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在本修订版中，我试图把过去16年的主要课程都纳入进来。这些课程数量颇丰。我认为，这是一次真正扩展性的修订（尽管在改写部分，我所做的十分有限），因为本书的主旨在很多方面都已经被修改了，我将在下文中进行详述。

本书在1954年出版时，它本质上旨在，于现有的古典心理学的基础上建立一些内容，而非否定它们或建立另一种与之对立的心理学。本书试图通过讨论人类本性的“更高”层次，从而扩大我们对人性概念的理解（我最初计划使用的书名是“人类本性的更高层次”）。倘若我必须把这本书的论点浓缩为一句话，我会说，除了当代心理学所讨论的人性之外，人还有更高的本性，那是一种似本能的（instinctoid），人之本性的一部分。倘若我还能加一句，我会强调人性深层次的整体性（holistic），而这与行为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那种“分析—解离—原子主义的牛顿主义取向”完全相对。

换言之，我当然接受实验心理学带来的可靠材料，也接受精神分析，并且我的心理学也建立在它们之上。我也接受前者的实证和实验精神，以及后者深入探索、揭露真相的精神，但同时，我拒绝这两者所创造出来的人之形象。也就是说，本书代表了一种不同的人性哲学，一种新的人之形象。

然而，我当时所认为的心理学家们内部的争论，在我看来，已经成了新时代精神的一种体现，一种更全面的新生活哲学。这种新的“人本主义”世界观似乎成了一种新颖的、更具希望的、更鼓舞人心的思考方式，我们可以用以去思考人类知识的各个领域：经济学、社会学、生物学；去思考各行各业：法律、政治、医疗；去思考各种社会组织：家庭组织、教育组织、精神组织；等等。我根据自己的个人信念，修订了本书，写出了这里所提出的心理学。我相信，这种心理学只是一种更为广阔的世界观，一种更为全面的生活哲学的一部分。我们对此的工作已经部分完成了，至少已经具备一些合理性，因此我们必须严肃对待。

我必须对一个令人振奋的事实说两句，即这场真正的革命（新的人之形象、新的社会之形象、新的自然之形象、新的科学之形象、新的终极价值形象、新的哲学之形象等）仍然几乎完全被知识界所忽视，尤其是控制着与受过教育的公众和年轻人的沟通渠道的那部分知识界。（因此，我把它称为“不为人知的革命”。）

这种知识界中的许多人提出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令人深深的绝望，又带有愤世嫉俗的特点，这种观点有时会堕为一种腐败的恶行和残暴。实际上，他们否认改善人性和社会的可能性，否认发现人类内在价值的可能性，否认总体上热爱生命的可能性。

他们怀疑诚实、善良、慷慨、热情的真实性，当他们面对那些被嘲笑为傻瓜、“童子军”、活雷锋、天真鬼、老好人、傻乐呵的人时，他们抛掉了合理的怀疑，克制的批判，而抱以一种刻意的敌意。这种刻意揭穿、憎恨、破坏已经不仅仅是一种蔑视；有时似乎这种态度成了一种愤怒的反击，以报复他们所视为的一种冒犯，他们觉得受到了这类人的愚弄、受到了欺骗、被拖了后腿。我觉得，精神分析学家们可能会在其中看到，一种对于过往的失望和幻灭的愤怒和报复性动力。

在这种绝望的亚文化、这种“比谁更堕落”的态度、这种反道德中，掠夺和绝望才是真实的，善意则不是，这种态度与人本主义心理学截然相反，与本书以及参考文献中列出的许多著作中所带来的基本事实也截然相反。虽然在肯定人性中“善”的前提条件（见第7、9、11、16章）时，我们必须非常谨慎，但是，我们完全可以坚定地拒绝那种令人绝望的信念，即人性从根本上而言是堕落和邪恶的。这类信念已经不仅仅是品味问题了。现在，一种无可救药的盲目和无知，一种对事实的拒认，支撑着这类信念。因此，它只能被视为一种个人的投射，而非一种合理的哲学或科学立场。

前两章和附录二中提到的人本主义、整体性的科学观，在过去10年的许多发展中都得到了有力的证实，尤其是得到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伟大著作《个人认识》（Personal Knowledge）的支持。我的拙作《科学心理学》也提出了非常相似的观点。这些书与依旧太过盛行的经典、传统的科学哲学截然相反，对于研究人的科学著作，这些书成了后者的一种极好替代。

本书从头到尾都持一种整体性视角，但附录二包含了一种更为深入，或许更为困难的论述。整体论显然就是真理——毕竟，宇宙就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社会也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任何人也都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等等。然而，作为一种看待世界的方式，整体观很难得到实施和应用。最近，我越来越倾向于认为，这种原子论式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轻度精神病，或者至少是不成熟认知的一种体现。对于更为健康、自我实现的人而言，整体性思考和观察的方式是相当自然和自发的，而对于发展程度较低、较为不成熟、健康程度较低的人来说，这种方式似乎格外困难。当然，到目前为止，这只是一种印象，我不想说得太过广泛。然而，我觉得可以合理地将之呈现为一种留待检验的假设，这还是相对容易做到的。

