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王志民
黄河是中国的第二大河，也是世界第五长河。在人类文明发展史上，世界四大古老文明都发源于大河流域：古埃及文明诞生在尼罗河流域，古巴比伦文明发端于两河（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流域，古印度文明出现在恒河流域，中华文明则发源于黄河、长江流域。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黄河文化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1)作为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黄河是中华五千年文明的根脉所系，也是形成和融铸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基石。大力传承、弘扬黄河文化，能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凝聚磅礴的精神力量。
一、黄河与黄河流域
1．历史上的黄河
黄河，古称“河”，发源于青海省巴颜喀拉山北麓，流经九省区，于山东省东营市注入渤海，干流全长5464公里。根据现代科学推测，大约160万年以前晚第三纪的喜马拉雅山形成期为黄河的孕育期；大约100万年以前的中更新世，是黄河的成长期，经过地壳的变动形成了黄河最早的水源地；在距今10万年以前的晚更新世形成了现在从昆仑山脉贯通到海的黄河(2)。从发源地到内蒙古托克托县的河口镇为上游；从河口镇到河南荥阳桃花峪为中游；桃花峪至入海口为下游。其上、中游河道，主要在高山、高原、峡谷中穿行，河道没有重大变迁的记载。但黄河进入下游华北平原后，流速骤降，大量泥沙沉积，所以下游河道以“善淤、善徙”著称。根据入海口的不同，历史上的黄河大致分为以下五个时期：一是春秋以前的黄河，为下游河道在华北平原漫溢期。这一时期黄河主河道主要在天津以南入海为主。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不可能修筑堤坝以主导大河的流向，所以下游常常漫溢泛滥，河道反复无常、复杂多变。《尚书·禹贡》记载大禹治水“导河……北过降水，至于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于海”，这大致反映了史前时期黄河在今河北、山东之间平原上来回游荡，以若干支流入海的情景。(3)二是春秋到西汉的黄河，为主河道不稳定期。春秋战国时期，由于铁器的使用，开始了人工修筑黄河堤坝，已有较为稳定的主河道。据历史记载，春秋战国时期，黄河仅有周定王五年（前602）一次改道，是相对安流的时期。后来秦汉时期国家统一，社会稳定，人口增殖，黄土高原垦荒扩耕，植被遭到破坏，水土流失严重。从汉文帝至西汉末，黄河数次泛滥、改道，属于河道不稳定的时期。其主要河道在河北平原注入渤海。三是东汉到北宋的黄河，为相对安流期。东汉明帝时，山东琅邪人王景受命治河，统领数十万人，修渠、筑堤、建水门，用一年时间，修成从荥阳到千乘（今山东利津）长一千余里的河堤。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治河工程。这一时期，按黄河下游水患及河道变迁，又分为两个时段：一是从东汉到唐代的八百余年间，河患较少，主河道保持从山东北部入海，被称为黄河相对安流期。二是五代至北宋末年的二百余年间，为河患多发期。河道在华北平原上多次改道，决溢频发。黄河灾害比较严重。四是金代至清末的黄河，为夺淮入海、黄泛严重期。公元1128年冬，“杜充决黄河，自泗入淮以阻金兵”(4)。这是黄河自古以来第一次人为决口的重大改道：由华北平原入海改为夺淮入海。此后七百余年间，黄河主要是夺淮河入海。这一时期的黄河下游河段：一是决溢高发、灾难深重。几乎到了“无岁不决，无药可治”的地步；二是多股分流，河道紊乱。黄河在现今河道以南、淮河以北的平原一带不断摆动，乱象丛生，常常分成几股入淮、入海，有时则南北分流入海；三是保运治河，成效不彰。元明清时期，定都北京，京杭大运河是南北交通大动脉，因而历代治河以保运为重点，致使河道沉沙越积越高；虽然不乏治河名臣，却成效有限，给沿黄两岸人民带来深重灾难。五是清末至民国的黄河，由鲁北入海，是泛滥频发期。咸丰五年（1855）黄河在河南兰考铜瓦厢决口，河水向山东境内奔流倾注，穿运河向东，夺大清河由山东北部利津注入渤海。这是黄河史上的又一次重大改变，形成了黄河的现行河道。经过20余年的决口漫流期，到光绪十年（1884），新河道两岸的大堤修建工作基本完成。但由于所修大堤是在民埝基础上修筑而成的，防洪能力极差。民国时期，黄河已成为地上悬河，军阀割据、日寇入侵导致无暇顾及治黄工作，河患仍连年不断。特别是1933年在黄河下游豫、冀交界处决口50余处，灾民达320余万人；1938年6月国民党掘开河南花园口大堤，以河水泛滥南行阻挡日军进攻，造成豫、皖、苏三省1250万人受灾，89万人死亡的重大惨案(5)。直到1947年3月才堵塞决口，使黄河重回山东利津入海。
