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一

2022年是交通大学党团组织创建人张永和同志（1902—1992）120周年诞辰，他是交通大学第一位共青团团员和中共党员、首任中共党支部书记，同时也是中共早期云南省撒播革命火种的第一代共产党人，曾任中共云南临时省委书记。这位革命老人离开我们已经有30年了，岁月蹉跎，日月如梭，他的英名，对现在许多人来说，已经非常陌生了。

但若翻开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斗争画卷就可以知道，1925年4月他在上海南洋大学（交通大学时名，现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入党时，中国共产党仅有1 000多名党员。他的一生，更是几乎参与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过程。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大革命洪流里，在领导上海学联组织反帝爱国的五卅运动中，在负责创建交大党团组织的过程中，在周恩来任总指挥的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时，在创建云南共青团组织与党组织时，在抗日战争时期争取滇军工作时，以及解放战争时期云南人民反蒋武装斗争中，都能看到他活跃而挺拔的身影。他尤其为中共早期上海、湖北、云南等地方党团组织的创建、学生与工人运动的蓬勃开展做出过重要贡献，是中共地方与高校党团创建史上的关键人物之一。

张永和还是中共中央原宣传部部长、国务院副总理陆定一同志的入团、入党介绍人。1992年2月，86岁高龄的陆定一在寄赠90岁的张永和《陆定一文集》的扉页中，郑重地亲笔题道：“永和同志，您是我的入党介绍人。现在我向您汇报我的一生。”寥寥数语，真切地道出了两人的同志和战友情谊。据晚年多位采访张永和的党史工作者说，张老在与人交谈中，很少谈到自己，即便讲到，也往往轻描淡写，一语带过。他的谈吐举止之间，尽显一个老共产党员在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始终坚持以党和人民的利益为重，从不计较个人得失的高风亮节。即便是在“文革”中身陷冤案、遭逢逆境，张永和仍然对党坚信不疑，从未有过一句怨言，襟怀坦白，初心如磐。

卓越的革命贡献与光辉的人格风范，固然是张永和作为中国共产党老一辈革命家，在长期曲折传奇的革命经历中磨砺出来的，但若追溯源头，还与他早年就读于交通大学那段峥嵘岁月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可以说，张永和革命人生的立志、立功、立言缘于交通大学，而交通大学也因为有了以张永和为代表的一批早期革命“播火者”与先驱者，孕育了百年党史中的红色基因，点燃了此后“民主堡垒”的火种。

交通大学是张永和完成从“实业救国”到“革命救国”人生价值观转向的地方，从孙中山崇拜者到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心路历程转变的“熔炉”，是他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起点与源头。

1923年9月，张永和从唐山大学南下，转入同属于交通部、素有“工程师摇篮”之称的交通大学，专攻“王牌”专业电机工程。此时的他，虽已受过五四运动的洗礼，开始关注时事政治，但救国主张仍是以科学、工程、实业为底色的。为此，他阅读孙中山的《建国方略》，自发到上海十六铺码头去欢迎孙中山北上，成为“实业救国”思想的忠实崇拜者与履行者。用他自己后来的话说，“世界观还谈不上是革命的，有一种要认真念书、忠心报国的‘科学救国’思想”。张永和真正发生思想大转变，是在1924年下半年到1925年。那是一个革命思潮激烈碰撞的时代，交通大学校园成为共产党、国民党、国家主义派等各派政治力量争取青年知识分子的重要阵地，激烈的论战使张永和逐渐认识到，不推翻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势力，不改变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性质，交通大学学生即使精通工程技术，最后仍要在军阀与外国资本家操纵的工厂、铁路、洋行中做事，受他们支配，甚至沦为仆从，这样的“科学救国”“实业救国”显然是行不通的，只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

在革命引路人贺昌、梅电龙的启蒙下，在徐家汇党团组织活动的教育下，逐渐觉醒的张永和意识到，只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才能救中国，才能获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解放，才能完成中华民族救亡图强的历史使命。自此之后，他经常钻进交通大学图书馆，研读马列著作与社会科学理论典籍，阅读《向导》《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大量的学习促使他由敬佩孙中山，拥护民主革命思想，转变为信仰马克思主义，拥护社会主义革命，并于1925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交大在校师生中第一位中共党员。对于这种转变，用他自己的话说，“一个青年，原来知识很浅薄，接受了教育，眼界开阔了，过去只关心自己，现在认识到，一个人应为国为民分忧”。

交通大学是张永和锤炼政治本领、增强革命才能，从一介文弱书生成长为爱国学生运动领袖的重要平台。

在交大入团入党前后，张永和先是当选为交通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他利用各种机会，邀请中共早期青年工作领导者恽代英、施存统等到校为学生演讲，并在学生中组织学习马列主义的读书会，传播革命思想，锤炼了他出色的组织、宣传以及发展党团成员的才能。同班同学陆定一就是听到恽代英的革命演说后，受到了强烈的震撼，开启了心灵之门。陆定一后来说：“恽代英是我的第一个革命的启蒙老师。”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张永和作为交通大学学生会代表，先后当选为上海学联执行委员会委员长、全国学联执行委员会主任委员，组织领导交大及上海各大、中学爱国学生投入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组织编辑出版《五卅血泪》《学潮日刊》，揭露五卅惨案真相。运动期间，他通过慎重考察，积极发展陆定一、周赞明等同级或同专业的8名同学入党，创立中共交通大学党团支部，并担任党支部书记，为中共早期在学生界壮大革命力量做出了贡献，也为他之后历任上海法南、沪东、沪中、沪西等多个区的区委书记积累了领导经验。

