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利玛窦世界地图的二度本土化
钟鸣旦认为利氏世界地图是明末耶稣会士用西方科技吸引中国精英分子的大法宝之一,其他还包括自鸣钟和透视法绘制的西洋画、欧几里得的《几何原本》:“巨幅世界地图呈现出最新的探险旅行成果。”这些法宝是“无意识地与当时社会最基本的需要和最被重视的价值走到了同一轨道上”。他指出世界地图的观摩成为一些中国知识人产生催化作用的重要事件,徐光启、李之藻两位进士都是因为面对利氏世界地图引发了内心中的危机感,而生命中的深刻经验可能会是这一危机感的来源,成为他们发生改变的主要力量之来源。(58)以利玛窦为代表的耶稣会士意识到地图具有巨大的学术亲和力,明代士大夫对于天主教教义的警惕和不信任的屏障,在世界地图面前被有效地瓦解。可以说,利氏世界地图是耶稣会士与明清士人进行知识对话的重要媒介。明末清初的用图者对利氏世界地图图像有着怎样的视觉感受和认识感受呢?作为绘图者的利玛窦通过图形、符号、色彩等,与中国的地图接受者有着怎样一种互动关系呢?
上述利氏世界地图的三个系列在中国刊刻和传播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复杂的本土化的过程。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至晚清本土化的过程,可以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玛窦本人在西文地图向中文地图的转换过程中,在尺寸、内容、地理量度、图像表现和文字标注方面,所采取的大大小小的变更,特别是中国位置的转换、有效利用中国文献和词汇、适应中国士大夫的趣味而实行的数据调整,甚至水波纹的选择,亦做了折中处理;二是中国摹绘刊刻者所进行的本土化处理,通过进士出身而累官至湖广监察御史的冯应京所纂《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全图》、南昌白鹿洞书院院长章潢《图书编》中的《舆地山海全图》、历官至江西布政使和兵部尚书的王在晋《海防纂要》中所附“利玛窦刊”的《周天各国图四分之一》、父子同为进士的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和熊人霖《地纬》中的《舆地全图》,以及晚清魏源的《海国图志》和徐继畬的《瀛环志略》等,我们还能看出利氏世界地图在晚明西学知识传播和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所产生的重要意义。
1.利玛窦在西文地图向中文地图转换过程中的本土化考虑
利玛窦在将奥代理的西文世界地图处理成中文本《山海舆地全图》时,首先考虑到了中国读者的接受,张维华指出:
利玛窦于其所绘之地图中,指明欧亚方位,一在极东,一在极西,相距遥远,无侵扰之意。……利玛窦之所绘世界地图,其目的既以宣教为重,故于地图之制作,亦以迎合华人之心理为要。华人素信中国居世界之中,且惟中国为大,此外均小邦,不足与中华比。及见西人所制世界地图,中国局处一隅,辄为不悦。利玛窦以后便稍更地图绘法,置中国于世界地图之中。(59)
张维华的分析可以在《利玛窦中国札记》中找到佐证,原图是用“欧洲文字标注”的:
新图的比例比原图大,从而留有更多的地方去写比我们自己的文字更大的中国字。还加上了新的注释,那更符合中国人的天才,也更适合于作者的意图,当描叙各国不同的宗教仪式时,他趁机加进有关中国人迄今尚不知道的基督教的神迹的叙述。他希望在短时期内用这种方法把基督教的名声传遍整个中国。……他们不喜欢我们把中国推到东方一角上的地理概念。他们不能理解那种证实大地是球形、由陆地和海洋所构成的说法,而且球体的本性就是无头无尾的。
