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4章 人类动机理论
一、导言
本章试图阐述一种积极的动机理论，这一理论可以满足先前章节列出的理论要求，同时也符合一些已知临床观察的、实验的事实。我认为，这一理论遵循了詹姆斯和杜威的机能主义传统，也能与韦特海默（Wertheimer）、戈德斯坦（Goldstein）、格式塔心理学的整体论相容，还能与弗洛伊德、埃里希·弗洛姆（Erich Fromm）、霍妮（Horney）、赖希（Reich）、荣格（Jung）、阿德勒（Adler）的动力学派相容。这种整合统一的理论可以被称为一种整体－动力学理论。
二、基本需要
1.生理需要
动机理论的出发点通常所涉及的需要，也就是所谓的生理驱力。最近的两项研究使我们有必要修正对于这些需要的习惯性理解：首先，是体内平衡这一概念的发展；其次，我们发现，口味（对食物的偏爱）是身体内的实际需要或欠缺的指示。
体内平衡指的是，身体会自动地维持血液流动的一种持续而正常的状态。坎农（Cannon）描述了这一过程，其包括：（1）血液中含有的水；（2）含有的盐分；（3）含有的糖成分；（4）含有的蛋白质成分；（5）含有的脂肪成分；（6）含有的钙成分；（7）含有的氧成分；（8）恒定的氢离子含量（酸碱平衡）；（9）血液的温度稳定。显然，这个列表还可以延伸到其他矿物质、激素、维生素等。
杨总结了口味与身体需要之间的关系。倘若身体缺乏某些化学元素，个体就会（以不完善的方式）倾向于发展出某种特定的口味，或者渴求缺失的食物元素的部分饥饿感。因此，我们似乎不可能，也没有必要列出所有的基本生理需要，因为这一列表中需要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其完全取决于描述的特殊程度：我们不能认为所有的生理需要都是体内平衡的。性欲望、睡眠欲望、纯粹的活动和锻炼、动物身上的母性行为是否为体内平衡的，这一点还未明确。此外，这一列表并不包括各种感官愉悦（味觉、嗅觉、挠痒、抚摸），这些可能也是生理的，也可以成为动机行为的目标。我们也不知道如何理解这一事实，有机体有着惰性、懒惰、少付出劳动的倾向，同时也有着活动、刺激、兴奋的需要。
前一章已经指出，我们应该将这些生理驱力或需要视为不寻常的，而非典型的，因为这些驱力是孤立的，它们在躯体上是可定位的。换言之，它们相对彼此独立，独立于其他动机，也独立于整个有机体。另外，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可以为这种驱力找到一个定位明确的、潜在的躯体基础。尽管这种定位确实不如我们所想的那么普遍（疲倦、困倦、母性反应都是例外），但是对于饥饿、性、渴这类经典例子而言的确如此。
我们还要指出，所有的生理需要及其相关的满足行为，都可以成为其他需要满足的渠道。换言之，感觉自己很饥饿的人可以实际在寻求舒适感、依赖感，而非寻求维生素或蛋白质。相反，其他行为比如喝水或抽烟，也可能是在部分地满足饥饿需要。换言之，这些生理需要只是相对孤立的，但是它们并非完全孤立的。
毫无疑问，这些生理需要在所有需要中是占优势的。这具体而言意味着，倘若一个人以极端的方式渴求着生活中的一切，那么很有可能他身上的主要动机是生理需要，而非其他需要。一个缺衣少食、缺爱而毫无尊严的人，很可能会强烈地渴望食物，而非其他东西。
倘若所有的需要都没有被满足，那么有机体就会被生理需要主导，其他的需要要么都不存在了，要么都沦为了背景。于是，我们可以合理地说，整个有机体此时的特点就是饥饿，因为意识已经被饥饿感占满了。所有的机能都被投入到了饥饿的满足中，而这些机能的组织基本上完全被满足饥饿感这一目的所主导。感受器、效应器、理智、记忆、习惯，一切都被纯粹定义为了满足饥饿的工具。而对于这一目的无用的机能则处在休眠的状态，或者沦为了背景。在极端情况下，写诗的迫切需要、获得一辆车的欲望、对美国历史的兴趣、对新鞋子的渴望都会被遗忘，或者变得次要。对于一个极度饥饿，甚至饿到有生命危险的人而言，除了食物之外，其余他都不感兴趣。他会梦到食物、回忆食物、想着食物、对食物产生情感，他知觉到的只有食物，他想要的也只有食物。在组织诸如进食、饮水、性行为之类活动的过程中，与这类生理驱力融合在一起的一些更为微妙的因素，可能会完全被压制住，以至于我们可以说，在此时（也只有在此时）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成了缓解痛苦的唯一绝对目标。
当人类有机体被某种特定需要主导时，他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他未来倾向的整个观念也会因此而改变。对于一个长期极度饥饿的人而言，他所定义的天堂可能仅仅就是一个满是食物的地方。只要在之后的人生中，他不再为食物所苦，他便倾向于认为，他将无比幸福，且不再有其他所求。其他一切都将变得不再重要。自由、爱、归属感、尊重、价值观，这些可能都被扫至一旁，成为无用的奢侈，因为这些东西不能填饱他的胃。这样一个人可以说，只是为了面包而活着。
有一点不可否认，这种情况的确属实，但是这种情况的普遍性，却可以被否认。这种明确的危机情况，在正常运作的和平社会中很少出现。而这一真相时常被忘记，主要是由于两个原因。首先，老鼠的大多数动机都是生理性的，而许多动机研究都基于这类动物，于是我们很容易把老鼠的情况带到人类身上。其次，我们常常意识不到，文化本身就是一种适应性工具，其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让这种生理性危急情况出现得越来越少。在已知的大多数社会中，长期而极端的饥饿危机是很罕见的，而非常见的。不论如何，在美国的确如此。当一般的美国公民说“我饿了”的时候，他感受到的是食欲，而非饥饿。在他的一生中，可能只有少数几次，能偶然感受到这种纯粹事关生死的饥饿感。