新中国成立后的七十余年，是根除黄河水患、除害兴利、旧貌换新颜的时代。为解决数千年来黄河的水患问题，1946年6月，华北、华东和中原三大解放区联合成立了治黄机构—黄河水利委员会。中央人民政府从1950年开始即组织数十万人修复加固下游1450多公里长堤。毛泽东主席于1952年亲自视察黄河，作出“一定要把黄河的事情办好”的重要指示。此后中央制定了长期规划，对黄河进行了全面综合治理。其中，一些治理举措影响巨大。例如，大兴黄河水利工程，解决了黄河减淤、防洪、供水、灌溉、发电等重大问题；实行的三北防护林建设和黄土高原退耕还林、还草等治理工程，从根本上改善了黄土高原和黄河上中游流域生态环境恶化和水土流失严重的问题，根除了水患。黄河由害变利，沿岸多灌区，干流能通航，造福两岸人民，成为一条幸福河。
2．黄河流域的界定
大河的流域，常常由河流及其水系在地面的集水区组成。现行黄河的流域范围西起青海境内的巴颜喀拉山，东到渤海，南至秦岭，北抵阴山，流域面积为75万余平方公里。一是黄河上、中游流域的稳定性。黄河上中游流域大致分为三个梯段：第一梯段为河源流域。位于青海、四川境内的大“s”形广大区域。这里大多位于海拔4000米以上的青藏高原，流域内多支流汇聚而形成湖泊、沼泽、草地，流域比较稳定。第二梯段为河湟流域。这是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的过渡区域，从龙羊峡横穿兰州到白银市。流域内山高坡陡，峡谷狭宽相间，支流众多，水源丰沛，是稳定的多峡谷流域。第三梯段是河套流域。大河从峡谷中奔腾而出，在贺兰山以东、阴山以南、吕梁山以西包括河套平原、鄂尔多斯高原、黄土高原、太行山以南大部分地区，形成河道“几”字形流域，包括上、中游流域的甘肃、宁夏、内蒙古、陕西、山西、河南的部分区域。黄河干流、支流河道没有重大变化，流域范围古今基本保持稳定和一致。黄河下游的流域范围则需要辨析。二是黄河下游流域的多变性。由于黄河下游河道的反复改道和主流河道的大幅迁徙，以历史上的黄河主河道入海口为指向，下游流域大致可分以下三个方向和区域。首先是王景治河以前，黄河大致是从太行山东麓的河北平原北行，在当今天津南北以及河北平原东海岸多支流注入渤海；其次是王景治河至北宋末，黄河流经河北平原主要从山东北部利津县流入渤海，与现行河道大致接近；再次是元明清时期夺淮入海的河道，流经淮河平原入海，成为与淮河流域部分重合的时期。本书在编纂中未将黄河流经的淮河流域纳入。三是河北平原应属于历史上的黄河下游流域。虽然今天的黄河流经区域没有当今的河北省，但是历史上的河北平原与黄河下游主河道关系密切，且有多条支津在此入海。在东汉以前的漫长历史时期，河北平原是黄河下游历史上流经时间最长的区域；在王景治河后的千余年间，黄河河道在河北平原南端自荥阳东至千乘（今山东利津）入海，五代到北宋时期则多次在河北平原改道迁徙，在今天津南至沧州一带入海。总之，在西到太行，东到大海，北至燕山，南到现今黄河的河北平原，应是与黄河主流河道关系极为密切的区域，是历史上黄河流域的重要组成部分。综合上述思考，本书的编纂将河北平原纳入黄河流域文化发展史的论述中。
二、黄河与中华文明的起源和奠基
近百年来的众多考古发现证明：黄河流域作为中华大地上早期人类最主要的活动区域，是夏商周三代文明发生、发展的核心地域，也是中华五千年文明最主要的发祥地。黄河文化被视为中华文明“轴心时代”之春秋战国时期文化发展的主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
1．由洪荒时代到文明初曙
黄河形成的数百万年的历史，也是中华大地由洪荒时代走向人类文明的时期。在山西芮城县西侯度村后的河湖相沙砾薄层和交错砂层中，考古工作者发现了一批石制品、有切割痕迹的鹿角、烧骨和大量动物化石等人类文化的遗物，时代距今约240万年，是中国境内最古老的旧石器文化遗存。在陕西蓝田县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猿人头骨，被鉴定为距今110万年的早期“直立人”；在北京周口店山洞中发现的距今70—20万年的完整直立人头盖骨、四十多个人体颅骨、肢骨，被称作“北京猿人”。在山东沂源县山洞中发现的距今四五十万年的沂源猿人头盖骨化石和伴生哺乳动物化石，填补了黄河流域下游猿人地理分布的空白；另外，还在黄河流域发现了数十处各阶段直立人的人类化石和遗存，清晰勾勒出黄河流域古人类演化的历史轨迹。这些考古发现充分说明黄河流域是中华文明最早显露晨曦之地。
河南许昌灵井遗址、宁夏灵武水洞沟遗址、山东临沂凤凰岭遗址以及陕西大荔人、山西丁村人、内蒙古河套人、北京山顶洞人等大量旧石器中、晚期智人考古遗址的发现，使得黄河与中华文明的关系越发紧密：“它们与黄种人现代中国人之间存在着连续性，有着亲缘上的继承关系。”(6)这至少说明，在人种学上，黄河流域的远古人类是现代中国人远古祖先的来源之一。
2．“满天星斗”与一条主脉
