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公益:数字经济时代的公益蓝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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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公益的“简单化”

公益的“新潮化”倾向会给公益披上更多华丽的外衣,给人眼花缭乱与纷繁复杂之感;而与之相反的另一个倾向,是把做公益这件事情看得过于简单化。

由于中文的博大精深,有必要解释一下这里说的“简单化”,并不是化繁为简的高深功力,而是将公益看得过于简单,特指与“专业化”相对立,表现为对公益的内心认知是一种零门槛的评价倾向。在公益的参与者、从业者、资助者甚至旁观者当中,这种倾向都是广泛存在的。

参与者的“简单化”倾向

公益的参与者泛指通过捐赠或者志愿服务的形式参与过实际公益贡献的人群。这类人可能将公益进行简单化评价的一个原因,是觉得公益就是“做好事”,既然是做好事,那么“做,就好了”。至于是否行为得当、效益合理或者符合伦理,参与者则很少能周到考虑。

参与者缺乏“周到考虑”并不是故意为之,而是缺乏对公益的深入认知及思考,这导致他们可能因为一时热情投身公益,而一旦遇到问题,就又会满怀愤懑地予以谴责。在这个过程中,多数人因为占据了“做好事”的心理优势制高点,而难以理性和富有同理心地去思考,更会倾向质疑、挑战公益组织或受益人,认为是自己的爱心被辜负了。

参与者因为偶然的热情参与公益并没有什么问题。公益不会要求参与者做长相厮守的承诺,而从带动参与的角度来说,公益也需要更多人偶然的“初体验”,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地沉淀下来公益的长期支持者。但当参与者对公益有“简单化”评价倾向时,就会因为满腔热情抱有很高期待,又会因为与预期不一致而感到沮丧,这种情绪的反差变化,容易让参与者对公益产生距离感。

另一方面,当参与者将公益看得过于简单时,往往比较难以从受益方的视角出发去换位思考,这导致经常性地“好心办坏事”,甚至在某些情况下善举会显得略为粗暴。

在数字经济时代,由于网络的便利性以及人人皆有权表达观点和意见,参与者对公益的这种“简单化”评价,更容易被互联网所放大。往往一个人的简单化想法或者行动,就能带来群体性的效应。

案例:给山区小学捐衣倡议引发的困扰

每年冬天来临之前,一条号召给山区某小学捐赠冬衣的长图文就会在社交媒体上被广泛转发,许多网友在看到这个捐赠倡议之后纷纷行动起来,整理出家中的旧衣,精心打好包裹,按照长图文上的联系方式寄递过去。简单的一条长图文,就像架起了一座无形的爱心桥梁,将来自全国各地的爱心物资源源不断地跨越时空汇集到一个大家从没去过的邮寄地址。

然而在桥梁的另一端,也就是这个长图文地址上的小学,却展现了另一幅景象:校长面对堆积如山的二手衣物愁眉不展。校长并不知道是哪个热心人将自己和学校的联系方式放到了网上,自己也从来没有为学校发出过这样的求助,他推断是某个热心的驴友来过学校之后发的信息。最开始收到第一个包裹时,校长还有一些惊讶和感动,然而当包裹长年不断地涌来时,却成了学校一个巨大的负担。

首先带来的是运输和储存问题。刚开始的时候,镇上的邮件收发点还能给学校送上门,但随着物资越来越多,收发点无力承担运费了,只能通知学校自行上门取件,于是学校不得不定期专门花钱雇车去收发点拉包裹回来。随着拉回来的包裹越来越多,学校很快也没有地方存放,只能在校外新建了一个临时仓库来存放。

其次带来的是物资分拣的负担。校长发现收到的包裹当中,绝大多数是不适合发给学生的。衣物当中不光有孩子的衣物,还有成人衣物,甚至还出现了高跟鞋和内衣裤这类极其不适宜的物资。一开始学校还会挑选一些品质不错的成人衣物分发给周边村落,但随着物资越来越多,村民们也无法消化这些堆积如山的衣物了。