显然，要遮蔽更高级的动机，要对人的机能和本性做出片面见解，最好的方式就是让有机体陷入长期而极端的饥饿或口渴中。如果有人试图将这种危急情况视为典型，有人只考虑这种极端生理剥夺中人行为的目标和欲望，那么他们必然会对很多事情视而不见。一个人只为面包而活，这的确如此，但是只有在没有面包的情况下如此。但是，当面包充裕，一个人长期吃得很饱，那么他的欲望又如何呢？
此时，更高级的需要便会出现，这些非生理饥饿的需要主导着有机体。而当这些需要也得到了满足，那么更高一级的新需要又会出现，以此类推。这就是我们所说的，基本的人类需要被组织成一种相对优势的层级。
这句话的另一个含义是，在动机理论中，“满足”是一个和“剥夺”同样重要的概念，因为满足使得有机体能摆脱相对更为生理性的需要的掌控，因此让更为社会性的目标得以出现。当生理需要及其部分目标得到了长期的满足，那么它们便不再作为一种行为的决定因素或组织者而出现。此时，它们出现的方式仅为这样，只有在它们受到阻碍时，它们才会再次出现，主导有机体。但是，得到满足的需要不再是一种需要。只有未被满足的需要，才能主导有机体，组织其行为。倘若饥饿得到了满足，在当下个体的动力中便变得不再重要。
这一论点可以表述为一个假设，这一假设之后会得到更为完整的讨论，即正是那些某种功能需要总是得到满足的个体，最能忍受将来这种需要的剥夺。此外，那些过去一直被剥夺的个体，与那些从未被剥夺过的个体，对于当下的满足有着完全不同的反应。
2.安全需要
倘若生理需要相对得到了满足，那么之后新的一类需要便会出现，我们可以粗略地将之归类为安全需要（安全，稳定，独立，保护，免于恐惧，免于焦虑和混乱，对结构、对秩序、对律法、对界限的需要，保护者的力量，等等）。我们对于生理需要所说到的一切，对于安全需要也同样适用，尽管这类欲望在程度上较弱。安全需要也可以成为行动的唯一组织者，可以调集有机体的全部机能为它所用，于是我们也可以合理地描述说，整个有机体成了一个寻求安全的机器。而且我们也可以说，接收器、效应器、理智、其他各种机能都成了寻求安全的工具。而且，正如饥饿的人，我们发现，其主要目标构成了一种强大的决定因素，这不仅影响到他当下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影响到他对于未来的理解和判断。实际上，一切都远不如安全和保护重要（甚至有时候，正在得到满足的生理需要此时也变得不重要了）。倘若一个人长期地处在这种足够极端的状态中，那么他也就成了一个只为安全而活的人。
尽管在本章中，我们主要感兴趣的是成人的需要，但是我们也发现，可以通过对婴幼儿的观察，更有效地理解成人的安全需要，在婴幼儿身上，这类需要更为明显和简单。在婴儿身上，对于危险或威胁的反应更为明显，一个原因就在于，我们社会中的成人受到的教育是，不惜一切代价保持克制。因此，即便成人的确感到安全受到威胁，我们表面上也看不出来。倘若婴儿受到干扰，或者突然跌下去，或者受到噪声、闪电、其他不寻常的感觉刺激的惊吓，或者被粗暴对待，或者失去母亲臂弯的支撑，或者缺乏食物，那么他们就会全力进行反应，仿佛身陷危险之中。1
我们还可以看到，婴儿对身体疾病有种更为直接的反应。有时候，这些疾病似乎即刻就有威胁，会让儿童感到不安全。比如说，呕吐、腹泻、剧烈的疼痛会让儿童以完全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在痛苦的那一刻，我们可以推测，在儿童看来，整个世界都从光明转入了黑暗，也就是说，世界变成了一个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地方，先前稳定的事物也突然变得不稳定。因此，一个因吃坏肚子而患病一两天的孩子，可能会产生恐惧、梦魇，而且还会产生一种在生病之前前所未见的需要，即对保护和抚慰的需要。最近对手术给儿童造成的影响的心理学研究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儿童对安全的需要的另一个表现是，他偏爱某种不受打扰的生活或节奏。他似乎想要一个可预测的、有律法的、有秩序的世界。例如，父母身上的不公正、不公平、不协调都会让儿童感到焦虑和不安。这种态度并不是因为这种不公本身，或者其涉及的特定痛苦，而是因为这种不公会带来威胁，让这个世界看起来不可靠、不安全、不可预测。年幼的孩子似乎在一种至少框架严格的系统中能更好地成长，这种系统有计划、有规矩，这些不仅可以在当下把握，也可以在未来把握。儿童心理学家、教师、心理治疗师都发现，儿童更需要的是有限制的许可，而非不受限制的许可。或许，我们这样说更为精准：儿童需要一个有组织、有结构的世界，而非一个无组织、无结构的世界。
父母的核心地位，以及正常家庭的组织是不容置疑的。家庭中的争吵、身体冲突、分裂、离婚、死亡，可能尤其让人恐惧。而且父母对儿童的愤怒，对他们的惩罚威胁，直呼其名、急迫地叫他、粗暴地对待他或者实际的身体惩罚，有时候都会让孩子陷入恐慌，我们必须假设，这里面涉及的绝不仅仅是身体上的痛苦。同时还有一点的确如此，在某些儿童身上，这种恐慌也可能代表着对失去父母之爱的恐惧，对于那些完全被拒绝的儿童，还有一种情况是，他依赖于他所厌恶的父母，不是因为渴求爱，而是纯粹为了得到安全感和保护。
让一个普通孩子面对新颖的、陌生的、奇怪的、令人不安的刺激或情境，常常也会激起危险或恐慌反应，比如说，让他短暂地找不到父母，或者与父母分开，让他面对一些新面孔、新场景、新任务、奇怪而陌生的景象、不受控制的物体、疾病或死亡。尤其在这些时候，儿童会疯狂地依赖于父母，这有力地证明了，父母承担了保护者的角色（区别于他们提供食物和爱的角色）。2
对于这类观察，我们可以总结说，在我们的社会中，一般儿童以及一般的成人（更不明显）都倾向于一个安全、有序、可预测、有法则、有组织的世界，人们可以理解这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无法预料、难以处理、混乱、危险的事情不会发生。在这个世界中，他总是会有强大的父母或保护者，保护他不受伤害。
