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辑 虚构之敌
书空录
我不会说出我的名字，不然有人会按图索骥，把套子给我准备好，挖好一个深坑，又在旁边竖起一块引人走近的指示牌——即使于己毫无好处，他们也要把一个个无关之人送进水深火热和狼狈不堪之中。我见多了这样的人。我多次看到这些人，在别人背后，刺出锋利冰冷的尖刀。当然，即使我说出我的名字，也不会有人注意到我。我是一个有名字的无名者，我所供职的杂志社，不会在扉页打上我的名字，那些索引狂魔和好奇怪叔，绝不可能从中国文学杂志的海洋里，把我打捞出来。我不过是一个编务，一个负责打打草稿、排排版的小人物，不会有人认识。我不是扉页上的社长、主编、副主编或者编辑部主任，不会有人在投来稿件的时候，附上一封信，抬头写上“尊敬的……”——当然，我一点都没有妒忌的意思，恰恰相反，我乐于这种被遗忘，热衷于当一个不存在的人、当一个无、当一团空荡荡。我不愿说出我的名字，那样，我吐出的这些疯言妄语，就不会有人嘲笑，不会有人投来不怀好意或充满同情的目光。
事实上，从很多年前，杂志社的老社长把我招进来当编务开始，我就一直怀疑自己干不好这件事——虽然这事并非多难。那是一个热火朝天的年代，当时我是一家文化单位看门的保安，但我很快连保安也当不了了。一场车祸夺走了我的妻子和刚刚开始摇摇晃晃走路的女儿，我则折了一条腿——关键是，肇事司机是个孤家寡人，也在车祸中把命丢了。他是潇洒走一回，我就很惨了，天降大祸，索赔无门。拎着一瘸一拐的腿，我连看门的保安也没法当了——小偷们都轻便得很，他们就是大摇大摆在我面前走过去我也追不上，何况他们都神出鬼没。那时候我天天恨不得去死，也曾好几回走到城市里的河边，望着水里浑浊的旋涡和泡沫，觉得底下便是鲜花盛开的龙宫或光耀明亮的天堂。我还没跳进去，当时的老社长就叫了一个与我倒班的保安盯紧我，把我从旋涡和泡沫的诱惑中拉上岸好几回。老社长找我聊过几次，他说，既然当不了保安，就到他的杂志社来，脚动不了，手还是可以的。他安排我去培训，学习电脑打字，后来我成了杂志社的编务，用敲打的手指，养着我那无底洞般的嘴。我的残疾证，也是老社长帮忙办下的。老社长后来升迁到上级部门去了，他跟继任者强调，无论如何都不能把我裁掉。我于是成了在这个杂志社工作最久的一个人，人们一个个地到这里，有的升有的迁，只有我，不断地在电脑上打印出一份份草稿，经过编辑们的编校之后，我排好版，出菲林，给印刷厂寄去。到后来，就不再寄菲林，而是直接在网上给印刷厂传压缩包，厂里刻版就开印。
这本杂志自当年的老社长主持改版之后，在国内外都有了一些名气，编辑部人来人往，不少著名的人物都曾来拜访，甚至有讲着不知道哪国语言的卷毛老外。我敢说，全国对这杂志的内容最了解的人，肯定是我。那些流水的编辑、有一搭没一搭的订户，肯定没有像我一样的，笨拙地把一期期杂志啃下去。能读得懂的少，读不懂的多，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感觉能读懂的内容变多了——当然，这可能是我的幻觉。我是一个时常有幻觉的人，比如说，我会从那条河的旋涡和泡沫上，发现妻子和女儿的脸；会从一篇来稿的题目中，听到妻子和女儿的笑声。这些幻觉我不敢跟人说，也没法说。
