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文学性的诗词赋颂

文学性的诗词赋颂类作品与后述各类文体作品一样，其创作高潮主要集中在明安关系较为密切或者特别紧张的洪武、永乐至宣德、嘉靖和万历等时期，就此出现了几个大的书写主题。下面即略言之。

（一）歌颂主题

这可以分为两类：

1.歌颂平定安南的主题。这主要集中在永乐五年（1407）平定黎季犛并郡县安南和嘉靖十九年（1540）降封莫登庸为安南都统使这两个时期。为此出现很多以“平安南颂（诗）”“平交颂（诗）”“平南颂（诗）”等为题目的诗、颂、铙歌、鼓吹曲辞等作品，而且往往都有序文交待创作的时间、缘起和应须为颂的职责宗旨等。颂声洋洋，蔚为大观。就诗、颂类作品而言，又以颂为多；以时代而言，又以永乐时期最为高涨。

永乐时期以《平安南颂并序》等相同题目出现的，即有杨荣、夏原吉、黄淮、姚广孝、梁潜、金实、高得旸、陈琏、陈贤等人10篇之多，就中惟陈贤《平安南颂》未见作品、只见题目而已[4]，其他都保存在各人文集中。而以《平安南诗》出现的，则目前仅发现杨士奇和王璲2篇作品。王璲之作为五言古诗，无序，首言：“圣恩涵万国，蛮夷犯天纲。宽刑冀或改，怙终弥弗臧。神人咸愤怒，天兵临南荒。”强调明朝出兵的不得已。次则铺言明朝兵强马壮，势如破竹，“大索捣巢穴，如入无人乡。生擒尽遗类，凯奏军威扬”。再言明军是吊民伐罪的仁义之师，解救安南黎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所谓“昔陷狐狸窟，今蒙帝泽滂”是也。最后归结到“臣子须颂”的职责，祝福伟大圣上万寿无疆：“平淮美宪宗，江汉赞宣王。小臣忝朝列，称颂进明光。愿言祈圣寿，万万同天长。”[5]可见这类颂诗的写作模式和一般格调。杨士奇之作为《诗经》体的四言诗。其前有一长序，首先强调圣人（即当朝永乐皇帝）出兵征讨叛逆邻国的合法性和合理性：“臣闻天以风雨霜露育成万物，圣人以礼乐征伐绥辑天下，一出于至仁。周之文武，皆一怒以安其民。故虽圣人不志用兵，亦不去兵以为治。”其次以快速的节奏描写征服并郡县安南的经过，突出是安南民心所向。最后如王璲一样，强调了大臣须颂的职责和真诚。而诗歌正文采用古老的《诗经》“颂”的体制，即是为了表现当代皇帝的威严高迈和明朝军队的雄伟壮阔[6]。

除此之外，还有永乐四年七月为鼓舞出征安南大军士气，杨士奇作《出师颂有序》，以及用拟乐府诗中的军乐诗来书写平定安南的高璧《拟鼓吹铙歌曲·交之平》。前者序有言：“臣执笔从属车，亲聆玉旨之敷仁，睹总戎之恭命，士气奋发，嘉应之孔昭，敬作《出师颂》一首。”诗结尾言：“南交氛埐，不日澄鲜，王师劳勋，不日凯旋。八表一统，皇明御天，小臣作颂，豫歌太平。”[7]表明是出征之前的誓师和祝愿之作。后者也是一首歌咏永乐征服安南的颂诗。其诗前有“安南黎季犁贼篡其主，太宗命征夷将军跨海伐之”一句，交待了时代背景。而诗歌主体是以三言为主：“交之阳，极炎荒，俗孔陋，秽德彰。擅弑逆，渎纲常，天监明，义旗扬。跨险阻，越莽苍，斮恶枭，戮贪狼。吊流离，哀死丧，律度同，恩泽滂。布尧德，囿蛮邦，大哉功业孰与京。”[8]显得比较特别，看来是受了汉大赋描写狩猎场面的形象化影响，把用兵安南看成是一场大型的狩猎活动。

