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望冠学界 令名留丹青——忆恩师祁龙威先生

研究生阶段的师生关系近似过去的师徒，私人关系近，互动多，不再像本科那样，老师面对的学生是一大群人。祁龙威教授是我攻读硕士时的指导老师。我们学生习惯和周边的人一样，平素尊称他为“祁先生”。

一

祁师1922年2月生，常熟港口镇（今属张家港市凤凰镇）人。出生富厚之家，祖父经营染坊土布业发家，拥有良田千亩。自小受到良好教育，5岁入私塾，随吴仲渊老秀才读《诗经》《论语》《左传》等书。12岁考入常熟私立孝友初级中学，校长为清末进士张鸿。寒暑假日，从同乡老秀才陆蔚章学古体诗。经常熟名士、年长27岁的表兄杨无恙介绍，师从邑中宿儒金叔远先生学古文辞。当代著名学者戴逸先生曾从金叔远先生学《史记》两个月。他回忆说，“龙威学长在金先生门下，较我为早，时间也长得多，与叔远师关系密切，我很羡慕他长时间得到名师的传授，所以形成了深厚的学术根柢”。

1937年，祁师15岁，考入苏州东吴大学附中高中部。时值日寇大举侵华，被迫辍学并避居他乡。年后到上海，入迁至租界的东吴大学附中复课。1939年，经表兄杨无恙引荐，师事在光华大学任教的国学巨擘、著名诗人金松岑先生。这段经历对祁师影响甚深。金氏名天翮，吴江同里人，南社重要成员，早年为反清救国奔走呼号，应蔡元培之邀赴沪参加中国教育会，与章太炎、邹容结交。1932年在苏州参与创建中国国学会，与章太炎同为主讲人。二人与李根源义结金兰，在苏州中学校园合影留念，章氏为之题写“岁寒三友”四字。日寇侵占苏南后，金先生避至上海公共租界，应聘在光华大学讲学。祁师随金氏读清代朴学鼻祖顾炎武著述，与章太炎晚年入室弟子朱季海、贝仲琪、王仲荦交游，浸染其中，撰《释名补笺》《南唐书考异》等篇，初窥乾嘉朴学之堂奥。

1941年，祁师高中毕业，考入东吴大学化学工程系。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寇进占上海租界，东吴大学内迁，光华大学解散。金松岑先生归隐苏州。祁师回常熟，仍断续从金先生问学。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东吴大学文理学院在苏州复校。祁师返校，改读物理系。1947年初，金先生病逝。同年秋，祁师得同门前辈举荐，应上海法学院之聘，任教文史，从此弃理从文并以教书为业，时年25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祁师在上海法学院、震旦大学、上海法政学院等校任教。1951年，入华东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0月加入九三学社。结业后，分配至江苏省常州中学任历史教师，从此一直从事历史专业。太平天国史研究当时是门显学，苏南是太平军重点经营之地。祁师在常州开始研究太平天国史。1954年，调至扬州苏北农学院附设工农速成中学任教。

1956年10月，祁师调到九三学社中央宣传部，编辑《社讯》，得以直接聆听许德珩主席教诲，接触到唐长孺、金克木、启功、吴于廑等九三学社内的文史名家。每晚到北京图书馆看书、查资料。星期日整天泡在馆内，自带面包，不出来吃饭。利用业余时间写出《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1957年5月23日在《光明日报·史学》整版发表，一举成名，时年35岁。罗尔纲先生回忆说，同年初夏，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前身）开会，讨论预备在秋天召开的全国史学界代表大会，与会的青年史学家只有两位，一位是戴逸，另一位就是祁龙威，“我在会场上结识了他们”。