再次是物资的消毒和卫生问题。校长和老师们发现不少衣物明显留有异味甚至是污渍,这种衣物显然是无法直接分发给学生们的,只能库存或者学校自行出资进行消毒清洗。

当然在这些物资本身的问题之外,还有公正分发的难题。由于这些衣物来自全国各地网友的捐赠,品牌、品质、样式、材质、新旧程度都各不相同,孩子们在拿到不同的衣物之后认为“不公平”,出现了互相攀比甚至争抢的现象。

尽管校长不断在网上、媒体上感谢网友的捐赠并明确表达了学校面临的物资过多的困境。但是这张长图文依然每年冬天来临之前都会在网上再次传播,以至于学校后来不得不将大量衣物进行填埋或焚毁处理。

这一切的困扰,竟源于一张普普通通的长图文!而长图文的背后是某个热心网友朴素的公益心,只是这个热心网友将“捐衣物”这个公益行为想得过于简单导致了“好心办坏事”。不仅没有从受益人角度出发去思考行动路径,更缺乏专业化的项目设计,而只是“简单地”从自己的主观判断得出学校需要物资并“简单地”将信息发在了网络上。网友的良好初衷固然是解决这个条件有限的山区学校的困境,但因为不规范物资捐赠带来的困扰,实际上让原本不宽裕的学校更加雪上加霜了。

从业者的“简单化”倾向

如果说公益参与者将公益“简单化”评价还情有可原的话,那么扭转从业者的这种认知倾向显得更为迫切。由于公益行业薪资、运营费用的限制,加之缺少系统性的专业知识和相对明确的岗位技能模型,公益行业从业者的流动性往往相比其他行业来说会更大一些。专业化人才的稀缺和流动,也让公益组织不得已不断降低进入门槛,无法完全按照自身组织的发展期望来做选择。

这也导致人们产生了公益谁都可以做、怎样都可以做的幻觉,进而让从业者进入到行业之后也缺乏不断学习和自我提升的动力。有些公益组织在招聘到新人之后,也缺乏专业培训的支持,而是直接将其放到实际的岗位上开展工作。在这种条件和氛围下,即使部分从业者有自我提升的需求,也不知道该如何学习和提升。由此造成了一个不良的循环,从业者缺乏专业性的训练、公益组织缺乏专业的沉淀,导致从业者只能依赖自己摸索或者“传帮带”的经验习得方式去推动工作,由此会带来更多的不规范性问题。

可喜的是,近些年来公益行业对专业性教育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一些高校成立了专门的公益慈善类专业甚至学院,还有的开设了研究生课程,为在职从业者提供了进一步提升的机会,同时也有一些机构开设了网络学院提供在线学习的课程。

这些重要的行业性学习资源固然很好,但也需要从业者自身有坚定的信念、强大的动力和持续的支持来完成这些学习。毕竟无论学历学习还是在线课程学习,都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财力和精力,从业者权衡自己的利弊得失和职业生涯规划之后,未必会选择这么重的学习模式。相比较而言,公益组织内部建立起专业知识沉淀体系,以及系统、专业、持续的培训计划,对提升从业者的专业性来说,会更为有效。

案例:“同一天生日”引发的巨大危机

2017年12月23日,一个名为“同一天生日”的网络募捐活动在微信朋友圈广泛传播。使用者可在“分贝筹”中查找与自己同一天生日的贫困孩子,为TA捐出一元钱。完成捐款后,还可分享到朋友圈邀请好友参与。

这种特别的互动形式迅速吸引了一批热情的捐款者,然而,网友很快找出了一些可疑的错误,例如同一个孩子的照片,对应了两个不同的生日,化名分别为“阿豪”和“小豪”。此外,还有一名化名为“小丹”的孩子的生日,登记为并不存在的2009年2月29日。

2017年12月24日,活动发起方关闭了捐款通道,声明:“本次活动已筹集善款2555898元将全部用于云南省镇雄县2130名贫困学生一年的生活补助,为了确保善款后续能够公开透明高效地执行,我们决定关闭本次活动筹款。”

