辑一
鲁迅《野草》中的二观三行
《华盖集》题记：“我知道伟大的人物能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这里鲁迅借用了佛教语言，接下来又把天人师（佛的十尊号之一）比作伟大人物，而他自己就“活在人间”，“又是一个常人”。不过，就像他的密友内山完造所说：“鲁迅先生，是深山中苦行的一位佛神。”（徐梵澄《星花旧影》）这种“苦行”带有深刻的越文化印记，其根源可以上溯到他所推崇的禹墨文化，其内容则可用上面的话来归纳，即是二观三行：
二观：洞见三世，观照一切
三行：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
《华盖集》写于一九二五年，《野草》写于一九二四年至一九二六年间，它们互相呼应，互相发明，二观三行可以贯通《野草》。鲁迅在《野草·题辞》中写道：
“我以这一丛野草，在明与暗，生与死，过去与未来之际，献于友与仇，人与兽，爱者与不爱者之前作证。”
“过去与未来之际”已涵盖三世，“明与暗，生与死”即为世间一切。友与仇相应社会，人与兽可当自然，爱者与不爱者便是爱情、婚姻与家庭。它们都矛盾着，张弛着，而人之大苦恼、大欢喜、大慈悲，源于它们，现在也可尽数回献给它们。
时历三世，人只三种
《野草》写鲁迅之所见、所闻与所传闻（梦话），时间感觉十分敏锐与丰厚。不论《过客》怎样阐释，其中的老人、过客与小女孩，分别代表着过去、现在与未来（也可以相反），是很明显的。《失掉的好地狱》揭示了三个时代：天神时代、魔鬼时代和人类时代，从时间上讲，前两个是过去，现在是“人类时代”，未来是什么时代？有学者早就指出，魔鬼代表“北洋军阀”、人类代表“国民党右派”，而将来的时代不会比军阀更好[1]。所以，我们可以说，曾经有过的“天神时代”其实就是未来，也还是魔鬼统治的时代。
《失掉的好地狱》写作前一个多月，鲁迅写了《灯下漫笔》，指出中国历史的治乱实际上只有两个时代：一是想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二是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不论是魔鬼统治，还是人类统治，地狱还是地狱。这是鲁迅“对于历史的洞见，也更是对于未来的预言[2]。”那么，未来是什么？没有什么未来，未来是回到过去，而现在就是过去。过去、现在与未来，世间万物之聚散，都系于当前，而这个“当前”按照一定的周期在永恒回复。
《淡淡的血痕中》是为了“记念几个死者、生者和未生者”，死者、生者和未生者即是人间三世，而人间之事如何？是造物主、良民，还有叛逆的猛士。这个时空结构就是鲁迅所认识的“当前”。他“洞见一切”“记得一切”“正视一切”“深知一切”，一切之一切，还是当前。当前的核心是人，现在是三种人：聪明人、傻子和奴才，其实，“慢慢地最后出来的是主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聪明人是主子的一帮（帮忙、帮闲和帮凶），因此，当前三种人是：主子、奴才和傻子，这和造物主、良民和猛士，只是表达方式的不同，内涵完全一致。
有学者指出鲁迅早年作品《摩罗诗力说》中存在“三级结构”，分别是：社会叛逆者、安生者和爱智之士，这与傻子、奴才和聪明人有对应关系，并指出它们和厨川白村、尼采之间存在联系[3]。尼采指出灵魂类型有三种：哲人、王和民众[4]。但鲁迅对于三种人的认识与尼采的灵魂类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王和民众，相应于主子和奴才，那么，聪明人能相应哲人吗？这类聪明人既巴结主子（最想做哲人王），也哄骗得奴才高兴，是两头得利，他既可能是哲人（以灵魂类型而言），也可能是民众（以社会结构而言）。傻子是“哲人”的另一面（可以是哲人王），他不布施，无布施心（对民众），当然也得不到布施（他不会向主子求乞），因为他“将用无所为和沉默求乞”（《求乞》），他两头都不讨好，也不想讨好，他是彷徨于无地，“横站”着，既攻击主子，也“复仇”看客（民众），这可以说是哲人的姿态。
