濠梁之游

庄子喜欢观水，也喜欢观鱼。水中的鱼儿和粼粼的波光，赋予了庄子生命无尽的诗意和浪漫的情怀。庄子的生命，从一开始就与水和鱼联系在一起了。

在今河南商丘东北，有一片很大的水域，宋人称之为蒙泽。庄子的出生地蒙邑就在蒙泽南十三里处，那里曾是宋国公子鲍（宋文公）的封地。蒙泽又名孟泽，是历代宋国国君的狩猎之地，向北大约七里，便是黄河的故道。向北大约十六里，汳水缓缓流过。从蒙泽再向北三十里，则是庄子经常垂钓的孟渚泽。每逢春天到来，蒙泽、孟渚泽宽阔的水面上，一群群春鸟在嬉闹，一群群游鱼在浅翔，一层层细浪在追逐，一丛丛芦苇在随风摇曳，水域周围草木丰茂，麋鹿成群。

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一方面与他生活的环境相通，另一方面也与他读过的书联系在一起，书籍可以让人超越有形的物质空间，而向无限的领域升腾。庄子的书读得极为宽泛，他读儒家的《诗》《书》《礼》《乐》《易》《春秋》，也读从楚国传入的《老子》，同时也不排斥齐国传入的《齐谐》这样的志怪书籍。在庄子的梦里，他的世界总是在无限地延伸。他知道，在蒙泽东方齐国的东面，是辽阔的大海。每当他合上一本名叫《齐谐》的书，总能梦到齐国东方的大海变成了南溟、北溟浩瀚无垠的水面，一条巨鱼变成了鲲鹏，它展翅欲飞，拍击水面，浪花飞溅三千余里，排云驭气，扶摇直上九万里，其翼若垂天之云。每当秋天来临的时节，百川灌河，黄河故道被秋水灌注，在汪洋氤氲的水汽里，他总能梦到一个叫河伯的神灵。庄子那些美丽的梦境，与蒙泽和孟渚泽相通，经过《齐谐》的点染，而变得无比瑰丽。

与水和鱼相伴的庄子本应当是快乐的，但这种快乐却时常为俗务所羁绊。

战国时代的中原地区，气候普遍温润，川林湖泽遍布，有蒙泽、孟渚泽这样的大片湖水，还时不时可以见到大象的身影和片片的竹林，即便地处西北的秦国，冬季也曾经桃花盛放。在这样得天独厚的气候条件下，宋国国都商丘、睢阳一带漆树千亩，二十米高的漆树参天直指，处处设有漆园，取漆的工人在其中往来劳作，或攀援漆树对下调笑，或割树取漆挥刀不辍，白色的漆液顺着引流的竹筒流淌到蚌壳之中，渐渐变为黑褐色。工人将漆收集后，在其中倒入桐油，再加入各色的颜料，进行充分的搅拌融合，就有了各种不同颜色的漆。这些漆，被涂抹在木器、陶器上，或者勾勒出龙凤，或者勾勒出饕餮，或者勾勒出云雷，就有了灵动、鲜活的庙堂之上贵族的器皿。

宋国古属豫州，大禹时代指定给豫州的贡赋之一就是漆。到了庄子的时代，周天子形同虚设，宋国无须再向周王室缴纳贡赋，其地所产的漆，一方面用作宋国王室漆器之用，另一方面也成为商业发达的宋国通行各国珍稀的商品。按照周代礼制的规定，蒙城是内城外郭的格局。蒙城人口众多，需要专门的场地用来种植果蔬、树木、丝麻等物品，以满足日用。除去郊外的田野外，在蒙邑的城与郭之间还有大片的空地，被用作园圃，漆园也设在这里。漆是价值千金的商品，素有“百里千刀一斤漆”的说法，价格昂贵，因而具有重大的商业价值。也正因为这一点，当时宋国对漆园经营者课以重税，“二十而取五”，税率高达百分之二十五。漆园巨大的商业价值以及取漆、制漆、漆器过程的繁复性，迫使漆园的经营者不得不对其格外注意，聘用专门人员对之进行日常管理。

为了糊口，庄子在大约二十一岁时，担任了蒙城的漆园吏。漆园里高大的漆树，树木间透过的日光，林间飞翔的鸟儿，新鲜的空气，都让庄子感觉到惬意。自然滋养着他，自然浸润着他，让他体会到自由的快乐。漆树很高，与一种叫樗蒲的树无论是在高度、外形甚至叶片的形状都极为相像。樗蒲与园囿中的漆树不同，它生长在空旷无人的原野，粗大的根脉暴露于土地之上，树干臃肿不合乎匠人的绳墨，为匠人所不屑，但它不会遭受到斧斤的砍斫，行人休憩其下，还可以享受它巨大的阴凉。与樗蒲相比，漆树因为“有用”，却不得不被工人不断割伤，被贵人无尽索取。所以，看到漆树，庄子一方面为它的挺拔生出敬意，另一方面也有一种浓重的悲戚之感。的确，与樗蒲相比，漆树太不自由了。

