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这是笔者与笔者团队（主要是曾经的研究生及长期合作从事肿瘤治疗的临床医师等）所合著的又一本关于癌症防治的科普书籍。

一

笔者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行医，80年代醉心于癌症保守治疗，前前后后40余年。因为身份关系（笔者第一身份是医科大学教授），前后一共写了60余本书，既有很厚的专业书籍，也有权威性的百科全书（如主编《中华医学百科全书·医学心理学与心身医学》《中华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心理学》等），以及各类教材、学术著作；而自世纪之交开始接受国家任务，写下了全国中医院校统编教材多本（其中包括主编《现代中医肿瘤学》，2005），正是洋洋洒洒百万字的教材，启动了笔者后续18年间颇多的肿瘤方面著作的问世。因为《现代中医肿瘤学》是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该书在国内外均有一定影响力。当时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袁钟教授几次约请笔者团队，希望将该书翻译成英文，推向国际，且已与多家国际出版机构达成协议推广。惜国际出版涉及环节众多，需要找专业翻译人才等，一时无暇顾及，此事只能遗憾作罢。但也由此引发了我们在肿瘤领域笔耕不辍。因为这一领域涉及大众的生生死死，人人关注。但其空白点甚多，甚至存在许多盲区和误区等，亟须普及常识，增添新知，开启民智，改善大众应对癌症的方式方法。

2008年，笔者推出《癌症只是慢性病》一书，一炮走红，一时间“洛阳纸贵”，再版及重印十余次，销售几十万册，不仅传递了一个足以改变人们应对肿瘤行为的新观点（癌症是慢性病），改善了中国肿瘤防治现状，也斩获了科技成果奖。此后，我们又陆续推出《生了癌，怎么办》《生了癌，怎么吃》等（最近更细化精准到《生了肠癌，怎么吃》《生了乳腺癌，怎么吃》《生了肺癌，怎么吃》《生了胰腺癌，怎么吃》等）著作。而2016年，我们在总结以往治疗近5万例癌症患者第一手资料的基础上，提出了“抗癌力”的核心观点，在《抗癌力》（2016）一书中认为提升、呵护个体内在的抗癌力，对于防范及纠治癌症至关重要；且就抗癌力的构成，做出了颇为贴切的理论阐述。近期，我们又总结阐述了“惰性癌”的重要认识，认为癌症中存在着一类“惰性”现象（即：发展得不会很快，通常对人类健康危害不是很大），对此，人们对惰性癌的应对方式应该改进，而不能动不动就手术、放疗、化疗，滥杀无辜。前后林林总总关于癌症的几十本著作及科普书籍，折射出我们团队近40年来对癌症的探索、认知及应对深化、细化的思路；并在科学普及相关知识方面进行着不懈的实践，以提升中国社会芸芸大众对癌魔的认知水平及应对能力。

二

我们团队在系统介绍癌症中医药等防治常识（《现代中医肿瘤学》，2005）的前提下，总结认为癌症是一类慢性病（《癌症只是慢性病》，2008），这在全球范围内，是属于开创性的。在2016年，我们又提出“抗癌力”的概念，2020年推出惰性癌（《医学与哲学》，2021年第8期）[1]的理论。在这些理论认识及诊治经验的基础上，我们提出：防范及治疗癌症，不仅需要中西医等科学技术知识及技巧技能等，也需要智慧，并于新近撰有论文《应对癌：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更是智慧》[2]。而本书就是这一重要认识的科普读物。其核心思想是：今天人类应对癌症有着很多方法手段，然而效果普遍不太理想。我们分析认为：重要的不只是高科技的“缺失”，也是智慧的“离场”。对付癌症只是迷信科技，而令智慧“虚化”，导致尴尬的癌症控制不佳等困境。我们从癌症本身的特别之处、临床实际案例、正反经验教训等，探讨了这个问题，指出既要认识到癌症的错综性，某些惰性癌无须大动干戈；又提出性质不明朗的时候几种可供选择的富含智慧的对策；并强调治疗癌症既需要中西医知识技能，向前努力探究高科技，也需要不时向后寻求历史智慧照耀，包括可吸取《孙子兵法》中的很多真知灼见。可以说，此书是我们团队40年来努力探究的结晶——从讲究药物的一般性“治癌”，到指出癌症是“慢性病”；到深入分析抗癌本质上应依赖于内在自我的“抗癌力”；到不盲目主张对大量“惰性癌”大动干戈；以至于到最后力主治癌还需要智慧，需要聪明才智，体现出一条清晰的思维发展脉络。我们相信，这些对所有关心癌症的患者家属及相关者，都是意义重大、开卷有益的。而且，本书是我们团队基于坚实的临床基础（诊疗30余万人次，5万余例），系统分析研究后的原创性结论，故显得尤其与众不同及难能可贵。