当年老社长主政之时，为了提高我们的知识水平，让编务把稿子打印出来后做第一遍校对，我也因此笨拙地翻着词典，把那些稿子看了，起先，我改掉的“错别字”和“标点”，常常被后几道校对的编辑在旁边打上三角形——也就是“恢复原样”的意思。编辑们投来愤怒的目光，我只假假地当作不知，当然，为了不让编辑们移恨老社长，我翻看词典更加勤奋了。我把编辑们处理过的稿子拿过来仔细查看，一天天过去，编辑们打上三角形的地方，越来越少。后来有了校对软件，社长也不是当年的老社长了，新的编辑只让我们根据校对软件的提示，标出可能有误的地方给他们斟酌，我还是忍不住把一篇稿子从头到尾读一遍，改掉我觉得需要修改的地方。若有一篇稿子中我改的地方没有被编辑们改回来，我就会窃喜好久。当那些文章被印刷出来，翻开整齐、崭新的书页，在一行行文字和标点的队伍中，我可以找出我的声音和动作。我的幻觉又出现了，手拿红笔在纸张上滑动的画面不断出现；我甚至看到，某个读者捧着杂志，目光在我修改过的地方失焦、出神，魂不守舍或者发出一声长叹。我觉得自己是一个躲在暗处的人，透过文字和标点的缝隙，看到读者们无法隐藏的表情。对了，不是因为老社长在我最绝望的时候帮过我我就说他的好话，他确实是一个想法超前的人。很早的时候，他就在单位里鼓励我们学英语、背单词，谁背得多，年货就多一些。我也因此死记硬背过英语单词，虽然那些单词都随着老社长的升迁还回去了，可我们的脑袋就像房间，那些单词短暂入住之后，即使很快搬迁，房间里也永远留下了它们生活过的痕迹。
我没有发稿权，我甚至不是普通的编辑，可若说我一个人编过很多期杂志，你们会不会觉得又是我的幻想症发作了？但这是真的，在我那一个人的房间里，有一个书柜，专门摆着这些杂志。那个书柜是编辑部淘汰的，我给捡回来了。那是老社长用过的书柜，我把我编的杂志摆在里面，就像看到当年我恨不得跳进旋涡和泡沫时，那个保安伸出的带着温度的手。这些当然不是正式的出版物，可若是你看到了，一定会很惊奇。它们是打印稿，一本本处于未完成的样子，可在我眼中，那就是完整的，就是杂志最终的样子。我甚至按照杂志封面的风格，给它们设计了封面，用同样的纸张打印出来，精心裁切，一眼看上去，你肯定认为那就是杂志的某一期。可这是属于我一个人的杂志，我是这杂志唯一的编辑，我有着至高无上的发稿权；我也是这杂志的唯一读者，我独享它的所有页码、文字、标点和空白。
你知道的……可能，你也未必知道——无论哪家杂志，都有很多稿子是没法刊登的，甚至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稿子，没法转化为最终刊登出来的成品。写得好不好只是一个缘由，还有各种原因，让那些稿子永远无法面世：风格不符、题材禁忌、趣味怪异……还有很多理由甚至是没法理解也不能说出来的。那么多年里，我曾听编辑们无数次私下的牢骚，听过杂志社举行笔会时作家们的抱怨，他们在吐槽之后，却在一个无法描述的地方停歇、嘴巴微张，留下一阵阵寂静的空茫。一篇稿子投到编辑部，若是纸质稿，我会登记、编号，交给编辑；若是电子稿，则在打印出来、登记编号后，也交给编辑。很多被淘汰掉的废稿，最终又由我来处理，我也因此看了很多无用之稿。慢慢地，我竟然培养起自己的看稿“喜好”——我不知道能不能用“喜好”这个词——就是说，我会对某种风格的稿子特别喜欢，会在幻觉里看到那个作者写下文章时的画面，看到他是嘴角带笑还是眼睑遭遇洪灾。这些稿子被我单独挑出，仿照着杂志的栏目设定，给那些稿子写稿签决定是否留用，然后校对、排版、设计封面。我会在家里的旧电脑上，把版式调整到我最满意的程度，再到杂志社的编务室打印一份。