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序

如果把“民无信不立”视为政治的根本原则，那么是不是可以认为，安倍首相仍处于在民众的“信”与“无信”之间徘徊的阶段呢？

——立花隆

一 《论语》在日本

上面引用的这段话，选自日本著名作家、评论家立花隆发表在2018年1月号《文艺春秋》的随笔专栏《日本再生》中的《终战的圣断与〈论语〉的进讲》一文。其中提到的“民无信不立”一语，出自《论语·颜渊》篇的“子贡问政”一章。

立花隆这篇随笔一开始先是提到在二战末期的1943年，坚信日本必然会战败的西晋一郎教授在为昭和天皇进讲时，特意挑选了《论语·颜渊》篇的“子贡问政”章进行讲解。“子贡问政”一章的大意是孔子的学生子贡请教孔子：“在政治上最重要的是什么？”孔子回答道：“食物充足，军备完善，以及信赖感，这三者都同等重要。”子贡又问：“不得已而要在三者之间进行取舍呢？”孔子说：“首先放弃军备，其次放弃食物。”子贡紧接着又问：“没了吃的，人不就活不成了吗？”孔子回答道：“自古以来，人皆有一死，没了食物人会饿死，这是避免不了的。但是信赖是政治的根本所在，至死都不可以放弃。因为如果人民和政府之间彼此没有了信赖，那么社会终究是会垮掉的。”就此看来，孔子认为上下之间的信赖关系乃是政治的要害。据说，昭和天皇在这次进讲后颇有触动，后来决定接受盟军的《波茨坦公告》，多少也跟当年听了西晋一郎进讲“子贡问政”一章有点关系。

不过，立花隆写这篇文章的目的不光是回顾历史，更是在借古讽今。因为文章最后，立花隆批评当初在选举上由于获得民众信赖而上台的安倍晋三政权，现在却在修宪问题上罔顾民意，不断冒进，消耗民众的信赖。大概作者是希望安倍首相好好体味一下《论语》的智慧，因为假如失去了人民的信赖，政权也就不能长久了。

此外，文章中还谈到战后日本“和平宪法”的“第九条”明确了日本永远放弃军备，这一想法有人说是美国提出的，有人说是日本自己提出的，但是立花隆认为放弃军备的思想最早可以追溯到孔子那里。因为也是在“子贡问政”一章中，孔子回答子贡询问“军备”“食物”和“信赖感”哪个可以先放弃的时候，孔子首先说的就是——放弃军备。

《论语》在日本大约有着什么样的影响，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略知一二了。

日本自古以来颇受我国文化之恩泽，在古代，儒家思想自上而下进行传播，其影响逐渐深入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领域，到了近现代，儒家的学说理念仍发挥着作用，无论是推动倒幕运动的“尊王攘夷”思想，还是明治时代颁布的《教育敕语》，其中都有儒学的影子。讽刺的是，甚至在1945年8月15日昭和天皇宣读的《终战诏书》里还引用了我国宋代理学家张载“横渠四句”中的名言——“为万世开太平”。在众多儒家典籍中，《论语》在日本具有重要且独特的地位。千百年来，在《论语》的传承上，日本不仅形成了自己的历史脉络，而且还保留了很多从东亚大陆传来的《论语》古注、古钞、古刻，最为人称道的例子就是大约自南宋时期便在我国失传的皇侃所撰《论语义疏》（又名《论语集解义疏》），也因为一直在日本流传，故得以于清代乾隆年间回传到我国；而在对《论语》的理解上，日本既吸收了我国和朝鲜半岛学者的观点，又产生了自己的看法，特别是到了江户时代，日本的《论语》研究大为兴盛，出现了伊藤仁斋的《论语古义》、荻生徂徕的《论语征》、安井息轩的《论语集说》等一大批非常有水准的学术专著，自明治时代以来，日本的《论语》研究又因融合了东西方学术之长，更是独具风貌。今天，《论语》仍受到日本广大民众的喜爱，传承不辍，社会上有专门的机构如“论语塾”“寺子屋”等在讲诵《论语》，而正规的国民教育中，《论语》的内容也被节选到了中学语文教材里，至于想要在书店、图书馆，或是亚马逊（日本）等购物网站上找到《论语》相关的书籍，那也是很容易的。