在鲁迅看来，当前人的三种类型是：造物主、良民和猛士。造物主是王，是城头变幻的大王旗，是形形色色的统治者。聪明人是良民，是民众的另一面，只是他们“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这样的战士》）而傻子是猛士，是哲人，“在无物之阵中大踏步走”，举起投枪的战士。所以，时历三世，人只三种，这即是鲁迅的洞见。
观照明暗与生死
写作《野草》期间，鲁迅曾在信中对许广平说：“我的作品，太黑暗了[5]。”这种黑暗和虚无紧密相连，甚至就是虚无本身，《影的告别》是完全的黑暗和虚无。《希望》写于一九二五年元旦，这正是常人生起“希望”的时刻，但鲁迅意识到，希望的盾“陆续地耗尽了我的青春”，要不得，然而，“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换言之，希望固然虚妄，但也不能陷入绝望中并因此就放弃努力、放弃斗争。光明不在希望里，也更不在绝望中，要把希望和绝望都坚决否定掉，才可见到光明，而这种否定本身就是光明，有一份否定，就有一份光明。
一九二六年鲁迅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会召开的“学校破坏一周年纪念会”上发表演讲，他知道将来的希望是“自慰的”，“然而将来是永远要有的，并且要光明起来”。（《华盖集续编·记谈话》）知道有“光明的将来”，所以要守在黑夜里，“肉搏这空虚中的暗夜了”（《希望》）。他让自己沉没在黑暗里，结果却在黑暗中放出了光明，一代又一代的读者受到震动，得到鼓舞，就是光明存在的证明，这光明是暗夜中的写作，是反抗绝望的坚持，是自强不息的战斗。
对于《野草》的写作，鲁迅曾说：“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野草〉英文译本序》）当代学者已经指出，这是由于许广平爱情的存在，使得鲁迅面临着“情感和道德责任之间的两难”，这个两难成为《野草》“最隐秘的主题[6]”。《野草》的背后是鲁迅与许广平的爱情发展，是“暗”的存在，但同时，这也是鲁迅生活的光明；妻子朱安是“明”的存在，又可以说是生活之“暗[7]”。《野草》写得很黑暗，但其中许多自然景物的描写非常干净、明亮、艳丽，在“废弛的地狱边沿”开着一些“惨白色的小花”，有一些“好的故事”，那是《野草》的光明，是爱的光明。
《野草》始于《秋夜》，终于《一觉》，可当明与暗的转换。《一觉》中的觉可以读作睡觉的觉，作者睡了一觉，“看见很长的梦”；但也可以读为惊觉的觉，乃是觉醒、觉悟，作者是从梦中惊觉的。《野草》有七篇以“我梦见”开始的文章，在这些文章中，有直接醒来的，有未醒的，还有在梦与醒之间的，这正是“觉”的明与暗，然而作者最终还是觉醒过来，保持清醒的姿态。
《野草》毫不忌讳地描写了死亡，这应与鲁迅学过解剖学有关。《墓碣文》写一具死尸，“胸腹俱破，中无心肝”，这是医学解剖，然而，“抉心自食”又分明是精神的“自我解剖”。心的滋味无从得知，从哲学上讲，可以说是数千年历史的封闭自足的“心学”之破产[8]；从医学上讲，那是纯粹的心的死亡。《墓碣文》中的死尸最后坐了起来，是心死而身未死；《死后》写身已死，但能听、能说、能觉、能想，是身死而心未死。合而言之，鲁迅在这两篇文章中把自己当成了一个死人，在想象身心俱死以后的状态。
写作《野草》期间的鲁迅正值壮年（4 3～4 5岁），然已身心交瘁，面临着死亡的威胁。死亡，是真正的黑暗与虚无。鲁迅患有肺病二三十年，但他不多讲，很少有人知道，甚至他母亲也是最后才知晓。写作《野草》之前，与周作人兄弟失和，大病过一场；写作期间，又有一次复发。肺结核在当时可算是“不治之症”，常年患病是一个十分沉重的身心负担，鲁迅甚至自暴自弃，希望速死[9]。《野草》中的死亡描写，与鲁迅血肉相连，简直就是他与死亡搏斗的痕迹。在“死”袭来的时候，他也“常觉到一种轻微的紧张”（《一觉》），但就在搏斗过程中深切地感觉到“生”的存在。鲁迅并没有直接阐发死亡的哲学意义，他只是直面死亡，看清死亡，甚至就这么看着它，这个看就是大勇敢。