我用最原始的手工装订，努力把它做得像是一本真杂志——真的，只要你不细看，只要你不是对印刷的纸张很了解，你一定以为那就是一本印刷出来的正式刊物。当然，这些杂志都是没有刊期、刊号的，在该标明刊期、刊号的地方永远是空白，永远是虚无。这本一个人的杂志，就像一个在杂志社里隐匿了四分之一世纪的无名瘸子，在某些人眼里永远不存在。我通常每年编两本，这五十本刊物就写着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我不是说我老有幻觉吗？是的，在某些幻觉里，我是一个时光收藏者，用老社长用过的旧书架，装下了我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可那仍旧是一期又一期的空荡荡。
有一年，编辑部来了一个新编辑，还处于适应工作的状态。一次，他接待了一个缩着腰前来编辑部拜访的中年人。老实讲，这样的人我见多了，基本上不打招呼就自己跑来编辑部的作者，百分之八十都不太正常——若结合他颤颤巍巍的身形，这个可能性就要上升到百分之百了。那编辑毕竟太嫩，毕恭毕敬地接待他，接下来他递过来的稿子，听他唠叨了一个小时之后，才终于把他送走。他的稿子是所谓“诗词”，编辑很快按照他留的电话，回复他说杂志没有相应栏目，可另行处理。在电话里，这个投稿者回答得挺正常，挂电话之后，却立即给编辑发来了短信：“你有什么权力封杀我？这么优秀的稿子，你却不用，我要去买一把斧头，我要当顾城，你就是谢烨。”还没等编辑回话，他的连续轰炸又来了：“你要把我的稿子转给×××看，由他来裁决，你没资格审判我的稿子。”他说的×××，就是当年的老社长，编辑苦笑着给他回短信：“这位老师已经离开我们杂志社十多年了，你有渠道，你可以把稿子转给他看看，我没义务代转。”这句话更惹怒了“顾城”，各种威胁继续飞来，把编辑吓得掏出他的诺基亚手机，给我们看那些短信：“这些我都存着，若有一天我真出什么事了，你们报警时，记得从这里找线索。”
大概两个月后的一天，我在单位附近的超市，认出了那个投稿者——我当然能认出他来了，他一遍遍给小编辑发威胁短信，还继续往编辑部投来打印的“诗词”，每封信都附上他的艺术照：一个中年男人，在高光的掩盖下，无比怪异。他正在超市门口推一辆购物车，腰身弯折，头几乎要贴到车上。我拄着拐杖过去，拍拍他的肩膀，他斜着眼看我，满脸疑惑。我说：“你不要再那样做了。”他眉头紧锁，显然，他不理解我指的是什么。我说：“你以为你做的事没人知道，好像别人拿你没办法……看到我这只脚了吗？被人砍的，你再那么过分，哪怕我另一只脚没了，也要把你废了。”他紧张起来：“……你……你……你说、说什么？”我把拐杖抬起，砸到他的购物车上：“不管你懂不懂，反正给我小心点，要不然，我把你写进黑名单……”他的腰更弯了，购物车也不推了，惊慌地钻入超市的人流。
这样的作者写的东西，有一点点审美的杂志自然都是看不上的。就连我编给自己看的那本杂志，也瞧不上他的稿子。可那人颤颤巍巍的身形，一直倔强地在我脑子里摇晃，没法擦除。某种恶趣味忽然涌上我心头：我是不是可以编一本专门刊载差稿、烂稿的刊物呢？在这本刊物里，一切标准都是颠倒的：言辞不通、标点混用、错漏百出，所有的表达都饱含着硬邦邦的粗俗和低劣的煽情。这本该是一闪而过的念头，在冒出来后，却再也驱赶不去。很多次，我在自己的窝里，翻看那些我依照自己的趣味编成的世界上唯一一本的杂志，觉得里头所有的表达都太“准确”了，经过我一遍遍校对、排版才最终打印出来的“定稿”，呈现出某种“权威”——虽然这“权威”只属于我。是的，这个世界太正确了，连我从来稿废渣里淘洗出来的东西，也被固有的秩序改正了，闪着理性的光辉。恶趣味不断成长、变大，形成一种滚动的力量，驱使着我。
