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一、问题意识与研究动机
巴黎和会中有关山东问题的讨论，是北洋政府对外交涉中，相当引人注意，又值得争议的事件。除了在国际政治上造成震撼外，也刺激中国青年知识分子，引发影响后世深远的“五四运动”。本书想以此（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切入点，探究北洋政府在处理此一事件时与当时公众舆论的互动关系，进而呈现出有异于以往面貌的北洋外交。
在以往史家论述中，北京政府在外交上的表现，常常是欠缺好评。[1]然而实际情况却是如何？在研究一个政府外交表现优劣与否之时，不能仅单纯分析其外交政策与外交交涉的本身，而必须将其置于整个时代的场景（context）中，如此的分析才有意义。
事实上，任何一个政府在制订外交政策时最主要的考虑，总离不开国际现实与国内舆论。国际现实可以称为时代的大场景或外在场景，牵涉到整个纵横复杂的国际政治；国内舆论则是时代的小场景或内在场景，是国内实际情况的反映。前者（国际现实）是客观的外在条件，大多不是一国政府所能掌握的；而后者（国内舆论）虽然作为国内政局、公众舆情的客观反映，但是却掺杂了部分主观因素在内，因为制订外交政策的政府本身便是该国政情、舆情的一部分。政府有时是可以透过有意的煽动与安排来改变政情，鼓动公众舆论的支持，进而抗衡外在强大的国际现实。相反地，国内舆情有时也会掺入国内派系与国外势力，在舆论形式的包装下，形成对政府外交政策的监督力量；当该力量强大到某一种程度时，可以使政府改弦易辙，造成外交政策大转弯的情况。简言之，一国外交政策的形成与国际现实、国内舆论和政府本身三者间，存有相当密切的互动关系，绝非单一力量即可决定的。
公众舆论与外交政策间有着什么样的关系？公众舆论又有什么样的力量？一个国家在某一时期外交政策的定向，除了得考虑国内外客观的现实环境外，还受到国内公众舆论的影响。公众舆论对政府而言，扮演着两面刃的角色，既能拥护政府的决策，作为政府外交施政的民意后盾，但同时也可对政府大加挞伐，成为揭露政府外交劣政、迫其倒台的利器。换言之，公众舆论不但是国内政情、舆情的客观的反映，更可成为一种主观的工具，除了可以用来煽动民心以为政府外交决策后盾外，也可以用来攻击政府，迫其改变决策。关于舆论的力量，西方哲人伏尔泰就曾说过：
舆论是一种相当抽象的东西，要观察舆论的力量，必须从能够体现舆论力量的媒介物着手。以中国的情况来说，当时（1910年代末期、1920年代初期）公众舆论最主要的传输媒介，无非是报纸。中国近代“言论运动界的骄子”[3]梁启超说过“舆论无形，而发挥之代表之者，莫若报馆”；至于报纸言论的力量，梁氏亦曾引用拿破仑的话说“有以反对报馆，则其势力之可畏，视四千枝之毛瑟枪殆加焉”。[4]
正因为舆论的力量很大，任何集权、专制的政府都会想加以控制利用，连所谓的自由民主政府，亦不能抗拒舆论的魅力而置身事外。[5]军阀轮流入主的北京政府便常透过种种方式，或用压迫、或用收买报馆，来达到控制公众舆论的目的。但令人吊诡的，由于列强势力的入侵与北京政府内部本身的多变乱，使得当时政府舆论控制无法获致成效。举当时反映社会舆论的媒介——报纸来说，设在租界内发行的报纸或者以外国人名义开设的报行，由于托庇于列强，而能免于政府的控制，[6]但相对的，此类报纸受到外国势力的影响也就加深了。简言之，当时实际的情况为：不同的报纸，基于不同的生存考虑，往往会各有所倾、各有所偏，而形成不同立场的舆论。然而，有时由于民意的激昂与其高度感染力的影响，常使得报纸舆论超脱其原设立场，正直言事，客观地反映整个社会的某种舆情。这是当我们在研究北洋外交时，必须特别注意的现象，即北洋政局与公众舆论的种种互动情形。