庄子也很不自由。

在宋国，漆园的官吏是要进行“业绩考核”的，其“考核方式”比照秦国。据说在秦国，如果漆园管理不善，被评为下等，那么国家就要罚漆园的负责长官交纳一副铠甲，下属吏员各交纳一张盾牌，众工徒各交纳二十根穿甲绦带。如果漆园连续三年被评为下等，则罚负责长官交纳两副铠甲，并撤职不再叙用，至于下属吏员，则各交纳一副铠甲。这样繁琐的劳务，让庄子感到一种深深的羁绊。他出仕的年龄，与春秋时代鲁国的孔子相仿。孔子在二十岁时，做了鲁国季孙氏管仓库的小吏。与庄子不同，孔子并不以为苦，他觉得人总要“有所事事”，要刚健“有为”，这不单纯是为了糊口，也是为了实践他所理解的《周易》“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儒家训诫。然而，庄子的生命志趣与孔子迥异，他所理解的生命应该是“无为”，顺乎自然之理的生命。“无为”不是无所作为，而是不刻意，不强迫，不纠缠，外在的社会规则应该顺乎人本然的天性，否则人的生命就被异化了。因此，庄子对漆园吏这一官职感到深深的厌倦。

好在还有朋友。

惠子是宋人，是庄子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可以对话的朋友。

庄子与惠子两人对世界、对国家、对政治的观点截然对立，经常相互讥讽、相互调侃，在机智的庄子面前，惠子往往被弄得狼狈不堪。惠子主张入世，庄子主张出世。惠子主张应当依据名实去区别万物，以建立法则和礼制；庄子则主张万物齐同，不应以区别的眼光去看待事物。惠子主张应当以入世的姿态去平息眼前的乱世，庄子却认为当时的天下已经处于不可治理的状态，天下多乱的原因正是因为“人为”的事情太多了，不如望峰息心窥谷忘反，重返“无为”的自然境界，如此则天下太平，老子“老死不相往来，鸡犬之声相闻”足为今人借鉴。惠子认为世间的事物应该名实相副，庄子却认为乾坤淆乱、名实相互背离的事情很多。

庄子曾经对惠子讲起过一件往事，以此来说明他对惠子所谓“名实”的看法。

庄子十四岁时，宋国国君宋桓侯从首都出发至蒙地巡游，未出城门，宋桓侯的随从人员追随其后护卫，沿途开道。宋桓侯授意随从人员，对道路上的行人大呼小叫，高声喝令“避让”。待到桓侯到达蒙邑后，即被蒙邑人截停下来，原因在于桓侯名“辟”，“辟”者“避”也，桓侯不顾自己的名讳，让随从沿途高呼“避让”，不仅严重违背了为君之礼，同时对国君自身也大为不祥。按照常理，为君者应该是人伦的表率、礼法的先行者，但宋桓侯却不识礼法，公然违背礼法，真是德不配位。在庄子的时代，类似的欺世盗名的事情正多，所以天下哪里有名实相符的事情呢？这种看法当然有激愤的成分，但激愤往往会促成信仰。当这种饱含激愤的信仰被一种通达的观念洗礼之后，就会转变为一种平和自然的心态，转而以一种超然世外的眼光去审视混乱的时代。

惠子并不赞同庄子的观点，从名家的观点看来，“名实不符”的现象固然存在，但是“正名”却可以纠正这一偏差。“正名”本是儒家的观点，其本意是要理顺社会的政治体系，让社会走上正轨。名家也正是遵循了这一点，并在以“名”（规则、法制）治国的思路上，与法家有相通之处。对此，庄子不过淡淡一笑。他认为，所谓的“正名”恰恰会催生更多的虚伪之事。有“名”的存在，让人懂得了如何去窃取“名”，并打着“名”的名义去行不义之事。随后，庄子讲了一个“儒以诗、礼发冢”的故事。

庄子说，有一大一小两个儒生去盗掘坟墓，在盗掘的过程中，大儒传话给墓中负责具体实施的小儒说：“太阳出来了，事情怎么样了？”小儒说：“裙子短袄还没有脱下，口中含有珠。”大儒说：“古《诗》有言：青青的麦穗，生在陵陂上，生不施舍人，死了何必要含珠！抓着他的鬓发，按着他的胡须，你用铁锤敲他的下巴，慢慢地分开他的两颊，不要损伤了口中的珠子！”两位儒生在盗墓的过程中，引用儒家《诗经》中的诗句来为自己的盗墓行为做辩护。儒家自古以尊礼著称，但而今却以儒家经典行非礼之事，岂不可笑也哉？问题的关键不在于“正名”与否，而是天下只要有“名”的存在，那么“大伪”之事就不会断绝。老子说：“大道废，有仁义；智慧出，有大伪。”老子真吾师也！庄子与惠子争辩得很厉害，谁也说服不了谁。但是，这并不妨碍两个人成为朋友。在一个举世皆浊的世界里，能够找到一个知识能力相仿、境界相仿的朋友何其不易！即便观点立场不同，但何妨相聚一处坐而论道。