1957年8月，祁师入苏北师范专科学校（扬州师范学院前身）教书，从此在扬州定居。在太平天国史研究上续有收获，撰刊多篇论文，搜集、整理《漏网喁鱼集》《劫余小记》等资料。研究领域也有所拓展。譬如，1957年下半年起，祁师率部分师生奔走江苏各地，包括偏远乡村，搜集散布于民间的辛亥革命文献、文物和口碑，获50余万字资料，整理选编为《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1961年由江苏人民出版社出版，为学界瞩目。胡绳先生名著《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多次引用该书。通过在南通走访，祁师接触到有关张謇及大生纱厂的资料，成为国内张謇研究的拓荒者之一，发表多篇论文。自1962年起，祁师整理、笺注《张謇日记》，为此长住北京搜访资料，用力甚勤。章开沅先生回忆说，1964年他在中华书局撰写张謇传，“祁龙威当时也在这里校注张謇日记，我们正好从事同一历史人物的研究，朝夕相互切磋，获益更属匪浅”。这几年是祁师的学术黄金期，成果多，且在专题研究上多有开拓之功，如《论清末的铁路风潮》（刊《历史研究》1964年第2期），以及《乾嘉史学初探》《前后清流的悲剧》《帝党与戊戌变法》等论文。在同辈学者中，祁师无疑属佼佼者之一。

不过，接踵而至的政治运动令人惊惶不安。据祁师讲，1955年，他的朋友、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贾植芳受“胡风反革命集团案件”牵连，被打成“胡风分子”入狱。专案组让贾交代与学术界其他人的关系。问到祁师，贾说只是一般认识。祁师因此未受牵连。时隔30年，祁师谈起此事，仍感慨不已。贾先生活得有尊严和风骨，强调要把“人”字写得端正些，令人肃然起敬。

1956年调到北京后，祁师因大环境而踌躇；“大鸣大放”背景下的纷乱、反右派斗争前夕的众生相，更使他萌生去意。《光明日报》总编辑储安平是九三学社宣传部副部长，兼任《社讯》主编，是祁师的直接领导。在返回扬州过江的汽轮上，祁师读到《人民日报》社论《这是为什么？》，不禁心有余悸。他后来回忆说：“我当时离开北京，等于离开了右派。如果留在北京，风险很大。不过，如果我没去北京，后果也很难说。我从上海法政学院调到常州工农速成中学教书，多少有点情绪，有点牢骚，弄不好也是在劫难逃。如果我被打成右派，我的这个家，还有我的两个儿子……想起来真是可怕啊！”

但祁师终究没有躲过政治风波。1964年8月，祁师在上海《文汇报》发表《试论李秀成》一文，观点与戚本禹相左，认为李秀成虽晚节不终，但功大于过。到了“文化大革命”，这成为祁师一大罪状，被关“牛棚”七个月。据云当时造反派很兴奋，说李秀成评价问题在江苏挖出两条大鱼，一是祁龙威，另一是南京大学的茅家琦。我在苏州念大学时，祁师到历史系作学术报告，谈到此事。主持讲座的是研究美国史的张梦白教授。只是我当时根本没想到，祁先生两年后会成为我的导师。

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到来使祁师命运发生转折。1978年，祁师被评为副教授，迎来学术第二春。1980年，受命恢复已停办17年之久的扬州师范学院历史系。1982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6年升教授。1995年退休，仍笔耕不辍。

二

重视考证、精于考证是祁师治史的鲜明风格。考证学是一门对古籍文字音义及古代名物典章制度等进行考核辨证的学问。考证方法的运用最早可追溯到先秦《吕氏春秋》一书。宋代司马光《资治通鉴考异》、明代陈第《毛诗古音考》是早期的考证学著作。清代，考证学又名朴学、汉学或考据学。清初顾炎武摈弃晚明空疏学风，以考据方法撰《日知录》等，开一代朴学之先路。至乾嘉时期，考证学达到极盛，惠栋、戴震、赵翼、王鸣盛、钱大昕、段玉裁、高邮二王等名家辈出，形成清代学术主流，故梁启超有“夫无考证学则是无清学也”一说。民国初年，王国维提倡“二重证据法”，胡适提出“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顾颉刚创建“古史辨派”，标志着东西学术交融背景下实证派学者的异军突起。伴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郭沫若、吴承仕、范文澜等学者将唯物史观与考证学相糅合，打开了史学研究新天地。