在本书的研究动机方面，影响本书写作思维的为下列三本著作：一是顾维钧的回忆录，一是周策纵的《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一是Chu，Pao-chin.（朱宝缙）的V.K.Wellington Koo: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1912-1966.[7]这三本书在许多地方极力强调公众舆论与政府外交之间的关系，启迪笔者在研究北洋外交的时候，不仅仅要从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去思考外交关系，更要注意公众舆论与外交的互动关系，因为在北洋政府时期下的中国，是处于一种国际政治诡谲多变（国际刺激多）、政府统治权力变动更迭（政府控制力弱）、民族主义情绪日趋高昂（民族情绪易于失控）的情境下。这恰巧是个十分适合国内公众舆论活跃的时期。任何有关中国重大外交事件的研究，如果忽视了公众舆论的力量，将会使得研究过分重视外缘因素而轻忽内缘因素，失去历史研究的完整性。本书写作的动机便是顺着上述思路来考虑论文主题的设定，最后选定以外交与舆论初次密切结合并展现公众舆论威力的巴黎和会中的山东议题为检视探究的主要目标。
二、题目界说
本书题目“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中心的研究”，所包含的主题有三：一是公众舆论、一是北洋外交、一是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就结构上而言，前二者是研究的主题本身，而后者则是在探讨前二者相对关系时的切入点。
本书题目中的公众舆论是译自西方“public opinion”，其意义大约是指鲁索所说的“公意”。鲁索将舆论分为两种：一是众意，即是指社会上各种相同、不相同意志的总和；一是公意，亦即透过社会互动而产生以公共利益为依归的舆论，是众意的最大公约数。[8]本书所要处理的公众舆论，并非是大范围的众意，而是专指那些比较有意愿参与公众事务之人的态度。换言之，一般丝毫不关心公众事务的大众，其意旨与意向，则不是本书研究的对象。简单来说，此处的公众舆论指的是关心公众事务之人的舆论。而就中文来讲，比较类似“庶政公诸舆论”中的舆论。
然而在参与公众事务的舆论中，又可区分为上层舆论与下层舆论。[9]上层舆论指的是社会领导阶层的舆论，其中包括能直接与公众事务进行互动的政府或社会中的菁英人士等等的意向。而下层舆论指的是无法直接，而比较属于是被动、间接地接触公众事务之人的意向。在这两者之中，上层舆论有着引领下层舆论的作用，它虽不能代表下层舆论，然而却对下层舆论有着极大的影响力，因而常被用来观测下层舆论。基于上述理由，以及有关下层舆论可资参考的数据不足，本书仍决定以较具代表性与影响力的上层舆论为主要着眼的焦点。
最后，因为本书的研究面向为探究政府外交与公众舆论间互动的情况，此处的公众舆论并非泛指当时国内所有的公众舆论，而是专指中国公众在看待对外关系上的种种问题时，所抱持的态度与所产生的舆论倾向，也就是有关中国国际事务的公众舆论。其中，“反日”舆论与“亲美”舆论的产生与互动，是本书的研究重心所在。
而在“北洋外交”一词上，此处指的是北京政府的外交举措、政策及其与外国的互动，即一般外交史或国际关系史范畴所研究之中国北京政府时期的外交。至于当时中国南方政府的对外举措，并不在本书讨论之列。
本书主要思路即着重在观察上述两个主题的互动关系。在切入角度方面，则选择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观察点。巴黎和会对中国来说，是第一次在西方条约体系的模式下[10]，正式参与国际会议，加入国际家庭的开始。由于受到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影响刺激，中国人对此次会议是充满期待与喜悦的，似乎过去一切的不平等束缚都将随着会议的召开而告终止。然而巴黎和会所反映的，并非只是一个单纯的战后国际会议。事实上它却是当时国际关系体系思潮相冲击一个汇合点，是一个已有百年传统的“欧洲协调”体系与新兴的“国际联盟”体系相汇流的时代。前者所代表的精神是现实主义与权力均衡，而后者则是理想主义与集体安全。[11]在这两种体系与思潮的剧烈激荡下，中国怀抱着不切实际的理想恭逢如此盛会，并深深地卷入其中，对中国的未来要走的路子与前途影响甚巨。加以中国公众舆论对于重大外交事件的关心，自1915年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以来即被初次激动，民族情绪与力量也正在逐渐酝酿中；[12]此时巴黎和会中山东问题适如其时地来临，无疑扮演着一个导火线与触发点的角色，而在中国公众舆论界引发重大回响。基于以上背景，本书乃决定以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为研究公众舆论与北洋外交互动关系的切入点。
