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让堂吉诃德走下神坛
于我而言，翻译《堂吉诃德》本身就是一桩“堂吉诃德式”的疯狂之举。
《堂吉诃德》自1605年面世以来，在全世界已拥有数百个译本，在中国的译介和传播也十分广泛。然而被顶礼膜拜却束之高阁是很多经典名著的共同遭遇，无论从空间还是时间上来讲都离我们十分遥远的《堂吉诃德》，也难免成为今日你我案头的遗珠。
即便如此，堂吉诃德也是一位大众所熟知的人物：人人皆知他是一位大战风车的疯子，也知这是一个关于精神追求的故事。我们印象和概念中的堂吉诃德，更多的是被各种体裁不断改编、演绎的，被深度挖掘、延展其象征性和含义的，被各种场合以各种名义和目的所援引的堂吉诃德，却鲜有人去探究其在原著中究竟是什么样的人。
略加翻阅便可知《堂吉诃德》不是一部完美的小说。作品借鉴了阿拉伯文学的东方化叙事手法，大情节中嵌套的各个独立故事之间并不存在很强的逻辑关联，即使客气一点不批评它漏洞百出，也很难否认其结构的凌乱和情节的粗糙。
既然如此，它何以成为流传数百年的经典，甚至被视为西班牙文学的代名词？
对于这个问题，《堂吉诃德》最激烈的批评者纳博科夫（他曾在礼堂当着六百个学生的面批判《堂吉诃德》一无是处，并称之为一部“残酷而粗糙的老书”）给出了最诚恳而动人的答案：“在创作者笔下原是一个小丑的人物，在历史的进程中变成了一个圣人……因为这个人物，一匹瘦马的背上骑着的一个瘦削的巨人，如此奇妙地隐约矗立在文学的地平线上，于是这部书存活了下来，并且将继续存活下去。”
塞万提斯创造了堂吉诃德，然而堂吉诃德却并非塞万提斯意志的产物。文学创作最奇妙的化学反应在这里发生了：作家笔下的人物拥有了自己独立的人性和人生，甚至超越其必然走向的宿命之上。在堂吉诃德的故事中，塞万提斯消失了。
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来说，情节无关紧要。现有的情节均可以被其他情节所取代（比如我们注意到在下卷中作者为了打击盗版而临时改变了堂吉诃德前往萨拉戈萨的预设情节），因为其中最重要的是这位骑士本身。小说中最主要的矛盾冲突并非是堂吉诃德一次又一次的激烈战斗，而是自我观照与真实的自我、真实的自我与他人所承认的自我之间的冲突——这并非只关乎疯子的世界，你我的世界亦如此。
如果我们接受这一点，就该承认《堂吉诃德》不是一部小说，而是一首真正的诗，一首以诙谐、嘲弄为目的却最终演绎出多重悲剧性的诗。
被讽刺的对象是疯子骑士和他的傻子侍从，从而这两个人物也不自觉地成为悲剧性的载体。堂吉诃德和桑丘，一高一矮，一胖一瘦，一个严肃、一个诙谐，评论往往认为这是两个互补的人物形象。然而如果抛却外在，专注去审视他们各自的内心，会发现两个人物都是理想与现实在某一点上的会合，而且是一种错位的会合：桑丘的现实与吉诃德的理想，桑丘的理想与吉诃德的现实。这种错位是我们这个世界中最平凡的事实，也是整个故事悲剧性的主线——
年迈沧桑的骑士却有一颗天真无邪的赤子之心，在骑士世界中无所不知，可一旦面对现实问题，就像孩子般无助；桑丘看似精明、功利，内心却也像孩子一样善良、无知、轻信。
然而故事在一开始就已清清楚楚地说明：在浊世中保持纯真之心只能建立在自我欺骗的基础上。对于堂吉诃德来说，这种自我欺骗是围绕着以杜尔西内亚为象征的精神荣耀而展开的；对于桑丘来说，他的自我欺骗是围绕着以岛屿总督职位为象征的物质追求而逐渐成形的。