中华文明在距今一万年前后进入了新石器时代。它是中华五千年文明起源和形成的时期。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将中国新石器文化分为六大区系类型，提出了影响巨大的“满天星斗”说(7)；夏鼐先生则指出，黄河流域是早期文化发展的一个中心，长江下游是另一个中心，山东地区文化的发展自有序列，是与黄河中游相对的另一个文化圈，这三个地区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与中国文明起源关系最密切。(8)近几十年田野考古的众多发现进一步证明：以晋、陕、豫交界地带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仰韶文化和以泰沂山系为中心的黄河下游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这两个“相对”的文化区形成了中华文明起源的主脉。仰韶文化距今约7000至5000年，在同时期各类新石器文化中分布范围最广泛，并先后经历半坡（早）、庙底沟（中）和西王村（晚）三个时期，是黄河流域势力最为强大的史前文化。庙底沟时期，仰韶文化发展到顶峰，文化意义上的“早期中国”已见雏形，为“主脉”奠定了根基。
植根黄河下游的海岱地区考古学文化，从距今8000至4000年，形成了自成序列的后李文化、北辛文化、大汶口文化、龙山文化。特别是距今5000年左右的大汶口文化晚期出现的象形文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蛋壳黑陶以及大量龙山文化城的发现，证明这里是中华文明另一个起源的中心区。历史学家徐中舒提出：“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9)这两个中心区构成了黄河中下游两点一线的文化主脉。值得关注的是：黄河下游的大汶口文化和龙山文化都沿黄河向中游流域传播、扩展，在“河南东部、中部、甚至西部地区”，不仅发现大量的大汶口文化遗址，而且“其中不少大汶口文化遗存，还与仰韶文化或龙山文化甚至屈家岭文化交织在同一处遗址内”(10)。龙山文化不仅传播到河南，而且沿河而上到达山西南部、陕西东部等区域，与晚期的仰韶文化结合形成新的地方文化类型，称为中原龙山文化。以黄河中下游龙山文化为主体的高度发达的新石器时代文化的交流、融合是黄河文化“主脉”地位的主要内在机理。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和考古学界长期以来对夏文化探索研究中形成的一个共识性的基本观点是“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也就是夏王朝所属的考古学文化”。而二里头文化的来源除继承当地龙山文化外，还主要源自东方大汶口—龙山文化系统，“夏文化与后者的关系尤为密切”(11)。概言之，黄河中下游新石器时代文化是发展为夏商周三代文明进而成长为中华文明主体的文化主脉。
还应注意的是：考古学上的仰韶、龙山文化时代，也是传世文献记载的中国古史传说中的文明起源期。《史记·五帝本纪》中所记“五帝”，都生活在黄河中下游地区。黄帝是以河南中部为根据地的部落首领，颛顼、帝喾、尧也是活跃在黄河中游地区的部落首领；而舜则为“东夷之人”（《孟子·离娄下》），先活动于河、济之间，后至中原受尧禅让而成为共主。这是与考古发现相互印证的，反映出中原地区在华夏早期文明形成中的中心地位。根据《史记·封禅书》记载，包括“五帝”在内的十二帝王都在即位后到泰山“封禅”，泰山成为上古以来黄河流域上层宗教活动的文化中心。文献记载的史前传说人物还有伏羲、神农、炎帝、太昊、少昊、蚩尤、共工等，他们与黄帝之间，或继统，或同盟，或征战，主要活动范围正是黄河中下游区域。这也是将黄河视为中华母亲河的重要历史依据之一。
3．三代文明与一个摇篮
夏、商、周三代是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时期，是此后数千年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的奠基期、形成期。二里头文化的出现标志着广域王权国家的形成，也是夏、商、周一体化的王朝文明的开端。三代文明都在黄河流域，进一步凸显出黄河是中华文明的摇篮。具体而言，可以从下列五个方面来说明。
一是夏、商、周三族族源都在黄河流域。夏族文化中心区在河洛和汾水下游一带；商族当出自东夷，崛起于太行山以东至泰山一带河、济之间的广大区域；周族的渊源则在泾水、渭水流域，三代文明都深深植根于黄河流域。
二是三代文明的政治、文化中心都以黄河中游为核心区，实现了以黄河为主脉，夷、夏东西方和黄河、长江南北文化的融合与一体化。
三是夏、商、周三代在黄河流域完成了早期国家形态由古国、方国到帝国的嬗变，为此后中华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奠定了根基。
四是从考古遗址发现的商代大量青铜器的普遍使用和在殷墟等地发现的大量甲骨文字材料，充分证明商文化已将中华早期文明提升到一个辉煌灿烂的新高度。
五是商、周之际的朝代更迭和制度、文化的剧烈变革形成的礼乐制度和德教之治，是此后儒家思想产生发展的根基和渊源。
概言之，夏、商、周三代王朝所开创的青铜文明，奠定了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文明在中华文明早期发展中的核心地位，为“轴心时代”的文化繁荣和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4．“轴心时代”与一根主轴