三、研究回顾与研究方法
历来研究巴黎和会与山东问题的著作相当丰富。其中影响较大，曾论及巴黎和会的一些外交通史类著作，早期有王芸生《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张忠绂《中华民国外交史（一）》、傅启学《中国外交史》、刘彦《中国外交史》等等，近期则有石源华《中华民国外交史》。其研究重心大都以北京政府的外交档案为主要史料来源，以一探北京政府在巴黎和会的种种施为。上述著作，除了强烈的民族主义观点外，较偏重于外交史实的陈述，是晚学后进从外交史研究入门时必读的基础参考书。此外亦有以外交人物为中心的研究，如金问泗《从巴黎和会到国联》、王凤真《顾维钧与巴黎和会》、张春兰《顾维钧的和会外交》与陈三井《陆征祥与巴黎和会》。这些研究的参考资料除了外交档案外，尚特别着重以当时担任外交折冲之人的回忆记载或相关传记，来研究巴黎和会时期的北京政府与中国代表团的外交举措。除了上述两类著作外，也有以山东问题的始末过程为核心的研究，如吴沧海《山东悬案解决之经纬》。此外，还有一些属于国际关系史性质的著作，如臼井胜美的《中日关系史（1912—1926）》、林宗贤《威尔逊、中国与巴黎和会》、项立岭《中美关系史上的一次曲折—从巴黎和会到华盛顿会议》[13]与王纲领《美国与巴黎和会的中国问题》。这些作品大多运用外国资料，从美国或是日本的角度来检讨看待巴黎和会中的中国问题。较为特别的为史俊明《中日国际史》，此书可谓是最早的相关论著，完成于1919年；作者采集了当时外交档案，为北京政府的种种政策作辩护，立论鲜明。而廖敏淑《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着重从外交部档案来全面研究在巴黎中国代表团的运作；特别的是在其第五章初步探究了巴黎和会与国民外交的蓬勃发展，这与一般外交史、国际关系史研究较不相同，而与本书主题有相关之处，有不少数据足供本书参考。唐启华《巴黎和会与中国外交》则是研究巴黎和会的权威著作，利用陆征祥留在驻比使馆的档案，重新探究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的外交策略与交涉过程。[14]
从上述可知，过去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为主题的研究，成果蔚然可观。然而笔者仍然选择以此为论文主题，目的是想要透过比较不一样的切入点来省视一个旧问题：经由公众舆论与政府外交的互动，重新检视中国的巴黎和会外交。综合言之，以往研究巴黎和会时期中国外交举措者，绝大部分都把论述重心放在北京政府外交政策与中国代表团在巴黎和会与诸列强的种种互动，彼此之间主要差异点仍在于所着重引用的史料不同，而有不同重心的研究；但性质仍是一样，即所谓外交史与国际关系史的研究。这些研究注重的焦点都是向外的，即强调中国实际的对外交涉及其与外国之间的互动上，而把当时国内公众舆论对此重大外交事件的激烈反应，视为是一项不证自明的事实，不加注意。毫无疑问地，当时在巴黎外交挫败消息的刺激下，全国舆情的极度高涨的的确确是不争的事实，然而这样的事实到底是如何产生以及如何作用在中国的外交事务上？[15]还有政府与公众舆论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我们一般常理所推论，是站在两个迥然不同的对立立场？
在以往有关中国现代政治外交史的种种研究上，常常受到国民党（共产党）正统史观的影响，很容易形成一种二分法的观点：过份贬抑北京政府施政的价值，相对地提高在野舆论的正义性，而在两者之间，即政府与舆论之间，几乎形成一种截然对立的相对面，忽略了在当时，政府与舆论间的互动，其实并不全然是对立对抗，有时甚至是互相为用的共生结构。[16]所以，本书研究的目的便是想试图阐明在政府外交与公众舆论间详细的互动情形：从公众舆论的角度来看外交，同时也从外交的角度来看公众舆论，重新检视在当时引起轩然大波的巴黎和会问题。如此，本书研究的预期成果相信会与一般外交史著作有某种程度的差异。