二 关于作者

本书作者宇野哲人（1875—1974），字季明，号澄江，熊本县熊本市人，他是一位日本汉学家，中国哲学的研究者。因为他在上初中期间阅读了《伊洛渊源录》，感佩于程颢的思想，故从此立志要成为如程颢那样的人物。上高中的时候，他进而下定决心要将汉学作为自己毕生的追求。

1897年，宇野哲人进入东京帝国大学文科大学汉学科学习。1900年大学毕业时，他的学位论文题目是《二程子之哲学》。大学毕业后，他在母校继续深造，攻读硕士学位，专业为近世中国哲学史。

1906年宇野哲人接到文部省的命令，为研究中国，先后前往中国和德国留学，1908年才返回日本。在华留学期间，他曾游历华夏各地，将所见所闻写进寄给家人的信中，后来他将这些书信整理成书，这就是《中国文明记》。1919年，他晋升为东京帝国大学教授，同年底获得文学博士学位，其博士学位论文题目为《洙泗源流论》。此后他一直从事学术工作，在多所大学担任教职。

1936年宇野哲人从东京帝国大学退休。1939年经过有关方面的安排，他来到北京，出任伪北京大学文学院名誉教授一职。1945年11月，伪北京大学宣布解散，宇野哲人返回日本。

回国后，宇野哲人仍不时受到聘请，先后在明治大学等多所高校任教。此外，他积极参与学术活动，1947年他与羽田亨博士共同创立财团法人“东方学术协会”（后改名“东方学会”），而在斯文会的讲座中，他也常常作为主讲人出现。

1966年5月到1972年3月，宇野哲人受当时的美智子皇妃（即现在的美智子上皇后）之邀，担任其子浩宫德仁亲王（即现在的德仁天皇）的老师，专门为德仁亲王讲授《论语》，当时使用的课本是朱子的《论语集注》。

1973年8月，九十九岁的宇野哲人在家中摔倒，导致右腿骨折，此后一直住在医院，最终于1974年2月19日离开了人世。去世后葬于东京大冢町护国寺，法号“文恭院忠恕澄江大居士”。

宇野哲人一生为人平和，气质儒雅，擅长弓道，醉心学术，又喜好旅行，交游广泛。就学术研究而言，他被认为是“日本官学‘新儒学’中的经院派代表”。他的研究领域是中国哲学史和宋代哲学，其研究重在阐释。宇野哲人曾留学中国，又求知于德国，他采用欧洲哲学术语定义中国哲学的相关概念，并明确其思想构造，在日本确立了中国哲学史的近代科学研究法。宇野哲人是东京方面“汉学”式研究的主帅，他长期任教于东京帝国大学、庆应义塾大学、东洋大学、圣心女子大学等多所学府，在中国哲学史与宋学研究方面做了很多开拓性与普及性的工作，而且日本宋明理学研究的学者又多出其门，所以他对日本的中国哲学研究有着重要的影响。除了学术研究工作，他在传播、普及汉学方面也一直很热心。从少年时立志从事汉学研究开始，他就已经将传承汉学视为己任，因而当他学有所成的时候，便积极地从事于汉学普及工作，为此他不仅举办过不少面向普通人的学术讲座和演讲，还撰写过一些通俗读物，本书便是这些通俗读物中的一种。