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在其《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一书中提出，从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之间是世界文明史上的“轴心时代”。学术界也把这一时期的春秋战国时代，称为中华文明的“轴心时代”。这一时期政治上诸侯争霸、变法图强；文化上“士”阶层崛起，百家争鸣。孔、墨、老、庄、韩等思想家纷纷著书立说，谋划未来，对此后中华文明的主体构建、精神传统和发展走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而在这一时期，黄河文化是时代文化发展的主轴。
（1）春秋霸业，主体在黄河中下游。春秋时代是一个诸侯争霸的时代，而霸业的中心就在黄河流域。一是春秋霸业始自郑国的庄公“小霸”，后来先后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等“五霸”，前四霸都在黄河流域；楚国与长江下游的吴、越争霸也志在中原。二是从齐桓公开始的霸业都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尊王”即夹辅周王室，维护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多元一体政治文化格局；“攘夷”即北伐戎狄，南阻荆楚，使中原先进文化免受周边少数民族的侵扰。三是春秋争霸中的征伐、臣服、会盟、交往，大大促进了以黄河文化为主体的华夏文化与北狄、西戎及江淮流域文化的交流和融合，进一步巩固了黄河文化的中心地位。
（2）战国之争，焦点在中原。战国时期兼并战争频仍，中原是主战场；七雄中有六国在黄河流域。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说战国时期为“古今一大变革之会”，而变法图强的主要改革家，如魏国的李悝、赵国的公仲连、韩国申不害、齐国邹忌、秦国商鞅等，都是在黄河流域实现了变法大业。战国之政治、军事斗争的中心区在中原，所谓“得中原者得天下”，秦始皇统一中国，也是先破中原韩魏赵，最后才亡楚、破燕、灭齐而完成统一大业的。
（3）百家争鸣，学术中心在黄河流域。战国时代是中国文化史发展的一个高峰，其主要表现是诸子学派的兴起和百家争鸣局面的形成。正如梁启超所述：“九流十家，继轨并作。如春雷一声，万绿齐茁于广野；如火山乍裂，热石竞飞于天外。壮哉盛哉！非特中华学界之大观，抑亦世界学史之伟迹也。”(12)其一，黄河文化培育诸子百家。就诸学派创始者与代表人物的籍贯而言：儒家之孔孟，墨家之墨翟，道家之老庄，法家之申不害、韩非，阴阳家之邹衍，名家之邓析、公孙龙，纵横家之苏秦、张仪，乃至兵家的孙武、孙膑、司马穰苴、吴起等几乎都活跃在黄河流域，换言之，是黄河文化的沃土培育了诸子百家。其二，稷下学宫与百家争鸣。钱穆先生《先秦诸子系年·稷下通考》一文指出：“助推战国学术日臻昌隆盛遂之境者，首推魏文，继则齐之稷下。”魏、齐分居黄河中、下游。战国初期，魏文侯建都安邑，承子夏西河设教余绪，广聚贤达，成为一个人才荟萃的文化中心。而此后的一百五十余年间，诸子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都在齐都临淄的稷下学宫。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高等大学堂和百家争鸣的学术中心。其主要文化贡献体现在：一是诸子百家荟萃。儒、法、道、墨、名、阴阳、纵横、农家乃至兵家等，几乎当时所有学派都齐集稷下学宫。兴盛时，师生多达数千人。二是学派大师云集。贯通百家之学的淳于髡，儒家的孟子、荀子，道家的尹文、田骈、环渊、接子，墨家的宋钘，阴阳家的邹衍、邹奭，名家的田巴、倪说，法家的慎到等，齐聚稷下，相互交流，发展学说，共同成长。三是学术争鸣大舞台。刘向《别录》言“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说明各派学者定期集会，相互交流、争鸣、辩说。孟子在稷下有“好辩”之名，田骈号称“天口骈”，名家田巴“议稷下，毁五帝，罪三王……一日而服千人”，由此可见稷下百家争鸣盛况。可以说，稷下学宫作为“轴心时代”黄河流域的一颗文化明珠，是推动各家学派思想文化交流融合发展的文化中心。
三、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
纵观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的历史，如果说史前是萌芽、三代文明是奠基、“轴心时代”作了充分的路径探讨和理论准备的话，那么，定都关中、植根于黄河文化的秦汉大一统局面的形成，则开启了中华民族共同体构建的新纪元：政权由分裂到统一，文化由重构到转型；建立起中央集权大一统帝国的一整套制度体系；在思想上“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确立了儒家思想作为统治思想的主干地位；在文化上“表彰六经”，“经学被推尊为统一天下思想的官方哲学，也是所有学术的总渊薮”(13) ，而孔子也是从汉代起，代代加封而为“至圣”，其故乡齐鲁成为中华民族的人文圣地。儒学为此后的三次民族文化大融合深植了根柢，奠定了基石。