简言之，本书的研究方法，不在于整理以往的学术成果，也不在于发掘一些前所未见的新数据以做历史翻案，而是在现有的资料与研究基础上，透过切入点与关注焦点的不同，换个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问题：将重心放在探究当时舆论与外交互动上的特性，而不在于得出某种历史评价或定论。换句话说，本书重视的是过程，即当时外交与舆论互动的过程，至于结果，即这样的外交究竟是优是劣，则不是讨论的重点。
四、史料运用
本书研究的主体有二个：一是政府外交（包括外交事件与外交政策的人、事、物等综合体），一是公众舆论。织构前者的主要史料来源比较没有问题，仍然以北京政府外交档案及与中国外交事务有密切相关的日本外交档案与美国政府公私档案为重要参考依据，如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的《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17]、日本外务省的《外务省记录》、《日本外交文书》，[18]以及美国方面的《中国国内事务档案》（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1910-1929 ，以下简称RIAC）、《美国对外关系文件：巴黎和会》（Papers Relating to th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Paris Peace Conference，1919，以下简称FRUS）、《伍德罗·威尔逊文件》（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以下简称PWW）等等。[19]至于公众舆论的形塑则有较大的争议。因为公众舆论是相当抽象的东西，无法靠当时的记载，全然地建构出其整体性。因此本书只能从一个可以略窥当时公众舆论的途径来建构其形象，那就是透过当时的报纸。
为什么选择以报纸为途径来研究公众舆论呢？因为报纸有一项与众不同的特性，它能形成“同质的、空洞的”时间观，[20]而这种时间观是构织民族想象的关键。经由报纸的联系，在中国内众多彼此互不相识、互不相关的人们，均知晓了中国这个国家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此即所谓的同质），尽管他们都未曾亲身亲见这些重大事件的发展（此为空洞）。所以报纸的“依历史来计时”，[21]将种种重要大事固结在报纸的时间上：如几年几月，日本对华提出了何种非分的要求，又何年何月，列强再度牺牲了中国的利益等等。如此，报纸将完全不相关的大家，都聚集在依日依时记载的大事上，有了某种程度的共识（即使你不认识我、我不认识他、他不认识你，但是透过报纸，完全不相识的你我他都知道国家发生了什么大事），进而形成一种有关民族国家的想象。这种想象就是一种公众舆论。
在透过报纸观察舆论前，必须要注意报纸的代表性、广泛性与地域性：代表性指的是其立论倾向与其背后所代表的政治属性，广泛性指的是其发行量与对舆论界的影响力，而地域性则意味着最好能在全国重要大都市中（如北京、上海等）选取报纸。也就是说，在选择报纸时最好能依据上述代表性、广泛性与地域性等重要的原则。综合以上的原则，本书选取北京的《晨报》[22]（研究系掌握，立论反对亲日）、与上海的《申报》[23]（位于上海租界，立场较客观）为本书主要参看的报纸。
当然，不可否认的，透过报纸途径来设想当时的舆论环境，是有其局限性的。受限于当时传播、交通工具的发展，本书所探讨的舆论现象与所构织的舆论图像，严格来说，比较可能是都市情况的反映，而非是普遍全国的。再者当时识字率、阅报率与发行量（报纸）是远低于现今的水平，而低识字率、低阅报率与低发行量似乎也就意味着，由报纸所形塑出的舆论形象是值得怀疑且有问题的。但必须注意的，自中、日“二十一条”交涉以降，中国民族主义的情绪已然极度高昂，公众舆论开始积极参与有关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事件。虽然大部分群众或许受限于教育水平与经济条件，无法直接从当时主要信息来源的报纸获致消息，但是却仍具备了对重大事件（尤其是关系国家民族未来的重大外交事件）的高度感受力。