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先进的中国人

严复的先进表现在哪些地方呢？范文澜同志在《戊戌变法的历史意义》里说：

戊戌变法运动的进步意义，主要表现在知识分子得到一次思想上的解放。中国的封建制度，相沿几千年，流毒无限。清朝统治者，选择一整套封建毒品来麻痹知识分子，务使失去头脑的作用，驯服在腐朽统治之下。这些毒品是程朱理学、科举制度、八股文章、古文经学（训诂考据）等等，所有保护封建制度的东西，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不许有人摇一摇头，其为害之深之广，与象征帝国主义的鸦片（当然不只是鸦片），可称中外二竖，里应外合，要中国的命。以康有为为首的思想家们，公然对清朝用惯了的毒品大摇其头，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所有资产阶级所需要的措施，也一概挂上孔圣人的招牌，把述而不作改变成托古改制，拿孔子来对抗孔子，因此，改轻了非圣无法的压力。当时一整套毒品，受到了巨大的冲荡，知识分子从此在封建思想里添加一些资本主义思想，比起完全封建思想来，应该说，前进了一步。

这里指出维新运动的领导者康有为在思想解放上所起的作用。就这方面说，严复比起康有为来还要进步些。严复对于清朝统治者所选择的一整套封建毒品，进行猛烈的攻击。像上文所说，康有为“拿陆、王来对抗程、朱，拿今文来对抗古文，拿学校和策论来对抗科举和八股”，这种方法是并不如何进步的。因为在陆、王和今文里不可能产生资本主义思想，而当时的学校和策论也并不如何进步，用这种方法来宣扬资本主义思想，免不了武断，免不了牵强附会。这是因为当时的康有为没有到过西方，没有读过西方资本主义的著作，只能这样做。

严复就不同了，他是英国留学生，在留学时期就研究资本主义思想，读了不少资本主义经典著作。因此，他的攻击清朝统治者的封建毒品，是用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作武器的，这是他比康有为进步的地方。严复在《救亡决论》里猛烈地攻击八股，说八股有三大害：一曰锢智慧，二曰坏心术，三曰滋游手。又说：“夫数八比之三害，有一于此，则其国鲜不弱而亡，况夫兼之者耶！”把国家的衰弱危亡，归罪于八股。接下去对程朱理学、古文经学都否定了，指斥它们为“无用”“无实”，“非今日救弱救贫之切用”，“徒多伪道，何裨民生也哉！”他不光攻击程、朱，还攻击陆、王心学，指斥他们“师心自用”，“向壁虚造”，“其为祸也，始于学术，终于国家”。这比康有为的尊崇陆、王来就进了一步。他拿来攻击一整套封建毒品的，是西方的进化论。他在《原强》里，一开头就赞美达尔文，说达尔文的著作《物种探源》一书，“欧美二洲，几于家有其书，而泰西之学术政教，一时斐变”。他是第一个把资本主义的经典著作系统地介绍到中国来的人。他最先翻译的赫胥黎《天演论》，给国人敲起国家危亡的警钟，在国内的思想界引起了震动。康有为称他是“译《天演论》为中国西学第一者也”（《与张之洞书》）。

就思想解放说，严复还有比康有为更激进的，就是提倡资产阶级民主，猛烈地攻击君主专制制度。康有为在变法运动中尽力提倡的是：“请誓群臣以定国是，开制度局以定新制，别开法律局、度支局、学校局、农局、商局、工局、矿务、铁路、邮信、会社、海军、陆军十二局，以行新法，各省设民政局，举行地方自治。”（《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二十四年）他对于民权思想采取回避的态度。他说：“于时复生（谭嗣同）、暾谷（林旭）又欲开议院，吾以旧党盈塞，力止之。”（同上）严复却在戊戌维新前三年的光绪二十一年（1895），发表《辟韩》，猛烈地攻击君主专制。他说：“夫自秦而来，为中国之君者，皆其尤强梗者也，最能欺夺者也。”“秦以来之为君，正所谓大盗窃国者耳。”把封建社会里神圣不可侵犯的君主，诋为“大盗”，斥为“尤强梗”“最能欺夺”，把君权神授说斥为“大盗窃国”，这些，可以说是谭嗣同“仁学”发表以前（《仁学》出版于谭嗣同死后）对君主制度所作的极猛烈的攻击。