三

最近，因统校本书，在权衡有关表达的同时，笔者常掩卷而思，过去临床的一幕幕浮现脑海，感慨万千。统校完书稿，滋生想写点东西的意愿及冲动，遂有了《应对癌：需要的不仅仅是科技，更是智慧》一文。

的确，防治癌症是半个多世纪以来全球投入最多，也是期望值最高的领域。笔者自从事癌症防治伊始，一直关注全球相关领域的进展，总是听闻乐观派说人们很快就将有效地“征服”癌症。一查相关历史，原来早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把治愈癌症定为国家目标，如肿瘤权威贾伯出版了《治愈癌症：国家目标》（1968）。1963年，时任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所长的恩迪克特（K.Endicott）强调“下一步：完全的治愈，势不可挡”。即使今天，虽然治疗癌症捷报频传，新疗法层出不穷，攻克癌症的新成果几乎天天见诸报端；进入新世纪后，美国部分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确有明显下降。但业内权威分析后认为“美国癌症发病率和死亡率下降的真正原因得益于美国人生活习惯的改变和对癌症过度诊断的减少”，而不是癌症治疗上的根本性突破。中国国家癌症中心赖少清主任医师认为：人们依然没有走出癌症治疗的尴尬境地，并概括出“神药不神，精准不准”的困顿。如靶向药物曾一度给人带来战胜癌症的希望，被认为是神药，但其实并没那么神奇。原因在于：

1.靶向药物不能治疗所有的癌症，多数癌症没有针对性的靶向药物。

2.即使有效，靶向药物也不能彻底治愈癌症，只不过是延长生存期；而且几乎所有靶向药物都会产生耐药性，耐药后就不好使了，甚至会促使病情迅速恶化。

3.靶向药物也有不小的副作用，且不能精准地选择癌细胞。

故赖少清主任医师在《癌症的现状与困境、希望与出路》一文中指出：癌症问题陷入泥淖是因为“癌症理论的困境”，“生物医学模式的基因突变理论不能解释癌症的全部现象，不具备成为理论假说的条件”。“战胜癌症的出路”在于“癌症认识的理论突破”，并提出“强烈的应激负荷是癌症的重要病因”等理论。对此，笔者完全赞同，但似乎意犹未尽，还没完全触及癌症困境的真正痛点！

人类防治癌症的困境究竟在哪里？这也许是一时半会儿没法寻求一致的难题，各位专业人士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根据认知科学常识，越是难解之题，越是需要“知己知彼”。这也是2500多年前中国古代军事家孙子的不刊之论。因此，这一破解谜团的智慧，一直指引世人（包括中国、欧美等多国贤士）获得洞悉之光，破解迷雾，以寻得案底之举。

这里，“知己”是对人类自我能力的认知。对此须检讨：对于癌症，人们或自视过高（如上述的癌“完全治愈，势不可挡”）；或自我极度蔑视（如曾经在中国广为流传的“十个癌症九个埋，还有一个不是癌”）。现在通过努力，人们多少有了点“度”，有了点进步，却还远远不够！各种神药、精准药、靶向药物的不神/不准就是其典型体现。

就本质而言，关键更在于“知彼”很差，没达到探明“癌症”奥秘的境地。对癌症（彼）的认识，太受制于旧的学说窠臼或习惯认识了。

近300年来，经典物理科学的进展，催生了大工业化进程，后者的巨大魅力又潜移默化地滋生出“科学=简洁”的坚定信念——万事都须寻求最简洁的答案。而简洁的往往也是最本质的，等同于科学的！因此，人们在癌症探寻中也同样前仆后继，奋勇探究，提出了数十种简洁的科学解读。这些解读，有的契合这类现象，但不符合那类临床表现；或仅在一定条件下有所契合，甚或都不契合。可以说，尚没有一种解读能“解释癌症的全部现象”。用英国皇家科学院院士、血液病（血癌）专家格里夫斯（Mel Greaves）形象的话说，对于癌症，人们现在只是“蒙着双眼的射手”。因此，陷于迷茫中“不神”“不准”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了。这，才是癌症应对中人类遭遇的真正困境！