这些极易在儿童身上观察到的反应，在某种角度上就是一种证明，即我们社会中的儿童感到太不安了（简而言之，被抚养得很糟糕）。在一个毫无威胁、充满爱意的家庭中成长的儿童，不会有我们描述的那种反应。在这类儿童身上，危险反应基本上都针对那些成人也觉得危险的客体或情境。
在我们的社会中，健康而幸运的成人在很大程度上可以满足自己的安全需要。和平而风调雨顺的好社会，通常可以让其成员感到足够安全，不会受到野兽、极端天气、犯罪、谋杀、混乱、暴政等的威胁。因此，在非常现实的意义上，他不再会感到饥饿，一个健康的人不再会感到危险。倘若我们想要直接看到这些需要，那么我们必然要转向神经症或类神经症个体，或者转向经济和社会上的穷苦之人，或者转向社会动乱、革命、权威崩溃的场景。在这些极端之间，我们会发现，安全需要只会在这样一些现象中出现，比如说，追求一个稳定有保障的工作、存钱的欲望、买各类保险（医疗保险、牙医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保险、老年保险）的欲望。
对世界中的安全和稳定的寻求，这些尝试的各个方面体现在一种非常普遍的倾向中，即倾向于熟悉的事物，而非陌生的事物，或者倾向于已知的事物，而非未知的事物。用某种信仰或世界哲学将整个宇宙和人组织进一个非常协调、有意义的整体当中，这种倾向部分上也是由安全需要所驱动的。这里，我们也可以认为，一般的科学和哲学部分上是受安全需要所驱动的（我们之后会看到，科学、哲学努力背后还有其他的动机）。
如若不然，那么只有在危急情况下，比如战争、灾难、自然灾害、犯罪浪潮、社会解体、神经症、脑损伤、权威崩溃、长期糟糕场景中，我们才能看到，这些安全需要成了一种主动而主导的动力因素，组织起有机体的各种资源。
在我们的社会中，某些神经症成人在追求安全感时，很多方面都像是不安的儿童，尽管前者身上，这种追求表现得更特殊。他们的反应常常针对世界中某种未知的心理危险，这种危险被他们感知为敌意、压迫、威胁。这类人的表现就好似巨大的灾难时刻会发生，即他通常的反应仿佛身处危急状况。他的安全需要常常有着特殊的表达方式，即寻求一位保护者，一位他可以依赖的陌生人，可能是一位“元首”。
我们可以极为有效地，将神经症个体描述为一个保留着对世界的童年态度的成年人。换言之，我们可以说，神经症成人的举止，好似他其实害怕的是打屁股、母亲的批评、被父母抛弃、失去自己的食物。仿佛他童年的恐惧态度，以及对危险世界的威胁反应都潜藏了起来，并不会受到成长和学习过程的影响，让儿童感到受威胁和危险的任何刺激都会立即唤起这些反应。3霍妮对此写了一些有关“基本焦虑”的文章。
对安全的寻求表现得最为明显的一种神经症形式，便是强迫性神经症。强迫性神经症疯狂地想要把整个世界秩序化、稳定化，以便任何不可处理、出乎意料、陌生的危险都不会出现。他们把自己限制在各种礼仪、准则、公式当中，以便一切偶然事件都能被预料到，而新的偶然事件不会出现。他们类似于戈德斯坦所描述的那些脑损伤病人，这类人避免一切陌生而奇特的事物，用一种精准、有准则、有秩序的方式来限制整个世界，从而努力维持住一种平衡，让这个世界中的一切都可以理解。他们努力整理这个世界，以便任何出乎意料（危险）的事物都不可能出现。倘若他们出了什么差错，某些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他们就会陷入惊恐反应，仿佛这种出乎意料的事物带来严重的危险。我们在健康人身上只能看到一种不算太强的倾向，即倾向于熟悉的事物，而在异常人身上，这种倾向会变成一种生死攸关的必要存在。对于新颖和未知事物的健康品味，在一般神经症身上都是缺失的或极小的。
只要对法律、秩序、社会权威的威胁确实存在，那么安全需要在社会场景中就会变得非常急迫。多数人都可以预料到的混乱和虚无的威胁，会导致人们从更高级的需要，退行到更为急迫的安全需要。一种常见而几乎可以预料的反应，就是更为容易接受军阀或独裁统治。这种趋势对于所有人，包括健康人都是如此，因为人们倾向于用一种较为现实的退行来应对危险，即退行到安全需要水平，从而保护自己。但是，这最有可能发生在挣扎在安全线上的人身上。这类人总是受到一些对权威、法制、法律的威胁的困扰。
3.归属和爱的需要
倘若生理需要和安全需要都相对得到了满足，那么接下来出现的就是对爱和归属感的需要，而一个不断重复的新循环又开始围绕这个新中心展开了。此时，这个人会前所未有地感到缺少朋友、爱人、妻子、孩子。他对与他人的情感关系如饥似渴，他希望能在群体或家庭中有位置，他竭尽全力实现这一目标。他渴望这种位置，胜过渴望世上的任何其他事物，甚至他会忘记，曾经饥饿的时候，他把爱视为一文不值的虚幻之物。如今，他强烈地感到孤独、被抛弃、被拒绝，他觉得自己没有朋友，居无定所。
尽管归属感的需要是小说、自传、诗篇、戏剧，或各种新兴社会文学的共同主题，但是我们对此的科学论述十分稀少。借助这些文艺作品，我们会大体上了解，反复移居、四处漂泊、工业化进程带来的过度流动性，家园的丧失，对家园、根基、族群的蔑视，或者离开家乡、朋友、邻居，总是成为过客、成为新来者而非本地人，这一切对于儿童造成的毁灭性影响。我们都低估了我们的邻里关系、土地、宗族、“类别”、阶级、帮派、家庭成员的重要性。我很乐意向读者推荐一部著作，此书深刻而尖锐地提到了以上种种，并且有助于我们理解我们深层的动物性倾向——从众、聚集、加入和归属。这就是阿德里（Ardrey）的《领地寸土必争》（Territorial Imperative），此书能帮助我们意识到以上种种。尽管此书的内容较为轻率，但我觉得很好，因为我随意提到的内容，在此书中成了关键重点，而且此书还迫使我严肃地思考这个问题。或许，此书对读者而言也有同样的功效。
