的是出生于1910年的金德尔伯格，而年龄最小的是出生于1945年的卡赞斯坦。20世纪7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学诞生时，他们中有的早就名闻学界、有的冲击在金融新闻的道路上、有的甚至还在攻读博士学位。不过，就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素养而言，学有专长、博士训练和实践感悟三者都非常重要，合在一起奠定了当前国际政治经济学的面貌。严格来说，科恩界定的国际政治经济学“七贤人”并不能完全涵盖塑造国际政治经济学这一学科的重要人物，例如还可以包括研究跨国公司的雷蒙德·弗农（Raymond Vernon）与研究发展经济学和国际贸易政治的艾伯特·赫希曼（Albert Hirschman）。但是就其对国际政治经济学，而非其他学科的发展，以及影响力的广泛性与持久力而言，这七人的确是实至名归。科恩强调，“七贤人”具有进行学术研究的同一种气质，即集学术探索欲、学术勇气和学术敏感性于一身。阅读本书，读者们能感受到那些成为一流学者的知识生产者所具有的执著与灵性。
科恩在本书中一如既往地深入阐述引起极大争议的两个学派——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对这两个学派的分析贯穿全书，在各个章节都有对比性的描述。简略而言，美国学术界更偏重于用经济学的实证主义理论与方法研究主流国际经济关系问题，主张用统一的方式研究这类问题；欧洲特别是英国学者则更转向批评色彩甚浓、道德感更厚重的规范性分析，主要研究劳工福利、社会平等、环境等问题，强调多元化和跨学科。美国学者借用经济学具有逻辑严谨、方法论可靠、因果论明显等优点，但也失去了对宏大命题探讨的兴趣，人文关怀欠缺。科恩建议“美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稍具雄心的议题中获益，以抵消近些年来日渐萎缩的视野。同时，英国学派也能从美国学派更严谨的方法论中学到不少，为理论分析引入一致性和可重复性。英国特色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能从相对不那么富有雄心的研究中获益，以便抵制住研究人类全体经验的诱惑”。尽管科恩本人是美国学派的一员，但他早年从经济学转向政治学研究国际货币问题，却得到了斯特兰奇的帮助。而科恩本人也不像一些崇尚实证主义研究的美国学者那样，不屑于哲理性、历史性与人文关怀。归根到底，对社会需求而言科学与人文是统一的。
三、国际政治经济学的未来
自2007年科恩提出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歧之后，“科恩命题”就引起了大西洋两岸的激烈争论。2007年11月，在斯坦福大学召开的美国第二次国际政治经济学学会上，两位学者通过广泛的调查和对12份杂志1980—2000年间所发文章的研究证实了科恩的观点。从2008年起，《国际政治经济学评论》杂志就陆续刊登了学者的评论文章，杂志编辑部经过一段时间准备，于2009年第1期出版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的美国学派”，学者们围绕四个问题展开了讨论：第一，对美国学派的这一描述是否准确；第二，如果这一界定基本正确，那么这一学派是怎样成型的；第三，美国学派所具有的范例、本体论以及方法论是否有助于学科的未来发展；第四，下一步怎样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10同年9月，大西洋彼岸的《新政治经济学》杂志刊发了专辑“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英国学派”，对科恩命题中的英国学派展开了深入讨论。11
科恩在《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刻画的“七贤人”中有三位——罗伯特·基欧汉、彼得·卡赞斯坦与罗伯特·考克斯——分别在两个刊物上发表文章辨析这一命题。基欧汉认为，科恩所指的美国学派的确取得了重要成绩。美国社会科学中占据主导地位的规范和激励结构全面影响了这一学科所用的逻辑与方法，美国学派呈现出严格的方法以及经济学模型特征。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指出的那样，基欧汉认为有一些领域用因果推断并不适用。基欧汉把诞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称作“旧国际政治经济学”，而把90年代后期以来根植于开放经济政治的发展称作“新国际政治经济学”，并认为后者将以更加严谨的方式把比较政治经济学与国际政治经济学融合进一个统一的框架。基欧汉表示，尽管他的一些学生坚定地支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范式，不过他本人持保留意见。开放经济政治学这一范式较少注意利益是如何被建构的、政策是如何在国际间扩散的，因而也就对当前世界政治中正在发生的大事视而不见。基欧汉进而指出，国际政治经济学要紧紧把握住正在全球范围展开的经济发展这一事实，尤其是世界向东亚的权力转移。为此，基欧汉指出未来五大极具潜力的研究议题：（1）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有可能在世界上人口占多数的地区迎来真正的经济发展，而这将改变国际政治经济学很多理论的假设——即世界是由发达和欠发达国家组成的，一个更加对称的世界需要新的理论；（2）中国成为国际贸易和金融领域的重要玩家；（3）金融和能源市场的波动更为极端；（4）真正的全球行为体在世界政治中至关重要；（5）电子技术成为全球通讯的基础。基欧汉最后强调，为了更好地研究以上大问题，学者们要使用多样化的方法。尽管同样高度评价英国学派，基欧汉却强调美国学派的社会科学内涵，正是社会科学训练让美国学者注意区分价值判断和实证分析。12