祁师重视文献、典章制度和学术史研究，推动建设太平天国文献学，倡导、组织扬州学派研究，同时服膺唯物史观，强调不能为考据而考据、钻牛角尖，应小处入手、大处着眼，留心从宏观层面和理论角度探讨问题。1957年发表《从〈报恩牌坊碑序〉问题略论当前研究太平天国史工作中的偏向》一文便是一例。常熟报恩牌坊建于1862年仲春，其碑序有云：“禾苗布帛，均出以时；士农工商，各安其业。平租佣之额赋，准课税之重轻。春树万家，喧起鱼盐之市；夜灯几点，摇来虾菜之船。信民物之殷阜，皆恩德之栽培。”一些论著据此描述太平军占领苏南后民众安居乐业的盛况。祁师通过排比资料、考订史实，指出常熟此时实际上被钱桂仁等叛将控制，他们密谋叛变，对农民横征暴敛，导致民生凋敝，社会动荡；立此碑是为了掩饰真相、麻痹忠王李秀成，碑文描述的太平景象纯属虚构。他批评了时下研究工作中存在的偏向：刻意渲染对太平天国有利的资料，而不论其所言是否真实；凡与之相左的资料，则一概当作“地主阶级的污蔑”加以排斥。祁师认为，这就在自己和读者面前筑起了一道隔离历史真相的高墙，不利于将研究工作推向前进。在学界普遍一味美化太平天国的情形下提出纠偏，这需要识见和勇气。该文发表后引起不小反响。金冲及先生1988年主持我们论文答辩时说：你们祁老师是专家，50年代就已经成名。大概即指此文。再如，20世纪70年代末，祁师借鉴清儒戴震“由字以通其辞，由辞以通其道”之法，撰《释“功勋等臣，世食天禄”》一文，对所谓《天朝田亩制度》是太平天国推行人人平等的纲领性文件的传统观点提出质疑，由小处入手，由此引出涉及治乱兴亡的重大理论问题。

祁师研究太平天国文献，尤以对文献史料的考订、校注、辨伪见长，先后校注清人柯悟迟著《漏网喁鱼集》（中华书局，1959）等，编注《洪秀全选集》（中华书局，1976）、《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8）。所撰《太平天国史学导论》（学苑出版社，1989）除专论文书、印书和文物研究史略外，还重点进行史料辨伪。太平天国史料汗牛充栋，但鱼龙混杂真假难辨。关于清人笔记《燐血丛钞》之真伪，学术界存有争议。祁师仿效清儒阎若璩辨伪古文《尚书》之法，取相关真实史料与《燐学丛钞》相比勘，查勘出大量破绽，并发现书中不少内容抄自大伪书《江南春梦庵笔记》，遂判定后者为近人伪作。该结论得到罗尔纲前辈的赞同。再如，《太平天国文书汇编》（中华书局，1979）根据浙江博物馆藏原抄件，著录太平天国东阳县卒长汪长明抄存的“禀”“呈”“批示”共30件。祁师根据太平天国避讳制度，令人信服地考证出后14件是清地方政府文牍，并非太平天国文书。《太平天国经籍志》（广西人民出版社，1993）是祁师从事太平天国文献研究的一个总结性成果。该书首对太平天国印书逐一解题并校勘版本，复就近人所编太平天国文献进行述评，并采用“以字证经，以经证字”之法，分类笺释太平天国的专用字词；另专论“伪书考辨”，归纳出三条经验：充分发露破绽；抓住作伪铁证；愈经反复，真伪愈明。

在长期以考证治史的基础上，祁师于2003年由广陵书社推出《考证学集林》一书。戴逸先生认为该书“实有筚路蓝缕开辟榛莽之功”，“是对中国近代史和考证学的有力促进和重要贡献”。他在序言中说，“做考证工作要有两个条件，一是学问渊博，见多识广”，“二是有科学头脑，逻辑训练，认真求证，广密推理，一丝不苟”，“龙威同志具有这两方面的优长，故而他运用考证方法治中国近代史，能得人所不能得，能见人所不能见，能言人所不能言”。诚哉斯言。祁师在书中从理论高度，对考证学发展脉络进行系统梳理和科学总结，对考证学的概念、方法与准则作了深入阐释，提出不少真知灼见。例如，该书逐一分析了乾嘉学派、胡适在运用考证方法上的贡献和局限性，指出只有在唯物史观与考证学相结合后，考证学才跨上更高峰，其特征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用矛盾对立统一的事物发展法则取代胡适的“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十字法则，重新表述学者在从事“校勘”“辨伪”“考异”等工作中的思维发展程序，即发现矛盾，充分揭露矛盾，并使用归纳比较法最终解决矛盾；二是不再受静止、孤立、片面的形而上学世界观的影响，为克服钻牛角尖、就事论事、割断因果等弊病提供依据。祁师强调，考证重在证据，只有证据确凿，才能作出结论，因此，考证学的准则是“言必有据”，而不能凭传闻，凭记忆，凭印象。关于如何运用考证为中国近代史研究服务，祁师提出七要素：（一）必先建设目录学；（二）继续发展辨伪学（辨伪书，辨伪物）；（三）辨误（辨笔记资料之误，辨社会传说之误）；（四）利用人证；（五）重视调查访问的资料；（六）清理历法；（七）熟悉制度与地理。他主编《辛亥革命江苏地区史料》，便是一个生动例证。

