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实亡于万历

一、被嫌弃的皇帝的一生

穷途末路的项羽曾经感叹“此天亡我，非战之罪也”。千载之下，崇祯应有共鸣。

在他执政的17年里，全国各地共发生14次特大干旱。其中，崇祯十四年（1641年）的干旱是自汉代以来最严重的一回，而翌年的那次也属于五百年一遇的级别。

旱灾伴随着饥荒与瘟疫，整个西北和华北地区遍地枯骨，踏之有声。

灾害是由极端气候引发的——太阳辐射减弱，地球温度降低，中国进入“小冰期”。

小冰期的起点可上溯至景泰年间，到万历中期逐渐加剧，到崇祯年间达到顶峰，是人类有文字记载以来最冷的时期，降雨南移，粮食减产。

一些学者认为，此轮浩劫让明朝人口减少了至少一半。

如此看来，崇祯又可以卸责了。但正如欧阳修所说：“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明末土地兼并严重，财富高度集中，食利者阶层和贫民的矛盾空前尖锐。再加上因国库空虚，防灾工程年久失修，赈灾工作浮皮潦草——王朝的气数看似系于天命，实则源自人心。

以受灾最重的陕西与河南为例，如果前者尚可赖天灾，那后者便是妥妥的人祸。

河南一省之内有7个藩王，相当于7座大山，平日阶级矛盾就很严重，灾荒一来，“穷人非死即逋，刁民相率为盗”也就不奇怪了。

崇祯七年（1634年），面对民穷财尽的社会现实，退居洛阳的原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泣血上疏：

盖数年来，臣乡无岁不苦荒，无月不苦兵，无日不苦挽输……

野无青草，十室九空。于是有斗米千钱者，有采草根木叶充饥者；有夫弃其妻、父弃其子者；有自缢空林、甘填沟壑者……

村无吠犬，尚敲催追之门；树有啼鹃，尽洒鞭扑之血。黄埃赤地，乡乡几断人烟；白骨青磷，夜夜常闻鬼哭。欲使穷民之不化为盗，不可得也；欲使奸民之不望贼而附，不可得也；欲使富之不率而贫，良之不率而奸，不可得也。

李自成进入河南时手下只有千余人，因为他之前被洪承畴打残了，身边唯余十八人，在山中躲了近两年。

谁知因河南民不聊生，革命氛围浓厚，食不果腹的饥民听说闯军来了，迅速蚁聚，结果李自成闭着眼睛躺赢，一举拿下洛阳。

其实，洛阳的失守跟李自成没什么关系，而是兵变的结果。

驻守洛阳的河南总兵（相当于省军区司令）王绍禹见闯军压境，要求入城协防，引起市民恐慌。

因为此人素来贪鄙，克扣兵饷，所部军心不稳。

为安抚王绍禹，河南首富朱常洵（河南百姓纷传之“先帝耗天下以肥王”的福王）出资三千两白银劳军。

这点钱对富甲天下的朱常洵而言不过九牛一毛，却像要了他的老命。

朱常洵颇有其父之风，惜财如命，面对退休干部吕维祺唇焦舌敝的苦劝，岿然不动，死活不肯出钱救急，振奋士气。直到王绍禹以入城相威胁，才勉强为之。而理学家吕维祺散尽家财，济困扶危，城破后又引颈就戮，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天下不姓朱，而姓吕。

农民军素以杀皇室为快，只要是朱元璋的后代，无论主动投降还是被动俘虏，昂首挺立还是跪地求饶，慷慨解囊还是一文不予，结果都一样：杀。

革命意识如此彻底，即便朱常洵心存侥幸，也不难推断洛阳失陷后自己的结局。因此，对其守财到死的行为不能从智商而要从心态上找原因。

心态其实早就崩了，从他爹开始。

万历二十多年不临朝，奏章一概“留中”（指将臣子上的奏章留置宫禁之中，不交办），庙祀派人代祭，官位出缺也置若罔闻，同文官集团对抗到底。

试问一个皇帝得受多少刺激，才能像万历一样躲在深宫里抽鸦片。

其实，君主专制的“优越性”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君主想干啥就干啥，没人敢阻拦；二是君主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无人问责。

这种囊括了“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的甜头，万历没尝过多少，倒是因“国本之争”跟文官斗得身心俱疲。

国本者，确立太子也。万历属意的人选是皇三子朱常洵，其母乃祸水级别的女人郑贵妃，明媚娇艳，工于心计。

奈何百官坚持“立长”原则，非要万历册封其因一时冲动与宫女所生的长子朱常洛。

君臣为此扯皮十五年，以万历妥协、朱常洵赴洛阳就藩而告终。

不妥协不行，郑贵妃及其父兄天天挨骂，已成为“怀祸藏奸，窥觊储贰（太子位）”的国之巨蠹。还有科道官员在上疏里公然骂街，说郑贵妃望眼欲穿，就等着皇后薨逝，好自立为后，并把朱常洵扶上马。

自此，万历人间失格，“立地成佛”，对东林党的首辅叶向高为补阁、部空缺连上的一百多道奏疏泰然自若地置之不理，使其成为洪武以降罕见的“独相”。

面对放飞自我的皇帝，你就是想辞职都辞不成，因为吏部长期没有尚书，已经瘫痪。

而这，正是万历想要的效果。

但万历又不像他爷爷嘉靖那样动辄以刀锯斧钺整治文官，即使兵科给事中田大益把他与夏桀、商纣、幽厉二王、桓灵二帝，以及唐德宗和宋徽宗这些“杰出”暴君、著名昏君相提并论，说他“贪愚暴乱，专志财利”，以致“天灾地坼，山崩川竭”，万历也未对田大益采取什么措施。

慎刑恤罚的结果就是骂疏纷至沓来，有“夸”万历“四好皇帝”（好逸、好疑、好胜、好货）的，有借题发挥（万历自称“头晕眼黑，力乏不兴”），义正词严地劝皇帝养气宁神，不要贪恋“衽席之娱”（女色）的。

最初，万历也想打压这股“歪风邪气”，以儆效尤，但在“雒于仁事件”后彻底佛系。

这个正七品的大理寺评事（正七品法官）在骂疏中全面细致地探讨了皇帝沉迷酒色财气给国家带来的危害，成功引起万历的愤怒。

但除了将雒于仁革职，万历拿他毫无办法。因为就像时任首辅的申时行所言，陛下如果处置雒于仁，相当于承认他的批评确有其事，外界臣民会信以为真。

长此以往，万历看透了这帮靠“搜扬君过，讪上卖直”来博名的小人，即使面对词锋滔滔的台谏条陈，也能波澜不惊道：“不过欲沽名尔。若重处之，适以成其名。”然后卷而封之。

对此，曾任礼部尚书的于慎行是为数不多持论公允的：

近世士大夫以气节相高，不恤生死，往往视廷杖戍遣为登仙之路。一遭斥谪，意气扬扬，目上趾高，傲睨一世，正所谓意气有加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