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战国孟学的发端过程及特点

孟子学说是在春秋战国社会大变革、诸侯争战不休以及诸子之学群起并兴的大环境中出现的，它本身有一个产生、发展、成熟的过程。《孟子》一书的出现，则是孟子学说全面总结和成熟的标志。之后，孟子学说研究进入萌芽或者发端阶段，粗略地说，在战国中后期，孟学的发端大致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在孟子游说过程中以及《孟子》一书的编撰上，孟子弟子对其的看法。严格地说，孟学的萌芽，并非始于《孟子》成书之后的孟子后学。孟子四处游说，常与一帮弟子切磋、问难，在这个过程中，孟子的思想就被当时的弟子们质疑、发挥，此可视为孟学的发端。如当孟子说自己“四十不动心”时，公孙丑评说：“夫子过孟贲远矣。”（《孟子·公孙丑上》）又如景丑氏对孟子借口生病不接受齐王的召见予以了批评，说：“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孟子·公孙丑下》）景子实际上是在批评孟子“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的君臣观，以及不肯“枉尺直寻”的处世原则。对于前者，公孙丑和万章对孟子都曾有过“不见诸侯何义”的疑问[10]，疑问的背后，透露出他们对孟子的君臣为师友思想以及士节观的怀疑，与后来司马迁说的“迂远而阔于事情”之论相似。对于后者，孟子的弟子陈代也质疑过这种原则，他说：“不见诸侯，宜若小然；今一见之，大则以王，小则以霸。且《志》曰：‘枉尺而直寻。’宜若可为也。”（《孟子·滕文公下》）这与前面的迂阔之论一致，也是后人常批评的对象。又如彭更与孟子讨论“食志”与“食功”的问题，彭更委婉地批评了孟子“士无事而食”的行为，认为“君子为道”，其志不应在求食。又如孟子学生公都子认为，孟子的性善论是对传统的“性无善无不善”、“性可以为善，可以为不善”以及“有性善，有性不善”（《孟子·告子上》）论的否定，而这些看法却都有历史与现实的依据，有其合理性。还如孟子宣称“人皆可以为尧舜”，但是曹交却表示怀疑，认为“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今交九尺四寸以长，食粟而已”（《孟子·告子上》），根据自身经历提出了质疑。

《孟子》一书的编撰体例以及篇目的排列顺序，可能也体现了孟子弟子的看法。《孟子》一书的作者还无定论，有孟子自著说、师生合著说以及弟子辑成说三种看法，如果说《孟子》最后的成书是经过了弟子之手的结果，那么它七篇的排列顺序在一定程度上也体现了弟子们对孟子思想的理解。赵岐《孟子篇叙》曾根据自己的理解分析了七篇之间的逻辑，他说：“孟子以为圣王之盛，惟有尧舜，尧舜之道，仁义为上，故以梁惠王问利国，对以仁义，为首篇也。仁义根心，然后可以大行其政，故次之以公孙丑问管、晏之政，答以曾西之所羞也。政莫美于反古之道，滕文公乐反古，故次以文公为世子，始有从善思礼之心也。奉礼之谓明，明莫甚于离娄，故次之以离娄之明也。明者当明其行，行莫大于孝，故次以万章问舜往于田号泣也。孝道之本，在于情性，故次以告子论情性也。情性在内而主于心，故次以尽心也。尽己之心，与天道通，道之极者也。是以终于尽心也。”[11]这虽然是赵岐一家之言，但说明七篇的排列顺序绝非随意为之。还有，七篇篇名仿照《论语》，是否也有孟子弟子的理解？认为孟子就是孔子第二，《孟子》一书如同《论语》，为圣人之言？

二是孟子卒后其弟子或后学对其的看法，主要以帛书《五行》篇之说文为主。因孟子曾活跃在齐鲁一带，思孟学派又是儒家重要的一派，加上众多的弟子和一些追随者，故其思想在战国后期应该有一定影响。诸子学派之间的争斗以及儒学内部各派的争论，使孟子后学也极力宣扬孟子的学说，为当时的政治服务。帛书《五行》说文的出现，就是孟子后学用孟子思想解读子思著作的尝试，也许它还是最早的孟学文献。