在第3章至第7章中，甚至某种程度上纵贯全书的动机理论，有着一段有趣的历史。动机理论于1942年首次出现在一个精神分析的学会中，当时，这种理论是一种努力，努力将我在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D. M. 利维、弗洛姆、霍妮、戈德斯坦那里看到的部分真理，整合到一个单一的理论结构中。我根据自己零散的治疗经验认识到，在不同的时期，针对不同的人，这些作者的理解都是正确的。我的问题本质上是一个临床问题：哪些早期的剥夺会导致神经症？哪些心理医学可以治愈神经症？哪些措施可以预防神经症？心理医学的需要次序如何？哪些是最有效的？哪些是最基本的？

我们完全有理由说，动机理论在临床上、社会上、人性上的效用非常成功，但是在实验或实证上则没有用处。这种理论非常符合大多数人的个人经验，而且常常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构造良好的理论，以帮助他们更好地感受自己的内在世界。对于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理论似乎可以提供一种直接的、个人的、主体性的经验。但是，这一理论还是缺乏实验的确证和支持。目前，我还没有想好如何用实验室的检测来证明它。

这一难题部分由道格拉斯·麦格雷戈（Douglas McGregor）解答了，他将这种动机理论应用于生产场景。他不仅发现这一理论对于整理材料和观察结果很有用，而且这些材料反过来又可以成为验证理论的来源。正是在这一领域中，而非在实验室中，我们取得了实证的支持（参考文献中包含了一份这类报告）。

从这一理论，以及生活的其他领域得到的相继确证中，我认识到：当我们谈起人类的需要时，我们谈到的其实是其生命的本质。我们怎么可能将这种本质带入到某种动物实验室或者某些测试中呢？显然，这种理论需要的是一种整个人类在其社会环境中的生活场景。这才是这项理论的证实或证伪的来源。

第4章的内容来源于临床治疗，其重点在于强调神经症的病因，而非动机，而后者对于心理治疗师而言已经不是问题。这类动机包括：慵懒、懒惰、感官欢愉、对感官刺激和活动的需要、对生活的赤诚或者这种赤诚的缺乏、产生希望或失望的倾向以及在恐惧、焦虑、贫乏下或多或少退行的倾向等。更不用提那些最崇高的人类价值，这些价值也是一些动机：美、真理、卓越、完善、公正、秩序、协调、和谐等。

对于第3、4章的必要补充，在拙作《存在心理学探索》（Toward a Psychology of Being）一书的第3、4、5章中，拙作《优心态管理》（Eupsychian Management）有关低级牢骚、高级牢骚、超级牢骚的章节中，以及在我的文章《元动机理论：生活价值的生物学根基》（A Theory of Metamotivation: the Biological Rooting of the Value-Life）中都有所论及。

若非考虑到人类的最高渴望，我们便永远无法理解人生。成长、自我实现、保持健康、对身份和自主的追寻、渴望卓越（以及努力“向上”的其他种种说法）现在都必须毫无疑问地得到接受，如此种种都必须被视为一种广泛甚至可能普遍的人类趋势。

然而，其他退行的、恐惧的、自我贬低的趋势也是存在的。当我们（尤其是涉世未深的年轻人）沉醉于这种“个人成长”，便很容易遗忘这些。我认为，对于这种错觉的一种必要预防措施，在于全面地了解心理病理学和深度心理学。我们必须意识到，很多人宁愿选择变坏，而非选择变好，成长常常是一个痛苦的过程。因此似乎是可以逃避的，我们会恐惧我们最好的可能性，也会热爱这种可能性；对于真理、美、美德，我们都怀有一种深深的矛盾心理，我们既爱它们，又畏惧它们。在人本主义心理学家看来，弗洛伊德仍然是值得一读的（读他写到的事实，而非他的形而上学）。我还想推荐霍加特（Hoggart）的一部极其敏锐的著作，此书无疑能帮助满怀同情地理解，他笔下的那些受教育程度低的人，身上所具有的粗俗、琐碎、廉价、虚伪。

第4章，以及第6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在我看来，都构成了一个人类内在价值、人类善行的体系基础，这些价值和善确证了其自身，它们本质上就是良善的、受人欢迎的，而无须进一步的证明。它们不仅仅为全人类所追求和渴望，而且在避免疾病和心理疾患的意义上，它们也是必要的。换言之，这些基本需要和元需要都是一些内在强化，是一种无条件的刺激，其可以作为一种基础，各种工具性的学习和调节都建立在此之上。也就是说，为了获得这种内在的良善，人类和动物都要实际地去学习一切能让他们实现这种终极良善的东西。

尽管篇幅所限，我无法展开来谈这一观点，但我必定要提到，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认为，这些似本能的基本需要和元需要，既是一种权利，也是一种需要。于是我们立马可以得出这样的观点，即人类有权利成为人，同样猫也有权利成为猫。为了成为一个完整的人类，这些需要和元需要便必须得到满足，并因此要被视为一种本性权利。