我认为，T小组等其他个人成长小组、意向性社群的急剧增加，可能部分上是由于这种对于接触、亲密、归属的渴求还未被满足，也是由于人们有一种克服广泛的异类感、孤独感、奇特感、疏离感的需要。而人群的流动、传统族群的崩溃、家人的分散、代际间的隔阂、稳定的城市化、朝夕相对式乡村的消失、美国式的表面交情都加剧了这些感觉。我有一种强烈的印象，那些年轻的反叛群体（我不知道有多少，或在什么程度上）都是由一种深刻的需要所驱动，即需要群体、接触，需要在面对共同敌人时的一种真正的团结。不论敌人是什么，只要把它推到一个外部威胁的位置上，一个亲密的团体就可以形成。我们能在军队中观察到同样的现象，军人们很容易形成一种非同寻常的兄弟感情，因为他们面对着共同的外部危险，结果就是他们之间的情感可以持续终生。一个好的社会要健康地存在下去，那么就必须以某种方式满足这种需要。
在我们的社会中，适应不良或更为严重的病理情况的最普遍核心，就在于这类需要受到阻碍。爱和情感，以及它们在性欲中的表达，基本上都被视为暧昧而模糊的，而且通常受到了诸多限制和禁止。实际上，心理病理学理论家们都强调，适应不良的根本所在，就是对爱的需要受到了阻碍。许多临床研究都有关这种需要，除了生理需要之外，我们了解最多的就是这种需要了。苏蒂（Suttie）对于我们的“柔情禁忌”写过一篇极妙的分析文章。
在这一点上，值得强调的是，爱并不等同于性。性可以被当作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一般而言，性行为是由多重因素决定的，换言之，它不仅仅由性欲决定，也由其他各种需要决定，其中主要的就是对爱和情感的需要。而且我们也不能忽视一个事实，对爱的需要既包括给予爱，也包括接受爱。
4.自尊的需要
我们社会中所有的人（除了少数病理人士）都会有对自己进行稳定、可靠、较高的评价的需要，也就是对于自尊、自重、他人的尊重的欲望。因此，这些需要可以被分为两个子类。首先，出现的是在面对世界时，对于力量、成就、权能、掌控、优势、信心、独立自主4的需要。其次，我们有一种所谓的对于威望或权势（即得到他人的尊重和重视）、地位、名誉、荣耀、支配、公认、关注、重要、尊贵、欣赏的欲望。相对而言，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及其后继者强调了这类需要，而弗洛伊德则忽视了它们。然而，这些需要的核心重要性，已经越来越受到精神分析学家和临床心理学家们的重视了。
自尊需要的满足，会带来一种自信感、价值感、力量感、能力感、权能感，让人觉得自己在世界上是有用的、必不可少的。但是，这种需要受到阻碍，则会带来一种自卑感、脆弱感、无助感。这类感觉反过来要么会导致一种根本的挫折感，要么带来某种其他的补偿或神经症倾向。这种基本的自信是必需的，人们没有它会变得极为无助，我们可以从对严重创伤神经症的研究中，轻易获得对这两点的理解和认识。5
通过神学家对于骄傲和傲慢的讨论，也通过弗洛姆对于人们对本性的不真实自我认识的理论建构，也通过罗杰斯对于自我的理解，还通过艾·兰德（Ayn Rand）等随笔作者的作品，我们越来越清晰地认识到，基于他人评价，而非基于真实的能力、竞争力、对任务的胜任力所形成的自尊是多么危险。因此，最为稳定、最为健康的自尊建立在他人给予当之无愧的尊敬，而非外在的名声、名望、毫无根据的奉承。在此，做一种区分是很必要的，一方面是基于纯粹意志力、决心、责任的实际能力和成就，另一方面则是根据人的内在天性、人的素质、人的生物性命运而自然轻易获得的东西。按照霍妮所言，前者出自人的真实自我，后者出自理想化的假自我。
5.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便这些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仍然可以发现（不经常是），一种新的不满和愤恨很快又出现了，除非个体此时正做着他适合做的事情。如果一个人要最终获得内心的平静，那么一位音乐家必须从事音乐，一位艺术家必须作画，一位诗人必须写诗。一个人能什么样，他就必须什么样。他必须忠于自身的本性。我们称这种需要为自我实现。第11章对此会有更为全面的讨论。
这个术语最初是由科特·戈德斯坦（Kurt Goldstein）创造的，但是在本书中，此术语有更为确切、更为有限的意义。它代表着，一个人对自我实现的欲望，也就是一种让他的潜力得以实现的倾向。这种倾向可以说成是，让人越来越成为他独特的那个存在，让他成为他可以成为的样子的一种欲望。
当然，这种欲望的体现形式因人而异。在某个个体身上，它的形式是渴望成为一个理想的母亲，在另一个人身上，它可以表现在体育方面，再换一个人，它可能表现在绘画或创作方面6。在这个层面上，个体差异是巨大的。
这些需要有一个共通的基础，即先前的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需要都得到了满足。
6.基本需要满足的前提条件
基本需要的满足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这些条件受到威胁时，人们的反应就仿佛是这些基本需要本身受到了威胁。这些条件包括，自由地言说，自由地去做一个人想做的事情（只要不会对他人造成伤害），自由地去表达自己，自由地研究和搜寻信息，自由地保护自己，以及集体当中的公正、诚实、秩序。这些都是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的先决条件范例。当这些自由受到阻碍时，人们的反应就仿佛遇到了危机或威胁。这些条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是它们也接近于目的，因为它们与基本需要的关系极为紧密，而后者本身才是目的。这些条件需要得到保护，因为没有它们，基本的满足基本上是不可能的，或者至少是会受到严重威胁的。
我还记得，认知能力（感知、智力、学习）是一系列调整性工具，这些工具的功能之一就在于满足我们的基本需要，于是很清楚的一点是，任何对这些能力的威胁，任何对其自由使用的剥夺或阻碍，都必定间接地威胁到基本需要本身。这一观点部分地解决了一些问题，这些问题有关好奇心，对知识、真理、智慧的渴求，以及对揭露宇宙秘密的永恒渴望。保密、审查、不诚实、阻碍交流，这些都会威胁到所有这些基本需要。