考证不是历史研究的唯一方法，但却是不可替代和超越的一种方法。求真是历史研究第一要务；没有考证，也就没有信史可言。令人忧虑的是，目前考证方法的运用没有受到应有重视。尤其是一些青年学人，对考证学缺乏兴趣和认识，一味热衷于追捧、照搬西方的理论与方法，囫囵吞枣，急功近利。其实，考证是东西方治史的共同法则。新方法的运用不等于标新立异，同样需要以考证工作为基础，否则便是舍本逐末，所得出的结论就会流于空泛或荒诞，无法准确地认识和把握历史。至于研究成果低水平重复、片面追求轰动效应等现象，则从根本上背离了考证学“打破砂锅纹（问）到底”的严苛精神。就此而论，《考证学集林》给予我们的启示已不单纯局限于考证学本身。

约1999年晚秋，祁师送我一份“论著存目”。他在扉页写道：“我生已77岁又半，体气渐衰，于是自编‘论著存目’，付印分交门人及儿孙等留存，以免一朝与云烟俱散。”并谦逊地说：“我发表过的文章不少，而可存者寡。岁月逝矣，补牢已晚，志此以供后贤借鉴。”90华诞时，祁师编成《祁龙威学术论文选》，后由学苑出版社出版。祁师从事学术研究60余年，著述甚丰，名篇不少，而这本集子仅辑录11篇文章，可谓少而精。其发表时间横跨55年，内容涉及太平天国、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以及考证学、清代学术史，具体体现了祁师的治学特点，并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他在相关研究领域的学术建树。

主撰《朴学志》是祁师对考证学及清史研究的一大突出贡献。清史纂修是新中国成立以来规模最大的文化工程，祁师众望所归，主持其中难度很大的《朴学志》项目。该卷交稿后，广受好评。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主任戴逸先生有云：“审音识字，专门之学，祁君所论，今几绝响矣！”在他提议下，《清史研究》2012年第1期全文刊登祁师修史时所写日记，并特意加了按语曰：“祁龙威，扬州大学教授，年届九旬，是我国老一辈著名史学家。2004年起，主持《清史·典志·朴学志》项目，呕心沥血，六届寒暑，笔耕不辍，精心架构《朴学志》，亲自撰定‘概述’和‘小学篇’之外，完成全书的整合统稿，为新修《清史》贡献出一部佳作。在编撰过程中，还撰写了三万余字的《修纂〈清史·朴学志〉日记》，刊于《扬州文化研究论丛》第六辑，2011年由广陵书社出版。江苏省常熟市档案局原局长沈秋农先生在品读祁先生的工作日记后，感慨良多，欣然命笔，成《壮心不已成大著》一文。今将二文发表，以飨读者，并与《清史》同仁阅读共勉。”日记结语写道：“老驽负重，力竭汗喘，勉强完卷。经验仅有两条：一曰虚心。自知学术浅陋，唯有边学边写。二曰刻苦。做到夜以继日，不畏寒暑。”读来令人感慨不已。在我看来，该日记不仅为清史工程留下一份珍贵史料，还有励志价值。

三

我大学毕业那年，国家首次实行研究生招生改革，每年从应届毕业生中选人免试攻读硕士学位（须通过外语考试进行选拔）。我被免试推荐到祁师门下。到扬州面试返校后，某日意外收到祁师寄来的九三学社某刊物，封面赫然题写“赠春涛吾弟”数字。惶恐之余，我意识到这是一位老派学者，内心对祁师平添几分敬意。