笔者丝毫没有嘲讽肿瘤学界付出的巨大努力之意。因为大家已有共识：癌症是有史以来人类遇到的“真正的对手”——这个对手太多样化、太狡猾、太强大，且太有智慧了！一点都不输给近期正在肆虐、已导致3亿人感染、500多万人丢失性命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及其不断变异的新病株，虽然后者无影无踪地就打得整个世界人仰马翻，慌乱不堪；欧美等发达国家更是黔驴技穷，纷纷尴尬地按下社会的“暂停键”。但新型冠状病毒总有消解之时，而癌症则不然，它注定会与每个人（至少半数以上人群）打交道，因为有资料确认：现在活着的人，半数以上会在一生中某个时候遭遇到它。故亟分析防治癌症究竟困在何处，如何破解，以便让芸芸众生能够更从容地应对它！

四

我们先进行必要的历史反思，知道过去走过的路，有助于审视今天正在做的事。《众病之王·癌症传》是印度裔美国肿瘤医师及科学家悉达多（Siddhartha Mukherjee）的成名作，书中他系统回顾了全球百年的肿瘤治疗演变史。此书一经出版，便风靡全球，并很快获得了普利策奖（The Pulitzer Prizes）[3]。因此，可以视为全球癌症治疗演变史方面的佳作。

现试着梳理《众病之王·癌症传》归纳的全球癌症治疗之演变：

癌症的现代治疗，当从审视手术开始。自19世纪中叶以来，外科医师逐渐向癌症发起大无畏的进攻，借大范围手术以切除肿瘤。例如，19世纪末杰出的外科医师霍尔斯特（W.Halsted）声称开始了他的“一个更根治性的”乳房切除术，以至于最后发展成“超级根治性”。在他的影响下，外科医师对乳腺癌等疾病患者纷纷要求切除其乳房、胸部肌肉、腋窝淋巴结、胸壁，以及部分肋骨、胸骨、锁骨及胸内淋巴结等。外科根除术仿佛是能够解决癌症问题，恢复健康的神秘仪式。结果，时至1981年，大数据对照结果公之于众：根治性手术组与其他治疗方法组在统计学上并没有任何差异；而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的妇女往往付出了身体上的沉重代价，却没有在存活率、再生率和死亡率方面获得相应收益。而此前的近一百年间，已至少超过50万妇女接受根治性乳房切除术“根除”癌症，许多人不仅没有很好地活下去，而且，最后时光还被永久性地毁形了。最终，当根治性手术在20世纪80年代被证明失败之际，整个癌症治疗的外科扩大根治文化也随之消融。如今，再谈根治性乳房切除术等已属罕见了。

作为癌症治疗三斧头的其他两大法宝——放疗、化疗也差不多。从80多年前发现放疗对部分癌症患者有效后，放疗便开始大行其道，以至于到后来的不断强调扩大放射视野以求放疗根治癌症。最终结果却表明：这是有失偏颇的，放疗需要慎行。而始自20世纪中叶的化疗，一度也使人们对其信心十足，以致到70年代发展出多种化疗药物的组合。更为厉害的是，同一个人身上甚至一次性同时用6～8种化疗药物（平克尔，Donald Pinkel）；有人曾称颂平克尔博士的化疗是“将‘治愈’这个概念带到了癌症领域”。然而，另一方面，患者本人恐惧化疗，犹如进入“全面地狱”。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南非的医师沃纳·贝兹沃达（W.Bezwoda）的化疗，他是20世纪80～90年代世界范围最“杰出”和最“成功”的癌症专家。他采用大剂量化疗加移植的方案，每位患者花费数十万美元，取得了征服乳腺癌的“非凡成功”，轰动全球。全世界有4万名乳腺癌妇女进行了这类治疗。结果，世纪之末的2000年2月，真相披露：整个事件就是欺诈、数据捏造，一场骗局。随着贝兹沃达的身败名裂，狂妄的化疗征服疗法终于偃旗息鼓，很不情愿地退出了它曾主导过的癌症治疗舞台。