因此，我们必须引入另一个假设，它与基本需要的关系极为密切，因为我们已经指出，意识上的欲望（部分目标）与基本需要的关系有多紧密，那么它们就有多重要。同样的观点也适用于各种行为活动。倘若一个活动直接有助于基本需要的满足，那么它在心理上就很重要。倘若它不那么直接有助于满足，或者说这种帮助很弱，那么从动力心理学的角度来看，这个活动就不那么重要。同样的观点还可以适用于各种防御或应对机制。有些此类机制直接有关于对基本需要的保护或获得，另一些机制与此的关联则比较弱、较间接。诚然，只要我们想，我们可以说出无数更基本或不那么基本的防御机制，并且宣称，更为基本的防御受到威胁，比不那么基本的防御受到威胁要更为严重（我们一定要记住，这是由防御与基本需要的关系决定的）。
7.认知和理解的欲望
我们对于认知冲动及其动力和病理的了解甚少，主要原因在于，它们在临床上不那么重要，当然它们在医学治疗传统（去除疾病）的诊所里也不重要。经典神经症身上的那些纷繁复杂、令人兴奋、神秘莫测的症状，在认知需要这里也不存在。认知精神病理学是苍白无力的，很容易受到忽视，或者被定义为正常。这种病理并不渴求救助。结果就是，我们在心理治疗和心理动力学的那些伟大创造者们（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等人）的著作中，找不到有关认知的主题。
据我所知，在著作中从动力学角度看待好奇心和理解力的唯一一位主流精神分析家就是施尔德（Schilder）7。而在学院派心理学家们当中，墨菲（Murphy）、韦特海默、阿希（Asch）都研究了此问题。至此，我们只是附带地提到了认知需要。获取知识、给整个世界建立一套体系，一直都在某种程度上被视为一些技术，其旨在在世界中获得基本的安全感，或者对于智者而言，其旨在表达一种自我实现。自由质询、自由表达也可以被视为基本需要满足的先决条件。这些论述尽管可能有用，但是它们并没有给一些问题以确切的答案，即好奇心、求知、求学、实验等到底扮演了怎样的动机角色。上述论点至多只是一部分的答案。
除了获取知识的负面决定因素（焦虑、恐惧）之外，我们可以合理地推测，还存在一些正面的冲动，即满足好奇心、求知、求解、求理解的冲动。
（1）我们可以在高级生物那里观察到类似于人类的好奇心。猴子会把东西撕碎、把手指伸进洞里、会去探索各种场景，即便这些场景跟饥饿、恐惧、性欲、舒适状态等没有关系。哈洛（Harlow）的实验以一种合理的实验方式展示出了这一点。
（2）人类历史给我们提供了许多令人满意的例子，在这些例子中，当人们面对巨大的危险，甚至生命危险时，仍然寻求对事实的理解和解释。无数无名的“伽利略”都是很好的范例。
（3）对于心理健康人群的研究指示出，他们的一个定义性特点就在于，会对神秘、未知、混乱、无组织、无解释的内容产生兴趣。这似乎是一种纯粹的兴趣，这些领域本身就非常有趣。相反，他们对那些众所周知的事情则感到索然无味。
（4）从心理病理学角度进行研究或许是可行的。强迫神经症（神经症总体）、戈德斯坦的脑损伤士兵、迈尔（Maier）的固着白鼠都体现出（在临床层面的观察）一种对于熟悉事物的强迫性、焦虑性的执着，对不熟悉、不规则、出乎意料、无秩序的事物的恐惧。另外，某些现象又会推翻这种可能性。这些现象包括，强迫性地违背常规、对任何权威的长期反抗、狂妄不羁、想要震惊世界的欲望，这一切都可以在某些神经症个体，以及反文化适应者身上发现。
第10章中描述一种与此相关的持续性现象，即在行为上总是对那些可怕的、无法理解的、神秘的事物感兴趣。
（5）当认知需要受挫时，一些真正的心理病理结果可能就会出现。下面的临床印象的确是存在的。
（6）我见过几个案例，我认为，这些案例清晰地展示出，一些做着愚蠢工作、过着愚蠢生活的聪慧的人身上出现的病理情况（厌倦、失去生活的激情、厌恶、躯体机能的抑制、理智生活和品位的持续退化等）8。我至少有一个案例，对此进行适当的认知治疗（恢复业余学习、获取一个更需要智力的职位、培养洞见）可以消除这些症状。
我见过许多聪慧、富裕而无所事事的女人，她们也有着与“智力营养不良”同样的症状。遵循我的推荐，沉浸在某些有价值的事物中的人们，会展现出一种改善和治愈，这种情况如此常见，以至于让我对认知需要有了深刻的印象。在某些国家，接受新闻、信息、事实的渠道被切断了，还有些国家里，官方理论完全有悖于明显事实，这些国家当中的人们总是采取玩世不恭的态度，他们对一切价值都不信任，对即便最明显的事情都抱以怀疑，他们日常的人际关系发生了深刻的断裂，他们感到无望，丧失了道德感，等等。另一些人的态度似乎更为消极，他们沉闷、服从、丧失了能力、离群索居、丧失了主动性。
（7）在婴儿后期和童年期，我们能见到这种对于认识、对于理解的需要，此时的需要甚至比成年期更为强烈。此外，这似乎是成熟，而非所谓的学习带来的自发性产物。儿童不需要被教会如何产生好奇心。但是他们可以被体制教导如何不产生好奇心，正如戈德法布（Goldfarb）所展示的。
（8）认知冲动的满足能够产生主观上的满足感，带来终极体验（end-experience）。尽管人们重视结果、收获等，而忽视了洞见和理解，但洞见这方面总是个人生活中闪耀、幸福、激情的时刻，甚至是一生中的高光点，这一点所言非虚。
克服阻碍、受到阻碍时产生的病理结果、广泛存在（跨种族、跨文化）、从不停息的压力（尽管微弱）、满足这种需要，是人类潜能完全实现的前提、个体早期的自发性产生，所有这些点都指向着一种基本的认知需要。
然而，这种推论还不够。即便在我们知道之后，我们还是受到鼓励要知道得更多，在世界哲学和神学等方面了解得越来越广泛。倘若我们获得的认识是孤立的、原子化的，那么这些认识必然会被理论化，或受到分析，或受到整理。这一过程可以表述为某种寻求意义的过程。于是我们可以推论出一种想要理解、想要系统化、想要组织、想要分析、想要探明关系和意义、想要建立价值系统的欲望。