彼得·卡赞斯坦认为，科恩正确地指出了大西洋两岸存在两个风格不同的派别。同时，与基欧汉一样，卡赞斯坦也指出以戴维·莱克为代表的开放经济政治学（OEP）对偏好与利益如何形成关注不够。卡赞斯坦强调，对国际政治理论而言是对的洞见，对国内经济理论而言却不一定对。卡赞斯坦提出需要分析的折中主义，用于把理论从其独特的研究传统中挖掘出来，从其哲学基础中分离出来，再重新融合概念、方法、分析与经验，以便取长补短。13
罗伯特·考克斯则援引自己1981年论文的观点，认为理论始终是有目的的，而造成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分歧的主要原因正是两个学派的目的是不同的。考克斯本人倾向于批评型理论（Critical Theory），因为这一视角重视未来，而问题解决型理论着眼的是当前。如果说这两种视角有融合的必要与可能，那么首先要明确两者尽管目的不同但并不必然针锋相对。考克斯甚至认为，两者的差异可以追溯至18世纪欧洲的传统，而科恩概括的英国学派用“欧洲学派”表示可能更恰当。与科恩“学科史也是个人的学术史”一样，考克斯认为学者的差异是导致学派产生的根本原因，而促使学者分化的主要原因则可以归结为：国家的地位、历史传统、意识形态以及研究生教育。考克斯进一步认为，学派一词有广义与狭义之分，英国学派体现的是前者，而美国学派的含义更具体。如果目光放至全球，那么像中国这样的国家，它的世界观十分不同于西方，因此学科发展也会不同。考克斯断言，没有一个被全球所接受的共同的国际政治经济学。未来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将充分注重各国的差异、人民价值观的不同，因此，英国学派所代表的历史性与开放性就十分重要。14
科恩分别在两份刊物上发表回应文章，进一步澄清其观点。科恩认为，当前学者们都已经承认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有分化，只是程度大小。科恩认为，更准确地讲，英国学派和美国学派是同一个研究共同体中的两个独具特色的宗派而已，而且恰好分隔在大西洋两岸。科恩提及，一部分英国学者把在大西洋两岸架起桥梁的设想当作是“美国知识霸权”，而美国的学者认为英国学派的作品缺乏深入对话的可能性。与第二代学者如戴维·莱克期许开放经济政治学的光辉前途不同，科恩认为这一方向进展不大。科恩进一步告诫，过分科学主义发展不利于保持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跨学科特性，而且趋向于硬科学研究需要大量的可得性数据，这会限定可研究的议题。15科恩建议，可从研究者自身、训练学生以及研究作品方面做好两个学派的沟通工作，特别是研究方面需要采纳彼得·卡赞斯坦所谓的“分析的折中主义”，由问题主导而非方法主导的研究。16
经过50多年的发展，国际政治经济学不仅在英美的大学里制度化，在中国、日本、澳大利亚、拉丁美洲、印度等地都有很大发展。17中国类似于西方意义上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首先是从世界经济研究开始的，20世纪80年代后国际关系学术界开始引进国际政治经济学教材。90年代以后南开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和北京大学相继开设全校性的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推动了这一学科的发展。特别是2003年，北京大学设立国际政治经济学系并开始招生，系统训练国际政治经济学的学术人才，这标志着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实现了制度化发展。2008年12月，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普林斯顿大学合办了“国际政治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国际研讨会，这次会议毫无疑问是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走向自立的一个标志。18日本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比中国要早，1982年，东京大学助理教授猪口孝就成为《国际组织》杂志编委会成员。不过直到2004年，早稻田大学才设立全球政治经济学系，意在统合政治学、经济学与公共管理等学科，训练具有真正跨学科能力和国际视野的学生。
总体而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日益得到重视，正如科恩在导论中指出的那样，
一门学科领域诞生的标志是知识体系得以构建从而能够对探知的相关主体进行界定。公认的标准得以采用，从而用于培训专业人才并保证专家的正确性；在大学及科研机构中有了与该学科领域相关的全职工作机会；拥有专业出版物用来传播新的观点和分析成果。简而言之，就是学者间制度化的学术网络得以生成——也就是一个有着自己的研究领域、评价标准和职业使命的专业研究团体。