值得注意的是，在永乐时期的歌颂人物中，除皇帝外，一生四次南征交趾、三擒伪王的英国公张辅（1375—1449）就成了此后人们常常歌颂的代表性人物。特别是他身后四十余年墓地所产的灵芝一本，一下即吸引了弘治初年台阁体也即茶陵派的代表作家为之同题共作、集体书写，出现了李东阳《定兴王墓瑞芝诗序》、程敏政《芝颂有序》、吴宽《为张英公赋瑞芝》和何乔新《太师张忠烈王既葬，嗣子英国公懋以宗伯丘先生所作〈平交南录〉勒石坟前，未几，隧道产芝一本，人以为忠孝所感》等诗颂文作品。对其前后背景和创作意图，程敏政《芝颂序》言之最详：“故太师定兴张忠烈王，佐太宗靖难为元功。历洪熙、宣德、正统三朝，参军国事，为耆德，忠勋并隆，而下安南之绩尤伟。惜记载弗详焉。王薨之四十年，今太傅兼太子太师嗣英公，始得其详于阍人之侍王者，乃请礼部尚书琼山丘公重加序订，立穹碑于墓祠之前。未几，守墓者以芝产告。一本九茎，状如朵云，其色黄，其本紫，盖天昭王之伟绩，表嗣公之懿孝，故其瑞应若兹，宜有颂章以侈其盛，俾祀王者歌于庙中。”[9]而又以吴宽之诗句“独怜灭敌心，不逐南云移。平生遗恨无所泄，坟上倏化为灵芝”[10]，最能得其对交趾的遗恨心理。盖在宣德初年割弃安南的决议中，张辅是持最强烈的反对意见的，“廷议弃交阯，辅争之不能得也”[11]。当然，也有为其不死于交趾而死于正统十四年的土木堡之变的后人遗恨[12]。

与永乐时期的颂声大作相比，嘉靖时期直接歌颂平定莫登庸的颂诗类作品则少多了，目前所发现的以“平交”“平南”和“鼓吹曲辞”等为名的诗颂类作品，只有李时行《平交颂》、潘恩《嘉靖鼓吹曲辞十二首并序·嗟南交》、黄卿《平南颂辞》等3首。并且，黄卿仅于致毛伯温书信中提及打算创作《平南颂辞》[13]，作品未见，实只2首而已。李时行《平交颂》为四言诗，诗前实有一长序，而所交待的莫登庸事件从爆发到受降的完成，事实上是被高度地精简凝练了，省去了中间的几起几伏情节，这既是文学书写的必然，也是歌颂主题的要求。而从“某窃伏草莽，乐观厥成，乃述其事而颂之曰”来看，其作此篇颂诗时，还只是一个举人，未成进士，故曰“窃伏草莽”[14]。李时行（1514—1569），字少偕，番禺人。嘉靖十九年举人，二十年进士，二十四年升南京兵部车驾司主事，后中蜚语罢职还乡。与欧大任、梁有誉、黎民表、吴旦重结南园诗社，称“南园后五子”。潘恩《嗟南交》为其《嘉靖鼓吹曲辞》十二首组诗中的最后一首，乃乐府而以四言诗出；以“嗟南交”命名，则颇显明朝作为四海宗主国和明朝天子作为万方主宰而高高在上的悲天悯人形象[15]。

反倒是到了总领其事的最高文官毛伯温身上，却出现了歌颂大臣精良、皇帝神武的倾向。对此，毛伯温后人所收集的《平南录》四卷中，即有第三、四卷专录赠送毛伯温平交的诗词和颂类作品。其中，第三卷所录“诗词”类中，有内阁大学士夏言和时任礼部尚书、后为内阁大学士的张璧同时所作的赠送毛伯温平定莫登庸还朝的《沁园春》词2首、诗52首，鼓吹铙歌则有廖道南9首并序、商大节1首、江一桂4首并序、陈丕谟《平南铙歌》8首并序、赋2篇；第四卷录颂5首、调3首（即《归朝欢》）以及其他散文作品。

而这主要是嘉靖皇帝本人由于莫登庸事件的多次反复而搞得最后意兴阑珊，赌气不想听取言不由衷的赞美，才打乱了明朝人早已养成的歌颂习惯，以至于才出现了这件不直接从天子层面而从大臣层面来歌颂这样一件国际大事。