三是思孟学派之外荀子、韩非、《吕氏春秋》对其的看法。在战国末期，随着诸侯兼并战的白热化，诸子各派之间争论的深入，以及大一统趋势的日益明显，各学派间的融合和学说本身的权术化成为这一时期学术的重要特征。孟子学说因其过于理论化而与当时的时势不合，遭到了诸多批评，其中又以荀子与韩非为最。荀子虽与孟子共宗孔子，但却发展出了与孟子相去甚远的学说。荀子的诸多观点，可以说都是直接针对孟子的，如性恶善伪论之于孟子的性善论，隆礼重法之于孟子的重仁义，重外学之于孟子的重内修等。一般认为，孟子发挥了孔子“性相近”的思想，进而重仁义和个人的内修；而荀子发挥了孔子“习相远”的思想，进而重礼法制度。应该说，荀子学说是他在准确把握时代需求的基础上对儒家思想的一次大改造，是把儒家学说与政治相结合的一次有益尝试。如果说荀子对孟子的批评还是儒学内部学派间的分歧，那么韩非对孟子的否定，则就属于儒、法之争了。韩非虽师从荀子，但他却是法家的集大成者，对孟子治国以德的王道政治大加攻伐，要求严格法度，重罚厚赏，主张霸道政治。韩非的做法，是为了试图纠正孟子学说脱离现实政治这一先天之不足，也是继荀子之后对学术怎样与政治相结合这一重大问题的又一探索。但是，由于把礼法制度看成治国的唯一手段，过分强调君主对法术的掌控，完全剥掉了儒家政治温情的一面，所以，韩非的主张又是学术与政治相结合过程中的另一个极端。在秦统一全国前夕，吕不韦召集门客撰成《吕氏春秋》，企图融合百家之学，为即将出现的大一统帝国构建一个理论的基础。同时，它也是在折中诸子之学基础上建立统一官学的尝试。当然，《吕氏春秋》在这点上做得并不成功，虽然它努力使自己的学说成为一个体系，但还是难掩各家之学拼凑的明显痕迹，而且学说之间前后抵牾的情形也常常出现。《吕氏春秋》没有明确提及孟子，但是在它大杂烩式的融合中，还是不时能看到孟子学说的身影。

战国孟学主要表现为学派内部或者学派之间的争论，其主要特点有两个。第一，战国是孟学的发端期。孟子弟子对其观点的质疑标志着孟学的萌芽，孟子后学以及荀子、韩非、《吕氏春秋》对孟子学说的继承或批评，也不是对孟子学说的自觉研究，而是百家争鸣的产物。第二，从一开始，孟子学说与政治的紧密关系就被学人所重视，并作为其批评和吸收的重中之重。而其心性之学却相对被削弱，甚至把他的心性之学与政治简单比附，这种趋势到汉代则更加明显，如董仲舒、王充等人对孟子心性之学的理解就是其突出者。直到宋代，理学的兴起才使这一趋势有所好转。

[1] 孔安国传，孔颖达正义，黄怀信整理：《尚书正义》，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第179页。此本以《古逸丛书》三编所收宋刻《尚书正义》为底本。

[2] 《尚书正义》，第179页。

[3] 庞朴：《竹帛〈五行〉篇校注及研究》，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2000年，第60页。笔者综合庞朴、李存山等人的观点，认为竹简《五行》篇乃子思的作品。

[4] 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中华书局，1985年，第232页。

[5] 《十三经注疏·春秋左传正义》卷四十八，第2084页。

[6] 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三十，中华书局，1982年，第3288页。

[7] 班固《艺文志》基本是在刘歆《诸子略》基础上形成，见班固《汉书》卷三十，中华书局，1962年，第1746页。

[8] 刘绪义认为“先秦无家派，先秦诸子的学派分类是后人分的”，“是后人出于治世的需要”（刘绪义：《天人视界——先秦诸子发生学研究》，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1—35页）。《庄子》与《荀子》的确没有以家、派划分诸子学，汉人实为首创。但是，先秦时期各诸子之间的学术旨趣已呈现出较为明显的不同，庄、荀的评论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所以用汉人家派之说符合诸子学的实际。

[9] 钱穆：《秦汉史》，三联书店，2004年，第5页。以前学术界一般认为秦人出自西方，但是根据最近整理公布的“清华简”第二册《系年》，李学勤先生认为，秦的先人应该是原在东方的商奄之民，后被周人强迫西迁，性质类似谪戍。见李学勤《1700年后重见先秦编年体史书》，《文汇报》2011年12月20日，第7版。

[10] 《孟子·滕文公下》载：“公孙丑问曰：‘不见诸侯何义？’”《万章下》也载：“万章曰：‘敢问不见诸侯，何义也？’”

[11] 赵岐：《孟子章句·篇叙》，第18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