首先，得选一个刊名。既然是恶趣味，那就彻底一点，叫作“0”吧。《0》的办刊宗旨可以是：”这些胡思乱想让我特别兴奋，我甚至立即开始制作创刊号的封面，我用设计软件所能调出的最黑的颜色，涂了一个圈——那个圆圈太黑了，俨然一个黑洞，能把一切都吸进去，能把一切都化为乌有。至于内容，就简单多了，威胁我们新编辑的那个家伙既然执念深重，那就把他的平仄不通、格律全无的诗词发头条吧。当然不能办成他一个人的专刊，还得有：一个退休老干部逢年过节创作的诗情洋溢的散文诗；一个自称一天可以写两百首诗、至今已经写了八万多首诗的神秘诗人曾寄来一堆诗稿和自荐信，我不发他的诗，只发他的信；一个抱着半麻袋手写稿的阿姨，曾不断跟我们编辑说，她这稿子一发，诺贝尔奖后年就该给她了——至于为什么不是明年，是因为出版、翻译以及诺贝尔奖那帮评委老头读到她的作品还需要一点时间，她的这部巨著《啊！岁月》篇幅太长发不了，三万字的前言是可以发的……我甚至都不用输入，只需把这些稿子挑出，手头有订书机就用订书机、有夹子就用夹子，把它们凑到一起后，把封面一贴，就成了敷衍潦草的一期《0》。封面上那个黑压压的洞，好像就算我把冰箱丢过去也能吞下。翻看这么一本“杂志”的时候，也能挖出某种乐趣来，一字一句惹人笑，所有的错误和不通皆成微言大义。
不知道是碰巧还是我定下的办刊宗旨起了作用，那个年轻编辑再也没有收到“顾城”的骚扰短信。有一次吃饭闲聊时，那年轻编辑还很疑惑：“有这个人？”当时我一愣，心想：不会因为《0》的刊发，那人就从除我之外的人的记忆中删除了吧？这个想法让我有了犯罪的忐忑，可转念一想，就算我拿着那本乱糟糟的《0》去公安局报案，向他们坦白封面上那个黑洞可以吸走内文刊发的作者，他们恐怕也只会建议我去安宁医院，或者根本不搭理我吧。我再细看那编辑的手机，早已不是那款诺基亚了，而是一款翻盖手机——也就是说，编辑曾收到的各种威胁短信，不会存在于这款新手机上。
自从编了一期《0》后，投到杂志社的所有稿子都成了宝贝：可用之稿，被编发到那个有着全国知名度的文学杂志上；正式刊物不能用的，被我分为两类，符合我审美的，被我编到那每年两期的正规刊物的“分身”上；那些让我讨厌甚至恶心的，则是《0》的菜，被我不定期归类，用一个封面捆绑、吸纳、消融于无形。我就像坐在键盘面前删除掉一个个不喜欢的文字一般，在幻想中删除掉那些写出“奇葩”文字的人。有时我想，若是《0》的宗旨真的起了效用，那些作者是多么倒霉啊，悄无声息地成为虚无，与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的记忆告别。
我所住的房子是老社长早些年把杂志办得风生水起的时候购下的。那时，文学还是社会上的焦点。在杂志发行的高峰期，为避免拖延刊物面世时间，老社长在三个省的五家印刷厂同时开印，以保证刊物准时发往全国。当年杂志社赚下的钱，老社长用一部分购买了一些房子，后来在各种改革中，有三四套被低价处理给一些老弱病残的员工，我也得以用几年的收入买了一套。这个小区修建较早，已破旧不堪，车位不够不说，位置也不好。我的房子有窗户对着一条河，算是某种程度上的河景房，我曾看过绿草在河边摇曳生姿。可你知道的，流经市内的河水，无论原来有多清澈，最后都会成为臭水沟。