2.歌颂安南和占城所贡白象的祥瑞主题。这主要集中在明永乐至宣德年间。在那个颂声大作的年代，安南、占城等周边国家以及跨山越海而来的众多远洋地区贡物的加入，使得明朝国内的歌颂达到了频繁和热烈的顶点，成了他们认为明朝进入治世盛世的时代标志。因为，有什么能比周边和遥远的化外之地的进贡更能说明圣德远播的程度呢？本处不拟详细展开，而仅仅罗列来自安南（包含成为明朝郡县的交趾地区）和占城的进贡物品，特别是被视为祥瑞的白象，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大量歌颂、阐释类诗赋作品。以安南和交趾所贡白象为题，据诗或诗序可知进贡时间，歌咏永乐二年六月甲子安南所进贡的白象的，有曾棨《白象赋有序》、金实《白象歌》三七杂言乐府诗、《白象诗一十韵应制作》五言排律；歌咏永乐十七年下四月己丑镇守交趾总兵、丰城侯李彬所进贡白象的，有余学夔《恭纪瑞象瑞乌并序·瑞象》《瑞象十四韵》二诗。其他暂不能明确时间的，可知是安南进贡的，还有杨士奇《白象赋应制》、杨荣《交阯进白象》七律、高棅《奉赋安南进白象应制》七言排律、王翰《奉教咏白象》七律等。

与歌咏安南或交趾贡象旗鼓相当、不相上下的，是与安南长期对峙的敌国占城，并且由此还出现两个高潮：一是永乐四年八月朔，翰林院承旨召集翰林儒臣及修书秀才千余人于奉天门丹墀内同赋《白象诗》，“各给笔札，一时立就，擢右庶子胡广为第一，淮为第二，有罗纱之赐”[16]。根据明人现存文集，可知参与这次同题应制赋诗活动的，有被永乐皇帝钦定为第一名的胡广《应制赋白象歌》七言古诗，节奏铿锵，意象鲜明，主旨堂皇，而结句所言“物无疵疠乾坤宁，华夷一统歌太平”[17]，颇能得颂圣之旨。获得第二名的，是黄淮《白象诗》，也是七言古诗，不过其结尾“小臣叨备词林职，愧乏长才纪成绩。载歌忝效封人祝，永作皇家万年历”[18]，似乎落了应制诗自谦的窠臼。其他还有解缙《白象颂有序》七言古诗，据诗序所言：“迨南交顺附，而驯象蕃息于辇毂之下者，四十余年矣。迩者交人作乱，圣天子命将征之，师行未逾时，而白象来献。”[19]则当与胡广、黄淮同时作。其他如王达《白象赞》、姚广孝《白象》七言古诗、杨荣《白象歌》七言古诗、李时勉《白象赋》和陈登《应制赋白象》五言古诗[20]等，或亦此次所作。其中，王达《白象赞》还赢得了本月十九日永乐皇帝的御笔亲批：“此篇言简而切实。”[21]总计现存作品，即约有8篇之多，且体制各有不同，以七言古诗为最多，有5篇，其他则或五言古诗、或赋、或赞，体现出应制诗在体制选择上一定程度的自由灵活。而黎近的《白象》诗，据其生平则是宣德年间所作。二是永乐十六年秋九月三日庚戌，占城国以瑞象来进，则有夏原吉《瑞象赞并序》、金幼孜《瑞象赋有序》、陈敬宗《瑞象赋》[22]等三作。

而这些安南和占城所进贡而来的白象、驯象之所以引起朝廷上上下下的重视，是因为它们先天所具有的得五行之精的本质和后天的温顺中节表现，具有古人一向重视的祥瑞特征。用得到第一名的胡广的诗来说，就是：“白象白象来占城，皜姿孕毓金天精。雪肤霜毳交晶荧，炯炯上应瑶光星。两牙修洁前插冰，秋波洞射彻底明。感文不必因雷声，就中藏简双龙横。胆流四髀随时更，肉兼十牛豨目瞠。载舟可以拟权衡，辨颂乃俾奸邪倾。圣人御极海宇清，衣冠万国趋彤庭。”“奇祥异瑞分献呈，天产此物为时祯”，“只今圣德被八纮。猰貐螫蟒俱潜形，白象始得延长生。愿殚微力驾龙軿，千秋万岁陶仁坰。物无疵疠乾坤宁，华夷一统歌太平”[23]。只有盛世治世才有这样来自远方国度、仰慕中华圣人的纯良恭顺动物的出现。