这类分层级的需要和元需要体系，对我而言有另一个方面的助益。我发现，这一体系就像是一盘大杂烩，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和喜好从中各取所需。也就是说，在判断一个人行为的动机时，也需要将判断者自身的个性纳入到考虑范围。判断者会选择某些动机，并将行为归因于这些动机，比方说，他会依照自己总体上的乐观主义或者悲观主义来选择。我发现，如今人们更常选择后一类态度，这种选择如此平常，以至于我觉得可以将这种现象称作“对动机的贬低”。简而言之，这是一种以解释为目的，更愿意选择低级需要，而非中级需要，更愿意选择中级需要，而非更高级需要的倾向。一种纯粹的物质性动机，比一种社会性或元动机的动机或者三者混合的动机更受人欢迎。这是一种类似于猜忌的偏执，是一种对人性的贬低，这种现象我时常见到，但据我所知，它一直未受到充分的描述。我认为，任何完善的动机理论都应该包含这一额外的变量。

当然，我确信，思想史学家们能轻易在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时代中找到诸多这类范例，这些范例既包含着一种抬高人类动机的普遍趋势，也包含着贬低的趋势。在当前，我们文化中的倾向明显是一种广泛的贬低。出于解释的目的，低级需要被严重滥用了，而更高级的元需要则鲜为人知。我认为，这种倾向完全就是一种先入之见，而非实证上的事实。我发现，更高级的需要和元需要，远比我所描述的要更为关键，其作用也比当代知识分子敢于承认的要大得多。显然，这是一个实证和科学的问题。同样很显然，这一问题如此重要，因此不是某些小团体或圈子内部能解决的。

在有关满足理论的第5章中，我增添了一个有关满足病理学的小节。当然，在15年或20年前，我们不会准备这些内容，在人们得到他一直试图获得的东西之后，病理性的结果来了，但原本他们期待的是带来幸福。我们可以从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身上认识到的是，我们必须警惕我们的愿望，因为当愿望得到满足时，随之而来的可能是悲剧。这种情况可能发生在任何一个动机层次上，不论是物质性动机，还是人际动机，抑或元动机。

从这种出乎意料的发现中，我们能认识到，基本需要的满足，并不能自动带来一个人们可以相信、可以为之奉献的价值系统。相反，我们已经认识到，基本需要的满足所带来的结果，可能是厌倦、迷失、困惑，等等。显然，只有在追寻我们所缺失的东西时，在我们渴望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时，在我们竭尽全力为了满足某个愿望而奋斗时，我们的机能才能达到最佳。而结果是，这种满足的状态，并不一定能带来预期中的幸福和欢乐。这是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它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带来了问题。

这一发现暗示着，对于很多人而言，他们所认为的有意义生活的唯一定义就是，“缺乏某种必备的东西，并努力获得”。但是，我们知道，自我实现的人们认为，即便一切基本需要都已经得到满足，生活只会变得更为丰富和有意义，因为他们活在存在的领域中。因此，那些广为流传的有意义生活哲学观不说全然错误，但至少并不完善。

在我看来，同样重要的一点是，人们对我所谓的牢骚理论（Grumble Theory）的认识日渐增长。简而言之，我所观察到的是，需要的满足只会导致短暂的幸福，这种幸福最终会被另一种（很可能是）更高的失望所取代。人类所期望的永恒幸福，似乎永远不可能实现。当然，幸福的确会来临，它确实能得到，也真实不虚。但是，我们似乎必须接受，它本质上是短暂的，尤其是当我们关注到它那更为强烈的形式时。高峰体验（Peak experience）不会持久，也不可能持久。强烈的幸福只是片段，而不持续。

但是，这意味着，3000年来我们以为准则的幸福理论有了一种修正，那种理论带给了我们天堂、伊甸园、美好生活、美好社会、美好个人的概念。我们传统的爱情故事总是以“他们从此幸福地生活下去”为结尾。而且我们有关改善社会和社会革命的理论也是如此。比方说，声称我们社会的改善尽管有限，但确有其实，这类言论我们已经听够了，甚至因此而有了幻灭感。工人联盟、妇女选举、参议员直选、累计所得税所带来的种种利益，以及我们（比如）写进宪法的社会改良所带来的种种收益，凡此种种，我们都已经听够了。这些改善都允诺着某种黄金时代、永恒幸福、一切问题的最终解决。但是结果只是事后的一种幻灭感。但是，幻灭意味着之前有过一种幻想。这一点似乎非常清楚，我们完全有理由期待这些改善的发生。但是，我们不再有理由期待完美的出现，或永恒幸福的实现。

我必须强调一个长久以来几乎被普遍忽视的事实，尽管这一事实如今已经十分明显，即我们获得的福祉，会被视为理所当然、会被遗忘、会被抛出意识之外，甚至最终变得毫无价值——直到它们最终离开我们。比如说，我在1970年1月写完这篇序言时，此时美国文化的特点就是，人们150年努力奋斗所取得的那些毋庸置疑的成就和改善，都被一些粗鄙浅薄之徒弃之如敝屣，被视为全然的谎言、毫无价值的垃圾、毫不值得争取和守护的东西，这种态度，仅仅是因为这个社会依然不完美。