因此,利玛窦改变了他原来的设计,抹去了福岛的第一条子午线,在地图两边各留下一道边,使中国正好出现在中央部位。图中不仅有南北回归线的纬线、子午线和赤道的位置,从中还能读到五大洲不同地区和民族的风俗。(60)世界地图可以采用不同的表述框架,而这一在中国首次问世的中文世界地图,呈现的是一个以太平洋为中心的格局。利玛窦为了迎合中国人趣味而制订的地图格局,后来也成为延续四百多年的中文世界地图表现的主要框架。
利玛窦注意将传入的地理学知识本土化也体现在地图解释的文字中,《坤舆万国全图》总论中有一段关于大地圆形的解说:“地与海本是圆形,而合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其□□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61)利玛窦在这里采用了拟同中西的手法,借助中国古老的浑天家之言来介绍西方地圆说,而这一适应策略颇见成效,我们在章潢撰《图书编》卷29《地球图说》中也可见类似的文字,且能补上《坤舆万国全图》总论中的三个缺字:“地与海本圆形而同为一球,居天球之中,诚如鸡子黄在青内。有谓地为方者,乃语其定而不移之性,非语其形体也。天既包地,则彼此相应,故天有南北二极,地亦有之。天分三百六十度,地亦同之。”(62)可见章潢对利氏的看法颇为认同。
这种拟同中西的手法还见于一些士大夫的地图解说。《坤舆万国全图》中出现的“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等,或以为这些并非依据中国的《山海经》等文献,“一目国”可以追溯到希罗多德记载的欧亚草原居民阿里玛斯波伊(Arimaspen)——独眼种族;“矮人国”可能是利玛窦将古希腊时代记述的生活在非洲与印度的“小矮人”(pigmies),与普兰修等人世界地图上关于欧洲北方矮人(实际上是指爱斯基摩人)的资料混杂在一起;而“女人国”的名称和内容介绍则来自欧洲人关于亚马逊人(Amazones)的传说(63)。早期的英国汉学家玉尔(Cononel Yule)认为西方所谓“矮人国”的传说是源自中文文献,而且《坤舆万国全图》中这些词汇的运用,以及欧洲、非洲和美洲其他资料的选择上,如地图中牛蹄突厥的“人身牛足”、北室韦的“衣鱼皮”、鬼国的“身剥鹿披为衣”等,都来自《文献通考》;该图中关于西亚、东南亚等地区的注文,如暹罗的“婆罗刹”、三佛齐的“古干陀利”等许多内容亦来自严从简的《殊域周咨录》(64)。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认为,《坤舆万国全图》中关于“一目国”“矮人国”“女人国”“狗国”的表述,与《山海经》等中文文献有着重要的关联。《坤舆万国全图》所记述的有些是传说中的动物,如所记欧逻巴地中海东岸的“沙尔加龙”右有注文:“有山名为‘嵇没辣’,山顶吐火,顶傍出狮子。中多丰草,产羊甚广。山脚有龙蛇□无人住,后一异人率众开山以居。世传‘嵇没辣之兽’,狮首羊身龙尾,吐火,有圣人除之。盖寓言也。”(65)文字虽然很短,但却包含着丰富的信息,可能也是汉文文献中第一次介绍了希腊神话中的奇美拉(Chimaera)怪兽(利玛窦译为“嵇没辣之兽”)。(66)奇美拉是半人半龙的泰凤和半人半蛇的伊琴娜(Aegina)产下的怪物,是古代神话中的一种会“吐火”的“狮首羊身龙尾”的令人恐惧的动物。它曾经袭击艾奥贝提斯(Iobates)的国家,并用喷出的火焰杀死了其部属。(67)利玛窦将“嵇没辣”改成山的名称,并称“山顶吐火”,将之引申为活火山,特别强调其“顶旁出狮子”。而在国人的心中,有狮子出没的山,无论在东西方都属于非同寻常之山。这段叙述所描绘的是一个充满了魑魅魍魉的神奇空间,这一神奇空间对于熟悉《山海经》传统的中国读者也许并不陌生。利玛窦通过这一不长的文字,不仅介绍了西方这一传统的神话寓言,最重要的是调动了中国传统异兽怪物的图谱资源。利玛窦以便于中国读者接受的方式,用中国传统的内容和名称来转述欧洲的新知识,也成为后来西方传教士绘制舆图普遍采取的一种文化适应的手段,而与中文文献相呼应,有着与中国传统知识体系进行对话的意义。