以后则由于皇帝铺张治世盛世的兴趣减弱和明朝国力逐渐内收等原因，这样的歌颂主题则难得一见了。

（二）出征和任官主题

这实际上包含两种大的情形：一是出征的赠别和从征的纪行；二是任官的赠别和到官的纪行。

1.出征主题主要集中在明永乐至宣德初年和明嘉靖前期。因为这两个时期的明安关系最为紧张和激烈，前者已经是水火不容的战争状态，由于安南的强烈抵抗和频繁起义，其间多次反复争夺，最终到宣德三年，明朝不得不放弃安南，让其独立；而后者也是几经跌宕，起起落落，最后还是到了明朝出动大军到边境接受莫登庸投降的地步。这两次大的明安对抗，使得要详尽地梳理明朝方面参与出征的人员和所作的赠行作品，变成一件几乎不可能也似乎不必要的行为。因此本处只打算以永乐时期的两个例子来加以个案展示。

一个是最后战死于安南的兵部尚书陈洽。通过明人文集中的安南资料辑录，可知以七言律诗为其出征赠行的，即有曾棨《送兵部尚书陈公出镇交趾》、王英《送陈洽尚书拜命，同大将军英公出镇交阯》和王绂《送陈吏部再赴交趾安抚（洽字叔远毗陵人）》等3首，以五言古诗赠行的是章敞《送兵部陈尚书洽出镇交趾》，胡俨《送陈侍郎洽镇抚交阯》则是七言古诗，共计5首。陈洽（1370—1426），字叔远，南直武进人。好古力学，与兄济、弟浚并有名。洪武中，以善书荐授兵科给事中。成祖即位，擢吏部右侍郎，改大理卿。后多次随军征讨交趾叛军，参赞军事。宣德元年（1426）十一月，随总兵官王通率军再次征剿已经势焰滔天的安南黎利，结果王通不听劝说，明朝大军中伏，陈洽坠马，自刭死。死前言：“吾为国大臣，食禄四十年，报国在今日，义不苟生。”殁后，朝廷特加赠少保，谥节愍[24]。解缙尝评其：“疏通警敏，亦不失正。”[25]《千顷堂书目》卷十著录了有关陈洽忠节和荣哀事迹的《忠节录》一卷[26]。

一个是从征为书记的“闽中十才子”之一的王偁。除了他自己的《虚舟集》中有《从军行》二首抒发从征豪情外，还可以通过其同时代人文集得知其在从征之初，即有王璲《送翰林王孟旸参将安南》七律、曾棨《怀王检讨偁，时从英国公南征》七律和同乡高棅《送王检讨南征》七古等诗壮行。王璲诗结句“知卿素有雄豪笔，须勒神功镇海山”[27]，既切合王偁著名文人的特征，也表达了立功平安归来的美好祝愿。王璲等人的美好愿望倒是顺利实现了，王偁得以立功归来，不过最终的下场却不美妙。王偁（1370—1415），字孟旸，福建永福人。洪武二十三年举人，永乐初荐授翰林院检讨，进讲经筵，充《永乐大典》副总裁，与解缙交好甚密。永乐五年随英国公张辅远征交趾，为参军幕僚，平定后又随张辅回国。永乐十三年，因解缙被诬，受株连下狱死，卒年方46岁。著有《虚舟集》五卷，内中有多首诗歌创作于交趾从军时期。

由上可见，当残酷的战争来临时，即使是陈洽这样的高级官员，也有可能因为参与征战而阵亡于异国，留下烈士的美名和后人的尊敬。也有王偁这样的知名文人，因为富有学识，可以从军掌书记等务，从而感受并抒发汉唐人的边塞立功热情，为文学创作带来切实的火热体验和难忘经历。由此，交趾这个原来的异国和异乡对他们不再陌生，而有了生死相依的深入体验。只是与西北的寒冷辽远相比，交趾却是南方的酷热瘴气和稠密森林，充溢着说不尽的神秘和凶险，有了新鲜的文学地理景观意味。

2.任官赠别和到官纪行。细分又有两种：

一是永乐五年至宣德三年间到交趾地区任官，或者被贬为吏[28]。由于交趾距离京师极其遥远（常称为荒服之地）、任官环境的陌生（蛮夷）和时局的不太平，随时都有战争和丢命的危险，从而使得为官交趾的士人多有凄惶之感，更遑论那些本就是被贬之人呢？因此，赠别的人往往就要想方设法来开解这种可能有的落寞和凄凉，而自己的到任纪行，则再理性和旷达，也很难摆脱流落天涯、感叹自身的总体心境。其情况甚为复杂，我们仅各举一例。