梳理这些并不是为了指责医师，而是认为大多数医师兢兢业业攻克癌症的背后[4]，自有一种更深层次的意识在主导并操控着他们：这就是西方的军事思想。

人们素有医家如兵家之说。治病确与打仗有相似之理。可以肯定地说，西方医学的治疗指导思想与西方军事思想同源。癌症治疗中便鲜明体现这一特点。众所周知，影响近代西方的军事家首推克劳塞维茨（K.G.Clausewitz），他号称“西方兵圣”，认为战争的目的就是消灭对手，必须借武力决战，原则是最大限度使用全部力量；尽可能集中兵力于主要突击方向；打击须突然、快速、坚决和彻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争不正是体现出这些吗？上述癌症治疗的演变史，也正折射出其清晰的理路。

我们暂且把视野放宽点，看看军事战争思想的变革。

1993年美国打伊拉克，柯林·鲍威尔（C.L.Powell）任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这是美国最高军阶的将领，他是有一定哲学头脑的，年轻时曾参加了60年代的越南战争。回忆录里他认为当时的越南战争受克氏的军事思想影响，美国用的是“破城锤战术”——以绝对优势兵力，快速压进，充分利用现代化武器，争取第一时间击垮对手，结果却在越南战争中惨遭失败。而到了伊拉克战争时期，他已身居高位，有了话语权，遂力排众议，抛弃欧美传统的战术思想，用另类的中国游击战中的“四两拨千斤”的战略思想。其结果是，在美伊战争中，他领导美国军队重写了国际军事思想史。

反观当今主流的癌症治疗，不正是上述“破城锤战术”的简单复制吗？

时至今日，仍旧恪守于陈腐的“破城锤战术”主流的癌症治疗，是不是也应该适度反思一下而改弦更张呢？！

其实，鲍威尔一改美军原先的军事战争思想，本质上不在于其他，只是添加了智慧成分——既靠军事实力，也借助于所谓“四两拨千斤”的东方智慧！

这也是本书想重点讨论的主题。

五

很显然，想借助生物科学视野对癌症获得一统的认知，此努力已陷入困境。癌症防治中，欲想获得良好疗效，按照《孙子兵法》的教导，“知彼（癌症）”是必需的。而在常规科学陷入无解及困境之时后退一步，就其更宽泛性质进行哲理分析，不失为有价值、有智慧的举措。换句话说，科学探索遭遇困境时，借助哲学思维未尝不是一条路。

在笔者看来，今天临床常见的癌症（包括形形色色的“恶性肿瘤”），其实根本不只是一种病（或者一大类病），它不仅大大小小有300余种，而且即便是同样的肺癌，同样的肺腺癌，基因雷同，其表层差异巨大、背后机制错综复杂，并不存在真正的共性之处！要说“共性”，充其量是因为癌症（恶性肿瘤）只是原先没有（或不应有）而新近发现的，也就是通常说的“异常增生”；再加上组织形态上的不太契合于“常态”，遂定义为“蜕变”或“癌变”等，这就是“彼”（癌细胞）之本质。在生物模式窠臼下，人们太想把“彼（癌症）”纳入某一类“病”（disease）的“现成框架”之下，遂有了人们拼命努力而不太成功，却越挫越勇的勇气及尴尬。

笔者喜欢隐喻：体内被发现有癌细胞，类似于社会有“坏小子”；坏小子可以是偷鸡摸狗的、好吃懒做的、有坏念头的，或为非作歹的、欺行霸市的，甚至杀人越货的……差异巨大，一同于癌！如此宽泛地寻找其一统的共性，给出“简洁”的答案，客观上存在吗？可能吗？有意义吗？……众所周知，辩证法的核心是“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对癌症研究及防治来说，同样是重要的。

六

1982年，笔者在北京聆听了内科大师张孝骞的一堂课，受益良多，终身享用——他说他一辈子看肠伤寒，看了2000多例患者，却没有两例是完全相同的。这一说法很像黑格尔所说的“天下没有两片树叶是相同的”一样。这其实是契合哲理的。传染性的肠伤寒尚且如此，更何况比肠伤寒复杂得多的癌症呢？因为肠伤寒是伤寒沙门菌引起的，病因非常明确，单纯简洁得多了！而癌症呢？癌症临床表现的差异就十分鲜明，更不消说其内在本质的不同！人类应对癌症的困境，正是拘泥于以往模式成功之后的作茧自缚，希望按图索骥，硬套在千差万别的癌症中，这是典型的削足适履！