傅斯年曾这样论述两汉以后中国文化的发展大势：在春秋战国以前，中国地理的形势只有东西之分，并无南北之限；而自东汉末以来的中国史，常常分南北，或者是政治的分裂，或者由于北方为外族所统制。(14)纵观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历程，实际上是围绕黄河文化这个主轴进行的南北文化大融合。
1．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
从公元220年曹魏代汉，到公元589年隋朝统一中国的350余年间，中国文化的发展格局以及重心发生了巨大转变：一是随着永嘉之乱后汉族政权由黄河南迁长江，黄河文化极大地影响和改变了长江流域原有文化。黄河流域以齐鲁和中原为主的大量世族和数十百万计的人口南迁，出现“北人避胡多在南，南人至今能晋语”（唐代张籍诗）的情况，这就大大改变了江南的人才结构和文化主体，使长江流域文化融入了以黄河文化为根、以儒学为主干的中华文化主流中来。二是黄河流域在经历了“五胡十六国”纷乱的少数民族政权更迭后，北方少数民族接连入主黄河流域，北方游牧文化逐渐融入以儒学为主干的黄河文化之中来。其中以鲜卑族的北魏孝文帝改革最具典型和代表性。他尊黄帝为先祖，封孔子为“文圣尼父”；其改革主要内容为：禁鲜卑语；改鲜卑复姓；禁胡服；改定郊祀宗庙礼；改官制；改定律令。(15)以鲜卑全面“汉化”方式融入黄河文化之中。三是在儒、释、道融合发展中，儒学成为主体。魏晋时期，黄河流域玄学的产生本身即是儒学与道家融合的产物，而儒家的人伦则是谈“玄”者的底色。佛教传入中国后，洛阳白马寺被奉为汉传佛教的祖庭。东晋的谈玄之风与佛学进一步融合使“佛教思想渐渐成为上流社会最时髦的思想”。(16)南北朝时期，黄河流域凿建了大量石窟佛造像，南朝则在皇室和上层世族中兴起了对佛教义理的研学之风，上之所好，下必效之，寺院遍布各地，因而唐代仍有“南朝四百八十寺”追忆的诗句。这一时代是儒、释、道思想传布、碰撞、斗争和交汇的活跃期，为此后隋唐时期的三家融合发展奠定了基础。
2．宋、辽、金、元时期的民族文化融合
黄河文化经唐代盛世已达新的繁荣之境：对外则海陆丝路并举，尤为东亚文化之核心；以黄河为主脉，通西域、达中亚，实现了东、西方文化大融合；对内则在儒、释、道并兴中融合，诗达巅峰、文载八代。唐代文化的发展基础上，北宋迎来了中国文化发展的巅峰时期：政治开明，优渥文士，科举完备，理学崛起，书院发达，词学勃兴，书画鼎盛；尤其京城汴梁市井文化兴隆，瓦舍话本流行；遂有“华夏文化历数千年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说。(17)这一时期民族文化的融合发展有以下三个特点：其一，北宋政权以文化之发达与武备之贫弱与辽、夏、金等北方少数民族展开的文化交流，是以战争、割地、盟约、求和形式进行的，而北宋先进的制度、文化被套用、效仿、吸收，加速了这些少数民族的“汉化”，展现出黄河文化坚实、强劲的软实力。长期植根于黄河流域的儒学在北宋有两大突破：一是理学勃兴，尤其洛学和关学在伊洛、关中地区蓬勃发展，影响全国；二是备极尊孔，不仅加封孔子为“至圣文宣王”，而且始封孔子嫡系后裔为世袭衍圣公，建宅衙合一的孔府。其二，宋室南迁，定都临安，黄河流域世家、将兵随之南渡者数以千万计。中国文化的重心由黄河再次转移到江南。一是大量理学人才南迁，与当地理学家汇合，闽、浙一带形成新的学术中心，盛极一时，产生了朱熹、陆九渊等影响深远的儒学大师。二是衍圣公孔端友及其族人奉“至圣文宣王庙祀朱印”等传家珍宝随宋室南渡，赐住衢州，重建孔庙，形成历史上著名的孔府“南宗”。孔氏汇同大量南迁的儒家圣贤后裔以传播儒学为使命，对江南文化的繁荣，对中国儒学史上的又一个高峰——宋明理学的形成与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三，蒙元统治者统一中国虽然只有一个世纪，但蒙元王朝作为横跨亚欧的世界性大帝国，大大促进了中华文明与中亚、欧洲的文化交流。从总体文化政策上看，元朝统治者虽然采取“民分四等”的专制政策，但为维护在广大汉族地区的统治，也曾重视儒学，推尊孔子，加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王”，同时，加封孟子为“亚圣”，在孟子故里建设林庙等。后期开科举取士以“程、朱为主”，为“宋明理学”的传承和中华文化的赓续发展作出一定贡献。
3．清代的民族文化融合
有清一代近三百年间，黄河文化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各民族融合及共同体建设作出贡献。其一，满汉文化的融合发展。一方面是清统治者以尊孔崇儒的文化政策融入中华主流文化。清初顺治二年即封孔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康熙题匾“万世师表”；乾隆曾11次亲临孔庙，以示对儒学的尊崇，促进了满汉文化的融合。另一方面以黄河下游的山东及河北、河南等大量移民“闯关东”，他们除了将农耕技术带到东北，改游牧为农垦区，还把黄河流域传统的饮食、服饰、婚丧等风俗习惯和儒家的仁爱、孝悌、礼义等思想观念及吃苦耐劳、踏实诚信的民风带到东北，使东北地区受到黄河文化的强烈影响和感染，对我国东北地区的大开发和民族文化的融合做出了巨大贡献。其二，清代是继元代后疆域最广大的朝代，清统治者制定政策加强对各少数民族地区的管理和控制，大大促进了中国各民族文化在中央集权下的交流与融合，对多元一体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作出了贡献。
