绞刑架下的报告:增订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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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金不怕火炼——关于伏契克和他的《绞刑架下的报告》

“人们,我是爱你们的!你们可要警惕啊!”这是伏契克在该书结尾充满激情的话语,已成为千百万正直的、善良的人和进步人士永远铭记的箴言。

尤利乌斯·伏契克是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者,英勇的反法西斯战士,革命的新闻工作者、作家和马克思主义文艺评论家。一九〇三年二月二十三日出生于布拉格的斯米霍夫工人区一个工人家庭。从少年时代起,他就过着苦难的生活,立志为无产阶级事业奋斗终生。在俄国十月革命的鼓舞下,他积极参加革命活动。他刚满十八岁,就加入了诞生不久的捷克共产党。一九二一至一九二九年间,他是布拉格查理大学文学院文艺理论系的一名旁听生,同时,为了维持生活,又当短工和街头广告员。在学校期间,他就为党的报刊和其他进步刊物撰写文章。后来他被指派为文艺与政治评论周报《创造》的总编辑和党中央机关报《红色权利报》的编辑。他曾两次到过苏联,写了许多报告文学作品,满腔热情地歌颂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为此曾被捷克当局逮捕入狱。出狱后,他又积极参加了一九三二年春捷克北部的矿工大罢工,报道了矿工斗争的真相。一九三六年以后,捷克的独立日益受到纳粹德国的严重威胁。《慕尼黑协定》出卖了他的祖国。伏契克以强烈的爱国主义感情写了许多政论文章、传单、宣言和告人民书等,揭露国内外敌人的叛卖行径及纳粹匪徒的侵略野心,号召人民起来斗争。

一九三九年三月十五日,捷克被希特勒德国占领。伏契克一面参加地下斗争,一面继续研究捷克十九世纪的文学。他对捷克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聂姆佐娃、扬·聂鲁达等都著有专论。这些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写成的文学研究著作,为捷克无产阶级文学评论事业做出了贡献。

由于奸细告密,伏契克于一九四二年四月不幸被捕。敌人用尽各种酷刑,软硬兼施,但他经受住了肉体上和精神上最严峻的考验,丝毫没有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在布拉格庞克拉茨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监狱里被监禁了四百一十一天,一九四三年九月八日被杀害于柏林的普勒岑斯狱中。

《绞刑架下的报告》(以下简称《报告》)这部不朽著作,是伏契克在纳粹德国盖世太保监狱里万分艰难的处境中,得到两个看守的主动帮助,用铅笔头在碎纸片上写成的。这是用鲜血凝成的一部最壮丽的诗篇。

《报告》深刻地揭示了人的伟大与渺小——雕像与木偶的根本区别。读了它,我们会热爱那些为了人类社会的前进而献出自己的一切力量乃至宝贵生命的英雄,憎恨那些集卑鄙、残暴和可耻于一身的丑类。

死,对于怯懦者来说,是无可比拟的威胁。然而在英雄们面前,它却是那样地简单而平常。伏契克跟他的同志们就是这样:“我们对死亡有足够的估计。我们都知道,一旦落到盖世太保手里,就不会有生还的希望。在这里我们正是根据这一点来行动的。”伏契克从被捕的那天起,就受到极其残酷的拷问和毒打,处于死亡的边缘,难友们都为他做了临终祈祷。但他却以坚强的毅力,忍受着一般人难以忍受的折磨,从死亡的床上醒来了。敌人见棍子和镣铐未能制服伏契克,便从精神上来折磨他:带来他的爱妻跟他“对质”,当着他的面毒打他的战友,带他去“逛”他所热爱的金色布拉格……这一切手段,无非是想诱使他产生一分钟的动摇、一瞬间的犹豫、一闪念的恐惧,从而毁灭他毕生的信念。然而,敌人的鬼蜮伎俩落空了,伏契克不曾闪现过一丝杂念,他对人民事业充满必胜的信心,活一天就同敌人斗争一天。他组织并领导“狱中集体”向纳粹匪徒进行不屈不挠的斗争。“为了把铁窗里的今天和自由的明天连接在一起”,他也用笔做刀枪,在狱中坚持写作。