在任何时代，自我欺骗都不会得到现实的怜悯或宽容，作者笔下构建的世界也不例外。在《堂吉诃德》下卷中，当桑丘的追求从现实上升到理想的时候，堂吉诃德的精神却从理想下降到现实。这两条曲线的交叉是主仆二人的冒险历程中最令人动容的伤心时刻，也是小说中最残酷的时刻。桑丘让杜尔西内亚中了魔法——他让最高尚的骑士，为了最纯洁的幻想之爱，跪在最令人厌恶的现实面前：一个粗鲁、丑陋、散发着大蒜臭味的杜尔西内亚（纯洁高贵的爱情理想物化于污秽丑恶的形象）。与此相对应的，愚蠢、贪婪、一心求财的桑丘却登堂入室，成为受人称颂的英明总督（俗世的物质追求升华为正义的精神象征）。侍从不但实现了骑士终生未能实现的伟大理想，甚至在理性和对于生命的洞悉方面超越了骑士。至此，桑丘的现实与堂吉诃德的理想，桑丘的理想与堂吉诃德的现实完成了错位的会合。
对于《堂吉诃德》，有两种阅读的方法：作为学者，或作为读者。
学者们热衷于探究作品背后诸多错综复杂的因素，挖掘文字内外所蕴含的无法确证的寓意，但是作为读者，我们只需要一样东西：阅读的兴趣。
塞万提斯的命运，可以用“万里悲秋，百年多病；艰难苦恨，潦倒一生”来概括。然而正如福楼拜所说，人是无关紧要的，作品才是一切。因此塞万提斯究竟是真正虔诚的天主教徒，抑或在通过作品对教会含沙射影、冷嘲热讽，实际上并没有多大的关系；他对于自身所处时代的态度，甚至对于自己作品中人物的态度，无论是什么，对我们来说也并不重要。《堂吉诃德》所谈论的已经远远超出了作者所存在的有限的时间与空间，而可以被视为洞察不同时代、同一个人世的寓言。几百年来，每一个读者都从中找到了各自需要并认同的东西——无论是因角色的滑稽言行而开怀大笑，还是因作者的一针见血而拍案叫绝——这才是作品的生命力所在，也是一部作品对于读者的意义所在。
这一部长篇巨著，内容浩瀚渊博，又以中世纪西班牙语写成，无论是篇幅还是难度，对于我个人来说都是非常大的挑战。从签下合约到完稿，历时三年半。七十万字，九易其稿，其中艰辛，难以尽述。完成这部作品，无异于愚公移山；呈现这部译稿，也不过是敝车羸马，勉力而为，博君一笑。
其间我阅读了诸位前辈大师的译本，听了不少西班牙语文学专家的讲座，查阅了塞万提斯的各种研究资料，受益匪浅。然而作为西班牙语文学的爱好者，却也因此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无数次想过放弃。最终支撑我完成译者使命的却是作为读者的领悟：这个堂吉诃德就是今天的你和我——他的理想、他的浪漫、他的天真、他的痛苦和无解的哀愁，正是我们内心所蕴含的同样的理想、浪漫、天真、痛苦和无解的哀愁。我希望能通过文字把这种感受传达给其他读者，期待有人也许能够透过疯子骑士和傻子侍从小丑般的表演、拨开被各种重新定义的“堂吉诃德精神”迷雾，看到在这个世界上孤独而笨拙地生活着的自己。
西班牙当代评论家安德列斯·特拉皮埃约说，书之成为书，不是在被构思的那一刻，也不是在被写成的那一刻，而是在遇到读者的那一刻。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堂吉诃德》出生于1605年，也完全可以认为它出生于当时当下，也就是你翻开它的那一刻。
感谢远在西班牙的马诺（Manuel Pavón），从选择原文版本开始，帮助我查找各种资料，推荐研究塞万提斯和《堂吉诃德》的专家著作，购买参考书籍，对西班牙语原文释疑解惑等，自始至终给了我莫大的支持。感谢西班牙语圈的朋友们对我的不自量力非但不加嘲讽，反而提供各种帮助和便利。
这个译本的原始文本采用的是西班牙Juventud出版社以1605年（上卷）和1615年（下卷）的第一版为基础复刻的《堂吉诃德》（2013年，第十九版），在一些语句的理解上参考了安德列斯·特拉皮埃约（Andrés Trapiello）所译现代西班牙语版《堂吉诃德》（2016年6月，第五版）中所采用的语意，文中某些注释参考了西班牙皇家文学院院士马丁·德·里克尔（Martín de Riquer）的《堂吉诃德》注解。
罗秀
二〇二〇年四月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