四、黄河文化与中华民族的根本精神
中华民族的历史发展经历了漫长的分合，黄河流域作为中华文明的发祥地，作为培育儒、道、墨、法等众多思想家的摇篮，一直是历代大一统王朝的建都之地以及政治、文化中心。在中国人的精神世界里，黄河就是母亲河，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故园所在，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从历史上看，关中、中原、齐鲁是这个精神家园的植根点：关中是汉唐盛世的建都之地，有着中国人引以为傲的珍贵民族记忆；中原是黄河文明的核心区，具有特殊的代表性和象征意义；齐鲁是中华文明主干儒家文化发源地，更是历代统治者朝圣的地方。一条大河，三个聚焦点，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展示出历史上中国人对黄河的眷恋和精神的归属感。山东人辛弃疾在江西赣州写下“西北望长安，可怜无数山”（《书造口壁》词）；浙江人陆游的“早岁那知世事艰，中原北望气如山”（《书愤》诗），巴蜀人苏辙的“吾本生西南，为学慕齐鲁”（《送排保甲陈祐甫》诗）以及李清照的“嫠家父祖生齐鲁，位下名高人比数”（《上韩公枢密》诗），都在不同的心境下，抒发出对黄河流域故国家园的怀恋、对黄河文化主导的中华文化的倾慕。
中华民族精神，正是在黄河文化的培育中生根、发芽，又在五千年文明发展过程中，通过多样的形式，与各地域、各民族文化交流、融合，并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黄河，是奠定中华民族精神的根基所在，是形成中华民族根本精神的主体基因。
1．敬天保民的人本主义精神
黄河流域以农耕文明为主。虽然在湟水以西、甘肃以南、长城以北的地区还存在着草原游牧文化，但黄河流域以农业文明为主的经济格局早在史前、三代至秦汉时期已经确定，而且一直延续至今。
农业收成依赖于对天时的精准把握。农业生产的需求促进了黄河流域天文历法的发展。观象授时传统在黄河流域源远流长，以至制定历法，总结出二十四节气。在观测天象的同时，产生了敬天、祀天的理念。“观天之象，究天之极，行天之道，谓之敬天”，遵从自然规律，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周代人将敬天与敬德保民结合在一起，主张天人合一，以人为本。《管子·霸言》说：“夫霸王之所始也，以人为本。”秦汉以后，天人合一，敬天祀天，重在人事的传统一直延绵传承。
黄河流域以农耕为本的生活方式把有血缘关系的人聚集在一起，祖先崇拜是整个宗族的精神纽带。“礼”的起源和核心，就是将尊敬和祭祀祖先的“原始礼仪，加以改造制作，予以系统化、扩展化”而形成的一整套“习惯统治法规”。(18)敬天和法祖合一，其根在人，这成为周代礼乐制度的核心内涵和儒家思想产生的根源。治国以民为本，齐家以孝悌为本，为人以修身为本，处世重礼义廉耻，是中华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的思想根基，也是中华文化的底色。
2．以宗法制为基础的家国情怀
黄河流域源远流长的农业宗法制是家国情怀产生的社会基础。西周统治者以宗法制管理家族，又把宗法制与分封制结合起来治理国家，从此确立了中国古代家国一体的社会秩序。西周宗法制的核心是嫡长子继承制。其实质是在家族内部，以嫡长子为中心，按血缘的远近亲疏，确定一种上下有别、尊卑有序的金字塔型等级秩序。宗法制与分封制的结合，把这种宗族血缘关系铺展在周的地理版图空间内，变成了直观的地缘关系。从此以后，中国社会家国同构，宗法制既是治家之法，又是政治制度，家国一体，人们对故土的情感也与对国家的情感融为一体。
立足黄土，农耕为本的生活方式使黄河流域的人安土重迁，有很强的家国情怀。《诗经·王风·君子于役》所载的“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是千百年来黄土地上的人们熟悉又温馨的家园画面；而《诗经·秦风·无衣》所述的“岂曰无衣，与子同袍；王于兴师，修我戈矛，与子同仇”，表达的则是国家有难，即自备战袍武器，同仇敌忾、舍家卫国的家国情怀。儒家的传统道德理念和核心价值观建立在家国一体的结构之上，《孟子·离娄上》提出“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儒家的人生理想强调的是“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礼记·大学》）；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在家以孝悌为本，在国则移孝作忠。忠、孝是儒家传统的核心理念。家国情怀是积淀在中国人心灵深处的精神基因，当国家、民族遇到危难之时，家国情怀往往与舍生取义的儒家人生价值观紧密融合在一起，爆发出强烈的保家卫国的意念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