一旦这些欲望得到了承认，那么我们会发现，这些欲望自身可以形成一个小层级体系，其中想要知道的欲望，是想要理解的欲望的前提。我们先前描述的这种优先级的层级体系的一切特征，都可以适用于这个小的层级体系。
我们必须提防一种倾向，即轻易地将这些欲望与我们上文描述的基本需要区别开来，在认知需要和意动需要之间划清界限。认识和理解的需要本身就是意动性的，它们也有争取的特点，跟我们谈论过的基本需要一样，也是一种人格需要。此外，正如我们所见，这两种层级体系是相互关联的，而非彼此分裂的。我们会在下文中见到，两者是彼此协同的，而非彼此对立的。
8.审美需要
比起其他需要而言，我们对审美需要的了解最为稀少，但历史、人性、美学的证据不允许我们跳过这个（对科学家而言）令人不安的领域。我试图根据一些特定挑选的个体，从一种临床—人格学角度来研究这一现象，我至少相信，在某些个体身上，一种真正基本的审美需要是存在的。他们会因丑陋而（以某种特定方式）患病，而因美丽的环境而受到治愈。他们有着积极的渴望，这种渴望只能由美来满足。在健康的儿童身上，这现象非常普遍。在每一种文化、每一个时代，甚至追溯到穴居人时代，我们都能发现这种冲动的证据。
与意动需要、认知需要之间的大量重合，使得我们不可能将这些都完全区分开来。对于秩序、对称、封闭、行动的完成、系统、结构的需要，可以不加区分地归因于认知、意动、审美甚至神经症式的需要。对我自己而言，我认为这一领域的研究，都基于格式塔心理学家和动力心理学家的贡献。比如说，当一个人强烈地意识到，必须把墙上挂的画作摆正时，这意味着什么？
三、基本需要的深层特点
1.基本需要层级的固定程度
至此，我们所讨论的这种层级体系似乎是固定的，但是实际上，它并不如我们所暗示的那样固化。诚然，我们研究的大多数人似乎都有这种按次序排列的需要，这种次序正是我们一直提到的。然而，例外情况也不少。
（1）比如说，在有些人身上，自尊需要比爱的需要更重要。这种层级的颠倒，通常是由于一种观念的体现，即最能受到爱戴的人最为强大，受到爱戴才能得到尊敬和敬畏，才能获得自信，才能有所作为。因此，这类缺爱且渴求爱的人，似乎在竭力表现出一种进取、自信的行为。但是实际上，他们寻求的是高度自尊，他们的行为表达更多只是一种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自尊本身。他们寻求自我表现，不是为了寻求自尊而是为了寻求爱。
（2）而在另一些明显有创造天赋的人身上，他们的创造性驱力，似乎比其他决定因素更为重要。他们的创造性体现为一种自我实现，但这种自我实现不是获得基本满足后的结果，而是即便基本满足有所缺乏仍然出现的。
（3）有一些人的期望可能一直处于较低或几乎没有的水平。换言之，需要层级中的劣势目标可能完全丧失了，甚至永远消失了，于是这类人体验到的生活质量可能非常低下（长期失业），他们终其一生只能靠吃饱肚子来满足。
（4）所谓的精神病人格是另一个有关爱的需要丧失的例子。根据可靠的材料支持，这些人在生命最早的几个月便一直缺乏爱，以至于之后永久地丧失了给予和接受情感的欲望和能力（如同动物在出生后没有经过练习，所以失去了吮吸和啄食的反射）。
（5）层级颠倒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当某种需要长期得到满足后，这种需要就可能被低估了。那些从未体验过长期饥饿的人们，很容易低估饥饿的影响，并将食物贬损成某种不重要的东西。倘若他们受更高级需要所主导，那么这种更高级的需要似乎就成了最为重要的。于是有可能的一点，也是确有其事的一点是，他们为了实现更高级的目标，而让自己处在更基本的需要受到剥夺的状态中。我们认为，当更基本的需要长期被剥夺之后，人们会产生一种重新评估一切需要的趋势，于是优势需要又成了个体意识中的主导，而个体之前并没有注意到它。因此，一个放弃工作而非放弃自尊的人，在饿了几个月之后，可能又想找回工作，即便代价是失去自尊。
（6）这种明显颠倒的另一部分解释在于一个事实，即我们一直在意识感觉上的需要或欲望层面，而非行为层面谈论这种优势层级。仅看行为会给我们错误的印象。我们主张，当一个人的两种需要被剥夺时，他只会想要满足其中更基本的那一个。这里并不一定意味着，他会按照自己的欲望行事。我们要再一次强调，除了需要和欲望之外，许多行为上的决定因素也很重要。
（7）在这些例外中，更为重要的一点涉及理想、高级社会准则、高级价值等。人们会因为这些价值而成为烈士；他们会放弃一切，而为了某种特定的理想和价值。我们可以至少在部分上，用一个基本的概念（或假设）来理解这类人，这个概念可以被称为“借由早期满足所致的挫折容忍度提高”。有些人在一生中，尤其是早年生活中基本需要都得到了满足，于是他们发展出了一种额外的能力，可以在这些需要受到阻碍的当下或未来坚持下去，这仅仅是因为他们有着强大而健康的人格结构，而这正是基本需要满足的结果。他们非常强大，因此可以轻易面对反对和对立的声音，他们可以逆大众观点之流而上，他们可以不顾个人得失而坚守真理。也只有那些爱过，也被爱过的人们，那些有着深刻友谊的人们，才可以抵御憎恶、孤立、迫害。
2.相对满足的程度
至此，我们的理论探讨似乎留下了这样一个印象，即五类需要是以如此方式排列的：只要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另一种就会接着出现。这一观点似乎带来了一种错误的印象，好像只有一种需要得到百分之百的满足，下一种需要才会出现。实际上，我们社会中大多数正常人身上的所有基本需要只是部分得到了满足，同时也有部分没有得到满足。倘若我们要随着需要层级往上数，那么一种更为现实的描述是，层级满足的百分比依次递减。比如说，一般人的生理需要可能有85%得到了满足，安全需要有70%得到了满足，爱的需要有50%得到了满足，而自尊需要有40%得到了满足，自我实现需要只有10%得到了满足。