根据这个标准，科恩断言国际政治经济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完全建立，尽管科恩同时还承认“这座大厦并没有完工”。实际上，推动一门学科最重要的动力是国家和社会的需求，归根到底是市场化的社会需求。随着人口增多、互动性增强，会不断产生新问题，这些新问题对新方法和新视角的需求最为迫切。对于新方法、新视角，学术界人士有时也会视而不见。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欧美学术界制度化的进程已经表明这一点。然而，并非只有国际政治经济学遭受这一待遇。1990年，哈里·马科维茨（Harry Markowitz）因证券组合理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12月马科维茨在颁奖致辞时回忆道，20世纪50年代经济学界并不把证券组合理论作为微观经济学的一部分。1955年主持马科维茨博士论文答辩的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认为，不能把经济学博士学位授予创作证券组合理论的马科维茨。35年后，马科维茨带着胜利者的自信说道：“当我进行学位论文答辩时，证券组合理论还不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但现在已经是经济学的一部分了。”19国际政治经济学在未来必然随着国际交往的增强、扩展与深化，随着国家需求和社会需求的上升，日益发展壮大。正如作者在该书中文版序言中所提到的那样，国际政治经济学是年轻的，它的历史还在书写。
在这篇译者前言的文末，略微介绍翻译此书的经过。本书译者在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研读国际政治经济学课程时，就已经从网上下载到科恩教授2006年文本的草稿，并在王正毅教授的讨论班上介绍过这一动态。2006年下半年两位译者相继赴日本留学，各自进行国际政治经济学领域博士论文的写作。2008年初得知普林斯顿大学出版该书，随后即建议早稻田大学图书馆购买此书，图书馆很快就购置该书。按照早稻田大学的制度，推荐购买图书的读者有权利优先阅读该书。译者初步阅读之后，就觉得有推荐的必要。恰好此时，正在美国进行博士后学术交流的曲博博士也向译者推荐此书，正可谓不谋而合。2008年10月份回国之后，译者征询王正毅教授意见。王正毅教授阅读之后，也鼓励两位译者尽快翻译。随后，他便向上海人民出版社副总编范蔚文先生热心推介并建议翻译此书，最终促成了此书的翻译出版。在此我们要对王正毅教授和范蔚文先生表示由衷的感谢，两位先生虽然从事着不同的学术职业，但都为推动国际政治经济学在中国的发展默默地做着奉献。我们也要感谢本书的责任编辑王舒娟女士，她做了大量的细致的编辑和校对工作，许多看似细小的改动，却反映着她的严谨和认真。
本书的导论、第二章、第四章、第六章由杨毅负责翻译，第一章、第三章、第五章和第七章由钟飞腾负责翻译。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是从2009年上半年开始进行的，尽管时间上与原书的出版已不是那么同步，但是欧美学术界围绕科恩命题的激烈争论却证明该书的价值。至于本书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促进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进展，以及以何种方式为培养中国的国际政治经济学学者，甚至在进一步与国际学术界就中国与世界的关系进行探讨上作出贡献，就请读者评判和努力。
感谢上海人民出版社史美林女士在本书再版过程中所做的大量工作。此次再版，译者对译文未作改动，仅对本译者序进行了若干修订，特别是增补介绍了作者科恩教授在出版《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思想史》之后的著述情况。一方面，科恩教授未对该著作进行修订，另一方面，对2008年以来全球学术界推进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情况进行详细介绍将远远超出本文的范围。好在中国国际政治经济学学科建设的主要推动者王正毅教授已经撰文深入讨论了50年来该领域的研究，感谢王正毅教授同意将其作为本书再版的新序言。
译 者
2010年3月于北京
2022年3月再修订于北京
注释
1．Benjamin J.Cohen, “The Transatlantic Divide: Why Are American and British IPE so Different?”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No.2, 2007, pp.197—219.
2．Craig N.Murphy and Douglas R.Nelso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A Tale of Two Heterodoxies,”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s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Vol.3, No.3, 2001, pp.393—412.
3．Benjamin J.Cohen, Crossing Frontiers: Explorations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Boulder, CO: Westview Press, 1991, p.2.
4．可参考Benjamin J.Cohen, “The Triad and the Unholy Trinity: Problems of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in Jeffry A.Frieden and David A.Lake, eds.,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erspectives on Global Powers and Wealth,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45—256页。