在城市改造的过程中，这条河不断变化，记不起从哪年开始，西面窗户正对的河边就安装了一个排污口，每天凌晨四点半排污口准时发出轰响，连玻璃窗和墙壁也隔绝不了。很多个夜里，我被冲出排污口的水吵醒，只好编着那一本本独属于我的杂志。后来，多了一本《0》，乐趣就更多了些。我不好意思说——其实，我也写点文字的，这几乎是每一个跟文字打交道的人都抵制不住的诱惑。这些文字没有人看过，怎么好意思给人看呢？我曾想化名投到我们杂志，然后从编辑的审稿意见上，了解自己写得怎么样，可还是不敢。留着一个人翻翻吧，哪天自己动不了了，就一把火烧掉，干净。
这些妄语怎么能见人呢？我甚至从来没有把它编入我那每年两期的杂志里——人真是蠢笨，写不出自己喜欢的文字，甚至，蠢笨到写下的每一个字都面目可憎。这样的文字只能属于火，火把纸张烧成灰，微风掠过，纸灰化为粉尘。对我来讲，文字的神圣仍然存在，有时看到一篇绝妙的文字，我只能叹息：真是老天爷赏饭吃，是老天爷握着作者的手指，敲下了那一行行文字。可这样的文字，从来不属于我。
有一段时间，我担任编务的杂志陷入了某种说不清的麻烦，无论我们的编辑多么如履薄冰，总还是有“读者”给上级部门写信，说我们杂志出现了各种问题：内容低俗，格调不高……给我们扣上一顶顶大帽子。那些信反馈回来，上级部门让编辑部写自检报告。编辑们头发变白的速度在加剧，他们看稿、校稿的精细程度提升了好几倍，仍没能阻止那些雪花般的举报信。编辑们同情主编，说他的任务就三个：道歉；回答“是是是”“我们一定更加小心”；装孙子。我们也很快知道，所有的举报都来自一人：一个胖乎乎的老人。他退休之后，精力过于旺盛，“想拯救一下破败的文学事业”，就把他关于“养三只小鸡”的八百字“散文”投来了。稿子没被留用，于是老人立志把杂志整垮。他细读杂志上的每一个字，从标点符号里挖掘出作者和编辑十恶不赦的可怕用心——按照他的说法，我们这里不但是卖国大本营，也是反人类的大本营，得装到火箭里射到太空去。他的信不但出现在省里相关部门的案头上，还漂洋过海摆在了更大的领导的办公桌上。他在信里把我们写得如此罪大恶极，让相关部门如临大敌，组织人把杂志一遍遍通读，只读出两吨疑惑与万米不解，没挖出可疑之处。
我们的主编说：“你看，你看，专家们不也跟我们编辑想法一致？”一个领导支招：“天天被折腾也不是办法，你就把他文章发一发，认怂算了。”主编苦笑道：“要是发了就能解决问题，就不会这样了……”其实，主编托人传过话，让那个老人再赐稿三则，好一并刊发之类。据传话的人描述，老人用鼻孔冷冷哼了几声：“杂志版面，是他们用来谈条件的？能发就发，不能发就不能发，我岂是接受招安的人？没我同意发表我的文章，我告死他！”——他还理直气壮了。领导一拍桌子，指着我们主编的鼻子吼：“不管用什么方法，你把这事解决好，再这么闹，一堆人给你们陪葬，那还不如你们早点关门好了……”主编只能点头：“是是是。”
编辑们想了很多法子，甚至有人喊出一句：“要不，我豁出去，把他装麻袋、推海里？”一阵哄笑。这话我倒听进去了，我想到了之前那个“顾城”被我在超市制服的情形——要不，我拎着拐杖，去找那老人谈谈？住所倒是好打听，要见到这人，有机会跟落单的他说上两句，倒也不容易。他从小区出来，拎着一张报纸刚走进旁边小公园的时候，我走了上去：“你认得我吗？”他盯了我好半天，说：“你……是……我不认得。”我说：“不认得就好。我认得你，这些年，你举报信写得挺多的吧？”他说：“举报信，你在说什么？”我说：“有人因为你的举报信被关起来了，托人找到我，让你给个说法……”他说：“听不懂！”我呆了一会，抬出“必杀技”：“那就讲你听得懂的，我看上你的脚了，想让你摘下来……给我安上去。”他喘着粗气：“……你……你……你……”我说：“如果还到处寄信，下次你就得把腿取下，等我来。”我把脸凑过去，几乎要贴到他圆乎乎的脸上，我吹了一口气，他脸色煞白，瘫软在地。