3．大一统观念中的爱国主义精神
大一统观念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内容。《春秋公羊传》隐公元年：“春王正月……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大一统，即是对理想中的以“天子”为核心的天下秩序的概括。孔子修《春秋》的主旨之一即是维护民族大一统，因而《孟子·滕文公下》有“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
中华民族大一统的历史实践是从黄河流域的中原地区开始的。大一统观念萌芽于上古部族之间的斗争：黄帝在涿鹿之战中打败蚩尤，在阪泉之战中打败炎帝，平定各部族战乱，初步实现了中原统一的政治局面。大禹治水，辟九山，通九泽，疏九河，定九州，为后人确立了一个统一大中国的地理版图。西周实行五服制的国家治理体系，构建了以“王畿”为核心、分封诸侯为“藩屏”的“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大一统格局。春秋霸业，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即维护大一统。战国的兼并战争，也是以统一天下为目标。
秦汉时期在实行中央集权的政治大一统的同时，通过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的实施，进一步实现了思想文化领域的大一统。董仲舒提出：“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秦汉建立的大一统实践和理论对后世影响巨大，从此历代王朝无不把构建“六合同风，九州共贯”的大一统秩序作为最高目标。大一统观念是和平时期多民族和平共处的凝聚力，也是朝代更迭、山河破碎之际人们收复疆土、完成国家统一大业的最大内驱力。
4．刚健有为的自强不息精神
《周易·乾卦·象传》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周易》产生于殷周之际的黄河流域，经孔子修订和儒家后学的解说，成书于战国时期。刚健有为，自强不息，正是早期黄河人文精神的高度概括。在农耕文明中，人们敬天、观天，见其日月之行，一日一周，运行不止，刚健有力，因而“君子”效法天象，自强不息。尧舜一日万机，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孔子终夜不寐，都是先贤做出的榜样。《列子·汤问》记载的愚公率子孙挖山不止，终于移走太行、王屋二山的故事，就是黄河流域的先民崇尚自强不息精神的杰作。同时，黄河为先民提供了繁衍生息之地，但其下游“三年两决口、百年一改道”的频繁水患，也给黄河流域的人民带来无数次的灾难。历代民众也正是在与黄河水患的斗争中，不断地通过防洪治水、重建家园的劳作，传承和发展着刚健有为、自强不息的精神。毛泽东主席说：“中华民族不但以刻苦耐劳著称于世，同时又是酷爱自由、富于革命传统的民族。”(19)正是这种精神，成为革命战争年代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自力更生、奋发图强、艰苦奋斗、勤俭建国等革命精神的文化根基，激励着中华民族各族人民不惧任何艰难险阻，勇往直前。
5．百川汇海的兼容和合精神
黄河自西向东，跨越九省，浩浩荡荡，越过高原、峡谷、沙漠和平原，收纳众多支流，流向海洋，可谓百川归海。黄河文化是由河湟文化、河套文化、三秦文化、三晋文化、中原文化、燕赵文化和齐鲁文化等多地域、多民族文化组成的；黄河文化既容纳了上中下游不同自然环境形成的多元的地域文化，又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中，融汇了南北方多地域、多民族文化。黄河文化兼容并包，丰富了中华民族兼容和合的精神内涵，并成为中华民族爱好和平精神的重要根基。
黄河流域大陆平原的开阔空间和农业经济形成的宗法社会，很早就形成了“天下一家”、以和为贵、亲仁善邻、“四海之内皆兄弟”等和合观念。《尚书·尧典》说尧时“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据《左传·哀公七年》记载，大禹治时确有万国之多(20) 。如此众多的族姓古国，各有传统，文化亦有异，却能“协和”相处，确是黄河文化兼容性使之然。到春秋时期，不仅晋国大臣魏绛提出“和诸戎狄，以正诸夏”政策，收到了“如乐之和，无所不谐”的效果，而且周太史史伯以“和实生物，通则不继”做了精粹的思想概括。齐相晏婴进一步将和合思想引入君臣关系和治国理政实践，作了“济五味，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的论述。