三 关于中译本的几点说明

（一）翻译选用的底本

日文版《论语读本》有三种版本，第一种是1929年（昭和四年）由弘道馆出版的（以下简称为“昭和四年版”），当时该书是作为《大礼记念昭和汉文丛书》的一种而刊行于世。1953年（昭和二十八年）本书由弘道馆改版发行，这是第二个版本。1980年（昭和五十五年），讲谈社将此书作为《讲谈社学术丛书》中的一种重新排版刊行（以下简称为“讲谈社版”），讲谈社版调整了全书体例，修订了一些错误，开本为口袋书大小。这次翻译主要依据的就是这个讲谈社版，同时参考了昭和四年版等其他文献资料，订正了讲谈社版中一些文字上的讹误。

（二）章节号

为了便于查找《论语》原文（即经文），中译本在本书《论语》各篇每章（节）的原文前都加上了章节号。例如本书《为政》篇第一章是这样写的：“9.1 子罕言，利与命与仁。”其中带有小数点的数字“9.1”便是章节号，“9”表示《子罕》篇是《论语》的第九篇，“1”表示该章是《子罕》篇的第一章，两个数字间用小数点作为区隔。

不过，需要提醒注意的是，自古以来《论语》有些篇的章（节）就存在多种不同的划分方法，所以同一个章节号在不同版本的《论语》中很可能对应的是不同的文句。比如说，同样是“14.2”这个章节号，在《论语读本》中对应的文句是《宪问》篇中的：“‘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而在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对应的文句则是《宪问》篇中的：“子曰：‘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

（三）引文的翻译原则

本书日文版中，除了《论语》经文是古汉语外，正文都是日文。作者在“译解”“注释”“解说”中引用了很多中国和日本的文献、典故、事例、名言、谚语等，大部分被引用的文献其原文虽然是古汉语，但宇野哲人在引用时基本上都翻译成了日文。这次中译本在引文方面按照不同的情况做了如下几种方式的处理：

第一种方式，恢复为古汉语原文形式。本书中作为引文使用的《论语》经文，作者在引用时也翻译成了日文，这次中译本中对这种引文全部回译为《论语》原文；另外，对于一些即便在现代汉语中也经常使用的、明白易懂的，或者是约定成俗的成语、名言等，也回译为古汉语原文，如“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之类。

第二种方式，翻译为现代汉语。作者在书中——特别是在“解说”中——引用了不少古人的言论，这些引文的原文是古汉语，宇野哲人在引用时都翻译成了日语，这次在中译本中基本上依照宇野哲人的翻译将其译为现代汉语，而没有回译为古汉语原文，但在脚注中则尽量注明了该引文可能的出处及古汉语原文。这样做是出于以下几个方面的考虑：第一，体会到作者写作本书的初衷。宇野哲人写作这本小书的目的是为了让普通人也能读懂经典，秉承这样的理念，中文译者在翻译时也希望使中国的读者能够方便地阅读本书，而不想让引文中大段的古汉语、文言文把现代的读者吓住，从而放弃阅读相关的内容。第二，保持作者对引文的理解。作者在翻译其所引用的古汉语文献时，有时即便是注明了出处，打了引号，也是在意引，加入了很多自己的理解，如果简单回译为古汉语原文，就看不到作者的理解了。第三，保持学术的严谨性。日文版中的引文除了屈指可数的几处外，大部分并未注明出处，有些引文又很可能在多本书中出现过。例如朱子讲过的同一句话，在甲书中出现过，在乙、丙两书中也出现过，宇野哲人引用时究竟参考的是甲、乙、丙中的哪本书，无从知晓，如果同一句话在甲、乙、丙中又有文字出入的话，情况就愈加复杂。因此，如果想把这类引文回译为古汉语，我经常就会面临这样的疑问：我所选用的文献是否就是宇野哲人当初依据的那部文献呢？第四，本书中尚有零星几处的引文未能查询到出处。本书中约有三四处引文，由于我自身学识浅薄，加上手头掌握的文献资料比较匮乏，一时难以找到出处，故而连近似的古汉语原文都不知道是什么样的，所以只能老老实实地把这几处引文翻译成了现代汉语。