以到交趾为官的罗通为例。罗通（1389—1469），字学古，江西吉水人。永乐十年（1412）进士，为监察御史七年，以言事忤旨，出为交趾清化州知州。对此，通常皆以为是被贬，包括他自己内省的时候，但是在离别之际，他的老乡和朋友们却不能这样煞风景，而是想方设法开解。于是，老练的台阁名臣杨士奇的赠行文就不说是贬谪，而说是“升清化州知州”，并解释说：“清化在交阯西南海上，去京师万余里。朝廷岂薄近臣之良而辍之荒落辽远之域哉？顾其地沦坠夷獠数百年，圣天子在位，然后去其所为害者而郡县治之，将被之文明之化，然其渐习之污且固，有非可以一朝夕振举之也，则必资乎学通材达、久于左右、明识上意者而任之，此武王不忘远之盛心也。”[29]其目的自然是为了消解现实层面的压抑贬谪之感，而以台阁大臣所一向领悟和颂扬的帝王治外的宏伟方略，强调这是朝廷用人目光的远大和为荒远的交趾人民沐浴文明教化的“盛心”，以提振罗通治理遐荒的为国之志。而作诗赠行的状元曾鹤龄虽也想极力摆脱离别所带来的低沉情绪，但大概是这场离别所去之地实在太过遥远，还是忍不住在前半段倾诉了一些担忧和惶恐：“惆怅杯酒间，踟蹰衢路侧。迩别情所难，况君远行客。行客适何许，南交乃绝域。山川阻且修，匹马独登陟。”只是到后半段才勉力振起，安慰远行的老乡兼朋友：“丈夫四海志，万里犹咫尺。辛苦谅不辞，所思在明德。俯视川从东，仰睇星拱北。还朝会有期，侧伫听消息。”[30]希望罗通能早归朝廷，共相团聚。名列永乐首科翰林院二十八名庶吉士出身的周述则以奇伟壮观的“吕梁洪雪浪”为题赠行，由此祛除了离别的感伤，显得胸襟开阔，结以盼归的“日南明到如相忆，回首吕梁归思多”[31]。

贬谪到交趾为吏的，以罗亨信为例。罗亨信（1377—1457），字用实，号乐素，广东东莞人。永乐二年（1404）进士，授工科给事中。永乐十一年癸巳（1413），由吏科右给事中钦谪交趾充吏。至永乐二十年（1422）秋，“部符下取交阯充吏官员、监生人等历两考者，俱送赴部，通历出身”，次年秋方回到京城，拨缮工司令吏。总计贬谪交趾为吏十年，中间还经历了永乐十七年冬的郑公政夺城之乱[32]。其《觉非集》中，有多首贬谪交趾纪行和在交趾为吏的诗文。虽然在奔赴贬所的很多时候他都以高度自省的理学人生修养和心底无私的态度来化解，如“自从谪向江湖远，旋学康衢击壤讴”[33]和“神灵有感能相护，心事无私险自安”[34]等，但是等真正到了风波难测的交趾为吏时间很久之后，他就再难有前述的豁达和希望了。其言：“拙宦虞翻拙未休，九年恩谴滞炎州。日长山鸟啼官舍，地僻蛮烟绕郡楼。梦断禁垣虚补衮，忧深边徼欲前筹。莫言交广风烟接，一望南溟恨已悠。”[35]交趾离内地广州虽密迩若接，但是要想回去，却是恨山忧海，难以通达。

二是有强烈用兵气氛的嘉靖前期和莫氏残部侵扰边境的万历时期，此际到临近安南的两广、云南边地去为官，比之他时和他处，更有了别样的意味。

嘉靖前期到云南任职的，我们以一仲姓提刑按察副使为例。顾梦圭作诗赠行曰：“父老攀辕恋使君，莱阳山色带斜曛。十年汲孺长为郡，万里班生定策勋。羽扇能消南诏雾，象袍遥映碧鸡云。无烦老将夸铜柱，自有相如谕蜀文。”[36]题目亦小字注明时代气氛：“时交阯议用兵。”顾氏希望仲氏能学司马相如做一篇《谕巴蜀父老檄》就解决安南莫登庸的叛逆不贡问题，而不需要时议沸腾的用兵安南，去学马援铜柱标功。时间大约是在朝廷第一次下令准备征讨莫登庸的嘉靖十五年或略后。