孔子提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将和合思想提升到君子美德的高度，使之成为儒家的核心思想之一，以及中华民族主体精神的重要组成部分。魏晋南北朝时期、金元时期和清代游牧民族入主中原，黄河农耕文化以其强大的包容性兼容乃至同化了游牧文化，使周边少数民族不断融入中华民族共同体中，最终发展成为一个超大型文明和超大型疆域的国家，这是中国数千年来成为疆域辽阔的多民族大国的一个重要原因。中华民族文化的这种兼容和合特质，在对待外来文化上，同样展现出了兼容和合精神。古代如佛教在中国的落地生根，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传入，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改革开放以来中外文化的交流和融合，中华民族都以百川汇海的博大胸怀展现出了突出的文化兼容和合性和爱好和平的精神。
五、《黄河文化通览》的编纂原则和基本内容
《黄河文化通览》（以下简称《通览》）是由沿黄六省区十三所高校、科研机构的学者通力协作完成的一项学术性、资料性、普及性相结合的项目。意在深入挖掘相关文献、考古资料的基础上，充分吸收前人研究成果，向大众提供一本全景式通览黄河文化的通俗读本。
我们的基本编纂原则：一是立足当代建设。以大力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宗旨，以实现黄河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努力方向，挖掘文化精神，通览文化概貌，感受历史纵深，展示特色亮点，服务未来发展，力求为实现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贡献一份力量。二是提高学术品位。该书定位是通俗性的学术著作，要求采取亦述亦议、史论结合的方式，以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看待文化现象，评价历史人物，吸取精华，剔除糟粕；观点有新意，结论有权威。遵守学术道德，严格学术规范。三是重视资料基础。黄河文化地域广阔、内涵深博，资料繁富，我们强调资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要求充分收集、挖掘相关资料，尤其注重利用新材料，做到言有所据，论有所依，提升内容的真实性、知识性和丰富性。四是力求通俗易懂。增强可读性，让黄河文化普及到广大群众中去，是我们编纂本书的一个努力方向。在文字表述上，我们强调用平实的学术语言写作，要求文笔流畅，准确、鲜明、生动；同时在卷首和随文附上相关图片，力争图文并茂，从而吸引读者，增强感染力。
《通览》内容：分导言、上编、下编三个部分。导言：从黄河文化的角度，综述黄河发展概貌、历史地位和文化贡献；上编分10章，从史前文明到当代黄河文化建设，纵写了黄河在各个历史时期文化发展的历史面貌、文脉传承、文化特色和地位贡献。下编分12章，分门别类，突出重点地全面论说、具体阐发黄河文化的丰富内涵和亮点特色，尽量以真实可感的实物状貌展现文化的丰富多彩和深邃魅力。全书从时间与空间、精神与实物的结合上较为全面地展示了黄河文化，我们期望能够收到“一书在手，尽览黄河文化”的效果。能否如愿，还望广大读者教之正之。
(1) 习近平：《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求是》2019年第20期。
(2) 葛剑雄：《黄河与中华文明》，第28页。
(3) 谭其骧：《西汉以前的黄河下游河道》，《历史地理》创刊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48—64页。
(4) 《宋史》卷二十五《高宗二》，第459页。
(5) 《黄河水利史述要》编写组著：《黄河水利史述要》，第407页。
(6) 李学勤、徐吉军主编：《黄河文化史》，第35—40页。
(7) 苏秉琦：《中国文明起源新探》，第101页。
(8) 夏鼐：《中国文明的起源》，第98—100页。
(9) 徐中舒：《徐中舒论先秦史》，第136页。
(10) 孙广清：《河南境内的大汶口文化和屈家岭文化》，《中原文物》，2000年第2期。
(11) 邹衡：《夏商周考古学论文集》，第104页、166页；李伯谦：《二里头类型的文化性质与族属问题》，《文物》1986年第6期。
(12) 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18页。
(13) 冯天瑜、杨华：《中国文化发展轨迹》，第132页。
(14) 傅斯年：《民族与中国古代史》，第3页。
(15) 王仲荦：《魏晋南北朝史》，第543—547页。
(16) 胡适：《中国中古思想史长编》，第306页。
(17) 程有为总主编：《中原文化通史·绪论》，第19页。
(18) 李泽厚：《中国古代思想史论》，第10页。
(19) 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623页。
(20) 《左传·哀公七年》记载：“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