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摆在读者眼前的这本书脱胎于太史文教授二〇一四年在复旦大学主讲的“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在这次系列讲座中，太史文教授重点介绍了他近年来对敦煌斋文的思考。在中国学者所做的校录、定名、分类、整理等工作的基础上，太史文教授更关注如何将西方理论引入对斋文所呈现的仪礼的研究之中。同时，他也指出这些仪礼并非为汉传佛教所独有。通过与汉地以外佛教文化中相关仪礼在结构上的比较，他试图揭示佛教作为一种宗教的“泛亚洲”特性。
太史文教授最早为中国读者所熟悉是因为他的处女作《中国中世纪的鬼节》（Stephen F. Teiser，The Ghost Festival in Medieval Chin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8）[1]。在该书中，作者广泛采撷正史、佛经、注疏、变文等材料中盂兰盆节的记录，以盂兰盆节为切入口，勾勒出当时的佛教徒对死后世界、本土宗教、祖先崇拜以及佛教与家庭关系的复杂看法。作者的第二本著作《〈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Stephen F. Teiser，The Scripture on the Ten Kings and the Making of Purgatory in Medieval Chinese Buddhism，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 i Press，1994）[2]，指出中国佛教对死后世界的理解，与印度模式有所不同。在印度模式中，往往更强调的是轮回，即人死后再转生至六道之一当中。至于在死后和转生之间，有些部派认为存在着一个被称为“中有”（antarābhava）的阶段。这个阶段的存在说明人在死后和转生之间存在着一个过渡阶段，而处于这个过渡阶段中的生命本身需要等待合适的“生缘”才能够转生。等待机缘的时间以七天为限，如未能出现则需再次经历生死。而这个过程最多只能持续七次，四十九天之内任何生命必将因其前世业力找到转生的去处。在中国佛教当中，为了解决人们对于这四十九天的焦虑，一种融合了儒家丧葬观念的新的时序被发明出来。在这个时间表当中，除了七七日外，又增加了人死后一百天、一年和三年这三个节点。而作者所讨论的《十王经》正是建立在这个时间表的基础上：在每一个时间节点，都有一位相应的王，勘察死者前世的善恶业力。在这十王中，既有阎罗王这样印度宗教中掌管死后世界的神祇，也有太山王这样灵感来源于中国本土生死信仰的神灵。
《〈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一书可以被看作作者第一部书中个别章节的扩充与深化。但同时，作者在第一部书中，虽然使用了诸如《目连救母变文》之类敦煌文书，但仍多注目于其文献价值，致力于获取其中所包含的历史宗教信息。而在第二本书中，作者对敦煌材料的使用手段则更为多维。除了对《十王经》本身的讨论，作者还花费不少篇幅讨论了不同写本的物质形态及写本题记所揭示的《十王经》的接受史。如果说作者的第一部书还只是应用写本材料的话，那么第二部书则更全面体现了写本学的关怀与方法。
作者对佛教中死后世界的兴趣亦持续到了他的第三部专著[3]。在该书中，太史文教授集中讨论了不同佛教文化中对“轮回图”的处理方式。他指出，尽管不同区域不同载体上的“轮回图”在细节上各有特点，但也共享了一些基本元素。作者着重说明了这些共享的元素（包括轴、辐、辋）如何被用来创造性地表达佛教义理知识。他还认为以这些基本元素为基础，赞助人的兴趣、寺院僧侣的倾向、工匠画师的职业训练、观看者的组成都会对作品的最终呈现形态有重要影响。与前两本书相比，作者在这里体现了两种跨越：一是书中应用了大量壁画、石窟、浮雕等图像和考古材料，而非作者所熟悉的文字性文献；二是作者的讨论并不局限于汉传佛教所影响的区域，古代西藏地区以及中亚、印度也被纳入作者的视野之中。
除了以上具体的个案研究以外，太史文教授还对中国宗教研究的宏观问题颇感兴趣。早在一九九五年，受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欧大年（Daniel L. Overmyer）教授之邀，太史文教授为研究计划“中国宗教：领域的现状”（Chinese Religion：The State of the Field）撰写了民间宗教（popular religion）部分[4]。在这篇综述当中，他从解析民间宗教的概念入手，以“宗教与家族”“宇宙观、占卜及道德观”“通过仪式”“神祇”为纲目，全面回顾了西方学界二十世纪对中国民间宗教的研究，可以说已经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指南之一。
一九九六年，太史文教授又为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史料集《实践中的中国宗教》撰写了长篇序言[5]。在这篇序言中，他指出，三教模式（儒、释、道）长久以来被视作理解和认识中国宗教的支配性图示。虽然这一模式存在着种种问题，但仍然有必要从其各自的起源及构成入手，分析这三者是如何获得其地位并最终构成这一模式的。作者认为，三教模式的支配地位排除了很多广泛存在于中国历史中的思想和实践，遮蔽了历史上游逸于这一理论体系之外的其他声音。更重要的是，他认为所谓的三教并不能看作地位相称的三个实体。历史上，它们拥有各自独特的领域：“儒”主要关注政治哲学和价值观；“道”强调生命和神仙体系；“释”则主要提供了一种解脱的路径。将它们都看作形式相似的“教”（teachings）实际上是一种以今律古的视角。由于这篇序言既清晰地追溯中国宗教的源头，又能批判性指出现有体系的不足之处，它至今仍然是西方中国宗教研究入门的必读文献。