换言之，民族情绪使大众具备了参与公共事务的原动力，所欠缺只是人们与报纸之间的媒介（获致重要消息的管道），一种可以点燃动力的催化剂。然而，这种媒介在当时是否已充分地存在于社会中呢？如果是的话，这种媒介是属于自发性的，还是被动性的？其实问题很简单，有资格充当这个媒介，便是那些有识字能力之人（有能力从报纸获取时事舆论信息），试问，在大环境已是充满关心国事的民族情绪下，那些有识字能力之人又岂能置身事外（尤其是学生），[24]他们同样也是“二十一条”交涉冲击下激愤不已的群众。当他们从报纸获知重大消息之后，难道会不置一言？民族情绪的高度感染力便会在此时发生作用，透过特定的讲报、集会、活动、宣告、甚至口耳相传的方式等等，[25]重要消息就由此传至那些广大不识字、或不看报纸的群众。是时，报纸所传达的公众舆论，虽然在传播过程中会造成某种程度扭曲变形的现象，但最终会获致强化与扩大的情况却是必然的。总而言之，报纸能反映出多少公众舆论的实际情况，最关键的因素，是整个社会大环境是否已然具备强烈民族情绪与群众积极参与公众事务的动力（关心国事）。
五、章节架构
本书除绪论与结论外，共分六章。绪论主要阐述本书的问题意识、题目界说、研究动机、研究回顾、研究方法、史料运用与章节架构等等。
第一章为“舆论与外交”。本章尝试构织出巴黎和会前夕中国对外公众舆论的形成与倾向，并初步分析公众舆论与外交之间的互动关系为何，以作为本书立论的背景基础。在章节安排上，首先是叙述中国知识界在当时所发生的“质”变与“量”变情形，并讨论此与公众舆论的形成之间，有着何种程度的关系。其次，乃是想从技术层面探究清末以至于民国时期新闻传播工具的进展与特色，因为它是影响舆论与外交互动之间成效与力度的关键因素。最后，则是分析威尔逊主义，与中国公众“反日”、“亲美”舆论间互动的实际经过。
第二章至第五章则大致分为两个领域进行探究。第二章与第三章为一个领域，论述重心放在“反日”舆论上，主要是分析巴黎和会前后，“反日”舆论与政治斗争间的问题。北京政局是一个异常复杂的组合，各种派系、势力掺杂其中，并在种种场合中互相较劲。外交舞台便是其中一个相当重要的斗劲场合。在前文中，已略述舆论是可以透过人为操作，作为攻击政敌的工具。本章就是想要深入探讨在巴黎和会的前后，相对的派系，是否利用重要外交事件发生的机会，藉助舆论的力量，互相对抗。以下将详细介绍第二章与第三章的章节结构与内容。
第二章为“反日舆论与派系斗争：研究系的外交要求”。本章选择在当时公众舆论界有着强大影响力的梁启超及其领导的“研究系”为研究对象，透过分析其种种外交要求，明白“反日”舆论与政治斗争的关系。在章节安排上，将由“大借款风波”、“徐世昌与研究系”、“国民外交”与“币制顾问争议”等四个面向，来剖析“研究系”的外交要求、“反日”舆论的运用与当时政治派系斗争之间的关系，进而清楚呈现外交、舆论与派系三者之间的互动情况。
第三章为“反日舆论与山东问题：中国代表团内部问题”。本章选择以中国代表团为研究对象，经由深入探究代表团内部成员在山东问题上的“对日”态度，点出“反日”舆论和政治斗争的关系。在章节安排上，将经由“陆征祥过日风波”、“中国代表团的反日主张”与“梁启超、刘崇杰亲日问题”等三个与中国代表团成员息息相关的“反日”问题为切入点，观看“反日舆论”是如何在代表团内部运作与影响。
第四章与第五章为另一个领域，论述重心放在巴黎和会期间，在山东问题上，中国官方（包括北京政府外交部与中国代表团）是如何通力合作，透过对内与对外的舆论活动，以博取美国方面的支持，抗衡日本的强势挑衅。这个领域选择巴黎和会期间发生的几个重大外交事件（主要以山东问题为主轴）为观察点，来了解外交事件与公众舆论间实际互相作用的过程：即外交事件如何刺激公众舆论，公众舆论又如何反应影响到外交事件身上。在这互相作用中，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将是研究的主要核心。以下将详细介绍第四章与第五章的章节结构与内容。
第四章为“舆论宣传与和会外交（一）：日使小幡酉吉恫吓事件”。本章主要以巴黎和会山东问题发生后，在北京所发生的日本公使小幡酉吉恫吓事件为研究对象。藉由探究该事件的发生经过，了解北京政府的外交官与中国代表团是如何地运用泄密策略，以鼓动国内公众舆情的热度，进而吸引美方的注意来为外交之助，而达到制衡日本方面的恫吓要求。在章节的安排上，为“山东问题的开始”（巴黎）、“恫吓事件”（北京）与“后续发展”（巴黎），经由巴黎与北京两个场景的相互切换，清楚地展现中国官方舆论宣传活动的过程与步骤。