2.中国摹绘刊刻者所进行的二度本土化处理
利玛窦世界地图本土化的另一面是明末清初中国人对该图的摹刻。除失佚的赵可怀、郭子章的刊本外,能找到的有冯应京《月令广义》(1602)中的《山海舆地全图》,王圻《三才图绘》(1607)中的《山海舆地图》,程百二《方舆胜略》(1610)中的东西两半球图,王英明《历体略》(1612)中的以地球为中心的《九重天图》,章潢《图书编》(1613)中的《舆地山海全图》,王在晋完成于万历四十一年(1613)的《海防纂要》一书中的《周天各国图四分之一》;潘光祖《汇辑舆图备考全书》(1633)中的《缠度图一》和《缠度图二》,熊明遇《格致草》(1634)中的《坤舆万国全图》《九重天图》,熊人霖《地纬》(1638)中的《舆地全图》,揭暄《璇玑遗述》(1675)中的《昊天一气浑沦旋转之图》和游艺《天经或问》中的《随地天顶子午之图》等。
我们注意到,这些将利氏世界地图进行摹绘刊刻的国人,或按该图的原形进行摹绘,以便辑入自己个人的著述。如冯应京参考吴中明刊刻《山海舆地全图》,在《月令广义》这本处理天文时令的博物学辑本中,纳入三幅与利氏世界地图有关的小图,分别为《九重天图》《天地仪图》与《山海舆地全图》,受篇幅所限,原《山海舆地全图》中的诸多图文信息,只能以简略的文字说明。如利氏世界地图外围的三圈,《月令广义》中的《山海舆地全图》只画一圈表示,在图的四角加上四条注记。这种工作的性质尽管不属于真正的研究,但其对各版世界地图原形的保存与流传有明显的作用。另一个要特别提及的是明朝军事家、军事理论家王在晋,他在18卷的《海防纂要》中附《舆地全图》《镇戍总图》《广福浙直山东总图》《山东沿海之图》《辽东连朝鲜图》《东北诸夷图》《东南滨海诸夷图》《东南海夷图》《日本国图》《周天各国图四分之一》《日本岛夷入寇之图》十一幅,其中有注明属于“利玛窦刊”的《周天各国图四分之一》,该图实际上是一幅正轴投影世界地图的东亚部分,或以为是依据《坤舆万国全图》的东亚部分特地绘制的(68)。
这些摹刻本地图的水平,显示出与具备丰富地理知识的欧洲传教士相比,中国这些地图摹刻者对利氏世界地图仅仅是表面的形式模仿,而未能真正领会其科学价值。如程百二在东西两半球图上刻满了大约五百个地名,密密麻麻分布在五大洲之上,令人眼花缭乱。何况,在这些地名中还存在许多错误,如亚墨利加有十四个、利未亚有五个、墨瓦泥加有三个。潘光祖的摹刻又有许多新的错误。章潢似乎没有使用任何制图工具,洲陆海洋的区分也是混淆不清的(69)。一位名叫梁辀的学者,在1603或1605年曾刻有《乾坤万国全图·古今人物事迹》,是综合中外地图的方法而进行的绘制,图中列入了利氏世界地图中所提到的所有地名,而同时又保持中国传统的正方形,并在图中画上大量古怪的标记,甚至在黄海上画了一棵树(70)。这些摹绘翻刻工作的目的,正如潘光祖所言:将利玛窦世界地图放在诸舆图之前,“俾人知九州之外更有如是之大”(71)。因此在很大程度上,这些不准确的图多少反映了明末知识阶层——士人对于利氏世界地图的欢迎态度。
在利玛窦世界地图本土化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提到熊明遇《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及其子熊人霖《地纬》中的《舆地全图》。两幅图有受到奥代理《地球大观》、利氏《坤舆万国全图》与艾儒略《职方外纪》的影响,却将中国移到图的右方,造成其与利氏《坤舆万国全图》最大的不同。显然,两幅图不仅参考了利氏世界地图,也参考了奥代理的《地球大观》。据笔者眼界所及,《格致草》中的《坤舆万国全图》和《地纬》中的《舆地全图》,是仅存的两幅由中国人绘制而将福岛本初子午线置于全图中心的世界地图。