而万历时期到广东边地任职的，我们以任职肇庆府端州司理的李春熙为例。李春熙（1563—1620），字皞如，号泰阶。福建邵武府建宁人。万历十九年（1591）举人，二十六年进士，三十年除太平府推官，累官南京户部郎中[37]。他在万历三十五年参与了平定安南莫氏武永祯部入侵广西钦廉二州之乱，担任记录和核定功劳的职责。期间作品结集为《粤游草》，其纪行组诗即有《师行之明日，风雨大作，念师中良苦，赋而寄怀时有交趾之役》五古二首和《初秋奉檄纪功从事钦廉赋征南歌》七绝三首等两组。前一组诗受“风雨大作，念师中良苦”的出师气候和情绪影响，显得气氛严肃，情绪低沉，有言：“万灶炊烟暮，铜鐎带雨鸣。消魂悲角语，起舞枕戈情。夜猿啼不断，气肃伏波营。”[38]后一组诗则语气坚定，心境轻快，其一言：“炎海西风动客槎，龙门消息隔天涯。南征不是勤荒远，铜柱分茅属汉家。”表明此次出兵是为了严守明朝边疆，不是为了贪占他国土地。其二言分兵直捣敌人巢穴的战略。其三言：“铜鼓风传海国秋，星门剑气夜冲牛。悬知南日氛消候，明月清樽上庾楼。”[39]表达必胜的信念。

由上可见，无论是出征还是任官，升职还是贬谪，只要是前往与明朝地理密迩、政治关系密切的安南、交趾，则无论是赠行者，还是经历者，都会对此做出相应的记录。由此，安南、交趾不再只是一个停留在历史书本上的地理名词，而是一个叠加了诸多与文化相关的记忆和现实政治感怀的名词，催生了很多富有真情实感的诗词赠行和纪行作品，值得我们重视研究。

（三）使交赠行

所谓“使交”，是指到安南国出使，或册封，或吊祭，或为其他调停、征索贡物等使命。由于安南古称交趾，而明朝郡县之后，又在其地设立交趾都、布、按三司，所以一般都称到安南出使为“使交”。围绕使交的书写主题，其实也应该分为使交赠行和使交纪行两类。但考虑到本书后面有专章讨论明朝使交文集的内容构成和书写情怀，故本处只讲有关使交赠行的地点、表达方式和诗歌创作的分题、分韵、分体等总体情况，而不再在单个的使交赠行活动和逐次分体说明上下功夫。如此处理，一是为避繁冗，二是为有新意，因此前学界尚未见较为系统的梳理。

1.分地赠行。通过辑录明人文集中的使交资料和相对应的越南文献，可以发现不少出使安南的明朝使者，当然尤其是正副使，除了从出发地北京（明宣宗及之前主要是南京）到返回地安南首府，例有来自明朝同僚好友和安南君臣的赠行外，中间也是几乎每到一个比较重要的驻留地方，都有当地官员的招待和赠行。以目前所掌握的资料来看，大概要数天顺六年前往安南册封黎灏为国王的正使、翰林院侍读学士钱溥所得到的赠行地点最为完整。根据《越峤书》所载李贤等五人为钱溥出使所作的赠行诗序[40]，可知：（1）在奉使出发地北京，有钱溥的翰林院同僚和属下所作的赠行诗集，由李贤和刘定之作诗集序言，同名为《赠钱学士溥出使安南序》。此地现存的赠行诗最多，主要有黎淳《送钱学士使安南》五排，徐溥《送钱学士使安南》七古，丘濬《送钱学士使交南》、柯潜《送钱学士使安南》、童轩《送学士钱先生奉使日南》、章纶《奉使交南送钱学士》等七律。（2）奉使经行的南京，当地官员“各赋诗为别”，由钱溥的旧同事翰林院侍读周致尧“汇而帙之”，成一赠行诗卷，并由南京国子监祭酒吴节为序。此地现存的赠行诗有姚夔《和钱学士韵二首》，内中有言“奉诏南游气象都，远人争迓玉堂儒。天恩宠眷真奇遇，海国翱翔属壮图”。“行边剩有陈孚稿，囊里应无马援珠。圣主恩威覃海外，越裳奉职古来无。”可见是南京官员送行之作。（3）奉使经行的杭州，浙江省府官员又绘《奉节图》赋诗赠行，成一有诗有画的赠行卷，由浙江提学副使张知为序。此地的赠行诗目前尚未发现。（4）奉使所经的两广地区，当地官员又作有《奉使安南诗卷》，由叶盛为序，序末系四言诗一首[41]。此地所作赠行诗，现存叶盛《贺正使安南钱翰林见寄兼简王给事副使》[42]。（5）再加上保留在《越峤书》里的安南君臣赠行，共有五个地点。由此可见赠行地点的变化以及使交的行程。