第三种方式，翻译为汉语文言文。日本人阅读古汉语时，会使用训读的方法，所谓训读，实际上算是把汉语文言文翻译为日语文言文，而为了阅读方便，日本人会把训读的结果按照日语语序，用汉字和日文假名混合书写的方式写出来，日语中称为“書き下し文”。例如，对“学而时习之”这句话，把日文训读的结果写出来，其“書き下し文”就是：“学んで時に之を習ふ”。既然“训读”也算是一种翻译，那么由于对古汉语文意、语法的理解不同，同样一句古汉语，日文对其训读的结果可能也是不一样的，还是拿“学而时习之”这句话来看，其训读结果还有“学びて時に之を習ふ”“学びて時に習ふ”“学んで而して時より之を習わす”等等形式。但是不管如何训读，按理说回译成中文后，应该还是同一句古汉语。不过，宇野哲人有时候为了说明日本学者对同一文句文意的不同理解，会列举出不同的训读结果，遇到这种情况，我没有将此类训读结果回译为古汉语原句形式，而是尽量按照贴近训读文句所表达的意思翻译成汉语文言文形式，以模拟出日文训读文句的古风古韵。

（四）关于“程子”和“朱子”的称谓

本书中引用了不少程颐、程颢，还有朱熹的言论。程颐和程颢二人均被尊称为“程子”，而朱熹则被尊称为“朱子”。出于对先贤的景仰，宇野哲人在本书中对于“程颐”和“程颢”也尊称为“程子”，而对“朱熹”则仍继续尊称为“朱子”。

“朱子”指的是朱熹，这自然是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对于《论语集注》等书中出现的“程子”，到底指的是程颐还是程颢，恐怕不是容易说清的。好在前人已经进行了相关的研究，近年日本学者土田健次郎译注的《论语集注》对此又进行了详细的考察。这次在中译本中，正文中仍保留“程子”和“朱子”的称呼，但是对于“程子”，我参考了土田健次郎先生的研究成果，尽可能在脚注中注明该处的“程子”是二程中的哪位。

（五）其他

日文版《论语读本》原书是没有脚注的，这次中译本中的所有脚注如无特别说明，均是译者所加。另外，讲谈社版《论语读本》中，在《论语》每章（节）经文的古汉语原文之前均有该章（节）经文完整的日文训读结果（即“書き下し文”），中译本中将这部分日文训读结果全部省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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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语读本》是一本《论语》的普及性读物，属于“大家小书”，也就是由大学者撰写的通俗读物。虽然现在距离本书日文版首次出版也有九十年了，但即便是到了今天，这本小书仍不失为一本不错的《论语》入门读物。在中译本翻译过程中，我曾仔细阅读过钱穆先生的《论语新解》，发现在对《论语》的理解上，《论语新解》有很多地方与宇野哲人的这本书常常会有一致的看法，所谓“英雄所见略同”，大概说的就是这种情形吧。

这回翻译花了将近一年的时间。翻译工作通常是在晚上进行，有时会一直忙到深夜。每到子夜时分，万籁俱静，我摩挲着书本，敲击着电脑键盘，便不禁会想起江户时代日本学者菅茶山的七言诗《冬夜读书》里的诗句：“雪拥山堂树影深，檐铃不动夜沉沉。闲收乱帙思疑义，一穗青灯万古心。”我有时甚至在想，宇野哲人当年撰写这本小书时，或许也曾熬过夜吧。现在，这本书翻译是翻译完了，可惜我能力有限，水平一般，草草翻译一通，必然有不足之处，所以还请各位读者见谅。

此次中译本能够完成翻译，首先需要感谢编辑黄杏莹小姐以及李梅小姐的指导和支持，感谢日文编辑王璐小姐的辛苦付出，同时还要感谢宗瑞冰博士的鼓励和帮助，感谢师兄綦中明博士在日文翻译上帮忙提供的意见，感谢王皓熙兄在行文方面的指正，感谢李鑫博士在资料查阅方面给予的便利。

刘 栋

2019年8月于苏州昆山时代公园湖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