《格致草》中《坤舆万国全图》打破了原来国人已经习惯的中文世界地图的欣赏趣味,不直接延用已经流传多年的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而不嫌麻烦,采用一种很容易引起国人反感的地图表达方式,以奥代理的《地球大观》为蓝本,再去填写上利玛窦确定的中文地名,表面看来似乎多此一举。熊明遇的这种将福岛本初子午线重置于全图中心的做法,应该有一种打破天朝中心主义的意义,而且这个理念显然还被其子熊人霖的《地纬》所接受,于是《舆地全图》再度采取这种世界面貌的呈现方式。
3.利玛窦世界地图新词汇在晚清西学知识重建过程中的意义
18世纪以后,利玛窦世界地图在清代民间极其稀罕,难以觅得,除了几个翰林学士,绝大多数人都无缘目睹利氏世界地图,因此它们很少被提及,其基本过程是从影响广泛渐渐走向湮没无闻。到了康熙末年,利氏世界地图的直接影响已基本消失。有学者解释原因主要有五:第一,因为刻版繁杂、制作不易;第二,挂图面积过大,不便转运和储藏;第三,易代动荡、难以保全;第四,缺乏理解、无人关注;第五,内容过时,渐成古物(72)。其实,这一解说虽有部分道理,但最重要的原因恐怕是学界对西方地理学新知识需求的减弱,以利氏世界地图为代表的来自西方的地理学新知识,没有成为学界必备的知识资源。
19世纪中期,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利玛窦世界地图再度为中国学界所高度重视。晚清中国地理学家再次深刻认识到利玛窦在汉语世界传送世界地图的价值。如魏源的百卷本《海国图志后叙》开篇第一句就是:“谭西洋舆地者,始于明万历中泰西人利马窦之《坤舆图说》。”这个《坤舆图说》是指利玛窦《坤舆万国全图》的文字部分。《海国图志》卷37“大西洋欧罗巴洲各国总叙”中特别写出“案语”,称“明万历二十九年,意大里亚国人利玛窦始入中国,博辩多智,精天文,中国重之。自称大西洋之意大里亚人,未尝以大西洋名其国”。卷74“国地总论”上“释五大洲”有“考万历中利马窦所绘《万国地图》”。卷75《国地总论》中专门有一节全文收录了《坤舆万国全图》上所写的序言,题为《利玛窦地图说》,几乎全文著录了利氏世界地图中关于地圆说、赤道、南极、五带划分,以及五大洲的基本概念。可见魏源是仔细研读过利玛窦世界地图的。
利玛窦在其所绘制的《坤舆万国全图》中创造的词汇,如“地球”“天球”“半球”“赤道”“南极”“北极”“北极圈”“南极圈”“地平线”“经线”“纬线”“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海岛”“万国”“亚细亚”“欧罗巴”“亚墨利加”等术语,都频繁地出现在晚清各种地理学文献中。英国新教传教士马礼逊的《英华字典》中也收录有“天球”“地球”“半球”“南极”“北极”“赤道”“地平线”等;徐继畬的《瀛环志略》大量利用利玛窦世界地图及其汉译名,如“大西洋”“地中海”“红海”“海岛”等。不难看出,对于晚清以世界为研究对象的知识阶层来说,虽然利氏世界地图的不少地理知识已被西方新的地理学知识所取代,但一些基本概念,如五大洲的观念、经纬度的绘制法、气候带的划分方法,欧人地理大发现的新成果,甚至一些世界各地风俗民情的介绍,特别是汉译外国地理名词,如“亚细亚”“北极”“南极”“地中海”等,仍在沿用,可见利氏世界地图的内容并未完全“过时”,更未成为“古物”,在晚清西学知识场重建的过程中,发挥了犹如古希腊罗马的文献之于文艺复兴时期的思想家一样的重要价值。正是晚清士人有效地利用了利氏世界地图等这一批耶稣会士有关西方地理学的重要知识资源,重新反省传统的经典,回应新的西学文献(73),才使晚清的知识世界接续着晚明思想界所发生的“放眼世界”之“大变局”(74),而引发了“天崩地裂”的巨大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