二〇〇七年，太史文教授又受邀为许理和（Erik Zürcher）的经典作品《佛教征服中国》第三版撰写了长篇序言[6]。除了详细介绍该书的重要观点及许理和的学术经历以外，他特别讨论了该书对中西方中国佛教研究的重要影响。同时他也指出，该书出版以来学者们对魏晋时期社会阶层研究的进展使得该书对魏晋士族的定义显得过于简单。此外，尽管许理和在书中非常注意选择措辞来描述佛教传入中国的过程，但其潜意识中依然将这一过程表述为两个根本上不同的实体间的“文化冲突”。但正如太史文教授所言，近二十年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进展表明，将现代民族国家观念投射到古代社会无疑是危险的。因此，在中国佛教研究中常见的“汉化模式”与其说解释了什么是“中国性”（Chineseness），倒不如说是预设了什么是“中国的”。而这种往往基于当下的预设，恰恰使得我们难以看清“中国性”这一观念是如何在历史中被建构起来的。与这一模式相对的“印度化模式”也存在同样的问题。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太史文教授对佛教研究中“汉化模式”的反思也体现在了本书对敦煌佛教仪礼的研究当中。
近年来，太史文教授的研究兴趣逐渐转向了敦煌斋文，特别关注这些仪礼文献是如何被生产以及使用的。其实早在他研究《十王经》时，就注意到有一些写本可能被用于斋会的仪礼表演当中。同时，他也专门讨论了《十王经》文本的语言及体裁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这些问题意识更加成熟圆满地呈现在了本书之中。
本书主要分为四部分。第一讲《佛教仪礼与人文学科》主要介绍了作者自己的学术经历以及其在研究佛教仪礼时所应用的主要理论工具。太史文教授在这一讲里集中讨论了如何将保罗·利科的“猜疑的诠释学”、福柯的“话语实践”、仪礼程序以及表演性理论引入对佛教仪礼的分析当中。这也体现了作者一贯的理论关怀。
第二讲《佛教世界中的做功德》则主要将用来“做功德”的斋文放在整个佛教的大背景下，探讨中国佛教当中的“做功德”仪礼的印度原型以及它们是如何被中国所接受和改造的。作者首先指出，早期中国的仪礼文本主要有三类：第一类是翻译自印度传来的戒律文献；第二类是中国僧侣将汉译文献的相关片段编集而成的仪礼轨范集，如宝唱（？—516）所编《众经供圣僧法》等；第三类则包含了中国僧侣以汉语所写成的仪礼文。例如善导（613—681）所编集《往生礼赞偈》，既包含汉译佛经中的片段，也有中国本土作品。而作者所关心的敦煌斋文，虽然属于本土僧侣编写的文本，却依然也能够体现不少印度原型的特点。作者认为，将行善产生的果报回向给他人是许多佛教仪礼的核心。而在佛教仪礼传播的过程中，无论是严格的翻译文本还是较自由的本土编纂，在这个核心之下，都存在着某些共有的叙述、标准以及隐喻。而最为关键的是，它们共享了一个最基本的程序：礼拜神佛、供养、忏悔，最后通过回向和发愿来和他人分享仪礼带来的善果。
第三讲《疗以善业：中古佛教患文》则聚焦于一类特殊的斋文——专门用于疗治众病的患文。作者在这一讲中挑选了两篇患文。在第一篇中，作者认为贯穿于各部分的观念就是“疗以善业”，即治疗是通过使用及分配仪礼过程中产生的果报来实现的。而第二篇，则在第一篇患文揭示的基本结构中插入了忏悔的内容。作者指出，敦煌患文集中体现了佛教中的因果报应、做功德及功德回向和布施观念。而且在患文的背后，存在着大量参与者，各类神佛、施主及患者本人、家庭成员、患者前生来世的怨家以及众生都在患文中占有一席之地。
与第二讲讨论的佛教仪礼的共性相对，第四讲《语言、文体和表演》则试图揭示敦煌斋文中的创造性发展。在这一讲中，作者仍以患文为对象，细致分析了其文式、文体和措辞，试图回答为何患文不同部分采用不同的文式及语言特色。作者指出，患文的有些部分采用骈文，有些部分则不采用骈文。作者认为，骈文作为一种正式的语言，主要被应用在了患文中描述的部分（佛陀的形象、患者的症状、仪礼的内容以及治愈的过程）。而非骈文的部分，则往往更具表演性，试图来完成特定的行为。在这里，作者还引入社会语言学中“语域”（language register）的概念，即在不同情境和领域中，语言的风格也会转换。作者认为表演性部分使用的不同语域吸引了观众的注意力，完成了各自的目的。作者接着分析了各部分的措辞，认为患文中的词汇可以是佛教术语和非佛教术语，而这两个类别下又可细分为若干子目。患文的各部分措辞选择体现了一个光谱，来自印度佛教或者汉译佛典的词汇构成了一极，本土的非佛教词汇构成了另一极，而中国本土佛教词汇所处的它们之间的区域，则为协商和创造性提供了广阔的空间。通过以上的细致分析，作者指出敦煌患文既体现了印度模式的影响，但同时也存在不少本土和非佛教的表达。这一特征也说明对敦煌患文的研究可以进一步加深我们对中国本土编纂的各类佛教文献的理解。
通过以上对各讲的概观，相信读者已经可以大致了解本书的一些基本观点。我们认为本书最重要的贡献有两点：一是将表演性理论等西方社会科学理论引入了敦煌斋文的研究之中。这些应用并非机械似的套用，而是与细致的结构和词汇分析结合起来，读来并无佶屈聱牙的晦涩感。二是虽然应用的是敦煌材料，但作者却并不将视野局限于敦煌一地、中国一域。作者多次指出，佛教在古代社会作为一种“泛亚洲”宗教，共通的结构和观念广泛存在于不同的佛教文化当中。而正是这种共性与不同地域文化的融合创造才使得佛教能够在不同的地域社会中生根发芽。作者在这部书中所开创和提倡的不少研究方法，也已经影响到了学者对其他佛教文化的研究。如布莱恩·罗（Bryan D. Lowe）对日本愿文的研究，就借鉴了不少作者的方法[7]。
