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历史和历史主义

在美国，我任教于宗教系。我的一位同事是位哲学家，我非常尊重他的看法。尽管他自己就教授宗教研究的方法论和理论课程，但他却有些轻视地将方法论看作“清嗓子”。我觉得他的这个说法很幽默也很有启发性，所以我希望以思考“清嗓子”这个理论能给中国佛教研究带来什么贡献来作为开场白。

我的这位同事说，绝大多数专著、博士论文和演讲，都会有一段关于方法论的开头，就像人清嗓子一样。许多博士论文的第一章，就是对探讨同一问题的其他学者的冗长批评。在对研究同一问题的重要学者的讨论当中，大部分“第一章”都指出以前研究中的种种错误：他们对过去有成见，他们的先入之见使他们难以看清其研究对象，或者他们未能虑及一些重要的证据。前辈学者的工作只被当作是引起嗓子不适的刺激，需要在真正有价值的研究（即眼下的博士论文或专著）开始之前就被咳出或清理掉。

对任何专著或演讲而言，回顾并批评该论题下先前的研究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学者们在开始自己的研究之前，总是需要研读先前的研究并从中获益。了解其他人的偏见和短处当然也很重要。但“清嗓子”的比喻也表明，这类过度的批评会引起读者的不适：你们可以想象有人在你面前长时间清嗓子的感觉！这的确会让他呼吸更通畅，但是需要咳这么久吗？为什么要咳这么响？为什么要在公共场合这么做呢？

“清嗓子”的比喻表明对方法论的讨论尽管非常必要，但有时也可能是错误或过度的。年轻学者们常常觉得他们需要“谋杀”掉他们在学术上的竞争对手。这样一来，他们经常写得好像自己毫无错误而他们的同侪则是讹误满纸。他们常常指责竞争对手的假设是无效的、未经检验的，而他们自己则绝无先入之见。他们经常写得好像自己创造了全新的学术传统或方法。总之，他们总是写得好像其他学者都是爱犯错的、有局限性的，而他们自己却独立于历史之外。

我本人也希望能避免犯“清嗓子”式的错误，所以我的立场可以简单地表述为：作为历史学家，我们不仅研究历史，同时我们的研究活动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

这个主张看起来很简单：历史不仅是我们研究的对象，我们的研究本身，包括我们在大学和研究生院所接受的训练，我们所回应的思想上的影响，我们产出的著作和研究成果，也都是历史的一部分。这一哲学主张会导致一个重要的结果：为了充分理解我们的研究，我们需要将自身置于合适的历史语境当中。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将我们用在研究对象上的研究方法也应用于自身和其他学者。其实这个看法并不新颖，我们可以看到不少哲学家和历史学家也有类似的主张。最近在美国，也是我接受学术训练的地方，这一方法被称为“历史主义”或“历史相对论”（Historicism），也被称作“新历史主义”（The New Historicism）[1]。

我在教学时，常常教给我的学生基于历史主义观念的三个重要要求。第一，为了将一个学者置于其历史语境中，我们既要对这位学者提出负面批评，也要对这位学者如何创造性地使用了他所使用的资源给予正面认可。这个要求提醒学生，任何值得批评的学者也需要得到我们的尊重。不然，为什么我们要用一页或者一段的篇幅来讨论一位学者呢？如果你认为批评一位学者的研究方法很重要，那么你必须解释为什么你认为他的作品足够重要到让你的老师或读者愿意花时间来了解他。

历史主义所包含的第二个含义是，即使是全新的、有创造性的观点也有其历史渊源。作为历史学家，即使在反对一种学术传统时，我们仍受到这一传统的影响。实际上，一种练习自我批判的方法就是坦承自己的成见和盲点，或者将我们自己的作品嵌回我们仍置身其中的学术史当中。

我试图教给学生的第三个历史主义的要求是，工具要适应用途。每个人都知道要用锤子钉钉子，用锯锯木头；锤子无法整齐地切割木材，锯也没法把东西钉合在一起。对我们思想上的工具及分析问题的理论而言，这道理也同样适用。一个概念——包括历史主义——不能解决所有问题。比如文学理论对经济史研究毫无帮助，社会阶级和阶级斗争理论无法指导我们校雠古代文献。因此我们需要使我们的理论工具与想要解决的问题相匹配。

图1　《再造生死轮：中古佛教寺院中的转世绘画》（Stephen F. Teiser, Reinventing the Wheel: Paintings of Rebirth in Medieval Buddhist Temples, Seattle: University ofWashington Press, 2006）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