2.赠行的诗词图并举。在赠行之时，除了常见的赠序、赠诗外，还有赠词和画图并举的情形。以词赠行可以著名词作家陈霆（1479—1552）为代表。为给弘治十八年十二月前往安南册封黎谊为国王的副使许天锡（字启中）送行，陈霆特除作《许给事中使安南二首》七律外，还拿出自己的看家本领，再作《水调歌头》一词：“银河动清曙，玉宇湛高寒。手招黄鹄，晓骑风露下云端。借我金门仙客，去作三清使者，星珮落人寰。笑指炎荒路，一发认青山。觑宫袍，风采异，日华鲜。珠霏玉洒，布宣德意笑谈间。独倚横空一剑，俯仰乾坤万里，东望海波间。白雉看重译，声教讫夷蛮。”[43]以显出使者的风采和送行人的文才。至于作画相赠，则至少有如下四例，按时间顺序：第一是洪武二十八年八月，以监察御史充副使的严震直，当时名士曾为作《奉使南国图》（又称《安南图》）送行[44]。第二是上述钱溥在到达杭州时，当地官员绘有《奉节图》赠行。第三是弘治五年三月前往安南颁册立皇太子诏的正使、刑部郎中沈庠（字尚伦），吴宽曾作《题竹送沈尚伦刑部使安南》为其赠行：“隐侯标格如图画，使者清风动节旄。万里交南何处去，清风一道过湘皋。”[45]以齐梁文坛宗匠沈约切其姓，以竹之清风劲节勖勉其使臣品格。看来是先有人画图送行，而吴宽题诗其上，构成一个诗画一体的送行卷。第四是上述许天锡，据李东阳《题许给事天锡驻节宁亲图》，知其有《驻节宁亲图》[46]。由此可见赠行方式的丰富多样。

3.赋诗赠行的分题、次韵和分体。在赠行场合中，赋诗是最为常见的方式，但也存在分题、分韵和分体等不同情形。由是在单调重复中，又能见出赋诗赠行的多元性，可以增添对赋诗赠行活动的了解。由于次韵（和韵）和分体的情况都十分常见，故本处只略说分题赋诗赠行。如在永乐年间曾两使交趾的曾日章（1345—1407），在其出使之初，其翰林院同僚和其他友人曾作有多篇赠行诗作，且皆以出使所必经的名胜古迹为题。杨士奇之作以江西名胜“快阁”为题，金实以“孺子亭”为题，黄淮以唐代名相张九龄故里广东“曲江”为题，钱仲益以广东肇庆府名胜“七星岩”为题，高棅以舜帝陵所在的广西“苍梧”为题[47]。又如成化十一年十一月以行人司行人充颁诏副使的张廷纲（1438—？），据其同时代人王㒜为南京官员送行张廷纲的分题诗集所作序言：“南都士大夫既追饯之，又即君所履历，析十二题，赋诗送之。诗成，其友方宁以属予序。”[48]可知张廷纲在奉使到达南京时，当地官员即曾以其出使所经历的十二个地方为题，赋诗赠行，只是其作品尚未发现。

综上所述，明人文集中诗词赋颂等文学性较强的文体，为我们深入了解并研究明代有关域外如安南的歌颂平定和贡物主题、出征和任官主题、使交主题等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只要我们放弃唐宋之后诗文无创造的成见，则在向外的文学书写视界中，我们还是可以不太费力就能发现，明代这些有关安南的诗词赋颂作品有其充分的研究内容和研究切入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