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文明中的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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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洋贸易

早在公元750年,阿拉伯地区的船队就在印度洋上来来往往,来自波斯湾的商人甚至曾远赴中国。随着时间的推移,贸易网络变得更加复杂,到公元1100年,印度的棉花制品和中国的瓷器已经到达遥远的印度尼西亚岛屿(那里的主要出口产品是香料)和非洲港口(主要出产象牙和黄金)。Simkin, The Traditional Trade of Asia ; Chaudhuri, Trade and Civilisation; Reid, A History of Southeast Asia.

于是,各种专业的技能与知识便顺着这些航线流传开来,包括印度数字系统、钢刀制造技术以及棉花纺织与染色的技艺。由是,尽管有许多地方性的差异,从伊朗、柬埔寨到印度尼西亚的许多基本技术都非常相似。例如,用大马士革钢制作剑刃的方法(见第五章)在叙利亚、伊朗和印度广泛传播;1300年后,在爪哇也发现了类似的技术。

上述整片地区的灌溉工程也十分相似,在伊朗、伊拉克、印度和兰卡岛国(现在的斯里兰卡)都有类似的土坝建造技术。在东南亚,也有规模相当的工程,比如位于今天柬埔寨的吴哥窟。虽然吴哥周围的降雨量足以支持一年中部分时间的农业生产,漫长的旱季还是会影响当地农业的发展;如果要种植第二茬水稻,就必须有灌溉系统,也只有这样的生产效率才能保证财富积累和人口增长。在900年左右,高棉王国组织了大量的劳动力在吴哥建造了两个巨大的蓄水池(baray)。宏伟的吴哥寺始建于1100年左右。吴哥的塔楼和周围的水域是婆罗门教宇宙政治景观的缩影,其原型是乳海上高耸的圣山——须弥山,乳海是神人两界万物的养料来源。每座蓄水池大约长8千米、宽2千米。通过运河、水库、渠道和堤坝交织的网络,它们的水灌溉着一块块小型稻田。在高棉王国的鼎盛时期,稻田的面积超过了1 000平方千米,养育着约75万人。Fletcher et al., “Angkor Wat,” pp. 1395–1396.

商路并不是知识传播的唯一渠道。大量的印度人在东南亚定居,并与当地家庭联姻;统治者之间建立外交联系;朝圣者和传教士在该地区旅行,海上船只载着他们往来不息。公元500年前后,移民们跨过印度洋,他们中许多来自印度,也有来自印度尼西亚的,而他们的一大目的地是马达加斯加。这条航线尤为重要,许多新作物就此引入非洲,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香蕉。

我们可以从中爪哇的婆罗浮屠大致了解上述往来中所使用的船只种类,婆罗浮屠这座巨大的佛教寺庙里有许多石雕,其中七幅浮雕描绘了船只样貌。浮雕中展示的一些船看上去绝对可以穿越印度洋(图1.6)。这些浮雕和其他来源的证据,以及对该地区现存造船传统的研究表明,印度洋船只的一个基本特征是船体所用的木板往往由木钉牢牢固定在一起,然后用棕榈藤等植物纤维绑起来。木板固定好后,人们会把纤维穿过钻好的孔,然后用油灰(石灰与树脂或油的混合物)密封;人们常说,木板是“缝”在一起的。像这样建造的船体只是一个未加固的外壳,但在插入肋板之后,则会变得坚固且不易变形。Horridge, The Design of Planked Boats of the Moluccas; Manguin, “Trading Ships of the South China Sea.”最近的两个视频对这种建筑技术进行了精美的说明,这两个视频都可以在YouTube上找到,见Swoboda, Building the Naga Pelangi; Borriello,Wooden Boatbuilding。

从大型阿拉伯独桅帆船到小型船只,许多种类的船只都是依据这一原理建造的。在印度建造的船只,特别是来自古吉拉特邦的船,似乎是这类船中最大的一种;但当中国的平底帆船(junk)出现在南亚港口时,当地的船只便相形见绌了,中国式帆船甚至在1328年被描述为像“长着翅膀的山”。这种船的船身不是像上文所描述的那样“缝制”而成,而是用铁钉固定的。Abdullah Wassaf of Calicut,转引自Elliot and Dowson, The History of India , 3:30。

图1.6图为中爪哇婆罗浮屠寺中的一块石刻浮雕,本图展示了一艘带有舷外支架的帆船。这幅浮雕约刻成于公元800年。船上有用绳索固定的三脚桅。船上有一个舵桨,上面有人正紧紧抓着它[绘图:米尔德丽德·佩西(Mildred Pacey),图画参考了石雕照片,详见李约瑟、王玲、鲁桂珍《土木工程与航海技术》(Needham, Wang, and Lu, Civil Engineering and Nautics),使用经剑桥大学出版社许可]

由于波斯湾和红海地区缺少优质木材,那里的船厂会从印度进口柚木,阿拉伯船匠们也会在马尔代夫群岛建造船只。这些跨国制造业为印度和阿拉伯的技术交流提供了频繁的机会。同样,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的主要岛屿之间也有密切的往来,不过印度尼西亚建造的船只还是保留着其独特的设计,其特点包括两侧的舷外支架和其他源自独木舟的特征,以及三脚桅(图1.6)。

来自印度的旅行者为爪哇和吴哥带来了建筑和灌溉的新知识,他们返程时则时常带回食用或药用的植物和种子。这样一来,印度成了向世界播撒印度尼西亚作物的关键角色。印度农民熟练掌握了挑选适合本地较凉爽气候的作物的技能。随后,一些植物经由印度传入了阿拉伯语国家,比如在932年,一种新品种的橘子就被引入了巴格达的果园。

尽管水稻、甘蔗等许多重要的农作物之前已经被引入伊拉克南部,但在伊斯兰王朝统治时期,这些作物才在此地蓬勃生长,其他地区也选择了新的品系进行种植;它们不仅遍布伊朗和伊拉克,而且也传到了北非和西班牙。正是穆斯林种植者们将水稻、棉花和甘蔗以及成功栽培它们所需的灌溉技术带到了西班牙,并在东非和桑给巴尔岛建立了甘蔗种植园。Watson, Agricultural Innovation in the Early Islamic World; Burke, “Islam at the Center.”

这场“伊斯兰农业革命”将有价值的作物和复杂的水利技术打包为一体,这个技术工具包通过将扩张中的伊斯兰世界联系到一起的密集贸易、语言、知识和宗教网络迅速传播。这些高产且适应性强的农耕系统与伊斯兰教同行,同时促进了宗教的传播,刺激了人口增长,并建立了繁荣的社区。但是,尽管伊斯兰地区在这些技术的传播中起了关键作用,但上述发展也可以被看作一种技术对话;其中大部分知识和材料,虽然曾为了适应欧亚大陆的不同环境而被调整、筛选,其源头依然是印度的农业学家和草药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