祁师与学生很亲近，嘘寒问暖。闲暇时，常领着我们几个后生在校园散步、泡澡堂，或是逛书店，去九三学社扬州市委会办公室——祁师时任九三学社中央委员、扬州市委主委。在这种轻松气氛中，他给我们讲学界掌故，讲他的老师金松岑、表兄杨无恙的文人风骨和民族气节。祁师说，金松岑先生是晚清谴责小说《孽海花》的原作者，写至第六回而辍，由曾朴续写。日寇侵华后，金先生与诸生讲“内圣外王”之学，恢宏民族大义。1942年春，祁师从常熟到苏州看望金氏，在阊门外过铁路时没有向日军鞠躬，被猛抽耳光，眼冒金星、两耳嗡嗡响。金氏写诗抚慰，内有“云气时而灭，龙藏敛角爪”句，坚信日寇终将败亡。该条幅为祁师珍藏，“文革”期间被抄，被丢弃在校图书馆某旮旯，侥幸保全，后被祁师捐赠给常熟档案馆。谈到表兄杨无恙，祁师说，杨是江南名士，工诗文、擅书画，苏南沦陷后生活困顿，但始终拒绝到汪伪学校任教，以担任伪职为耻。友人梁鸿志沦为汉奸后，他断然与之绝交，曰“吴越异路，请从此辞”。至于新中国成立后的学界，祁师谈得最多的是罗尔纲、荣孟源等前辈。1985年11月荣先生在京病逝，我遵嘱到邮局为祁师发去唁电。那几日，祁师明显有些伤感，说荣老1936年入党，任延安师范教导主任，为校舍与中共西北局书记高岗发生争执，上书毛泽东，毛泽东批“岂有此理”四字。荣氏为此丢了党籍，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祁师又谈起一件往事，说自己在扬州见到一幅太平天国遵王赖文光藏汉砚的拓本，喜出望外，当作新史料，据此于1956年在《光明日报》发表文章，认为赖氏是知识分子出身的农民革命英雄。荣老随即刊文，指出该藏砚是赝品，破绽甚多，特别是赖文光署爵“平天贵”，与太平天国官制不符。祁师说，以荣老的资历和影响，他要是署名发表这篇文章，我作为年轻人就完了；荣老没有用真名，用了“于之夫”这个笔名，这就变成商榷文章，给我留了面子。祁师感慨地说：这件事给我一个教训，做学问要小心，那时有点成名心切。又说，荣老对他很赏识，某次开会，有学者向荣老请教近代史资料的某个问题，荣老朝他努努嘴：喏，你去问祁某人，他都清楚。祁师用心讲，我们认真听，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感染和影响。

在扬期间，祁师指导我们读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等书，训练我们以考据治史，给我们讲太平天国史学史，讲如何运用目录、版本、校勘之学来研究太平天国文献，讲如何进行史料辨伪、史实考异，并一再强调言必有据、无信不征、孤证不立等准则。在他指导下，我们重点围绕太平天国典章制度撰写学位论文。“功底”“根柢”是祁师平时再三强调的概念。他还谈到“绩学”一词，说“绩”就是把麻搓成绳或线，治学犹如老妪搓麻或织布，要耐得住寂寞，打好基础循序渐进。

祁师对我格外严格要求，曾给我定下几条规矩，包括在三年读研期间不准谈恋爱，不准抽烟，周末回家要请假。祁师还给我开过“小灶”，专门给我讲音韵学入门知识，从顾炎武、戴震、钱大昕、段玉裁讲到章太炎、黄季刚，讲轻唇音、重唇音、舌上音、舌头音之区分，见我听得如堕五里雾中，方才打住。《呤唎〈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史料探源》是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处女作，1986年发表在南方某刊物，由祁师亲自修改并推荐。同年夏，祁师带华国梁师兄和我一同到北京，拜访了罗尔纲前辈、王庆成研究员和北京师范大学张守常教授等，安排我们到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查阅军机处录副奏折。