如今争取女性“解放”的斗争就是一个范例（我可以举出十多个这类例子），可以说明这一复杂而重要的现象，也可以展现出无数人都倾向于一种二元对立的分裂性思维，而非一种层级式的整体思维。总而言之，我们可以说，在我们今天的文化中，年轻女孩的梦想常常就是，有一个爱上她、给她一个家、给她一个孩子的男人，除此之外，她什么也看不到。于是，在她的幻想中，她便能从此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然而，事实上，不论一个人多么渴望一个家庭、一个孩子、一个爱人，她迟早都会对这些福祉感到厌倦，将之视为理所当然，并开始感到不满和愤恨，感觉总是缺了点什么，仿佛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东西。于是，这种常见的错误便会转向这个家庭、这个孩子、这个丈夫，他们都成了一种谎言，甚至是一种陷阱或是奴役。接着她开始以某种非此即彼的方式，渴望更高的需要和更高的满足，比方说渴望职业工作、渴望自由地旅游、渴望个人独立性等。牢骚理论和层级－整合式需要理论的主要观点就在于，认为这些需要是相互排斥的、彼此相异的，这是幼稚且不明智的想法。我们最好这样来理解这类永不满意的女性，她们就像公会一样，守着已经得到的不放，还要求着更多！也就是说，她基本上想保住得到的一切福祉，又还想额外再要一点。但是，即便在这一点上，我们仍然没有吸取这个永恒的教训，不论她渴求什么，不论是职业还是别的什么，当她得到之后，整个过程就会再次重复。短暂的幸福、兴奋、满足之后，一切必定被视为理所当然，愤恨和不满再次出现，从而要求“更多”！

我要提出一种实际的可能性，倘若我们完全意识到这些人类特征，倘若我们能放弃那种永恒不断的幸福之梦，倘若我们能接受一个事实，即我们只有短暂的欢愉，接着必然感到不满、必然发牢骚，想要更多，那么我们便可能教会大众，自我实现的人自然会做些什么，比如珍惜他们的福祉、为之满怀感恩、避免一种非此即彼的陷阱。一位女性可能拥有一切女性特有的满足（被爱、成家、生子），接着她不必放弃已然获得的满足，而是继续超越这种女性特征，走向和男性共有的完整人性，比如她的智识、她所拥有的才能、她个性中特有的天赋、她自身个体实现的全面发展。

第6章“基本需要的似本能性质”的主干改变颇多。最近10年里，遗传科学的巨大发展，迫使我们比15年前越发承认基因的作用。我认为，对于心理学家而言，这些发现中最为重要的是，X染色体和Y染色体上发生的事情：双倍化、三倍化、缺失等。

第9章“毁灭性是似本能的吗”也由于这些新发现，有了相当大的修改。

或许，遗传学的这些发展，能有助于进一步澄清并表明我的立场，而在之前这显然是不够清晰的。如今，对于遗传和环境所起作用的争论，几乎还是像近15年来的一种简化论。这种争论摇摆于，一方面是一种简化的本能论，即在动物那里发现的各种本能；另一方面则全然否定整个本能论观点，而支持一种整体环境论。这两种立场都很容易驳斥，在我看来，它们都太过站不住脚，甚至可以说是愚蠢的。与这种两极立场相反，第6章，以及全书的余下章节所阐述的理论，提出了第三个立场，即人类身上，只有非常微弱的本能残余了下来，可以在动物意义上称为完全本能的事物根本不存在。这本能残余和似本能倾向如此微弱，以至于文化和教育可以轻易压制它们，因此我们必须要看到，后者的力量要远超前者。事实上，精神分析和其他揭示性治疗（更不用说“追求同一性”）的技术，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十分困难而精细的任务，即通过教化、习性、文化的层层叠加，探索我们的本能残余和似本能倾向，搞清楚我们那些微微显现出的本性到底是什么。总而言之，人类具有一种生物学的根基，但这种根基的影响力十分微弱而微妙，我们需要一些特殊的追踪技术才能发现它；我们只有在个体上、主观上才能发现我们的动物性、物种性。

这便能得出如此结论：文化和环境尽管无法创造或增添遗传潜能，但它们可以轻易地消灭或减弱这种潜能，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的本性是极有可塑性的。从社会的角度而言，这便成了一个极为有力的论据，证明了：每一位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婴儿都是绝对平等的。这尤其也是一个倡导良善社会的有力论据，因为人类的潜能很容易丧失，或被糟糕的环境毁灭。另一个已经被提出的论点与此相去甚远，这一论点认为，作为人类物种的成员，我们由于这一不可撼动的事实，因而有权利成为完整的人，即实现人类所有的潜在可能性。在与生俱来就是人类这一意义上，“作为人类”应该被定义为“成为人类”。在这个意义上，婴儿只是一个潜在的人，它必须在社会、文化、家庭中成长为人类。