活动募捐的H5页面,是由某公益基金户与一家定位为互联网精准扶贫平台的科技公司共通发起。活动发起方在随后的致歉声明中表示:在同一天生日活动页面上出现的孩子,均为“国家立档建卡”的贫困户家庭,并在2万多条数据中找到366个生日不同的孩子。但在上线过程中,总计有6处信息整合错误没有被发现,直到12月23日上午出现反馈后,方才核实信息并更正,并于24日叫停了捐款。

然而发起方的致歉声明并没有平息网络上的巨大争议,官方随后对该活动进行立案调查并责令停止募捐活动。2018年6月15日,官方发布关于给予当事基金会警告行政处罚的公告。公告指出,经查,该基金会在开展网络募捐活动时存在以下问题:1、未在民政部指定的互联网募捐信息平台发布募捐信息。2、没有对发布的募捐信息进行审核,发布的信息不准确不完整。公告称,当事基金会上述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二十三条第三款和第七十一条的规定。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慈善法》第九十九条第一款第五项的规定,对当事基金会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并予以警告和责令限期改正。(来源:依据中国青年报、搜狐网等媒体报道文章整理)

本次危机对当事基金会和科技公司的影响远不止于此。这家在2015年12月成立的基金会,于2020年4月16日完成注销登记;而工商查询信息显示,当事的科技公司也于2021年2月3日被批准注销。

这个案例给从业者敲响了一记警钟。如果说在以往工作“简单化”处理还只是局限在有限范围的话,那么在数字经济时代,这些缺乏专业指导和判断的“简单化”行为,就会显得过于“想当然”,并被毫无秘密可言地完全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而公众舆论的监督和质疑,也会让从业者为自己的“简单化”行事付出巨大代价。

资助者的“简单化”倾向

为了方便论述,此处资助者指的是对公益机构、项目、活动提供大额或稳定的资金或资源支持的单位或个人。由于其提供的是稀缺性资源,他们往往能对公益组织的决策和行为产生关键性影响。

资助者往往在自己所处的行业或领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从而有余力、也有能力对公益予以赞助支持。但当他们开始接触公益的时候,也可能会为自己过往的成功经验所引导,在对公益行业及其运作机制缺乏深入了解的情况下,就对其出谋划策。资助者的身份使得他们具备更强的话语权,但当缺乏谦逊的心态去学习和研究公益领域时,他们会想当然地认为做公益很“简单”,并会以“降维打击”的优越心理对公益机构和从业者指手划画脚、传授经验。

然而在一个领域的成功经验并不代表就适用于其他领域。不考虑公益行业的实际情况就热情地“指导”,只会造成削足适履的窘状。更为可怕的是,在资金和资源这种稀缺资源加持的话语权之下,公益组织出于失去重要伙伴的担忧,或者出于对成功者的莫名迷信,会倾向于迎合资助者的期望。

指挥棒在大师级的指挥家手中,可以让乐队合奏出精妙绝伦的交响乐,而错放在对音乐一窍不通的著名足球教练手中,却只能造成“瞎折腾”的乱象。从积极视角来看,这种“瞎折腾”也许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的“社会实验”机会,也许在过程中也有部分资助者能被“反教育”而成长为专业公益人士,但这种实验的成本无疑太高了。

相比于参与者和从业者对公益的“简单化”评价,资助者“瞎折腾”带来的负面影响可能更大。这是因为前两者造成的影响都还有机会控制在较小范围,而资助者却至少可以直接影响一个公益组织的决策。公益事业属于社会福利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负面影响所带来的无谓损失实际上不再只是单个个体所承担。

思考:资助者对公益“简单化”评价就在我们身边

可能大家在和捐赠人沟通的时候,经常会面对他们充满震惊的质询:“你们怎么还收管理费呀?做公益还要提成吗?”这可能是最常见的来自资助者对公益的“简单化”评价,这些问题很容易让公益组织小伙伴们感到沮丧和受伤,似乎接受捐赠时有基本的组织和项目运营经费都成了见不得光的事情,而这在某种程度上也会影响从业者的信心。