交通大学“工文并重”的优良办学传统，也是张永和成为善于著述的“笔杆子”革命家的重要因素。

从此次《张永和纪念文集》“著述言论”篇所收录的文字看，由他生平撰写发表的文章多达71篇（1949年前44篇，1949年后27篇），著述之丰，篇幅之多，在中共地方党史人物中都是不多见的，可谓名副其实的“笔杆子”革命家。而这种现象并非个别，与张永和同时期的交大党员同学，顾谷宜、陆定一、吴寿彭、费振东、竺延璋等，无一不是善于著述立言、长于宣教的佼佼者。如1925年5月入党的顾谷宜，是博古（秦邦宪）的入党介绍人，曾赴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指导干事，1926年受派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深造，任党支部书记；20世纪30年代后，弃政从教，成为著作等身的历史学家。1926级的陆定一，曾任《解放日报》总编辑，在党内素有“大秀才”之称，是中共思想战线上出色的领导人。1926年机械科的吴寿彭，是著名翻译家，精通多国语言文字，一生致力于翻译古希腊先哲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这类“笔杆子”革命家之所以成群出现，并非偶然，而是20世纪20年代国学大师唐文治校长掌理交大时期重视国文教育、推行“工文并重”办学方针所结的硕果。

张永和之于交通大学党团组织的创建和发展，同样意义不凡。首先，作为交大历史上的第一位共青团员、中共党员和首任党支部书记，张永和是交大红色火种的重要播撒者、红色基因的具体植入者，更是交大学生“读书不忘救国”的典范，在一向以“实业救国”“科学救国”著称的工程学府中，开启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青年学生探索民族救亡图强之路，开创了交通大学“与党同心、与国同频”的光荣传统。1986年，张永和在庆祝交大90周年校庆时说：“交大校友具有热爱祖国、救亡图存、振兴中华的宏伟抱负，有的还为此洒尽热血。交大过去的历程就是在改革创新、培育桃李、革命奋斗中向前发展，这就是交大的光荣历史传统。”

其次，张永和领导交大学生会在上海高校学生五卅反帝示威游行中起到了领头羊与主力军的作用，奠定了交通大学在上海学联中的领导地位，又使交通大学成为中共上级党团组织开展活动的重要对象。1925年，共青团上海地委在一份报告中说：“该校在历史上常占重要的地位，所以我们同志，若在该校能博取群众的同情和信仰，实际上即能做学生群众的指挥者。”至1926年，交大学生中的共青团员和共产党员发展到20多人，为交大锤炼成长为后来沪上知名的“民主堡垒”点燃了星星之火。

2022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参观考察中国人民大学校史展时强调：“要加强校史资料的挖掘、整理和研究……激励广大师生继承优良传统，赓续红色血脉。”上海交通大学档案文博管理中心在喜迎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在张永和同志120周年诞辰之际，携手云南省泸西县委党史研究室，首次开展党史研究与展教工作的“校地合作”模式，取长补短，共同编纂出版这本《永励后昆——张永和纪念文集》。书名“永励后昆”，既取意于张永和之人名与昆明之地名，又援引了“生为豪杰死为神，襟抱千秋励后昆”“抚今忆昔励后昆，一枝一叶总关情”的诗句，寓意永远激励后辈传承先贤的革命遗志。这也是上海交通大学2021年启动“百年交大党史编纂和档案文献整理研究工程”的重要阶段性成果之一。

本书依循张永和革命人生的完整时序与轨迹，广泛搜集张永和生平言论、文献资料、纪念文章，并运用辑佚、核校、考证、注释等文献学整理方法进行整理，配以珍贵的历史图片，力图全景式地展现张永和的革命人生图景和不懈奋斗精神，歌颂以张永和为代表的老一辈共产党人追求真理、坚定信念、革命理想高于天、为争取民族解放和人民幸福做出的伟大贡献。

相信本书的出版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它将为深入研究张永和与中共早期党团创建史、地方党组织发展史、革命知识分子思想史、高校党史党建奠定坚实的史料基础，推动相关研究走向深入。同时，它还是对张永和革命一生的深切缅怀，对于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继承革命光荣传统，赓续红色文脉，更好地服务“以史育人”“立德树人”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成为沪滇两地党史学习教育、青少年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教材。希望上海交大广大师生、党员干部从中汲取接续奋斗的智慧和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立足百年新起点，奋力开拓新征程，为实现上海交通大学全面建成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大学的宏伟目标而努力奋斗！

是为序。

上海交通大学党委书记

2022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