第五章为“舆论宣传与和会外交（二）：中国代表团的舆论宣传与国际现实”。本章主要延续着巴黎和会上有关山东问题的讨论过程，研究中国代表团是如何与国内各公私单位团体积极合作，透过舆论宣传工作，塑造出中国内外一致的舆论表象与有利中国的世界舆论，以执行“联美制日”的外交方针。在章节的安排上，以“中国代表团的舆论宣传”、“四人会与五人会有关山东问题的讨论”与“中国代表团舆论宣传的成与败”等三个部分为研究主题，除了分析中国代表团的舆论宣传模式外，并进一步检讨舆论宣传与国际现实之间的实际落差。
第六章“美国对‘中日山东问题争议后’续效应的观察与评估”则是改从美国的视角，分析“中日山东问题争议”与五四政治运动发生后，美国驻华使领官员以及商民对于中国民族主义舆情演变发展的观察与评估。此类报告，在某种程度上，可以用来检视中国联美制日舆论宣传策略的成效，毕竟美国驻华使领与商民的各种报告，当逐渐汇整送交至华府国务院时，多少会影响到美国政府当局后续在处理与因应中日争执的重要决策。
结论部分，则总结在本书探讨的诸多主题中，究竟呈现出何种的历史意义。透过外交与舆论的互动，巴黎和会中的山东问题，这个重大的外交议题，到底给中国带来怎么样的影响冲击？形成了何种的政治环境？而人民则在这外交与舆论的互动中体会了什么？此外，更为重要的，在巴黎和会山东问题议题中，中国外交与舆论互动所展现出的两个面向：第一是外部战线，鼓动舆论的目的在于应付外来的侵略者，也就是处于外交弱势的北京政府，如何利用舆论造势作为政府外交的后盾，抵御外来的侵略。第二是内部战线，鼓动舆论的目标是对向本国内部敌对的政治派系或个人，换句话说，即有心人士如何在有意的宣传营造与赤裸裸的政治斗争背景下，利用重大的外交事件，挟国内民族舆情之势，攻击政敌。这内、外两种战线，目的与对象虽然不同，但操作手法却相当类似，即充分利用当时的传播媒介，如报纸、电报等，来形塑出想要的舆论走向。另外饶富历史意义的，是这两种战线竟殊归同途地，同时也是出乎其原本所预期的，都导致了国内舆情的极度高涨与国民意识的觉醒，间接促成民族主义观念的激昂，进而影响了中国的未来。而以往以外交来刺激舆论的模式，在五四政治运动爆发后，也渐渐过渡为国内舆论约束政府外交的情形。最后，尤有要者，在中国联美制日的舆论宣传运作下，美国驻华领馆官员与商民等究竟如何看待中国局势发展，他们的观察报告后来又如何影响到美国的远东政策，不但间接介入斡旋中日山东问题争议，更促成华盛顿会议中国决议案的出现。
[1]如王正廷认为“中国承清廷积弱之余，继以袁政府私心自用，凡外交巨案，例为一二人秘密处置，深恐为国民所知，致起反对，民意则绝无由反对”，刘彦认为“五四”之前的中国外交，是一部“外交失败史、一部国权丧失史”。见傅启学编著《中国外交史》上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页342—343；刘彦原著，李方晨增补《中国外交史》，三民书局重印，1919，页591。
[2]伏尔泰：《一种自由的死亡》，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内部译本，页172，转引自刘建明：《当代舆论学》，人民教育出版社，1990，页2。
[3]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台湾商务印书馆，1992，页220。
[4]梁启超：《敬告我同业诸君》，《饮冰室文集》，新兴书局，1962，页138—141。
[5]十九世纪末期以后历届的美国政府都十分重视公众舆论与其控制之道，见Robert C.Hilderbrand, Power and the People: Executive Management of Public Opinion in Foreign Affairs, 1897-1921 (Chapel Hill: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c1981), pp.3-4.