总之，在扬三年，如坐春风，给我留下一份温馨回忆。这三年是我学术道路的起点，为我日后的学术成长打下一个良好基础。即便后来兼顾当代理论问题研究，这段治学训练仍给我提供了帮助。饮水思源，内心对祁师十分感念。学术有兴替，时代不同，人们的知识结构和研究重点必然会有变化，这是大势。但传统治学方法关乎治学基本功，关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实在丢不得。令人欣慰的是，如今国学研究受到重视，一些高校相继成立专门研究机构。但一个不容回避的事实是：人们的国学知识总体上随年龄大小呈递减趋势；新的文化精神尚未真正树起来，过去好的文化传统又变得越来越隔膜。如何从根本上扭转这一现象，须从长计议。

我北上继续求学乃至留北京工作后，祁师仍对我呵护有加，曾令我持函拜见戴逸先生、时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刘吉先生（缪师母侄婿），用心良苦。此外，祁师仍继续给予我指导，即便旅居海外期间也未中断，谈得最多的是治学方法。1999年11月9日手札有云：“我更预期二十一世纪的我国史坛乃是唯物论与爱国主义并存的局面。愿吾弟留意于此，转向通论，勿局限于觅新史料作专题研究，则成业更未可量矣。”同年11月25日来信亦云：“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潮流，自有其历史背景。……深愿贤弟留意于此，对大部头史料，如《档案史料》（指26册《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引者按）、胡曾左李等全集，下巨大功夫，在深厚的基础上求其会通，写出一部新的太平天国史来。这才是对老一代史学的新发展。”2000年2月14日来函又叮嘱说：“治史贵在方法。罗先生（指罗尔纲先生，引者按）之所以博大精深，在于他既绍承清阎若璩等传统的考据学，又接受胡适等实证主义的熏陶，聚石成山，汇流为海，以是成为当代研究太平天国史的泰山北斗。深愿贤弟留意于此，于方法精良和基础深厚上用功，不局限于发现一二史料、攻克一二专题，则新一代恢宏简、罗等遗业者，非贤弟而谁！”祁师一再给予我鼓励。2000年11月6日在澳洲来函说：“日前，友人将你于五月中刊登于《北京日报》关于李秀成评价一文复印寄来。甚喜文笔比前老练多了，对问题也说清楚了。”每次读祁师手札，我都倍感亲切。这种师生感情成为我生活中的精神支柱之一。虽然数次搬家，但祁师手札无论长短，我都保存完好，计有40余件。

祁师在北京有不少朋友，有时嘱我代为致意，如近代史研究所的刘桂五、孙思白先生，中华书局的李侃、赵守俨先生，等等。与王庆成先生互致问候最多。2000年元月，祁师叮嘱给内蒙古大学原副校长胡钟达先生打一电话，“为我贺新千年之喜”。胡先生复函，内云：“去岁既承赐书问候，又复遣弟子通报尊况。故友深情，至感至感！”数月后，胡先生遽归道山。当年风华正茂的友人纷纷老去或仙逝，祁师嘘唏不已。

成为祁师门生的这20余年，正值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变化。祁师亲历神州巨变，欢欣之情溢于言表。1996年春节，在美国匹兹堡赋诗一首曰：“异国逢春节，神飞到故乡。拥书忘岁迈，对酒庆年康。冰雪终成水，乾坤正换装。和风随暖日，吹绿大江旁。”2000年9月19日，在悉尼来函曰：“91年去美国，感兴趣的是搜史料。94年再去美国，兴趣转向探讨方法，于是有《考证学与中国近代史研究》、《我与考证学》等成果。此番到澳，兴趣又向往哲理，总想如何在文化上促进祖国富强。”200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祁师在扬州赋诗云：“八十年前事，生民水火中。群英谋国是，建党起东风。帷幄功收效，江河血染红。永垂千古迹，青史赞愚公。”对于祖国统一大业，祁师也十分关注，在南京作《静海寺感赋寄台湾友人》一诗：“举国腾欢日，南天一岛还。莫忘清季辱，牢记白门哀。永息内争祸，严防外侮灾。匹夫同有责，共筑太平台。”这种情怀很有感染力。

1992年，我将博士论文修订出版，祁师慨然赐序，并特意关照说，论文是在王庆成先生指导下撰写，要把王先生的序放在前面。2005年9月，拙著《天国的陨落——太平天国宗教再研究》被确定收入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丛刊》，我请祁师写序。祁师时年84岁，而出版社催稿甚急，故我颇有些忐忑。孰料祁师搁下手头工作，随即赶写出2500字的序寄来，并多次来电话询问是否已收到，感人至深。