依照自己“有为”的“名法之治”的理想，惠子做了魏惠文王的相国，施展了自己的一番才华，但不久纵横家张仪来到了齐国，他以三寸不烂之舌，让魏惠文王改弦更张，齐国最后将惠子礼送出境。无奈之下，惠子来到了楚国，希望在楚国谋得自己的一席之地。人患独居而无友，惠子在楚国的岁月是寂寞的，他失去了往日的权势荣光，也失去了一群可以在一起施展抱负的属官和朋友。

恰在此时，庄子从宋国到楚国来了。

庄子本是楚庄王的后裔子孙，其祖先因为楚庄王时代吴起变法废弃三代以上贵族后裔的爵禄，而被迫远迁至宋国蒙邑。在这样的意义上，庄子实际上与楚国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战国时代，士人的流动与迁徙是极为常见的，“朝秦暮楚”的事情屡屡发生，并不鲜见。庄子在三十二岁时辞去了为时十二年的漆园吏职务，此后庄子开始了时断时续的漫游生涯。四十七岁时，庄子漫游至楚国，见到了他的老朋友惠子。在庄子三十二岁至四十七岁之间，庄子也曾经数次见过惠子，但那时惠子正春风得意，心态与辞相之后截然不同。此时的惠子心境悲凉，踌躇间一筹莫展，因而两位老友相见，心中自然别是一番滋味。庄子不滞于物，心态通达，视功名利禄如粪土，倒是惠子得失挂怀，郁闷而不能自释。为了安慰这位分别已久的老友，庄子带着惠子一起去看水观鱼。水、鱼是庄子的至亲，他的家乡蒙泽、孟渚泽浸润了他的灵魂。老子谓“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诗》言“鸢飞戾天，鱼跃于渊”，鸟有高飞，鱼有沉浮，世有升降，人有违时。水与鱼，是自然的馈赠，在自然中，人可以稍稍平抑一下躁动的心。于是，两个人来到了濠梁之上。

濠梁，就是濠水之上的桥梁。濠水，古水名，为淮河南岸支流，一名石梁河，在今安徽凤阳县境内，东北流至临淮关入淮河。据《临淮县志》记载“濠梁在城西南七里”，今镇胡府境内。在濠水桥上，清风徐来，两人看到了涣涣流淌的濠水，也看到了首尾相贯、成群出没的游鱼往来嬉戏。鱼是自由的象征，看到鱼儿自在穿梭的模样，庄子一脸钦羡，情不自禁地说：“是鱼之乐也。”一方面这是庄子发自内心地在感叹，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惠子能看看这些游鱼，暂时忘却营营俗事，与他一起体味一种久别了的自由。

但是，惠子似乎不解其中妙意。

惠子毕竟是名家，好辩的本性又发作了。他从万物有别的立场出发，认为人、鱼有别，人之乐鱼不能知，鱼之乐人如何能晓？发问道：“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既然惠子强调万物有别，那么人与人也应当有别，惠子与庄子必然有别：庄子之心，惠子如何能知？庄子话锋一转，言道：“你不是我，哪里知道我不知鱼之乐？”惠子则辩解说：“我不是你，当然不会知道你，而你又不是鱼，你当然不知鱼之乐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庄子说：“让我们还是回到原来的问题上吧，你曾说：‘你怎么知道鱼之乐’，这是你既已知道我知鱼之乐而又问我啊——至于我，我是在濠水之上知道鱼之乐的。”

庄子从惠子“安知鱼之乐”一语出发，推理出惠子已经承认了庄子“知鱼之乐”的事实。这一事实既然已经存在，那么惠子问题的重点就从“是否知鱼之乐”，转为了“安”知鱼之乐，“安”字成了辩论的核心内容。实际上，作为疑问词，“安”有两种解释：

一种是：怎么？

比如“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翻译过来就是：燕子和麻雀怎么可能知道鸿鹄的志向呢？

一种是：哪里？

比如“皮之不存，毛将安附”，翻译过来就是：皮都没有了，毛又能附着在哪里呢？

那么，“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应该怎么理解？

很显然，惠子是按照第一种意思来询问庄子的，而庄子却是按照第二种意思来回答惠子的。无疑，庄子这是典型的诡辩，是典型的偷换概念。

庄子所说“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云云，不过是因为自己当时比较快乐悠闲，因而觉得鱼儿也很快乐悠闲。在美学上，庄子的这种审美行为，人们称之为移情或“有我之境”。所谓移情，就是人类将自己的情感移植给对象。所谓“有我之境”，就是在审美过程中融入了个人鲜明的情感表现。因而，庄子的“知鱼之乐”是一种典型的审美心态，它与惠子理性刻板的辩论性格，根本不在一条线上。

濠梁之辩的主题是水和鱼，一方面它联系的是庄子和惠子两个有趣的灵魂，另一方面它也将宋国的蒙泽和濠水联系在一起。没有水和鱼的庄子的世界，是不可想象的。水和鱼，栖息在庄子精神世界的深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