最终，这一观点将迫使我们，比现在更为严肃地看待个体差异，以及同类成员。我们必须学会以这种新的方式来理解他们，即认为：（1）他们极具弹性、浮于表面、极易改变、极易毁灭，但因此也会产生各类微妙的病理现象。这就需要一种精细的工作。（2）努力揭露出每一个个体的性情、品质、潜在的个性倾向，从而让他以独有的风格，不受阻碍地成长。这种态度需要心理学家们付出远超当下的关注，去在意那些，在否认个人潜在个性时所付出的心理上、生理上的代价，以及遭受的痛苦，这些痛苦并不一定会进入意识中，或者轻易被外界看到。反过来，这也意味着，我们要更为细致地去关注，各个年龄阶段的“健康成长”的实用意义。

最后，我必须指出，我们必须在原则上准备好应对，放弃社会不公所带来的震撼性结果。我们越是不断减少社会不公，越是会发现“生物不公”取而代之，因为出生在这个世界的婴儿的遗传潜能都各不相同。倘若我们能够给予每一位婴儿的优势潜能以全部的机会，那么这意味着对于那些劣势潜能也是如此。当一个婴儿生来就有心脏问题、肾脏问题或者神经系统缺陷，那么我们又能怪谁呢？倘若我们只能责怪自然，那么受到自然本身“不公正”对待的个体，对于他的自尊，这又意味着什么呢？

在本章，以及在其他文章中，我已经引入了一个概念，即“主观生物学”。我发现，这是一个填补主观和客观之间、现象和行为之间沟壑的有效工具。我希望，这一发现，即我们可以，也必须从内省和主观的角度研究自身的生物性，会对他人，尤其是生物学家们有所助益。

论述毁灭性的第9章得到了广泛的修订。我将之归为一种更广义的邪恶心理学范畴，我希望，通过对邪恶某一方面的详细论述，能够展示出，这整个问题在实证和科学上是可以解决的。将之放入到实证科学的管辖之内，对我而言意味着，我们便有信心预期，对此的理解会逐渐增长，这种理解也就意味着，我们能够对邪恶采取某些措施。

我们已经认识到，攻击性既是遗传的，也是文化决定的。而且我认为，对健康和不健康的攻击性加以区分，这是极为重要的。

攻击性不能完全归因于社会或是内在人类本性，同样很显然，普遍上的邪恶既非仅仅是一种社会产物，也非仅仅是一种心理产物。这一点似乎太过显然，不值一提，但是如今，很多人不但相信这些站不住脚的理论，而且还据此而行动。

在第10章“行为的表达性成分”中，我引入了“协调化控制”这一概念，即一种不会危害满足，反而会强化满足的理想控制。我认为，这一概念既对纯粹的心理学理论，也对应用心理学有着深刻的重要性。这一概念能让我对（病态）冲动性和（健康）自主性做出区分，这一区分在如今尤为必要，尤其是对于年轻人，对于那些倾向于将任何控制都视为必要的压抑和邪恶的人们而言。我希望，这种洞见对其他人，如同对我一样都颇有裨益。

我之前没有花时间，把这一概念性工具用于解决诸如自由、伦理、政治、幸福之类的老问题，但是我认为，对于任何对这些领域有严肃思考的人而言，这一概念的相关性和力量都是很明显的。心理学家们会注意到，这些问题的解决在某种程度上，与弗洛伊德对于快乐原则和现实原则的整合有所重合。我认为，对两者的相似和差异的思考，对心理动力学家们而言，是一种颇有助益的做法。

在有关自我实现的第11章中，我已经将这一概念尤其限定为年长者，从而消除了困惑的一个来源。通过我用的这一标准，自我实现并不会发生在年轻人身上。至少在我们的文化中，年轻人还不能实现同一性或自主性，他们也没有足够多的时间去体验一种持续的、忠诚的、超越浪漫的爱情关系，他们一般还不能找到自身内心的召唤，那个奉献自身的祭坛。他们也不能建立自己的价值体系；他们没有足够的经验（对他人的责任感、悲剧、失败、成就、成功）来遮掩那些完美的幻觉，从而变得现实；他们一般也无法平静地对待死亡；他们没有学会如何保持耐心；他们对自身和他人的邪恶没有足够的认识，以至于无法心生怜悯；他们还太年轻，没有到超越对父母和长者的矛盾情感的年纪；他们一般没有足够的智识，没有受到足够的教育，难以放开心胸而变得智慧；他们一般也没有足够的勇气，敢于特立独行，敢于公然承认坚守美德；等等。

在任何情况下，把成熟、完满、自我实现之人这一概念（人类潜能在这些人中得到实现），与存在于任何年龄阶段的健康概念区分出来，这都是一个更好的心理学策略。我认为，这一概念可以被理解为“朝向自我实现而良好成长”，这是一个十分有意义且值得研究的概念。我已经对大学年龄的年轻人做了足够多的研究，并且很自信地说，区分“健康”和“不健康”完全是有可能的。在我的印象中，健康的年轻男人和女人都倾向于成长、受人喜欢、受人爱戴、毫无恶意，心底怀有善意和利他之心（但羞于承认），他们心底对那些值得爱戴的长者充满深情。年轻人对自己缺乏确信，他们还未长成，对成为同龄人中的少数派感到不自在（他们心底的想法和品味，都比平常人更为直接、直率，更倾向于元动机，即美德）。他们内心深处对于残酷、卑鄙，尤其在年轻人身上发现的暴民精神等感到不自在。