徐梵澄初次拜谒鲁迅是在一九二八年，得以亲炙先生风采，其时《野草》出版才刚一年。据他晚年回忆，鲁迅对于生死有独特的姿态：
大致平生遇身体有病痛则就医生诊治而已，不甚求药，无动于衷。方寸间没有营营扰扰如庸人怕病畏死而求治之不遑，则身体听其自在，是有其抵抗力的，稍加调治，便易恢复正常。可说能外其生，有时竟如视自己已死，真也到了庄子所谓“尸居而龙见，雷声而渊默”的地步。（《星花旧影》）
唯其能“外其生”，故能不将不迎，不希望于未来，也不绝望于当前，在明与暗、生与死之间保存灵台的清明，无动于衷，而且精神内敛，动则龙马，这是极高的精神修养，非大智大勇不能达到。
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
有人说《野草》是鲁迅的“苦恼”之歌[10]，这是确实的。其时的鲁迅疾病缠身，面临死亡威胁。《腊叶》中的“病叶”，仿佛就是“病的肺叶”，鲁迅把它夹在书里，如同岁月中夹有一块病的阴影。《复仇》中那对不杀不爱相互对峙的恋人形象，正是他不幸婚姻的写照。《死火》的背后是许广平的爱情，压抑多年的生命之火就要燃烧起来，但也面临被大车碾死的命运。《风筝》隐喻的具体事实不知怎样，但兄弟失和因而心生忏悔的思想情感却昭然若揭，这或者是指鲁迅与周作人失和之事。《颓败线的颤动》的主题可以多角度阐发，具体事实可以不论，但青年夫妻“以怨报德”的行为非常明显，同时，老妇人的养老问题也很突出。鲁迅当时肯定想过自己能活多久，他不得不考虑老母亲的养老送终，特别是将来的老妇人朱安的生活问题，而青年夫妻如周作人夫妇的行为不能令人放心，这或者才是鲁迅隐秘的心病（历史事实证明他的担心并不多余）。
《狗的驳诘》是在骂人“猪狗不如”，似在影射章士钊及其代表的北洋政府官场[11]，章担任教育总长是在一九二四至一九二六年间，这正是《野草》写作的时间。鲁迅与章士钊闹过不愉快，后来被迫远走厦门，也就是说，鲁迅职场失意。《立论》写了三种立论方式：说谎、说真话、打哈哈，鲁迅既不愿说谎，也不愿遭打，也不会打哈哈，实在不知说什么好，其事实背后则是与现代评论派的论战，结果是四周竖起论敌、寂寞无友。《淡淡的血痕中》暴露了现实政治的黑暗，《这样的战士》讽刺文人无行，《复仇》揭示了民众的愚昧，《一觉》则担心有为青年无人栽培。
总结起来讲，这个时候的鲁迅实在运交华盖：疾病缠身、兄弟失和、婚姻不幸、爱情艰难、养老无望，而且职场失意、论敌四竖。更进一步说，鲁迅看到政治黑暗无期，文人无行，民众愚昧，而青年寂寞无人提携，仿佛世间所有的倒霉事都摊上了。常人至此，谁不苦恼？而且是大苦恼。这又可分三个层次：一是个人健康与家庭的苦恼，二是职业、职场的苦恼，三是关于社会发展的苦恼，人世间的苦恼大约不外乎此。
大苦恼是真问题，唯其苦恼愈深，其思索也愈深，其能量也愈足，其弘量也愈广，《野草》即其表现。也曾梦想过逃离，也曾有过是否停息的犹豫，但终于还是要走在路上。许寿裳曾说：“《复仇》乃其誓尝惨苦的模范[12]。”这不是自讨苦吃，而是勇敢地把这些大苦恼全盘接受下来，都一肩挑起来，往前走，哪怕是踉跄地走。
周作人曾经抱怨说鲁迅的画像“大都是严肃有余而和蔼不足”，忘记了他“对于友人特别是青年儿童那和善的笑容[13]”，所以他专门写了一篇《鲁迅的笑》以志纪念。鲁迅是一个幽默的人，他对于苦闷的办法，“是专与苦痛捣乱，将无赖手段当作胜利，硬唱凯歌，算是乐趣”，“而且近于游戏[14]”。《我的失恋》是一篇拟古打油诗，鲁迅自己说那是“开开玩笑的”（《我和〈语丝〉的始终》），是游戏之作。《复仇》《墓碣文》《死后》都用一种近于游戏的精神看待死亡，甚至欣赏死亡。
两篇《复仇》都写得很残酷、血腥，但鲁迅却说“永远沉浸于生命的飞扬的极致的大欢喜中”，并不断重复。这一方面是鉴赏游戏的快乐，另一方面，是“在手足的痛楚中”，玩味“就要被钉杀了的欢喜”。［《复仇（其二）》］恋人的拥抱可以得到“生命的沉酣的大欢喜”；然而，“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也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一为生之欢，一为死之欢，生与死都是生命的大欢喜。