而对于在优势需要满足后，另一种新需要的出现，“出现”这一概念并不是一种突然、跳跃的现象，而是一种从无到有的逐渐递增的缓慢出现。比如说，倘若A优势需要只得到了10%的满足，那么B需要就完全不会出现。然而，如果A需要得到了25%的满足，那么B需要就会显现出5%；如果A需要得到了75%的满足，那么B需要就会显现50%，以此类推。
3.需要的无意识特征
这些需要并不一定是意识的，也不一定是无意识的。然而，总体而言，在一般人身上，这些需要更多的是无意识的，而非意识的。在这一点上，我们没有必要用大量的证据去证明无意识动机的重要性。我们所谓的基本需要通常很大程度上都是无意识的，尽管这些动机在某些睿智的人身上，通过某些合适的方式可以成为意识。
4.需要的文化特性和普遍性
对基本需要的分类，也囊括了某些欲望在不同文化之间表面差异性背后的相对统一性。当然，在某个特定文化中，一个个体的意识动机内容，可能完全不同于另一个文化中个体的意识动机内容。然而，人类学家们有一个共识，即即便在不同的社会文化中，人们之间的相似程度，比我们初次接触他们时的印象要大得多。而且我们越是了解他们，越是会发现这种共性。于是，我们会认识到，最令人惊讶的差异都不是基本的，而是表面的，比如说发型、衣着、饮食品味的差异等。我们对基本需要的分类，在部分上试图囊括这种文化间表面差异背后的统一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种分类放诸四海皆准。我们只是认为，这种分类比表面的意识欲望更为普遍、更为终极、更为基本，更为接近人类的本性。相比表面的欲望或行为，基本需要是更为普遍的人性。
5.行为的多重动机
我们不能认为，这些需要对于某种特定行为是唯一而排他的决定因素。我们可以在任何似乎是生理驱动的行为中找到这样的范例，比如说进食、性行为等。临床心理学家们早就发现，任何行为都是多种冲动的一个释放渠道。换言之，大多数行为都有多重因素，是多重驱动的。在动机决定因素的领域中，任何行为都倾向于同时由几个或全部，而非单一一个基本需要决定。相较而言，后者更像是一种特例。进食似乎部分上是为了果腹，部分上是为了安抚和满足其他需要。人们进行性行为不仅仅是为了纯粹的性欲释放，也是为了确信自己的男子气概，或者获得征服感，获得力量感，赢得某些基本情感。我想做出一个说明，我们是有可能（如若不是实际上，也至少是理论上）分析个体的单一行为的，并且从中看到生理需要、安全需要、爱的需要、自尊需要、自我实现需要的表达。这一点完全对立于特征心理学中较为幼稚的那一派观点，即一个特定行为只有一个特征或动机，比如攻击性行为，仅仅能追溯到攻击性这一种特征。
6.行为的多重决定因素
并非所有行为都是由基本需要决定的。我们甚至可以说，并非所有的行为都有动机。除了动机之外，行为还有其他许多决定因素。比如说，一种重要的其他决定因素，就是所谓的外部环境。理论上而言，行为至少是有可能完全由外部环境决定的，甚至由特定的、单一的外界刺激决定，比如说观念联想，或者某些条件反射。倘若要我对刺激词“桌子”进行回应，我们会立马觉察到桌子这一记忆形象，或者想到椅子，这种反应显然与我的基本需要没有关系。
另外，我们要再次注意到基本需要关联程度或动机程度这一概念。有些行为具有高度的动机，而有些行为则只有微弱的动机。有些行为甚至没有动机（但所有的行为都是确定的）。
还有一个重要的点就是，表达性行为和处理性行为（功能性行事、有目的地寻求）之间有着根本的差异。表达性行为并不是努力在做些什么，它只是人格的一种反映。一个人表现得很蠢，这并非他希望或者努力这么做，或者有这么做的动机，而只是因为他就是这样的。同样，当我用男低音，而非男高音或女高音说话时，也是如此。健康儿童的一些随机举动、幸福之人甚至在独处时脸上浮现的微笑、他走路时的轻快脚步、昂首挺胸的身姿，都是表达性的非功能行为。而且，一个人有动机和无动机的行为都会带有一种风格，这种风格常常也是表达性的。
于是我们会问，难道所有的行为都是性格结构的表现或反映吗？答案是否定的。固化的、习惯的、自动化的、随波逐流的行为可能是表达性的。大多数刺激反射行为也是如此。
最后，我们必须强调，行为的表达与行为的目标导向并非相互排斥的范畴。一般的行为同时属于两者。对此，第10章会有更为详尽的讨论。
7.动物中心和人类中心
本理论是以人类，而非任何低级或更简单的动物为基础。尽管很多从动物身上发现的研究成果都被证明是正确的，但这些成果并不适用于人类。对人类动机的研究，应该先从动物开始，这是毫无道理的。许多哲学家、逻辑学家、各个领域的科学家都大量揭露出了，这种貌似简单的普遍谬误背后的逻辑，或者错误的逻辑。研究人类之间，并没有必要研究动物，就好像研究地理学、心理学、生物学之前，并没有必要研究数学一样。
8.动机与心理病理理论
如前文所述，日常生活的意识动机内容，根据其与基本目标的关系紧密程度不同，而有着不同程度的重要性。对一根冰激凌的欲望，可能其实是对爱的欲望的间接表达。倘若如此，那么对冰激凌的欲望就成了极度重要的动机。然而，倘若冰激凌只是满足口腹之欲，只是一种偶然的口味所需，那么这个欲望就相对不那么重要了。日常的意识欲望都可以被视为一些征象，即更为基本的需要的指示器。倘若我们只是看到这些欲望的表面价值，那么我们会完全进入一种不可能厘清的混乱状态中，因为我们在认真处理征象，而非征象背后隐藏的内容。
那些不重要的需要受到阻碍，并不会带来心理病理结果；而阻碍那些重要的基本需要则会带来病理结果。因此，任何心理病理学理论都必须基于一种合理的动机理论。冲突或挫折并不一定是病态的。只有当它们威胁到、阻碍到基本需要或与之紧密相关的部分需要时，才会成为病态的。
9.满足需要的功用
我们已经在上文中多次指出，只有更为优势的需要得到了满足，之后的需要才会出现。因此，满足在动机理论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然而，除此之外，只要需要得到了满足，那么它们就不再会起到积极主导或组织的作用。
