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人生代代，江月年年

1643年中秋，落职多年的原礼部侍郎钱谦益收到凤阳总督马士英的一封信，得知李自成军威日盛。

此时，明朝山河破碎，气数只剩半年。

除给马士英回信，以“春明之梦已残，京华之书久绝”表明早无仕宦的雄心外，钱谦益当天还做了三件事。一是替朋友编的一本古人格言集作序；二是给柳如是的“我闻室”供奉一尊观音像；三是作为梨树，压了压海棠，同柳妹在夜间交流感情。

云淡风轻得宛如“一战”爆发当天的卡夫卡。

在那一天的日记里，他写道：“德国向俄国宣战。——下午去游泳学校。”

同史书的记载相比，历史的现场总是少了些戏剧性，多了点烟火气。

以中国之大，华北内忧外患而江南歌舞不休并不奇怪，何况享乐主义在晚明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无论是采石试茗、寻花品泉，还是摆设书斋、摩挲古玩，均发展成博大精深的学问，以至于恋物癖患者有《长物志》可读，布置园林则非看《园冶》不可，而瓦瓶、火炉、竹器、茶壶等日用品无不有以人名为标志的品牌。

至于文人墨客，就玩得更精致了，用书画鉴赏家冯梦祯的话说便是：除教子弄孙等日常活动外，居家即应在书室待着，做翻书、观画、焚香、鸣琴、听鸟声、赏卉木、识奇字、玩文石、弄笔墨和看池中鱼戏等13件事。

与“十里歌楼舞榭，一宵桨声灯影”的南京相比，北京算得上是苦寒单调了。但在万历年间的读书人刘侗看来，京城实在太好了，好到他要写本《帝京景物略》致敬。

书中，他一边描写京师的繁盛，一边对物欲横流的生活流露出无比的钦羡，感慨自己只是个穷书生。

这种情调后来遭到清人的批判，但考虑到明朝的正七品官年俸不过50多两银子，而当时一个马夫一年就能赚40两，这让十年寒窗、一朝成名的读书人情何以堪？

如果不是立志做圣人，摆在他们眼前的路只有两条：一是假装没有物欲，二是大大方方拥抱物欲。

前者往往尊奉程朱理学，后者大多信仰陆王心学。

如果纯粹，倒也罢了，可问题是，在延绵两千多年的秦制之下，任何一种思想，无论激进还是保守，德治还是法治，最后都会沦为权力的工具。

比如“存天理，灭人欲”和“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原本是讲给皇帝与士大夫听的，到头来却成为戴在老百姓头上的紧箍；比如王阳明主张向内求，认为人人皆可成圣，但前提是要证悟良知。然而在其弟子王艮的发挥下，心学逐渐被曲解为“我即上帝，做你自己”，成为很多官员“不作为，乱作为”，乃至贪渎的借口。

于是，“左”，百姓苦；“右”，百姓苦。

究其原因，在于古代中国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主主义。

所谓民本，即孟子之“民贵君轻”。

儒家否定法家的“尊君抑民”论，其实质不是不要君，而是反对暴君，批评昏君，期待明君，在君主专制的框架下劝导帝王重民、恤民，避免杀鸡取卵。

而所谓民主，则蕴含了“民有”“民享”和“民治”，三者缺一不可。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闽浙总督徐继畬首次在《瀛寰志略》中介绍英国的议会制，使民主看上去似乎是一件由外铄我的“舶来品”。

事实上，早在明末清初，中国本土便已出现民主萌芽，其标志即《明夷待访录》的写成。

该书作者黄宗羲跳出程朱陆王的窠臼，疾呼“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

这就不只是批判桀、纣，而是把秦皇汉武、唐宗宋祖都算在内，来了场“告别帝制”的演说。

不告别不行，因为君主集权已走入死胡同，以至于崇祯在“治民”“驭吏”和“巩己”（韩非认为“帝王之术”的三个方面）上殚精竭虑却越做越错，用张岱的话说便是：

先帝焦于求治，刻于理财，渴于用人，骤于行法，以致十七年之天下，三翻四覆，夕改朝更。耳目之前，觉有一番变革，向后思之，讫无一用，不亦枉却此十七年之精励哉？

为从根子上批倒君主制，黄宗羲探讨了君主合法性的来源问题。

上古时代，“人人得而自私，人人得而自利”，但有一人毫不利己，专门利人，是谓“圣人”。圣人被大伙儿推为“君”，用公心为人民服务，此即“公天下”。

可自秦以后，皇帝靠武力上台，将天下当成家产，使每个人都“不得自私，不得自利”，却“以我之大私为天下之大公”，即把一己之私包装成国家大义，命全民遵守。为此，不惜“屠毒天下之肝脑”“敲剥天下之骨髓”“离散天下之子女”。

当然，黄宗羲并没有停留在骂街的层面，而是有破有立。

首先，他确立了让所有人都“敢自私”“敢自利”的私有观。

在黄宗羲看来，一个保障私有制的国家，即便是身无分文的乞丐，也比专制国家的豪商更富有，因为他的权利受到保护，而后者随时可能被不受制约的权力剥夺一切。

其次，他打破了“君父臣子”的旧说，指出父子是先天的血缘关系，而君臣只是后天的契约关系。

当“食君之禄，忠君之事”的人身依附解除后，出仕者便不再是君主的奴才而是人民的公仆，“为天下，非为君也；为万民，非为一姓也”。面对崇祯也不用高呼“圣明天纵无过皇上”，而能亲切地叫一声“朱由检同志”。