身处北国，我时常会想起扬州，想起绿杨城的二分明月，古运河的旖旎神韵，大明寺的暮鼓晨钟，瘦西湖的长堤春柳，想起曾经在这里度过的青春岁月，更会想起我的恩师祁先生。因为有祁师，当代扬州平添几分学术底蕴和人文色彩。因为有祁师，我多了一份返乡动力。2005年11月1日，扬州召开“祝贺祁龙威先生执教暨学术研究60周年座谈会”，及门弟子纷纷赴会庆祝。戴逸先生发来贺电曰：“龙威教授博学多闻，文采斐然，人竞识荆，士希立雪。江淮才俊，挹开府之清新；东南师表，比贾马之博雅。仆谊属桑梓，忝附学弟，谨申敬仰之情，驰电心仪，言不尽意。”中共扬州市委常委、宣传部长、文史名家赵昌智先生盛赞祁师是“当代扬州学人的一面旗帜”。祁师在答谢时说：“我今年84岁，饱经忧患。青年时，遭遇八年日寇侵略战争，兵荒马乱，国破家亡。中年经历‘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九死一生。老来的一点觉悟，就是只有国家好了，个人和家庭才有幸福。这是千真万确的真理。相信我的学生们个个爱国，一定会全心全意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奉献给伟大祖国。”闻者动容。

祁师与师母2000年移民澳大利亚，但仅住九个月便回国。他说：“这里有我的专业，还有九三学社的组织关系，让我割舍不得。”祁师住房不大，家中多来几个人，小客厅就挤满了。他本可以换个大房子，但他不要，不想讲排场。尽管生活上要求不高，祁师怡然自得。金冲及先生回忆说，1998年在扬州举行中国史学界第六次代表大会，远远看到接站的他一袭长衫、轻摆折扇，微笑着慢步走来，便打趣说：“祁公，你怎么像个‘地方士绅’了？”祁师好客。上海沈渭滨教授说，1983年在扬开会，经陈旭麓教授荐引，他拜见了祁先生，还享受了祁先生作东的“全鱼宴”。中华书局赵守俨先生之子赵珩在《逝者如斯》一书中深情回忆祁师在扬州招待他的场景，以淮扬佳肴为引，铺叙老辈的那份友情，写得很感人。

从上世纪90年代起，每逢春节，祁师和师母邀约众弟子来扬聚会，除出国外从不间断，形成惯例。2000年1月12日祁师来函说：“现在我朝夕盼望，你春节早些南归，多叙几次。因为明确地说，来年夏秋之交，我夫妇一定要去澳洲了。所以巴望你们此次春节一定来，难得畅叙。”我们学生更是翘首以盼，每次都很欢愉。我承担国家清史纂修工程《通纪·第六卷》项目后，师生见面多了一个话题，祁师总会关切地询问我写作近况，并介绍他主持的《朴学志》进展情况。

祁师90华诞时，众弟子趋贺，其乐融融。此时祁师出门须坐轮椅，但精气神尚好。席间，有人问起祁师长寿之道，祁师略作沉吟，以“六不”作答：不抽烟，不喝酒，不锻炼，不体检，不忌口，不吃水果。众人听罢大笑。其实祁师好酒。章开沅先生回忆当年与祁师在中华书局朝夕相处的日子，说“祁龙威是名士派，我也跟着他过了一阵子有点名士派头的生活”，“龙威不抽烟，但离不开酒”，两人时不时出去喝点小酒，“他喝白酒，我喝啤酒。吃点小菜，喝点小酒，聊一聊学问，那真是一段惬意的生活”。祁师后来抽了十几年烟，戒了；再后来出于健康考虑，又戒了酒。1993年8月21日来函有云：“我劝王先生（指王庆成先生，引者按）戒香烟，也希望你不吸烟。烟对肺危害极巨，我已不吸十六年矣。顷函李侃大兄，也持此说。”