当然，我不确定，这种综合征是否必然会成长为我在年长者身上描述的自我实现。只有纵向研究能确定这一点。

我曾经把自我实现者描述为对民族主义的超越。我可以加一点，即他们也超越了阶级和等级。即便我已经预料到一个前提，即社会地位和财富会让自我实现更有可能，但是在我的经验中，这一点还是对的。

在我的第一份报告中，我没有意料到的另一个问题是：难道这类人只能和“良善”之人生活在一起，只能生活在一个良善的世界吗？我回想起来的印象（当然还未经确证）是，自我实现的人必定是灵活的，能够实际地适应任何人、任何环境。我认为，他们能作为好人跟好人打交道，同时也能作为坏人跟坏人打交道。

对于自我实现之人的另一个描述，源自我对“牢骚”，以及一种广泛倾向的研究，这种倾向在于贬低已经实现的需要满足，甚至认为这些满足毫无价值，将之弃置一旁。相较而言，自我实现的人能够脱离人类不幸的这一深刻根源。简而言之，他们能够“感恩”。福祉带给他们的幸福感，一直都在意识中。即便奇迹不断出现，他们亦不会失去新鲜感。对那些出乎意料的幸运、那些天赐好运的觉察，让他们相信，生活值得珍惜，绝不是枯燥无味的。

我对于自我实现之人的研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我必须承认，这让我松了一口气。毕竟，这可是一场豪赌，我在拼命追逐一种直觉式的信念，在这个过程中，我放弃了某些科学方法和哲学批判的基本规则。毕竟，这都是一些我自己所信任和接受的准则，而且我很清晰地意识到，自己如履薄冰。而相应地，我自己也是在对抗焦虑、冲突、自我怀疑的背景下探索前进的。

近年来，我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证据和支持（见参考文献），因此这种基本的警示不再必要。而且，我已经清楚地意识到，我们仍旧面对着这些基本方法和基本理论的问题。我们取得的成功只是一个开始。我们现在已经准备好，利用更为客观、更为公认、不含个人因素的团队方式，来挑选自我实现的个体（健康的、完满的、自主的人）进行研究。跨文化研究显然也是必要的。从出生到死亡的追踪研究，可以带来真正令人满意的确证，至少在我看来是如此。除了像我一样，挑选出一些类似于奥运会金牌选手的最顶尖个体之外，对整个人群进行样本研究明显也是必要的。我们能找到的最优秀的人类身上也有着“无可救药”的罪恶和缺陷，除非我们能够，相比我目前，更加完整地探索这些罪恶，否则我们不可能理解人类身上那种无法根除的邪恶。

我确信，这类研究会改变我们的科学、伦理、价值、工作、管理、人际关系、社会，以及其他种种的根本观念。此外，我认为，倘若，比方说我们能教育年轻人放弃他们那不现实的完美主义，他们那对完美之人、完美社会、完美老师、完美父母、完美政客、完美婚姻、完美朋友、完美组织等的要求（这类完美并不存在，而且也无法存在，除非在片刻的高峰体验、完美融合等中），那么伟大的社会和教育变革也会随即发生。尽管我们所知有限，但我们也知道，这类期待都是幻觉，因此它们必定会产生残酷的幻灭，随之而来的便是厌恶、愤恨、抑郁、报复。我发现，对“立即涅槃”的要求本身就是邪恶的一大来源。倘若你想要一个完美的领导或完美的社会，那么你就要放弃在更好和更差之间做出选择。倘若不完美被定义为邪恶，那么一切会成为邪恶，因为一切都不完美。

在积极的那一面，我也相信，这种前沿的伟大研究，就是我们有关人类本性价值的认识最为可能的来源。一切人类所需要、所渴求的价值体系、信仰替代者、理想的满足者、标准的人生哲学都源于此，没有这些，人类只会变得丑恶、卑下、粗俗、琐碎。

心理健康并不仅仅是在主观上感觉良好，也是一种正确、真实、现实。在这个意义上，它“好于”病态，超越了病态。它不仅是正确而真实的，也是视角更广的，能够让我们看到更多、更高的真理。也就是说，缺乏健康不仅让我们感觉很糟，也是一种形式的盲目、一种认知上的病态，也是道德和情感上的损失。此外，病态也是某种形式的残疾、能力的丧失、去行动和成功能力的减弱。

健康及其价值，包括真、善、美等，都被证明是可能的，因此，它从原则上来看是一种可获得的现实。对于那些渴望明晰而非盲目、渴望感觉良好而非感觉糟糕、渴望完整而非残缺的人们而言，追求心理健康是十分明智的。我们记得有一个小女孩，当她被问起为什么良善优于邪恶时，她回答道：“因为，它更好。”我觉得我们可以有更好的回答：同样的思路展示出，生活在“良善的社会”（博爱、团结、信任、Y理论社会）比生活在丛林社会（X理论、极权、仇视、霍布斯式社会）“更好”，这既是出于生物学、医学、达尔文的存在价值，也是出于主观和客观的成长价值。好的婚姻、好的友谊、好的父母也是如此。这些不仅仅是渴望的（被倾向于去选择的），它们在某种意义上也是“理想的”。我发现，这一点给专业哲学家们带来了不少困难，但我相信他们能够处理。