严复在《辟韩》里还宣扬了资产阶级的民主理论，对君民关系提出了新的解释。他说：

且韩子亦知君臣之伦之出于不得已乎？有其相欺，有其相夺，有其强梗，有其患害，而民既为是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与凡相生相养之事矣，今又使之操其刑焉以锄，主其斗斛权衡焉以信，造为城郭甲兵焉以守，则其势不能。于是通功易事，择其公且贤者立而为之君。其意固曰：吾耕矣织矣，工矣贾矣，又使吾自卫其性命财产焉，则废吾事，何若使子独专之于所以为卫者，而吾分其所得于耕织工贾者，以食子给子之为利广而事治乎？此天下立君之本旨也。

后来维新派中最激进的谭嗣同，在《仁学》卷下里谈到了君主的起源，说：“生民之初，本无所谓君臣，则皆民也。民不能相治，亦不暇治，于是共举一民为君。”这几句话跟严复的论点完全是一致的。在当时，这种理论有力地冲击了君主承受天命的说法。

严复还用中西事理作比较，有力地用资本主义思想来抨击封建思想，宣传他的变法救亡的主张。他说：“尝谓中西事理，其最不同而断乎不可合者，莫大于中之人好古而忽今，西之人力今以胜古；中之人以一治一乱、一盛一衰为天行人事之自然，西之人以日进无疆、既盛不可复衰、既治不可复乱为学术致化之极则。”（《论世变之亟》）在这里，他要用力今胜古来反对好古忽今，用进化论来反对循环论。他又用西方的自由来和中国的恕与絜矩（指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所恶于上，毋以使下，等等）相比，认为“中国恕与絜矩专以待人及物而言，而西人自由，则于及物之中，而实寓所以存我者也。自由既异，于是群异丛然而生。粗举一二言之，则如中国最重三纲，而西人首明平等；中国亲亲，而西人尚贤；中国以孝治天下，而西人以公治天下；中国尊主，而西人隆民；中国贵一道而同风，而西人喜党居而州处；中国多忌讳，而西人众讥评。其于财用也，中国重节流，而西人重开源；中国追淳朴，而西人求虞。其接物也，中国美谦屈，而西人务发舒；中国尚节文，而西人乐简易。其于为学也，中国夸多识，而西人尊新知。其于灾祸也，中国委天数，而西人恃人力。”（同上）又总论西学的命脉所在：“不外于学术则黜伪而崇真，于刑政则屈私以为公而已。”（同上）这里，严复是要用资本主义的思想来代替封建的思想的。

在《原强》里，他对西方的学术政治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他说：“其为事也，一一皆本诸学术；其为学术也，一一皆本于即物实测，层累阶级，以造于至精至大之涂。故蔑一事焉，可坐论而不足起行者也。苟求其故，则彼以自由为本，以民主为用。”又说：“夫所谓富强云者，质而言之，不外利民云尔。然政欲利民，必自民各能自利始。民各能自利，又必自皆得自由始。欲听其皆得自由，尤必自其各能自治始。”严复是要用自由、平等、自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专制政治。在《救亡决论》里他又非常自信地指出要救中国一定要学西学，主要是格致，即自然科学。在《原强》里他更主张“设议院于京师，而令天下郡县各公举其守宰”。早在光绪二十一年（1895），他已经提出要用资本主义的科学和民主来代替封建思想和君主专制了。所以蔡元培说：“其大旨在尊民叛君，尊今叛古，常以此上说下教。”（《五十年来中国之哲学》）

严复还抨击了当时当权的顽固派和洋务派。他指斥顽固派“苟利而自私”，“不睹西洋富强之效”是“无目”，“谓不用西洋之术而富强自可致”是“狂易失心”！指斥顽固派的贪恋权势，反对变法，“其祸可至于亡国灭种”（《论世变之亟》）。又刻划他们的顽固道：“怙私恃气，乃转以不能不知傲人之能与知，彼乘骐骥，我独骑驴；彼驾飞舟，我偏结筏。”（《救亡决论》）从而指斥他们的误国殃民，斥为没有羞恶，斥为狂悖。他又反对洋务派，认为中国好比病夫，洋务派的举办洋务好比要病人从事跳高跳远的激烈运动，“十年以往，吾恐其效将不止贫与弱而止也”（《原强》）。他又指斥洋务派的无知，说：“然亦有一二巨子，然谓彼之所精，不外象数形下之末；彼之所务，不越功利之间。逞臆为谈，不咨其实。”（《译〈天演论〉自序》）

在十九世纪末期，整个中国都还在封建统治之下，严复能够有这样的观点和见解，是颇为特出的。所以我们说他是先进的中国人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