5．Paul Krugman, “The Return of Depression Economics,” Foreign Affairs, Vol.78, No.1, 1999, pp.56—74.
6．Benjamin J.Cohen, “Introduction,” in Benjamin J.Cohen, ed.,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lations in the New Global Economy,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4, p.i.
7．Benjamin J.Cohen, “Introduction,” in Benjamin J.Cohen, ed.,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Ashgate, 2005, p.xi.
8．Benjamin J.Cohen,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chapter 8, pp.110—121．引文出自第119页。
9．相关成果介绍可参考科恩的个人主页，https://www.polsci.ucsb.edu/people/benjamin-j-cohen。
10．Catherine Weaver, “Reflections on the American School: An IPE of Our Maki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2009, pp.1—5.
11．“Preface, Reflections on the ‘British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No.3, 2009, pp.313—314.
12．Robert O.Keohane, “The Old IPE and the New,”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2009, pp.34—46.
13．Peter J.Katzenstein, “Mid-Altantic: Sitting on the Knife's Sharp Edg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2009, pp.122—135.
14．Robert Cox, “The ‘British School’ in the Global Context,”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No.3, 2009, pp.315—328.
15．Benjamin J.Cohen, “Striking A Nerv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Vol.16, No.1, 2009, pp.136—143.
16．Benjamin J.Cohen, “The Way Forward,” New Political Economy, Vol.14, No.3, 2009, pp.395—400.
17．例如，英国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于2019年编辑出版了《帕尔格雷夫当代国际政治经济学手册》，囊括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学者的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作品，参见Timothy Shaw, Laura Mahrenbach, Renu Modi and Xu Yi-Chong, eds., The Palgrave Handbook of 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Palgrave Macmillan UK, 2019。
18．值得注意的是，主办此次会议的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学系主任海伦·米尔纳（Helen Milner）在2000年时曾经对像中国这样的国家是否在开展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充满着浓厚兴趣，但不到10年时间，两国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已经开始了进一步的学术对话。参见Helen Milner, “Reflections on the Field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in Michael Brecher and Frank P.Harvey eds., Millennial Reflections 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pp.623—636.
19．Harry M.Markowitz, “Foundations of Portfolio Theory,” Journal of Finance, Vol.46, No.2, 1991, p.4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