祁师重感情，晚年更加怀旧。罗尔纲前辈与祁师治学风格相近，属忘年交。1986年夏，我随祁师拜访罗老。两人话题围绕太平天国史学史展开，谈兴甚浓。罗老是广西贵县人，祁师是江苏常熟人，口音都很重，罗老之女罗文起老师和我便不时客串“翻译”。这一幕很温馨，我至今记忆犹新。罗老病逝，祁师怅惘久之。2011年8月《罗尔纲全集》出版后，我转达罗老家属之意，请祁师写书评。考虑到祁师年事已高，我踌躇再三，不意祁师满口应承，很快写出《为太平天国史学鞠躬尽瘁——敬书〈罗尔纲全集〉后》一文，交《扬州大学学报》发表。祁师不会用电脑，文章一律手写，一笔一画，一丝不苟。以九旬之身写出近2万字文章，这该付出多少心血？我不忍想。据祁师同年12月20日来电话讲述，这篇文章写了近三个月，写在一个笔记本上，计60页。末了，祁师叹曰：这样的长文，怕是以后写不了喽。该文详述罗老为太平天国史学作出的卓越贡献，开篇即云：“史学界有巨匠曰‘罗尔纲’。他毕生以考据治太平天国史，把对考据方法的应用，推上了乾嘉学派、实证论者等所未能达到的高峰。罗氏继萧一山、简又文、郭廷以等而起，为太平天国史学大厦奠基。近百年来，一人而已。”又云：“罗先生之所以成为当代太平天国史学泰斗，其主要原因是：孜孜不倦和虚怀若谷。我们纪念罗先生，就是要学习他的好学和虚心。”结语曰：“深愿薪尽火传，相信后生中必有仰慕先生之史德史学而善继其志事者。罗先生不朽。”肺腑之言，十分感人。

祁师写出书评不到两年驾鹤西归，而心愿未了。我曾转述庄建平研究员之意，邀祁师就其治学经历写口述史：他口述，找学生记录整理。祁师很感兴趣，拟出写作提纲《学海浮沉录》，计6章，分别是“初探国学”“立志继承乾嘉考据学”“攀登大学讲台”“考证中国近代史”“探讨考据学的理论与方法”“将乾嘉朴学载入史册”，线索清晰完整。可惜，2013年1月25日，祁师因意外摔跤骨折，写作戛然而止。春节返扬，我到扬州中医院看望祁师。祁师郑重提出，想把我们当年的硕士论文整合成《太平天国八志》一书——师兄弟分别以地理、官制、天历、律法等为题，我以服饰为题。同年5月，我应田汉云教授之邀，返扬参加“海峡两岸清代扬州学派学术研讨会”，再去看望病榻上的祁师。祁师交待两件事，一是重提编写《太平天国八志》；二是嘱我为即将出版的《祁龙威学术论文选》写序。为促成《太平天国八志》出版，我联系好了安徽某高校出版社，但写作涉及八人，想法不一，最终不了了之。至于写序，我颇感惶恐，未敢从命。7月，祁师文集出版。我恭恭敬敬写了书评，题为《恩师祁龙威先生》，9月25日《中华读书报》刊发。不到两月，祁师溘然长逝。乍闻噩耗，悲从中来，以至在拨通戴逸先生电话后泣不成声，惊得戴先生连连劝我“节哀”。赵昌智先生所献挽联曰：“少壮倾心天国史宿望冠学界 耄耋领衔朴学志令名留丹青”。11月26日上午，祁师遗体告别仪式在扬州西屏山殡仪馆举行。我作为祁师学生代表发言，数度哽咽。多情自古伤离别，何况这是永别，逝者是我的恩师。

祁师安葬在扬州茅山公墓。一年后，我返扬参加追思会、纪念文集出版等活动。到墓地祭奠时，忽大雨滂沱。扬州二分明月仍在，然师生聚会已成绝响。

同在2014年，我应约编出《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库》之一《洪秀全 洪仁玕卷》，在该书“导言”结尾特意写道：“祁师于去年11月溘然长逝，享年92岁。20世纪70年代，祁师曾编辑《洪秀全选集》、《洪仁玕选集》（中华书局1976、1978年版）。时隔30多年，笔者接着编洪氏兄弟文集，不禁感喟不已。谨以此书寄托对祁师的怀念之情。”

最近，与浙江古籍出版社谈妥，出版祁师《考证学集林》一书增订本。我选定篇目，增收近20篇文章。我想，这是表达对恩师敬意的最好方式。

（2019年12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