[6]关于此点，见本书第二章第一节。
[7]顾维钧（V.K.Wellington Koo）著，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译《顾维钧回忆录》〔The Wellington Koo’s Memoir(New York: Chinese Oral History Project of the East Asian Institute of Columbia University, 1978)〕，中华书局，1982；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96；Pao-chin Chu（朱宝缙）, V.K.Wellington Koo: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1912-1966(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1981)。
[8]刘建明：《当代舆论学》，页2。
[9]刘建明：《当代舆论学》，页8。
[10]关于西方的“条约体系”与中国的“华夷体系”或“天朝体系”间的冲突与调整，可以参见潘一宁：《近代中国外交的演进和蒲安臣使团》，载陶文钊、梁碧莹主编《美国与近现代中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页21—24。
[11]关于这两种国际关系体系的探讨可以参看季辛吉（Kissinger, Henry）著，顾淑馨、林添贵译《大外交》（Diplomacy），智库文化，1998，页291—327。该书对于此点有非常精辟的诠释。
[12]关于此点，周策纵有详细的论证。详见周策纵著，周子平等译《五四运动：现代中国的思想革命》，页22—27。
[13]项立岭研究的虽然是中美关系，然而主要史料却为国内的中文档案，除了北京外交部档案外，还大量参考了由徐世昌主持下所编辑而成的《秘籍录存》，该录存大量收录了徐任北京大总统期间秘书厅归档后的电报，足可与外交部档案相称。
[14]以上所提及的研究著作，其详细书目资料见本书最后的参考书目。
[15]例如朱宝缙便十分强调公众舆论在中国巴黎和会外交中所扮演的角色，“中国的公众舆论，虽然是热情与不切实际的，但是藉由引领中国人民的心声……将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责任，从全国各省带到在巴黎的中国代表团……报纸与有组织的抗议，对于中国中央政府的外交决策，形成压力以致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中国代表团与其说是完全对中央政府负责，倒不如说是部分地对中国人民负责，或者至少是对中国社会中受过教育、有组织的一群人负责……事实上，由于公众舆论的压力，中国代表团违反政府的训令，在镜厅中缺席（未在对德和约上签字）”。见Pao-chin Chu, V.K.Wellington Koo: A Case Study of China’s Diplomat and Diplomacy of Nationalism, 1912-1966 p.31.
[16]这里所谓的共生结构，指的是政府举措与公众舆论常常是互为因果、互为表里。两者间纵然从表面上看来是有相当显著对立的，然而实质上却是十足纠结不清的模糊地带。
[17]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藏《北京政府外交部档案》，03—33《中日关系》、03—37《巴黎和会》。
[18]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所藏的《外务省记录》，其电子档案见于アジア歴史资料センター数字数据(https://www.jacar.go.jp/)；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大正八年（1919年）三册（6卷）、巴里讲和会议经过概要一册，日本外务省，1970。
[19](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Records of the Department of State Relating to the Internal Affairs of China, 1910-1929(RIAC) (Washington: The National Archives, 1960)，“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图书馆藏，微卷档案(Microfilm); Arthur Stanley Link, ed., 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on (PWW), 69 vols.(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6-94);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hereafter referred to as FRUS∶PPC), 8 vols.(Washington D.C.: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58).
[20]班纳迪克·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著，吴叡人译《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时报文化，1999，页28。
[21]班纳迪克·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页36。
[22]“北京《晨钟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1916年8月15日创刊，1918年9月因披露段祺瑞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而遭封闭，12月该报改组为《晨报》继续出版，1928年6月5日停刊”。见《影印者说明》，《晨报》。
[23]《申报》发刊于1872年为英人美查（F.Major）所有，“美查虽为英人，而一以营业为前提。谓此报乃与华人阅看，故于言论不加束缚。有时且自撰社论，无所偏倚，是其特色”。1905年席裕福借款接办，名义则犹属之外人。1912年席裕福将“申报馆”售予史量才，于是“申报馆”遂完全归华人所有。史量才“延陈冷为主笔、张竹平为经理，采取新法，引用新人，营业蒸蒸日上矣”。见戈公振：《中国报学史》，台湾学生书局，1964，页78—79。1920年代，《申报》与《时事新报》、《时报》、《新闻报》并称上海四大报。见陶菊隐：《陶菊隐回忆录》，汉京文化实业有限公司，1987，页105。
[24]教育的学校化，使得学校成为学生受教育的集体场所，一来将学生与外在社会、家庭隔离，二来将年龄相近的学生拉拢在一起，形成青少年独有的集体意识。然而当这种集体意识，在民族危难的环境下，容易受到重大事件的刺激而有集体反应，这便是学生运动。关于都市学生的集体意识可以参考黄俊杰、吴素倩：《都市青少年的价值观》，巨流图书公司，1988，页25—31。
[25]游说、演讲、聚众鼓动、口号与标语、刊发文论、藉助物像、游行示威等等都是造成舆论的重要手段，参见刘建明：《基础舆论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8，页276—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