至少，在我们看来，拷贝常规疾病的研究范例，试图对癌症做出清晰划一的界定不足取，也绝无可能性。每个癌症的案例都是“个案”！即使同样是肺癌，甚至基因雷同，仍因人而异，甚至差异很大。对此，40年前张孝骞就“肠伤寒”的教诲，一直回响在笔者耳边。本书中很多案例，也说明了这一点。

因此，笔者认为第一要义是须对癌症区别对待，不奢求癌症的共性机制及简洁要点；别试图给癌症做出划一且清晰的定义，并以科学统一模式以应对。而应借鉴临床，悉心观察追踪，理解其基本特点后，逐步深化对其细节及异同的具体认识——善于做出如同中医学所说的“因人”“因病”“因时”“因地（境地/场景）”“因个性”而异的、恰如其分的应对，以求桴鼓相应、锁钥匹配。如此，才能追求患者长期效益最佳化。

七

已有著名学者指出，癌症，是人类碰到的“真正”对手！不是说以前没有癌症，而是说以前的癌症并没成为人类急须面对并着力解决的巨大威胁。过去的健康威胁很多，如感染、传染病、器械伤、流行病、代谢病、自身免疫性疾病等，且人们应对这些疾病大都取得了耀眼的成绩，但它们的性质大都与癌症截然不同。这不同体现在多方面。前面说的这些疾病相对而言都比较简单、单纯，而且是异体的，可以清晰地区分出“敌”“我”来，但癌症则不然。要错综复杂得多了。至今为止，人们还很难系统勾勒出癌症与正常组织的清晰界线。

笼统地说，癌症具有下列鲜明的特点：

1.癌症是自体细胞的变异，或说自身细胞的“异化”。癌细胞与自身细胞同根、同源、同种。可杀死癌细胞的，往往也伤及正常细胞；“补益”正常组织的，一不小心也可能“补癌”！故《众病之王·癌症传》的作者悉达多引用美国专家意见说：“化疗之难，就像想用同种药物烂掉右耳，却须保全左耳那么困难！”

2.癌变起因或诱因复杂。可以说，所有影响生命过程的因素，都可能起着某种作用。笔者意识到，本书中提到的患肺癌的女军旅作家，其感性细腻、多虑，有挥之不去的担忧，容易处在应激状态等，就是潜在的、促其癌变不消停之因，成为阻遏康复的拦路虎，从而导致其不幸去世的潜在因素。

3.作为活泼的生命体，癌细胞等同于病毒，顽强生存下去是其生物本能。不断适应、变异、逃逸、迭代等，目标是顽强延续下去，这是它们的共性特点。故癌细胞不断表现出耐药、暂时潜伏、变异、转移、逃窜、复发、回缩、自愈等特征。癌细胞与病毒都有“智慧”，人类必须承认这点。有智慧的癌细胞碰上“蒙着双眼”的鲁莽的人类，其结局不难预料！

4.就中医学视野来看，几乎所有的病症都呈现出邪正两势力的争斗态势，相互消长中决定了该病的转归。尽管中医学仍恪守此睿见，但它却没能登堂入室，成为现代医学（西医学）的主导性认知。主流的现代医学依然聚焦于某一具体的“邪”，并视其为病本——如冠心病核心在于斑块阻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关键是病毒肆虐，癌则是癌细胞增殖失控。故对策就是着眼于发明种种对抗性措施：消斑块、抗病毒、抗癌等，不一而足。然而，既然是复杂的互动，涉及双方；只抓一极，难免顾此失彼，春风吹生，永无消停。这就是癌症临床困境哲思之果。