鲁迅在《野草》“题辞”中说，即使这生命之泥只长野草，不生乔木；即使这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平凡得不能再平凡，并且生存之时，“将遭践踏，将遭删刈，直至于死亡而朽腐”，甚至于被地火烧掉，无可朽腐。“但我坦然，欣然。我将大笑，我将歌唱。”因为这野草和乔木一样，都是生命存在的方式，不必羡慕乔木的高大，更不必期望变成乔木。它曾经存活过，充实过，是生命自酿的美酒，飞扬着极致的大欢喜。《野草》包含了鲁迅的生老病死、人间是非，是他活过、写过、爱过的证明，是对生命美酒的品尝。他把《野草》献给了天地，也留在了天地，生命开出了灿烂的花。
周作人曾把鲁迅比作“变相降魔的佛[15]”，“降魔”是鲁迅的金刚怒目。他是这样的一种战士：走进无物之阵，对着一式的点头，各种的旗帜，各样的外套，还有“太平”，举起投枪，掷过去！（《这样的战士》）他虽然主张“壕堑战”，但也敬奠那些不惜性命扑向光明的小飞虫，称它们为“苍翠精致的英雄们”。（《秋夜》）《野草》中的许多篇章都表现了鲁迅的降魔形象和战斗精神。
魔不仅仅是指统治阶级，还包括群众。鲁迅意识到：“要救群众，而反被群众所迫害[16]。”《复仇（其二）》中的“神之子”就是例证。他是叛逆的猛士，看透了造化的把戏，因此，“将要起来使人类苏生，或者使人类灭尽，这些造物主的良民们”。（《淡淡的血痕中》）他痛恨那些看客、奴才和良民，“哀其不幸，怒其不争”。他不仅要同统治者斗争，而且还要和被统治者斗争，他是要连同造物主和良民一起扫荡掉，甚至连自己也要扫除。
《热风》出版的时候，他就说：“这正是我所悲哀的。”因为这“证明着病菌尚在”。（《〈热风〉题记》）他也呼唤《野草》的火速死亡与朽腐，甚至无可朽腐。“时日曷丧，予及汝偕亡！”不是为了降魔而降魔，是魔都没有了，根本无魔可降，也不需要“变相降魔的佛”了，无有一无有，这是鲁迅的大慈悲心，是最后的立足之地。
《雪》：内在生命的自然显现
有学者早就指出，《野草》是鲁迅的内心写照，“于外界的社会和政治现实关系不大[17]。”如果把附着在《野草》上面的各种意义撇开，《野草》就是鲁迅生命的直观流露与外在显现。尤其是那些自然风光的描写，更是玲珑剔透，以至于对鲁迅政治和道德品质尽力诋毁的学者，也称赞《野草》“里面有许多富有诗情画意的自然描写，不但为旧文学所无，也为新文学所罕有[18]。”那也就是说，自然排斥了政治和道德，它是纯粹的，不依附于任何外在的，它因此照见了人的精神世界。《野草》中的枣树、小红花、恶鸟、雪人、河流、塔、蜡叶等，构成了一个个奇特幽丽、肃穆冷静、刚健清新的自然世界，那也是鲁迅精神核心的反映。
《雪》是一个代表作品，它是鲁迅内在生命的外在形象，是鲁迅洞见三世，观照一切，历大苦恼，尝大欢喜，发大慈悲后的自然显现。有人以暖国的雨、江南的雪和北方的雪来表现“生命之三态”，并以之和尼采的精神三态并论（骆驼、狮子和婴儿[19]），虽不尽然，但抓住了《雪》的“生命”特征。那江南的雪，可是“滋润美艳之至了”，堆作雪人，洁白明艳，“整个地闪闪地生光”。而朔方的雪在晴天下，乘风奋飞，“在日光中灿灿地生光”。这里的雪分明是一个精灵，它是冷峻的，静穆的，但又滋润，仿佛包藏了火焰；雪是容易消融的、可塑的，但它在凛冽的天宇下，闪闪地旋转而且升腾。此种精神气象，徐梵澄曾亲见之：
往往我去拜访，值午睡方起，那时神寒气静，诚有如庄子所说“老聃新沐，方将被发而乾，热然似非人”。我便闹事似的讲话，过了些时，喜笑方回复了。（《星花旧影》）
《雪》神寒气静，然而天地发动，则矫健勃发，灿灿生光。晚年鲁迅内外都极为冷静，如同冰雪，静处如尸，然使神气完足，一动则行气如龙，回复喜笑。“是的，那是孤独的雪，是死掉的雨，是雨的精魂。”（《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