优秀之人即便紧缺，且有着一些缺陷，但他们的确存在，也可以存在，这一事实足够给我们勇气、希望、力量去继续奋斗，相信我们自己，相信我们有成长的可能。而且，对人类本性的希望，尽管多少有些冷淡，但也能驱使我们，朝向博爱和怜悯前行。

我决定删掉本书第一版中的最后一章“朝向积极心理学”；在1954年有98%正确的内容，如今只有三分之二正确了。至少在如今，一种积极心理学还没有得到非常广泛的认可。人本主义心理学、新的超越心理学、存在心理学、罗杰斯心理学、实验心理学、整体心理学、价值寻求心理学都在蓬勃发展，逐渐受到认可，至少在美国是如此，尽管不幸的是，这些心理学大多还没有出现在心理学系中。因此，对此感兴趣的学生只能特意去寻找，或者碰碰运气能遇到它们。对于那些想了解这些心理学的读者，我认为他们都是人群中一类很好的范例，他们可以在穆斯塔卡斯（Moustakas）、塞弗恩（Severin）、布根塔尔（Bugental）、苏蒂奇（Sutich）、维奇（Vich）的诸多著作中相当轻松地找到相关的思想和材料。

对于那些进取的研究生学生，我仍旧要推荐本书第一版（在大多数大学图书馆应该都能找到这一版）的最后一章。出于同一原因，我还推荐拙作《科学心理学》。对于那些有意愿严肃对待这些问题，并因此努力探索的人们来说，波兰尼的《个人认识》也是值得推荐的一部大作。

对于传统的非价值科学，或者说想要得到一种非价值科学的徒劳努力，本修订版都是一个持坚定拒绝态度的范例。本修订版比原先更为坦诚地坚守这一原则，更为自信地确信，科学是由一帮寻求价值的科学家进行的，以价值作为激励的研究，我认为，这些科学家应该能够在人类本性的结构中揭露出一种内在、终极、普世的价值。

对于某些人而言，这似乎是对他们所热爱和崇敬的科学的一种袭击，当然我也如此热爱和崇敬科学。我承认，他们的恐惧有时候是非常合理的。有很多人（尤其在社会科学中）看到，非价值科学只有一个对立面，就是完全相信某种政治信念（缺乏完整信息时的定义），两者互相排斥。支持其中一方，必定就要排斥另一方。

一个简单的事实便可以证明，这种两分法是极为浅薄的，即便你在和敌方战斗，即便你是个公开承认的政客，你也最好能够获得正确的信息。

但是，当超越了这种自欺欺人的愚蠢，当我们站到所能够企及的最高层次去解决这个非常严肃的问题时，我相信，有一点便会展现出来，即那些受规范的狂热（行善、为人类求福祉、创造更好的世界）与科学的客观性是完全相容的，甚至前者能促进一种更为完善、更为强大的科学成为可能，这种科学有着比如今试图价值中立（使得价值成了一些不以事实为依据的非科学家们所武断确认的东西）的科学更为宽广的领域。要实现这种科学，我们只需要扩充我们对于客观性的认识，这种认识不仅仅包括“旁观者知识”（放任、不卷入的知识，有关外界、来自外界的知识），也包括经验性的知识，以及我所谓的爱之知识（love-knowledge）或道家知识（Taoistic knowledge）。

道家客观性的简要模型来自对他人存在（Being of the other）怀有无私之爱和欣赏的现象学。比如说，对自己的孩子、朋友、职业，甚至对自己的“问题”、科学领域的爱，都可以如此完整，接受力如此之强，以至于这种爱不会具有干涉性、妨碍性，即爱它本身的样子，而没有任何冲动要去改变或改善它。我们需要一种伟大的爱，才能不去干涉事物，让事物保持自身，随缘而动。我们可以爱自己的孩子，纯粹让他成为他内在要成为的样子。然而，这也是我要争论的一点，我们也可以同样如此去爱真理。当我们足够爱真理，就能相信它的发展。甚至在婴儿出生之前，我们就可以爱他，我们会屏住呼吸，怀着极大的幸福感来看看他会成长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在当下爱着那个未来的人。

给孩子设定一个预先的计划、蓝图、预定的角色，甚至是期望他会变成这样或那样，这些都不是道家思想。这些代表着对孩子的一些要求，孩子成了父母已经决定他应该要成为的样子。这样的婴儿生来穿着一件看不见的紧身衣。

同样，我们也可以爱着还未出现的真理，去相信它，当它揭露自身的本质时，我们为它而高兴，为它而惊喜。我们可以相信，相比那种我们强行为了验证预先的期待、希望、计划、当下的政治需要而得出的真理，那种不受妨碍、不受操控、不受逼迫、不受要求的真理，会是更为美妙、更为纯粹、更为本真的真理。真理也可以生来就穿着一件“看不见的紧身衣”。