自二〇〇七年发表第一篇有关敦煌斋文的论文以来，作者已在该领域发表了近十篇论文[8]。二〇一四年“复旦大学光华人文杰出学者讲座”之后，作者又结合讲座时听众的回应和问题，对书稿做了不少修订。可以说读者眼前呈现的这部书稿虽然简要，但却是作者对其十余年来敦煌斋文研究的重要阶段性总结。根据作者的规划，他未来还会出版两部英文专著，分别重点讨论敦煌患文及敦煌发现的各类仪礼写本。
由于历史原因，海外敦煌学的重镇一直集中在欧洲和日本。近年来太史文教授则积极致力于推进敦煌学在北美的研究及普及。除了举办敦煌学相关学术会议，邀请相关中国学者赴美访问、讲学以外，作者还翻译了郝春文教授的《石室写经》一书[9]。相较于高奕睿（Imre Galambos）于二〇一三年翻译出版的荣新江教授的《敦煌学十八讲》[10]，该书面向的目标读者不仅是专门学者，还包括各类希望了解敦煌及丝绸之路的社会大众，为敦煌学在北美的传播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本书翻译出版的过程中，我们还得到了很多人的帮助。光华教育基金会为系列讲座和本书的出版提供了慷慨的支持。三联书店资深编辑吴彬老师、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生李煜东同学校读了全部译文并提出了不少意见，在此我们一并表示感谢。
[1] 《幽灵的节日：中国中世纪的信仰与生活》，侯旭东译，浙江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九年。再版改题为《中国中世纪的鬼节》，上海人民出版社二〇一六年。侯旭东为该书撰写的译者序详细介绍了该书的内容和观点，此处不赘。此外，还可参看杨继东为该书撰写的书评，载《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六年，470—474页。
[2] 《〈十王经〉与中国中世纪佛教冥界的形成》，张煜译，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六年。在中文版当中，作者专门撰写了新的序言，全面回顾了二十余年来“十王”研究的新进展，值得参看。对该书的评述，还可参读杨继东的书评，载《唐研究》第3卷，北京大学出版社一九九七年，482—486页。
[3] Stephen F. Teiser，Reinventing the Wheel: Paintings of Rebirth in Medieval Buddhist Templ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2006）.
[4] Stephen F. Teiser，“Popular Religion，”Journal of Asian Studies 54，no. 2（May 1995）：378-395.
[5] Stephen F. Teiser，“Introduction：The Spirits of Chinese Religion，”in Religions of China in Practice，ed. Donald S. Lopez，Jr.（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3-37.
[6] Stephen F. Teiser，“Social History and the Confrontation of Cultures：Foreword to the Third Edition of 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in Erik Zürcher，The Buddhist Conquest of China: The Spread and Adaptation of Buddhism in Early Medieval China，third ed. （Leiden：Brill，2007），xv-xxxviii.该文后由左娅译，以《许理和〈佛教征服中国〉三版序言：社会史与文化之间的对峙》为题，收入伊沛霞（Patricia B. Ebrey）和姚平主编《当代西方汉学研究集萃·宗教史卷》，上海古籍出版社二〇一二年，199—235页。
[7] Bryan D. Lowe，Ritualized Writing: Buddhist Practice and Scriptural Cultures in Ancient Japan（Honolulu：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2017），57-79.
[8] 作者在这一领域已发表的论文可参阅本书参考文献中相关部分。
[9] Chunwen Hao，Dunhuang Manuscripts: An Introduction to Texts from the Silk Road，trans. Stephen F. Teiser（Diamond Bar，CA：Portico Publishing Company，2020）.
[10] Xinjiang Rong，Eighteen Lectures on Dunhuang，trans. Imre Galambos（Leiden：Brill，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