这事之后，杂志的麻烦并没有断——我能想象，那张圆脸上两点绿豆大的眼珠，在放大镜后面不肯眨，深挖着我们杂志上的罪恶。我当然不会真要去把他的腿给卸了——万一扭打起来，我能不能顶住他肥胖的身躯都不好说。我最后的“办法”，是把他的稿子编到《0》里头，想利用办刊宗旨的“诅咒”力量，把他吸入封面上的“0”。可关键是，要找他的稿子，并不容易。我也是花了快一周时间，才翻出他那篇“养三只小鸡”的奇文，幸好，这篇文章还在杂志仓库的废稿堆里。我立即编发，并把那些被转了几道终于抵达编辑部的举报信复印件再次复印，附在后头，编了一本《0》的专刊——这是老人一个人的专号。
好像真的有用。之后的半年里，转过来的举报信变少了，终趋于无。我暗暗惊喜，不再觉得这是巧合，《0》，确实有着抹除的魔力。大约一年之后，无意中打听起这人，有人说他好像生了一场病，在重症监护室里待了一个多月，活是活过来了，却已经不大认识人，对着妻子喊妈妈，对着儿子喊书记。这些传言让我很失望，因为，在最初的设计里，《0》要抹除的不仅是这个人，还有别人对他的记忆；此刻，他人还在，大家都还记得他，这无疑说明，一切都跟《0》毫无关系。我只好安慰自己：会不会这一次没有抹掉别人对他的记忆，而是把他自己的记忆抹除了呢？不然，他何以对着妻子喊妈妈，对着儿子喊书记？
——这难以验证真假莫辨的猜测，让我陷入悲伤。
看到老社长的近况，编辑部的人情绪都不大对。大家回来之后，就开始默默翻看他当年编过的旧刊，虽有一行行印刷文字的确证，虽然这杂志栖身于全国各地图书馆和个人的书架，它却总给人摇摇欲坠烟消云散之感。编辑们还找出老社长当年留下的砚台、笔筒之类，睹物怅然。这一趟拜访老社长之行，编辑部的人都去了，我也跟去了。此前，有时想起老社长，我也会打个车，拎点水果去看看他。但无论我如何推辞，走的时候我还是发觉自己从他家拎走了更多的水果，甚至会提着油腻腻的半只鸡。退休多年，他过着隐姓埋名的日子，每有他当年推出来的作家打听到编辑部，希望去拜访他，他一概拒绝。老社长是一位纯粹的编辑，能抵制书写的诱惑，不论在不在编辑之位，都不搞创作——可即便如此，他早年在一些会议上的发言，还是被整理出来，都是一字不可移的好文章。一些作家在文章中写道，老社长往往敏锐地指出某位作家有什么缺陷，又可以把哪个优势发挥到极致，作家心悦诚服。有作家在文章中写道：“这么一个目光如钉子、开口即金句的人，竟全没写作的欲望，这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他害怕写下的句子被归类为小说、散文、诗歌或评论，他不屑和那些打内心鄙视的写作者同写某种文体。”退休之后，他甚至没在家里摆放什么书，该打麻将打麻将，该喝茶喝茶，从来不认为多读几本书是多么了不得的事。
我们前去探望的时候，他已经从一场急病里出院一个月。他的身体倒没啥，就是记性特别差，当我眼前迷蒙嘴角泛酸站在他面前，他指着我的腿问：“你……是……来卖拐的？”他是在说赵本山的小品？编辑们跟他谈起当下的杂志状况、话语空间和文学潮流，他听倒是听得仔细，末了却说：“文学？杂志？什么？”面前的四五个编辑，他也对不上号，他老伴在一旁一遍遍重复介绍。到了此时，就不得不跟他告别了，不得不跟与此相关的记忆告别了。他老伴在后面挥手：“走好，走好，感谢大家……”