受规范的狂热可能被误解，可能扭曲那种带有预先要求、还未到来的真理，我很担心，某些科学家专攻这些，而其实放弃了政治所需要的科学。但是，对于那些更有道家倾向的科学家而言，这并不是一种必然，这些科学家足够热爱那些还未出现的真理。因此，可以假设，它一定会达到最佳状态，于是我们可以任其自然，这完全是出于科学家受规范的狂热。

我也相信，真理越纯粹，越少受到有先入为主思想的教条主义者的浸染，它对人类的未来越有裨益。我相信，这个世界受到未来真理的裨益，胜过当下我所持有的政治信念的裨益。我信任未来的认识，胜过我信任当下的知识。

这是一种“并非我的意愿，事情自然而成”的人文科学版本。我对人类的恐惧和希望、我对善的渴求、我对和平和博爱的欲望、我那受规范的狂热，我所感受到的这一切都会颇有裨益。只要我对真理虚怀若谷，只要在拒绝一切先入为主的真理，拒绝操作真理的道家意义上，我保持客观、不抱私心，只要我一直都相信，我知晓得越多，我带来的帮助越大。

在本书、之后的许多发表的文献中，我都假设，一个人真正潜能的实现，前提条件在于能满足基本需要的父母和他人，基于一切所谓“生态学”的因素，基于文化的“健康”与否，基于整个世界情景等。一种“好的先决条件”的复杂层级系统，能使得朝向自我实现和完满人性的成长成为可能。这些对于个体极为重要的物理、化学、生物、人际、文化条件，最终可以达到这样一个程度，它们给人提供了一种基本的必需物和“权利”。只有拥有必需物和“权利”，一个人才能变得足够强大，足够成为一个人，来把握自身的命运。

只要我们开始研究这些先决条件，我们必定会感到失落，因为人类的潜能太容易被毁灭或被压抑，以至于完满人性的人似乎像是个奇迹。这类人的出现太难得，以至于似乎令人叹为观止。同时，我们也必定感到振奋，因为自我实现的人的确存在，他们是有可能存在的。危险的考验是可以度过的，终点线也是可以跨越的。

在这里，研究者必定会受到人际之间，以及自己内心责难的猛烈攻击，这些责难要么是“乐观”，要么是“悲观”，取决于他当下的关注点。而且，他一方面会受到遗传论的责难，另一方面又受到环境论的责难。政治群体基于当下的时政，必定也会给他贴上各种标签。

科学家当然会抗拒这些非此即彼的两分法、贴标签式的倾向，他会在各个层次上继续思考，并且整体性地关注许多在同时起作用的因素。他会竭尽全力接受各种信息，并根据自己的愿望、希望、恐惧对此加以明确的区分。如今很清楚的一点是，这些问题（什么是良善之人，什么是良好的社会）已经进入实证科学的领域，而我们可以满怀信心地希望，这些领域中的认识定会有所进展。

相较第二个问题，即什么样的社会让这类人成为可能，本书更多地关注第一个有关完满人性之人的问题。自本书于1954年初版以来，我就已经在这一主题上颇费笔墨，但我并不愿将这些发现放入到本修订版中。反而，我向读者推荐我有关此主题的一些论著，同时我想竭力强调，我们很有必要熟悉规范的社会心理学（又名为组织发展、组织理论、管理理论等）的大量研究文献。这些理论、个案报告、研究的意涵在我看来极为深刻，它们也成了一种真正的选项，与各种版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民主理论、极权理论，或其他社会哲学一起，供人们选择。我一再感到惊讶的是，只有如此少数心理学家注意到了这些研究，比如阿吉里斯（Argyris）、本尼斯（Bennis）、利克特（Likert）、麦格雷戈的研究工作，而这几位也只是这一领域中少数著名的研究者。不论如何，任何想要严肃看待自我实现理论的人，都必须严肃地对待这类新型社会心理学。倘若我要选择一份期刊，推荐给那些想要了解此领域当下进展的人们，那么一定是《应用行为科学学报》（Journal of Applied Behavioral Sciences），尽管它的名字有些令人误解。

最后，我想对关于本书作为向人本主义心理学，或者所谓的“第三势力”的一个过渡说点什么。尽管从科学角度而言，本书依旧不甚成熟，但人本主义心理学已经打开了一扇门，让我们进一步研究那些所谓超越或超个人的心理现象，这些材料原则上被封锁在了行为主义和弗洛伊德主义思想的内在哲学观当中。在这类现象中，我所说的不仅仅包括一种更高级、更积极的意识状态和人格状态，即对物质性、身体自我、原子—分裂—分割—敌对态度等的超越，也包括一种价值体系（永恒真理），这种体系则是自我极大扩充后的一部分。已经出版的一份新的期刊《超个人心理学学报》（Journal of Transpersonal Psychology）正是有关这些主题的。

对超越人类的思索如今已经成为可能了，这便是一种超越了人类种族本身的心理学和哲学。让我们拭目以待。

劳福林慈善基金会

亚伯拉罕·马斯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