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被高中拒之门外

我的童年时代是住在四川省文联的大院里，听我父母亲讲，我和哥哥喜欢到流沙河那里去听他讲故事，由于那个时候我年纪还小，具体讲的啥，我已经没有记忆了。也就是这段经历，老先生经常对我父亲说：“王老二是我看着长大的”。

关于流沙河先生的事情，其实多是后来听我父亲讲的。说是流沙河被打成右派以后，先是发配到山中炼铁，又改为种地，后来待遇好点，被打发到省文联图书馆当管理员，那是三年困难时期后到“文革”爆发前的一段时间。

在“文革”初期，全国学校都“停课闹革命”了，百无聊赖，只有靠读书打发时间。那是“读书无用论”甚嚣尘上的时代，但是奇怪的是，没有人要求读书，也不主张读书的年代，反而是一些年轻人读书最自觉的年代。这也可能就是我们经常说的，一个东西只有失去了，才感觉到它的珍贵；当学校关门，上不成学了，可能才感觉到学习的美好。

流沙河先生所管理的那些图书在“文革”中被打捆，放在大院里的几间大空房里。当时既然不上学，有大把时间，父母也到所谓“五七干校”去了，只好靠读书打发时间。没有书读，我和一些小伙伴就从窗子翻进去偷书看。

有一天晚上，和小伙伴打着手电筒在漆黑的书库里面正津津有味地翻书，突然门开了，被管理员抓了一个正着，我们都写了一份检讨书才算脱身。管理员还比较人性化，也没有告诉家长，但是以后再也不敢翻窗进去偷书了。在“文革”之后，有一天那个管理员突然叫住我，居然把那份检讨书还给了我，那个时候好像我已经读大学了，可惜那封检讨书没有留存下来，要不也是我艰难的读书道路上的一个见证呢。

后来便是“复课闹革命”，小学只读了三年，便直接进入了中学。中学是我从懵懂到真正成熟的时代。在初中阶段，教学秩序逐步恢复正常，我们都被告知，要升高中的话要根据成绩来决定。我的学习成绩是在班里的前几名，当时认为读高中应该是顺理成章的。记得在1972年的那个夏天，我每天都在家里焦急地等着入学通知，但是通知始终没有到达。我那个时候非常腼腆，还是我父亲去学校了解，才知道我已经被高中拒之门外。这可能是我人生所受到的第一次打击，整天就躲在家里，情绪低落，甚至不愿意出门，觉得简直没有颜面见人。

我父亲是一个不轻易放弃的人，便每天到学校去打听到底是什么原因，而我每天都在家里等着，盼着有好消息。后来学校的工作人员被我父亲的执着所打动，悄悄地告诉他，没有录取的原因是我父亲的档案里“有问题”，在那个荒唐的时代，读中学也要父母单位的政审。

弄清楚了原因，我父亲马上回单位，直接找到管理档案的人，要求说清楚档案里有什么问题。反正后来才弄清楚，是被人塞了“黑材料”，所以政审没有合格。后来单位出了证明，说父亲政治上没有任何问题。

后来知道，其实政审的问题已经是第二次给我颜色看了。刚进初中的时候，我参加了成都市美术社的培训招生，但是没有被录取。当时我满怀希望，专职学画而成为职业的画家是我从幼儿时代就有的梦想。在许多年以后，那个时候我已经在四川大学历史系担任副教授，我母亲碰到曾经参与过那次美术社录取工作的熟人，她告诉我母亲，其实当时我的考试成绩完全达到了录取的标准，也是因为政审被刷下来了。我母亲还揶揄地告诉她，感谢你们所做的这个决定。

为了我上高中的事情，我父亲为此奔波几个月，最关键的是要我父亲的单位出示父亲“没有任何政治问题”的证明，才最后解决了我读高中的问题。我进高中的时候，同学们已经上课几个月了。现在想起我读书的道路的这个坎坷，唏嘘不已，这也是我一辈子最感恩我父亲的事情。没有他的努力，我今后的道路可能会完全改变。因为我能很清晰地记得，高中时代是我走向成熟的一个决定性的阶段。

在高中期间，我有四个要好的同学，互相交流所读的书就成了平时我们在一起玩耍最好的消遣。原版四大名著就是那个时代读的。许多苏俄文学，也是那个阶段的最爱，如普希金的小说和诗，还有莱蒙托夫、托尔斯泰等等，都是我们互相交换阅读的书。那个时候对诗也很感兴趣，背了很多唐诗宋词。我现在能背诵的唐诗宋词，几乎都是中学时代背的。大学阶段背过超过几倍数量的诗词，但是后来大多都忘了，充分说明还是少年时代所学记得最牢。

那个时候我虽然喜欢读书，但是把绝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学习绘画上，当时一心想成为一个艺术家，但是那个艺术家的梦最终没有成真。反而是忙里偷闲地读了许多的闲书，可能铸造了我以后从事学术写作的思想和能力。1972年高中毕业以后，我依然怀着当艺术家的梦，在乡下的时候，根本没有书读，便把大部分时间都用在绘画上。农村条件很差，但是每天晚上几乎都要在煤油灯下画几个小时。记得唯一读过的书，就是住一起的知青手抄的《第二次握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