伏契克在《报告》中怀着热爱和感激之情,谈论“狱中集体”。受尽折磨的人们兄弟般的友爱,具有一种向心力,能把大家凝结成一个整体。他在《报告》里用许多生动的事例说明这种友爱的威力,它能穿透墙壁,拥抱所有牢房。这是一种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不可征服的力量。在《报告》中,他怀着极其深厚的爱,写出了这个集体里众多英雄人物的真实特征。如工人阶级出身的共产党员叶林涅克夫妇,平时显不出是英雄人物,可是在敌人面前却坚强如钢。当盖世太保闯进他们家时,他俩并肩站着。妻子问丈夫:“现在怎么办?”丈夫回答:“我们去死。”她没叫喊一声,也没摇晃一下,而是面对瞄准他们的枪口,用一种十分优美的姿势把手递给她的丈夫。她以往是爱哭的,可是在狱中却不曾流过一滴泪。她最后的遗言是:“请转告外面的同志,不要为我难过,也不要被这件事吓住。我做了工人阶级要求我做的一切,我也将按照它的要求去死。”

伏契克向那些经过这场灾难而活下来的人提出一个要求:不要忘记这些好人,要热爱这些为他人也为自己而牺牲性命的人。他以全部热情赞颂:“每一个忠实于未来、为了美好的未来而牺牲的人都是一座石头刻的雕像。”是的,人们热爱和崇敬他们。伏契克在《报告》里雕塑了一座座高大的英雄雕像。他冒着生命危险,以火一般的热情,忠实地记录下这些肝胆照人的英雄。他笔下的英雄人物朴实无华,个个都表现出真金不怕火炼的坚强性格。他们的英雄主义是无私的、谦逊的。他们真正当得起大写字母的“人”的称呼。

伏契克也要求人们警惕那些“妄想阻挡革命洪流的腐朽过时的人”——那些大大小小的木偶。他们是些出卖灵魂的、丧尽天良的禽兽,用别人的生命来保持自己的地位,用别人的鲜血来填塞自己的欲壑。有奶便是娘,苟且偷安,就是他们的处世哲学。伏契克那双无比敏锐的眼睛,从死亡中复活而被唤醒的感官,最能觉察这伙败类。如叛徒克列仓,这个曾经冒过枪林弹雨的人,现在却在盖世太保的皮鞭下丧失了勇气,于是用出卖组织、同志以及自己的恋人来保全自己的生命。他终于被集体所摒弃,连最卑鄙的敌人都瞧不起他。在监狱里被唾弃,比在其他任何地方受到这类待遇都更为可怕。伏契克在《报告》里痛斥了那些不配做捷克人的刽子手。这些把灵魂出卖给魔鬼的人,变得比魔鬼更可恨。他们都是极为阴险、狡猾、凶残的木偶,是受法西斯和各种反动势力牵动的木偶。正是这些木偶构成纳粹反动统治的支柱,成为黑暗时代的灾星。

伏契克英勇就义已经五十多年了。《报告》不仅是捷克无产阶级文学中的经典著作,也是全世界进步人民的共同的精神财富。此书自一九四五年在捷克出版以来,已被译成包括中文在内的近九十种文字,出版三百多次,印数达数百万册,在世界各国人民中广为流传,它教育了一代又一代的新人;特别是对那些不曾经历过反法西斯战争的青年一代,起了极大的教育和鼓舞作用。

