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权、竞争与权力

这一难题的根源在于主权原则本身的矛盾和不协调之处：国际秩序是相互竞争的主权国家之间的并立关系。这种竞争已然显示出正在诞生的法律思想的矛盾性。一方面，我们致力于塑造一套能够使正在建构的国家间秩序变得文明化的国际规范；另一方面，主权的功能却在于承认每个国家的绝对自由，仅服从于国家自愿接受的更高权威制定的规则。因此，战争的常态性、必要性与绝对性观念得到了普遍扩散，成为西方列强难以超脱的一种古老观念。同样地，由此产生了对国际法由来已久的不信任，以及直到今天，特别是在美国仍然顽存的重重疑虑。认为竞争几乎可以不受任何规则的约束，这同时说明了新的国际秩序的真正原则仍然是权力，就是指自由地强迫他者服从，特别是强迫邻国服从的能力，无论采取何种手段。权力必将成为新的国际秩序的重大组织性力量，我们始终相信这一点。这一点被证明是错误的，但是要等到很久之后。

无论如何，当我们让权力成为国家间敌对关系的自然仲裁者时，我们就不可避免地走向西方世界中总是交替出现的两类情形。要么，一个国家展示出强于其他所有国家的权力，那么我们就会重建帝国传统，如同路易十四在他所身处的时代、拿破仑一世和英国在19世纪所试图做的那样。要么，主要强国势力大致相当：那么帝国已没有可能，而是出现一种寡头政治，由一个强国俱乐部来主导世界。

帝国霸权和寡头政治两种形式的交替转换（oscillation）以一种相当稳定的方式贯穿着欧洲迄今为止的全部历史。当我们处于帝国逻辑中时，准臣服关系居于主导地位，所有行为体都要接受霸权的领导。相对而言，在寡头情形下，为了使寡头共治能够被接受并可持续，这一主导关系需要持续地处于协商之中。由此产生了“势力均衡”（équilibre de puissance）的概念，一个自19世纪初以来深刻烙印在国际关系史上的重要范畴。追求均势的目的在于使主要列强处于平等地位上，以至于其中任何一个强国都不会试图进行建立帝国的冒险。

构想这一新理念的大师是德意志首相俾斯麦：一俟法国1871年被统一的德国击败，他关心的全部问题就在于如何在欧洲内部找到平衡，以阻止莱茵河对岸的敌手采取报复并再次主导大陆。为此，一套复杂的联盟体系被建立起来，比如著名的“三皇同盟”（alliance des trois empereurs），从1872年起开始把柏林与维也纳、莫斯科联合起来，后来又演变为“三国同盟”（Triplice），1882年把维也纳、柏林和罗马联系在一起，加上更为复杂的《再保险条约》（Traité de　〈réassurance〉），自1887年起套牢了俾斯麦唯恐疏离的俄国：就这样开启了现实主义的联盟大冒险；这种结盟关系至今仍部分地延续着，而且深深地影响着我们的现代国际关系！事实上，俾斯麦痴迷的不是要主导欧洲的念头，他执着追求的是确保所有的主要伙伴都拥有某种“最低限度的必要权力”（minimum vital de puissance），以至于没有人会质疑这一整体上的寡头均衡。于是，举例来说，俾斯麦利用1878年第一次巴尔干战争以及在《圣斯特法诺条约》（Traité de Sans Stefano）签订后召开的柏林会议终结了这一条约，努力向明显大获优胜的俄国的对手们提供一些安慰性奖赏来加以安抚，比如向沮丧的英国提供一些赠予，因为英国也许会一气之下把塞浦路斯纳入自己的占有地系列中。

当时哪些国家是这“最低限度的必要权力”的受益者呢？从1815年起，候选国似乎就是不言自明的：战胜了拿破仑的四个国家——奥地利、普鲁士、英国与俄罗斯——组成了“欧洲协调”（concert européen），法国虽然战败，但自1818年亚琛和会（Congrès d'Aix-la-Chapelle）之后也很快重返这一行列。这五个国家担负起了欧洲的领导权，欧洲的大国协调也时好时坏地至少运行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这一领导团队的结构不禁令人联想到一个更具当代性的现实，即八国集团（G8）的存在。八国集团的基因与当时的大国协调是相同的：所有的要素均已具备，与之相伴的还有这样的理念——世界的命运取决于一个由少数强国组成的贵族集团，它们强大到足以共同管理国际生活，但若要单独治理却根基不牢。这一配比组合一直延续下来，连同其各种危险的弊端。

当然，为了使寡头治理的解决方案成为一种相对的共识，必须确保没有任何一个强国感到自己能够凭一己之力单独“胜出”（remporter la mise）。这样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什么美国对“国家协调”（concert des nations）的做法总是表现出强烈的抵触，包括七国集团（G7）、八国集团（G8）和二十国集团（G20）在内的各种形式的国家间协调从未能够激起美国人的热情，而且只是在美国实力相对衰弱的时候才被接受。同理，19世纪的英国也是五国协调中最缺乏热情的那一个，因为它相信凭借对海洋的控制，英国可以独自确立“不列颠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而欧洲俱乐部只会碍手碍脚。尽管如此，大国“协调”的逻辑勉勉强强地维持了将近一个世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