回到编辑部，编辑们嘴唇发抖，老社长怎么能忘了呢？他当年是这杂志的奠基人、开山者，是国内文学期刊界的一位大佬……怎么就……连他都这样了，我们一期又一期编着这“废纸”，可曾改变了一丁点世道人心？我没加入编辑们的七嘴八舌，我说不出“虚无”之类的词，可想到老社长认不出我，我就觉得腿脚发痛——仿佛当年被压断的位置重被撕裂，一回又一回。最痛的，当然不是身体之伤，而是看到身子不完整的妻子女儿，她们的头脚分离，某个角落还溅射着她们的一摊血、小块肉。她们定格于最好的年龄，而我已老残如斯，若她们隔了这么多年后，再见到此时的我，定然只能喊出：“阿公。”别说她们，我盯着镜子，也很想对着镜子里的人伸手问：“您是？”身心之痛越来越清晰，却又连自己的长相都忘了——我的记性是更好了还是更坏了？
我终于要给自己编一本《0》了，这是属于我的专刊，当然得郑重其事地写几句编前语。当收集工作开始，我才发现，曾在我脑子和手指下诞生又被我遗忘的文字在一点点冒涌，残缺、陈旧的纸张从某个角落里飘来，被遗忘的片段从电脑文档中浮现，它们争相报名，排队向《0》走来。这简直是一项永远没有尽头的工作，可我乐在其中。我给自己定下了一个规矩：“如果有七天没有再翻找出一行文字，那就定稿。”刚开始时，我几乎每天都要接待这些来访的文字，它们呼朋引伴，希望我认出它们，希望我想起写下它们时的表情。勤快的文字来过后，剩下的就是羞怯的文字，它们扭扭捏捏，在我的视线之外徘徊，但总会在七日之内出现。当我七天内没再发现任何文字时，已经过了大半年。望着那些文档和纸张，这就是我的“全集”了吧？
既然是我的专刊，当然不能像那些被我“抹掉”记忆的人那样潦草对待，这些文字得全部录入、排版，给它们一间舒适的居所。这又是一项不小的工程，可我时间那么多，兴趣那么少，它们总有完成的时候。封面纸张也要郑重其事，我专门去与我们杂志社长期合作的印刷厂，找老板要来几十种纸，终于选中一种据说原料极其复杂的特种纸——我倒不是喜欢那种纹理——选它的原因在于，看着这种纸的时候，你没法想象它的原料是什么。也就是说，这是一种丢失了来路和记忆的纸。我还在网上买了我所能买到的最黑的材料，剪了一个圆形——它太黑了，以至于剪刀剪过它，像光刺破深夜。光射上近乎绝对的黑，几乎没有任何反射。
内文装订好之后，我在家里狭小的空间走了好几遍，把摆在书架上的所有“书刊”都取下，手指在书的边缘划过，我得确认，自己仍旧记得它们的每一个细节。我当然没有忘记。好好洗了一个热水澡，水珠在腿上的伤疤流淌，当年的痛仍未减弱。我给自己二十分钟冥想，还有什么事情是遗忘了的？确定记忆清晰、诸事就位，我终于要给这本属于我的《0》装上封面了。我太熟悉这个工序了，固体胶涂抹到哪个位置、什么程度，不需要眼睛来看，只凭手感即可。这么一个重要的时刻，我竟然没有一点激动，太奇怪了。画龙之后，最后的点睛，会让龙飞升——给《0》装上封面，我慢慢摩挲，封面终于完美无缺了，真正的印刷品也没这么完美的品相。我的手掌在封面上轻轻一拍，完工。
我期待那个时刻的到来：《0》编好的瞬间，到底是我的记忆被抹除，还是别人会遗忘我？我会痴痴地回想“我是谁”，还是曾经的熟人投来茫然的目光：“你是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