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序

《相聚在特尔格特》是德国文坛健将格拉斯的一部中篇小说，描写的是一群德国诗人于1647年夏在小城特尔格特的聚会。

虚与实

小说的历史背景是德国“三十年战争”（1618—1648）。这场战争由德国各宗教派别、德意志皇帝与德意志各诸侯之间的矛盾和冲突而引发，新教联盟和天主教同盟各自与欧洲外国势力结盟争斗，遂致德国战祸连绵，田园荒芜，生灵涂炭。活跃在本书中的一群诗人克服重重困难奔赴特尔格特聚会，时为1647年夏，即三十年战争行将以签订《威斯特法伦和约》而告终的前夕。

这是一次学术交流，也是对和平的急切期盼和对国家命运的热切关注。情节虽属虚构，但却是以三百年后的1947年成立的西德文学社团“四七社”为“克隆”原型。书的扉页上写着：“献给汉斯·维尔纳·里希特”，里希特即“四七社”的领袖人物。很明显，这是一部以现代人的体验去沟通历史的“咏史”之作。这种写作方式使格拉斯那“思接千代、目通万里”的艺术想象才华得以充分施展，更重要的，也许是阐发作者的这一理念：“已有之事，后必再有；已行之事，后必再行。”

这“事”即指德国历史上的分裂、战乱、被外族占领、民不聊生的悲剧一再重演，又指历代文人对祖国命运、文化生态和尊严的一以贯之的关怀。

雅与俗

“一为文人，便无足观。”聚会诗人深知自己在政治上不可能有什么作为和影响，然而他们却拥有引以为傲的武器——语言。语言是文化的最重要载体。在政治云谲波诡、社会荒腔走板、国家支离破碎的暴虐无道时代，语言是联系所有德国人心灵仅存的纽带，因此，他们决心用好这一武器，写出不朽作品。聚会上有关诗韵、方言等的争论和探讨就具体表现了他们对“缪斯圣林”——语言的细心维护，而聚会上诵读的某些作品也的确是反映国难民瘼的语言结构。遗憾的是他们有时过于追求风雅，故有堆砌华丽辞藻的弊病，更有甚者，说些趋时应景的空话、谎话。这，遭到作曲家舒茨——他本想在聚会上发现歌词和歌剧蓝本的——委婉的批评，连“粗人”格仁豪森也颇有微词，说他倘若日后写作就断不会写诘屈聱牙的华彩辞章、忸怩作态的心灵悲歌、浪费时间的牧羊体诗、流行的丧礼曲，他务使语言朝生活本源靠拢，要讲真话。

庄与谐

聚会的一切活动全由达赫安排；聚会者不论出身贵贱，年龄长幼，声望大小，全都听命于他；聚会上出现矛盾全由他化解。达赫并非一代文宗，他有何德何能，具有如此巨大的亲和力和感召力？

这自然得益于他那独特的人格魅力，他为人严谨，宽厚，蔼然有长者风范。更重要的是他的政治态度，他是老资格的和平主义者，可以说代表了诗人（及民众）那有如久旱之望云霓的对和平的渴望。

与达赫的形象相对应，其余大多数诗人虽然个个都是（至少外表看来）学富五车的饱学之士，但总有这样或那样的文人陋习，诸如恃才傲物，刚愎自用，门户之见甚深。在争论严肃的学术问题时，在痛心疾首哀叹自身及祖国命运时，往往又插科打诨，“荤话”“粗话”迭出，不拘小节，甚至做出“文人无行”之事，同女仆苟合，同女店主一夜风流等等。对于这一切，格拉斯用调侃、幽默的笔锋一一勾勒，读来令人捧腹。

宽容与狭隘

如上所述，达赫实际上代表着一种文人情怀，即希望消弭教派矛盾，四海之内皆兄弟。而他善待“粗人”格仁豪森则是这一情怀的集中体现。

格氏本是猎人，又干过一些打家劫舍、杀人越货的勾当，不久前才到军中任团部文书。就在聚会面临夭折的紧急关头，格氏为他们提供“桥旅店”作为诗人的聚会场地和居所，并以劫掠方式为聚会提供了一顿宴饮美食。当诗人得知美食来路不正，再联系到“粗人”曾参与过学术讨论并发誓日后要当诗人，这些在与会的诗人看来实在有辱斯文，于是怒不可遏，纷纷责怪达赫为何要让“粗人”在会上发言，并要求对他进行声讨和审判。

但达赫不为所动，容忍了“粗人”对其恶行做的类似于奉行犬儒主义的辩解，又说他的抢与骗同王公诸侯相比，实在是小巫见大巫，反而责怪诗人为何如此迂腐。达赫更多考虑的是“粗人”意欲提高诗人地位的善意。

对于“桥旅店”女店主丽布什卡曾当过随军女贩和娼妓的这段堕落历史，达赫认为这是时代使然，是战争环境使人野蛮化了。

对人宽容，从更大范围看，各教派应相互尊重，各国应和平共处，否则仍然存在潜伏的战争危机。小说结尾处，诗人拟定并具名通过的呼吁和平书在无妄之灾里化为灰烬，这是否象征人们企盼和平的善良愿望落空？更令人深思的还有这一情节：一些农民并不希望实现和平，因为和平之后的赋税反比战时重。三百年前德国一片废墟，三百年后德国废墟一片，面对未来的历史发展，作者不由得生出一丝令人伤感的无奈和悲凉。德国，这个诗人和思想家的国度，其悲观主义思潮的历史积淀是何等深厚。

格拉斯的文风艰涩，用词冷僻，表述怪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饱尝“一名之立，十旬踌躇”的况味。不妥和谬误之处，尚希专家和读者指教。

黄明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