一九九五年二月七日我国一些主要报纸登载的新华社布拉格五日电:“捷克首次全文出版《绞刑架下的报告》……”引起了我国广大读者的关注,连我这个早在一九七九年首次从捷克原文译出该书的译者也觉得有些诧异,怎么半个世纪以来受到读者极大欢迎的《报告》竟非全文本?于是我恳请我的老同学、原驻捷克大使齐国辅同志赶紧为我买来这本书;让新华社前驻布拉格首席记者刘天白同志给我讲一讲历史背景;并立即将它同已在捷克出版三十余次的版本仔细对照一遍。原来如此:从伏契克协会的声明中看,自一九八九年十一月“公民论坛派”上台,而执政近半个世纪的捷共下台之后,在捷掀起了一股诋毁和诬蔑伏契克和他的《报告》的风潮。有人说,“共产党人想把自己打扮成反法西斯斗争的英雄,他们必然要杜撰出一个伏契克来”“《报告》并非原著,而是经过实用主义的加工和修改”“伏契克向盖世太保做了交代”……这些不实之词激起了伏契克当年的狱友们以及曾掩护他写作的狱中看守霍拉等人的愤怒,唤起了史学家们的责任感,引发了捷克公安部的有关研究机构对《报告》的手稿进行鉴定,证明它确实是伏契克的笔迹。霍拉曾针对这股风潮发表谈话和撰写文章。他说:“为了历史的真实,我不能沉默……伏契克虽然身受酷刑,面对死亡,但仍坚贞不屈。他十分乐观,丝毫不像许多人那样消沉。他是我在监狱中所认识的共产党人英雄之一……我很想看到,那些不顾事实的人,如果处在伏契克的境遇下会如何表现。”鉴于这种情况,伏契克协会认为现在全文出版伏契克的最后一部著作《报告》是可能和必要的。另外,伏契克曾在遗嘱中授权出版者选编他的著作,而初版后的多个版本都删去了原手稿的少量文字和段落。“如今已无从查明做如此删节的动机和理由了。但有一点是可以猜测到的,那就是当战争刚结束那一动情时刻是会这样做的,如《安妮日记》《安妮日记》是荷兰犹太血统女作家蕾丝·约翰娜(1931— )回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逃亡生活的自传体中篇小说《楼上的房间》(1973)的原型。它真实地记述了犹太小女孩安妮·弗朗克(1929—1945)为躲避德国法西斯对犹太人的迫害而躲藏在昏暗的楼中“后屋”的那段恐怖日子里的内心世界。在出版时不也做过删节吗?而今各种理由均已不复存在,因此呈献给广大读者一本完整的、原原本本的《报告》,不仅是可能的,而且是适时和必要的,特别是在那些不实之词很能迷惑住年轻一代的时候,因为他们极少有可能去亲自认识这位有着世界级声望的同胞的真理。”

首次全文出版的《报告》由七个部分组成:伏契克夫人的话,出版说明,正文(即伏契克的一百六十七页编有页码的、碎纸片式的手稿),伏契克协会的声明,国内外十三位知名作家、诗人、政界要人对伏契克和他的《报告》所写的文章或讲话的摘录,捷克著名喜剧演员扬·维里赫给伏契克夫人的一封信,最后是捷公安部的研究机关发布的几份“专家鉴定”的影印件。

我想,广大读者与我的心情一样,想尽快知道全文本与过去的版本到底有何不同,删节了哪类文字与段落,因此我将全文本赶译出来,好让大家先睹为快。

当我重译这部光耀千秋的著作时,耳际好似又响起了伏契克被押赴刑场时高唱的《国际歌》的歌声,眼前呈现出一座座巍然矗立的高大的英雄雕像;但同时也瞧见了正在地球上一些阴暗的角落里晃动的一只只木偶的黑影。我想,所有读过或将要读到伏契克这本《报告》的正直的人们,都会永远记住伏契克提出的忠告:“你们可要警惕啊!”是的,一切为人类进步事业而献身的人们,都无不感谢伏契克真诚的提醒:无论何时何地,都要警惕那些公开的和隐藏的、残忍的和阴险的、形形色色的木偶!

译者

一九九五年五月一日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