把这套“君臣同事”论引申开来，黄宗羲主张政府的首脑应是宰相，皇帝只保留有限的决策权。果能实现，清末宪政改革的产物“责任内阁”便可提前二百多年落地。

再者，黄宗羲提出当以“天下之法”取代“一家之法”，因为后者是“利不欲其遗于下，福必欲其敛于上”的“非法之法”，而前者是人人平等的“公法”。

最后，认为权力不代表真理（“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的黄宗羲设想了一套扼制独裁的办法，即“公是非于学校”。

此学校不单单是储才养望的教育机构，更是制衡君权的议政之所，最后“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这已有议会的雏形。

由此观之，在商业空前勃兴的背景下，在李贽、汤显祖和“公安三袁”不断反抗传统的观念冲击下，若非明清鼎革，坚信“工商皆本”，甚至呼吁“废金银，通钱钞”的黄宗羲势必在华夏大地上掀起一场解放人性的平权运动。

很多人据此认定，一条通往自由主义的转型通道被入关的清军给打断了。

然而这并不符合历史的真相。

打下北京的是大顺军，逼死崇祯的是李自成，以至于很多史家指出，明政府最大的误判便是把本可用和谈解决（或延缓）的辽东问题当成主要矛盾，而错失扑灭内乱的良机。

因此，明朝之灭，固然有小冰期和后金崛起等外部原因，但病根仍在内部，一言以蔽之，即贫富不均。

太阳底下无新事。

历代王朝的国祚之所以难以逾越三百年的门槛，盖因土地兼并只需二百年左右便可彻底完成。届时，生产资料集于权贵之手，这帮人（比如藩王和有科举功名的士绅）还无须纳税，同不交或少交资产税与资本利得税的食利者阶层有一拼。（与之相对，打工人和自由职业者凭劳动吃饭，个人所得税却避无可避。）

于是，自耕农相继变成给地主交租的佃农，国家税收直线下降。而一遇天灾或外患，政府需要加税时，剩余的自耕农若不想束手待宰，只能卖地或逃亡。

因此，广种薄收的农民并不关心“黄宗羲们”的启蒙运动，只对李自成的“均田免赋”感兴趣。换言之，当知识分子在争自由时，劳动人民要的只是朴素的公平。

而自由和公平，自古就是一对矛盾的概念。

自由度高的社会，政府管得少，责任小，言者无罪，创意无穷，经济充满活力。

不过，人人生而有别，有人生在钟鸣鼎食之家，有人生来便缺胳膊少腿。如果无视先天差异，任由人群优胜劣汰，用不了多久便会出现“赢家躺赢，输家躺平”的局面。最后，本想追求自由的人也可能被资本物化，被技术异化，从个人主义走向利己主义，在冷漠和浇薄中孤苦无依地老去。

既如此，不如试试另一条“公平之路”。

此路在哈耶克看来是“通往奴役之路”，经济学家弗里德曼亦称“一个把平等放在自由之上的社会，最终将既得不到平等，也得不到自由”。可问题是“不患寡而患不均”乃人性深处雷打不动的执念，以至于连自由派鼻祖约翰·洛克都承认：人们心中有先验的、天生的关乎公平的概念。

更何况，自由从来就很沉重，意味着人要承担由他做出的选择所引发的所有可预见和不可预见的后果，是一场强者的游戏。

在鲁迅的小说《伤逝》里，一对进步青年冲决包办婚姻的桎梏，自由恋爱，离家出走，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可惜，枷锁是没了，经济来源却也断绝了，日子过不下去，最后只好分手。女孩在悲愤中死去，男孩还怪她没有生存能力。

总之，自由派肯定“机会公平”，反对“结果公平”，但长期对市场放任自流只会导致阶层固化到既无结果也无机会的境地。

相反，公平派支持政府下场干预，促进分配正义，但姑且不论干涉过深会滋生多少权力寻租，经济活动事实上是无法以绝对的平等为目标精细规划的，因为商品以什么价格成交由供求关系决定，动态平衡，只有交易双方最清楚。比如，唐代名臣卢坦治理宣州时，江淮大旱，米价飞涨。有人劝他出面限价，被卢坦拒绝，理由是宣州本地产米不足，主要靠外地供应，若打压米价，粮商不再运米进来，“价虽贱则无谷奈何”；而若听凭涨价，则可吸引四方粮商前来卖粮，久之价格自然回落到正常水平。

综上所述，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而政治无非人心嬗变的外在体现。正因人性深处既有对无拘无束的向往，又有对稳定和公正的热望，世界才会在“左右两极”之间做简谐运动。

古代王朝成立之初，前朝富人的财富经多年战乱基本清零，所有人都回到同一起跑线上。此时，百废待兴，地广人稀，政府会鼓励生育、开垦和创新，而面对巨大的增量蛋糕，人们也会选择容忍不公，投身自由市场，因为未来可期。

而到了王朝末世，荒地已开无可开，人口也膨胀到农业和环境所能承载的极限，既得利益阶层又焊死车门，阻挠底层上车。在这种不讲武德的存量博弈中，绝望的失败者自然渴求公平，哪怕牺牲自我。

揆诸明史，不难发现，良善政治除因时制宜外，要旨在于避免“尺蠖效应”。

尺蠖者，毛毛虫也。当其蠕动时，总是伸长一侧的身体，缩短另一侧的身体。但不管两边长度如何分配，都是为了爬行服务。

当尺蠖向左爬时，意味着政府采取“左倾”政策，以促进平等的名义扩权、加税、控制言论、管制经济；当尺蠖向右爬时，意味着政府采取“右倾”政策，以“尊重个体，放活市场”的名义把上述行为反着来一遍，从打算卸责的领域抽身而去。

人亦如此，乐于享受权利而不愿承担义务，喜欢高福利而厌恶高税收，喜欢低税收而厌恶低福利。

三界唯心，万法唯识，政治的密码蕴藏其间。只有实事求是，勇于自新，才可能破我成佛，跳出轮回。

是为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