这意味着，一个基本得到满足的人不再会有对自尊、爱、安全等的需要。如果要说他还有这些需要，那也是在一个形而上的意义来说的，即一个吃饱的人仍然饥饿，一个填满的瓶子仍然空虚。倘若我们对实际驱动我们，而非那些可能将要驱动我们的事物感兴趣，那么一个得到了满足的需要便不再有驱动作用。从实际上来说，我们必须认为这种需要已经不存在了，已经消失了。这一点必须被重视，因为我所知的所有动机理论要么忽视了这一点，要么反对这一点。一个完全健康、正常、幸福的人不会有性需要、饥饿需要、安全需要、对爱的需要、对尊重的需要、对自尊的需要，除非他意外遇到了片刻的威胁。倘若我们非要说他有，那么我们只能承认，每个人都会有一些病理性的反射，比如巴宾斯基反射等，只要神经系统受到损伤，这些反射就会出现。
基于这些考量，我们可以提出一个大胆的推测，一个基本需要受到阻碍的人，完全可以被视为一个病人，或者至少是不完整的人。这相当于有时候，我们把一个缺乏维生素或矿物质的人视为病人。那么谁能说，一个缺爱的人不如缺维生素的人重要呢？由于我们知晓了缺乏爱所带来的病理影响，那么谁能说，我们提出这些有价值的问题的方式，不如医生诊断治疗皮肤病或坏血病的方式科学和明智呢？倘若我可以这么说，那么我应该只是说，一个健康的人主要受到的驱动力，就是他发展和实现自己全部潜力和能力的需要。倘若一个人还有着其他长期活跃的需要，那么他就是个不健康的人。他当然是生病了，就好似他突然特别缺盐或缺钙一样9。
倘若这个观点看起来有点奇怪或自相矛盾，那么读者可以相信，这只是众多矛盾当中的一个，只要我们改变看待人类深层动机的方式，这些矛盾必定出现。当我们探索一个人到底要从生活中得到什么时，我们就触及了他的本性。
10.功能自主性
高尔顿·奥尔波特（Gordon Allport）总结并详述了一个原则，即通向终点的方式可能最终成为满足本身，其只是在历史上联系着这些方式的来源。这些方式本身就成了被渴望之物。动机生活中所习得并改变的那些内容，对此的回应都会施加到一切（在额外的复杂成分出现之前）已经消失的内容之上。这两个心理学原则并不矛盾，它们可以互补。根据我们目前使用的标准，获得的需要是否能被视为真正的基本需要，这个问题还需进一步研究。
不论如何，我们已经看到，更高级的基本需要在获得长期满足后，可能会既独立于那更为强力的先决条件，又独立于其自身的满足，比如一个在早年得到满意的爱的人，可能比一般人更不依赖于当下的安全感、归属感、爱的满足。我认为，心理学中性格结构是功能自主性最为重要的一个范例。强大、健康、自主的人，最能够忍受爱戴和拥护的丧失。但是，在我们的社会中，这种强大和健康，一般都是由早年长期对安全、爱、归属、自尊需要的满足带来的。换言之，人们身上的这些方面获得了功能自主性，即不依赖于创造这些自主性的满足。
1 随着儿童的成长、知识的增多、熟悉感的增强、运动能力的发展，这些都会使得危险变得越来越不可怕，越来越容易处理。纵观一生，我们可以说，教育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通过认识来消除一些表面上的危险，比如说，我并不怕打雷，因为我很了解打雷。
2 在一组安全测试中，我们可以让儿童面对这样的情况：小爆竹爆炸声、长满胡子的面孔、皮下注射、让母亲离开房间、把他放在高脚椅上、让老鼠往他那里爬，等等。当然，我并不真正建议这样的测试，因为这些测试可能会对受试儿童造成伤害。但是，这类情境时常发生在儿童的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可以观察到这些。
3 并非所有的神经症个体都会感到不安。神经症的核心就是，基本上感到安全的人身上的情感和自尊需要受到了阻碍。
4 这种欲望是否普遍，我们并不知道。关键（在如今尤为重要）的问题在于，那些被奴役和控制的人们必然会感到不满从而反抗吗？我们可以根据广为人知的临床材料来假设，一个认识到真正的独立自主（不是以失去安全为代价，而是建立在适当的安全感之上）的人，是不会轻易允许别人夺取他的自由。但是，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对于生来就受奴役的人是否也是如此。见弗洛姆对此问题的讨论。
5 对于正常自尊的进一步讨论，以及各种研究者的报告，请参见参考文献部分。也可参见麦克雷兰德（McClelland）及其同事的研究。
6 显然，像绘画之类的创造性行为，与其他行为一样都有多重决定因素。这种行为可以在创造性人士身上看到，不论此人是否得到满足、是否幸福、是否饱腹。还有一点也很显然，创造性活动可以是补偿性的、增益性的甚至纯粹经济性的。在我的印象中（通过一些非正式的实验），我们可以区分出两种艺术，一种是那些基本得到满足的人们创造的艺术或智慧产物，另一种则是那些仅仅有灵感，但基本不满足的人们创造的产物。不论如何，我们在此都必须从动力的角度，将外在行为和其各种动机或目的区别开来。
7 “然而，人类对这个世界、对行动、对实验有着本真的兴趣。当他们冒险进入世界时，他们会获得一种深刻的满足。他们不会把现实体验为一种对存在的威胁。有机体，尤其是人类有机体在这个世界中会感到一种本真的安全感。而威胁只是来源于特定的场景和剥夺。即便如此，不适和危险都被体验为过去的情感，它们最终会带来一种与世界接触时的新的安全感。”
8 这种综合征很类似于里波特（Ribot）和之后的米尔森（Myerson）所谓的“快感缺乏”，但是他们认为这种病有其他病因。
9 倘若我可以如此使用“病”这个词，我们应该还要面对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我们可以做出一个清晰的定义：（1）一个人的基本需要受到阻碍，便可以称得上病态。（2）这种基本阻碍最终只可能是由外界力量造成的。（3）一个人的病态最终必然来自社会的病态。对良好而健康的社会的定义就是，满足一个人全部的基本需要，从而使得一个人更高级的目标得以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