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著者说明

我很高兴阿诺德·佩西能邀请我来帮他一同准备《世界文明中的技术》的修订版。我第一次读到这本书还是在1992年，彼时初版刚问世不过两年，而我一读倾心，立刻化身粉丝。李约瑟（Joseph Needham）曾编纂《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旨在挑战彼时的主流观点，即视科学为西方的独特产物，而作为那本书的写作者之一，我更是由衷钦佩佩西打破传统、四海一家的写作方式。

与其他同时期的科技通史不同，佩西并未描写西方文明看似不可避免的崛起，而是将他的千年史呈现为一场持续不断的、全球化的对话与交流。这本书也不曾将非洲、亚洲和美洲写成边缘文化，将欧洲写成历史转折和重大革新的中心点，反而是以技术对话的研究案例生动地描绘出人、制度机构，技能、知识、材料、风尚、市场如何同世界各地的技术系统错落交织，而这往往引发技术中心迁移，联系重塑，各系统以意想不到的形态、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再现，比如11世纪中国与西亚间的交流，稍晚近一些的非洲和伊斯兰国家的对话，1700年后印度和英国的互动……初版的《世界文明中的技术》领先一步，预示着多个重大转变。

自始至终，该书都为彼时全球史学家提出的欧洲地方化（provincialization of Europe）或西方文明的去中心化（decentering of Western civilization）提供了有力的论据。它挑战了关于工业革命的根源和资源的标准故事线，承认了在那个历史时刻帮助欧洲在技术创新和组织变革方面取得进展的具体因素，同时也强调了世界各地在技能和知识方面不可或缺的贡献，这些贡献塑造了新出现的机器时代。同样，关于铁路帝国的章节也未将重点放在大英帝国或美国西部的开发上，而是强调了俄国和日本的情况，展示了这些充满抱负的世界大国如何利用铁路来扩大其影响范围。最后几章呈现了电子和能源、航空和农林的现代历史，并将之写为跨国对话的故事——参与对话的不仅有物理学家和工程师，还有林农和智能手机用户。

今时今日，技术史已然是一个与1990年《世界文明中的技术》首次出版时截然不同的领域。全球史、环境史和后殖民主义历史一起促成了这种变化。对不同社会之间特殊技术遭遇、技术纠缠或混杂化的具体案例的研究比比皆是——所有这些方法都与佩西的技术对话探索密切相关。以往衡量进步的标准是技术革新的速度有多快、创造产出及利润的效率提升了多少，而当下，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技术对环境的影响，如佩西的研究中提到的，已成为最主要的问题。换句话说，《世界文明中的技术》的主题一如既往地具有现实意义，该书具有宽广的地理和历史视阈，仍然是对现代世界形成史的独特而宝贵的总览。

综上，我激动地接受邀请，帮助编写《世界文明中的技术》修订版，而这次合作也使我收获颇丰。我的主要贡献是更新和扩展参考文献，将最新的文献纳入论证——但在那么一两个地方，我忍不住加入了新的案例研究或额外的线索，我觉得这些也为论证增加了一些有趣的角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