在上述意义上，癌症，构成了人类真正的对手。鉴此，应对癌症更需要智慧！

八

临床事实可以开导人，也可以帮助深化对癌症的认知。20多年前，一位胰腺癌手术失败者的康复历程，犹如醍醐灌顶，令笔者醒悟其趣。

徐某，女，时年45岁，2000年1月初因确诊胰腺癌在上海中山医院破腹探查，胰腺头见5cm×5.5cm灰白色硬块，包裹大血管，发硬，没法切除，主刀主任医师是其亲戚，只能放弃，建议用中医药善后，故找到笔者。当时她伴有严重胆结石、胆囊炎，但患者不知实情。中医药治疗后，当年10月份，徐某恢复上班。她在龙华寺附近工作，有人走漏风声，她知道自己是胰腺癌，无法手术，但其性格乐观，大大咧咧，认为既然治疗后症状没有了，应该是好了，就快乐地活着。2003年秋，她心窝下又疼痛，一查，胆囊炎、胆结石发作。这时，查体其胰腺头部已正常，胆囊里一大把结石，她还想保守治疗，笔者说治不了，手术才是根治性的。你还是找亲戚做手术吧。该主任最初不同意，因为腹部开两次刀风险很大。不过，经过检查，看了CT后，该主任愿意一试。手术打开腹腔后，主任傻眼了，因为徐某的胰腺与两年多前见的完全不一样，已完全光洁、柔软，呈现正常暗红色，遂切除了胆囊。因此事震动颇大，有中央媒体专门做了采访报道（2004年7月17日中央电视台《科技之光》）。22年过去了，患者现已退休多年，一切都很好，常来看我，无任何不适。此事的重要提示是：癌是生物细胞，是在变异中发展的；既可往前走，也可往后退（回缩、自愈）。诸多不利因素消解后，可退回来，甚至回到正常状态，故某种程度而言癌是“可逆”的。而且，我们坚定地认为，癌症也是有智慧的，人类需要充分调动智慧，以应对癌症。本书就从这一方面进行探索。

九

在不断地临床学习、分析案例过程中，我们不经意地收获经验。因此，近些年来，一旦临床条件许可，癌症的诊疗须借互动视野，兼顾双方消长，而不是一味地滥杀。由于“所有影响生命过程的因素”都可能影响癌症及双方的消长；相对说来，癌细胞又较为强势，生命力更旺盛，故早期需抑杀其态势，并着重于消解可能助癌生长的危险因素，哪怕只是潜在的。这就是笔者40年来防治癌症的一孔之见，亦即传统理论“扶正抑邪”的旨趣。笔者认为“扶正抑邪”的现代含义，需借助手段，细化深化而令其登堂入室。

而一旦病情相对稳定，癌症患者应当也着力背景性因素的纠治。早期，当患者深处于痛苦之际时，进行综合治疗有点为时过早。只有症状稳定、基本危险消除后，再采取综合措施，患者才可能积极配合。因为前面阶段对患者来说，消除症状，获得安全感才是最重要的。而这时候的综合配合，对患者的长期康复，至关重要。

十

人们现已开始重视惰性癌。我们刚发表的研究论文指出，惰性癌的确较普遍存在。惰性癌自是应强调稳着点，别大动干戈，具体可参见相关论文。然而，惰性癌与进展型癌之间并非泾渭分明：惰性可加速发展为进展型；进展型有所控制，也可转为惰性。临床怎么取舍决定？何时该“不战”“慎战”？何时又该全面开战？尺度如何把握？这既是专业性很强的难题，其中也浸透着智慧，非一篇短文所能涉略。在此不想就专业问题全面展开。仅想谈谈当属性并非十分明确之时，该怎么应对之智慧。

首先，须确立这一思想——“观察，未尝不是积极的诊疗措施”。须知，癌症的早治疗不见得都是正确的。有时，积极观察更重要。观察不是鸵鸟政策，不是消极回避，更不是拖延，而是资深医师指导下的悉心分析，并可采取相应的调整措施，努力消解症状；同时静观其变，以便采取更合理的对策。

其次，须确立几个原则：如患者并无特异性症状；非高危人群（如肺有磨玻璃结节但不抽烟）；情绪尚稳定，并非焦躁不安（或能控制焦躁）；年事相对已高，综合评估创伤性治疗得不偿失；通过说理能够坦然接受……此时，积极观察也许最正确。此外，医师比较有把握加以控制的，也以积极观察为宜。

最后，明确设定观察时间、方法、目标等。如肺磨玻璃结节连续观察，400天倍增不到一倍，按照现有的研究标准，就算稳定，诸如此类！

至于靶向药物的运用智慧、免疫疗法的运用经验，也非常丰富及重要，往往决定着最终治疗的成败。但这一问题十分专业，本书多多少少都有所涉及，可以参阅之，也可以共同商讨之。

笔者信奉“从容面对老而死，尽量避免未老先死，力戒过度/不当治疗而死”。癌，既要积极诊疗，也要避免过度及不当之治，才算是优雅而有智慧的活法。

鉴此，笔者认为，本书对许多人，尤其是为癌症所困所苦者及其家属，或者从事相关研究者，都会是开卷有益的。

让我们像尊重科技一样，尊重智慧吧！

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华医学会理事兼心身学会原会长　何裕民
2022年1月10日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