虽然对管理费充满了质疑,并不妨碍某些资助者冒出一些“想当然”的想法。比如当资助者期望公益组织对他们的捐赠行为进行大规模宣传,而公益组织表达难度时,他们可能又会问:“做些宣传有什么难的?不就是发发新闻稿做做广告么?”这时候他们可能又忘了企业的宣传有大量成熟渠道和经费的支持,而公益组织在管理费收取上都会被苛责。

在数字经济时代,公益组织面临大量的网络捐赠人,开始接收“一屋子钢镚”的海量低额捐赠时,又不得不接受新的拷问。我们经常能看到网友吐槽:“我希望公益组织能说清楚我捐的每一分钱都去向了哪里。”实际情况下,这个网友可能只是捐赠了几十元甚至就是几分钱,虽然爱心不分金额多少,但这种海量、低额的捐赠模式下,要求公益组织依靠自身力量真正严谨地做到“每一分钱”都说清楚实在是太难了。当然,在互联网平台或者技术公司的支持下,通过区块链、大数据、云计算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这个诉求是能够实现的,但这显然不是单个公益组织有能力实现的。

类似的“你为什么这样?你为什么不那样?”的问题,体现出了资助者对公益认知的不深入,但公益组织及其从业者完全不必因此沮丧。其实这只是非常简单的信息不对称所造成的困扰,我们应予以充分理解和必要耐心,给予积极的回应和知识普及。绝大多数资助者虽然从零起步,但一旦我们展现真诚的态度,他们还是会以更开放的心态接纳和探讨。

旁观者的“简单化”倾向

旁观者,也可以用我们更熟悉的“吃瓜群众”来描述。吃瓜群众对公益可能不付出、不参与、不支持,但却可能带着“公益很简单”的成见,在网络上指指点点,甚至形成群体性的舆论倾向。旁观者的舆论参与能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推动一些社会问题的解决和透明度提升,也能形成对公益的有效舆论监督。我们也经常能看到许多因为网友的参与而发生改变的正能量事件。

但如果旁观者将一些公益问题简单化看待,并在与自己预期不一致时进行情绪化的批评和指责,就也会带来比较显著的负面效应。由于公益的公共属性,任何一个人都有机会站在道德制高点上来点评公益。可以说评价公益是一件零门槛、零负担却能收获快感的事情。毕竟相比之下,无论是对政治、经济还是科技话题,没有一定的知识底蕴,不是随便谁都可以简单评价的。

舆论对公益的“简单化评价”倾向,会让人产生很强的挫败感。这一方面来源于对公益真正在付出的人得不到足够的认可和支持,另一方面也会让整个行业缺乏不断革新和进步的源动力。

思考:公益与中国足球有时候竟面临类似的处境

当我们在谈大家对公益的“简单化”评价时,也经常会想起大家对待中国足球的态度。大家对中国足球可谓哀其不幸、恨其不争,关于中国足球的各种段子常年活跃在各个场合,高峰时刻甚至村头纳凉的老太太都能点评几句。中国足球被批评得最多的就是“球员不努力”、“臭脚”、“态度不积极”、“高薪低能”,有些网友甚至忿忿地说:“让我奶奶上场都能踢得比他们好!”“我上我也行,给我十分之一工资就好!”

然而在众多批评者中,许多人连越位、点球、角球这些基本的足球规则都搞不清楚,可能连一场正式比赛直播都没看过,甚至在跟风骂国足的时候,连国足输掉的是什么比赛都不知道。他们只是觉得足球很简单:为什么外国人能踢好,中国人就踢不好?而背后的足球环境、职业球员数量、青训体系等等非常重要的因素,却不是他们关注和探讨的重点。

从这个层面来说,公益和中国足球一样,不缺乏批评者,缺的是真正愿意入局一起去行动和改变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