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大千世界，芸芸众生，各色人等，谁没有一颗心呢？

包括你——我亲爱的读者。心，到底是你心理活动的温床，还是你心理世界的墓碑？你的心到底是夯满了铠甲般的老茧，还是震颤着透明的翅翼？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似乎是老话了，可它正如诡异而又犀利的眸子，不惊不乍地窥视着你我的日子。比如地震，它分明就是自然界最阴损、恶毒、霸道的催命鬼，它既能把人类的生命毫不留情地一笔勾销，又能让背负伤痛的亲人万箭穿心。地震有地震带，它来无影去无踪，可甩给千千万万幸存者的“心震”带，却往往“树欲静而风不止”，幽如峡谷，茫无尽头。它既有时间性，又没有时间性；既有空间性，又没有空间性；它既是个体性的“心震”带，又是群体性的“心震”带。一颗颗脆弱的心就这样浸泡在心理危机的深渊里苦苦挣扎，难以自拔。“心震”岂止是地震恶魔的“专利”，还有那不期而至的泥石流、爆炸、洪涝、飓风、车祸、暴恐袭击……灾难从天而降，我们能看见天；“心震”由心而生，我们却看不见心。

“心震”，是心的翻江倒海，心的地动山摇。

—30万，这是近年来中国的年平均自杀人数。这个数据，远远超过近几十年来全球任何一次自然灾害造成的死亡数据。死因固然千头万绪，但有一点是铁律：心理危机。也就是说，他们死于“心震”。

都知道发生在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死亡24万人，却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个悄然存在的30万。

庄子曰：“夫哀莫大于心死，而人死亦次之。”“心震”，是灾难中的灾难，它不在尸骨堆砌的死亡之谷，而在芸芸众生的一念之间。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心是容易震动的，因为，它是心。这世间从来没有什么铁石心肠和磐石之心，除非，那不是心，真的只是一块带血的石头。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以来，我除了创作过与地震有关的纪实文学，还出版过一部小说集《透明的废墟》。在这部小说集里，我试图用虚构和想象走进死难者和幸存者的内心，可灾区的粉丝告诉我：“秦岭先生，您还得写，因为‘心震’是我们的现实，也是我们的生活。写‘心震’的小说，我们会用心读的。”

用心？我自己的心反而一阵紧缩。当你习惯了地震带、事故多发带、事故现场等令人惊惧的字眼时，是否思量过与之对应的生命劫数？当你在某个安宁的月夜，通过新闻媒体举家感知那些遽然逝去的生命和仿佛匆匆奔向天国的亡灵时，可否意识到你和家人属于幸存者？某个午后，当你在茶楼听当事人讲述一个、十个、几万个、几十万个同胞的死亡事件洞穿原本安宁、祥和的家庭、校园、社区、村庄时，你是否会轻轻放下茶杯，悄悄聆听过你自己的心？它，在“震”吗？

央视主持人白岩松告诉我：“关注这一问题，首先要用心。”

痛，莫过于面对亲人的死。“千年万年松柏风，悲尽死亡人不见。”一个人的死亡，往往是他周围的人们承受极度悲痛和心灵创伤的开始，这还不包括死者的远亲、同学、朋友、同事以及有交集的其他人。那么，一大批人的死亡呢？第三世界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简称“中科院心理所”）原所长张侃告诉我：“家庭是社会的基本单元，一个成年人的意外殒命，会让两个以上家庭的十多人遭受不同程度的PTSD（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即创伤后应激障碍）心理创伤。其中，有的人可能难以承受打击，导致更为严重的心理危机和心理疾病，比如精神分裂症、抑郁症、恐惧症……”心由哀死，死由哀生，这会是人类心理世界的宿命吗？

心灵最容易用灾难之“茧”作茧自缚，而破茧成蝶走出“心震”，谈何容易！

从2008年起，我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震灾区，有的灾区至少去过三次，比如汶川地震灾区。在这片曾经祥和、宁静的大地上，死亡、失踪人数超过8万，受伤人数近40万，而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数超过465万。也就是说，遭受心理创伤的人数是死亡、失踪人数的近60倍。心理专家刘正奎用文学化的语言这样诠释：“‘心震’，是灾难的真正余震。”

在灾区，我接触过两类从四面八方赶来的救援者，这是一个庞大而特殊的群体，一类是“挺起脊梁架房梁”的灾后重建者，另一类也是重建者，但后者重建的对象，是心灵的废墟。这样的“援建”，在心理学范畴叫灾后心理援助，援助者是由中科院心理所、中国心理学会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动员起来的心理专家和志愿者。

“逝者已矣，生者如斯。”这是古人用情怀和境界总结的生死观。它是对生命的教化，也是对生存哲学的布道。可是，“人非草木，孰能无情”，面对日子、现实和亲情的逻辑，要如何才能真正走出“心震”带？

心理学家艾瑞克·弗洛姆说：“尊重生命尊重他人也尊重自己的生命，是生命进程中的伴随物，也是心理健康的一个条件。”可还是有那么多人丧生于“心震”。中科院心理所原副所长张建新告诉我：“灾后的自杀率，比平时高出很多。”

在我生活的城市，有个女士的自杀方式十分惨烈：她选择从25层楼的楼顶跳了下去。原因是多年前的一次车祸中，她深爱的丈夫和女儿同时罹难。多年来，她始终走不出“心震”，最终选择在多年后的那个暗夜强行终结了自己的生命。她也许真的和丈夫、女儿在另一个未知世界团聚了，却把她年迈的父母双双推进了“心震”带。我见到她父母的时候，二老正在接受心理师的心理援助。他们神情黯然，面如死灰。

天津港大爆炸之后，一个终于从PTSD综合征中走出来的白领对我说：“如果没有心理援助，我恐怕一辈子都将被爆炸现场与鲜血、残肢有关的记忆裹挟，无法融入正常人的生活。”在北川地震灾区，一个失去双臂和左腿的女士告诉我：“我曾三次自杀，都被人发现后劝住了，后来心理专家走进了我家。我不能再自杀了，怕所有帮助过我的人难过。”在舟曲泥石流灾区，一个失去父亲、母亲、妻子、儿子、女儿的男士告诉我：“如今，家里就剩我一人了，一开始，我对生活没有了念想，直到心理专家来咱这里，我才知道还有一门叫心理学的学问。走出自己，才发现生活还有另一面。我得活着。”我，唯有倾听。这不是带血的语言，这是心灵复苏的声音，透明，晶亮。

心理专家史占彪说：“我们只有走进‘心震’带，患者才能走出‘心震’带。”

同样是走，前者是进，后者是出，两者构成了灾后心理援助与援助对象的互动逻辑。十年了，到底有多少心理专家和志愿者走进过各处灾区？中科院心理所给我提供的数据是：2万多人。从汶川地震开始，这支特殊的队伍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几乎覆盖了全国所有的灾区。

我决意重返灾区。2018年8月16日，我选择从北京市朝阳区林萃路16号院出发，这里，是中科院心理所。

我沉重的行囊里带着《透明的废墟》，这是汶川地震十周年精装纪念版。我宁可认为，此行，是从心灵的废墟上，再次寻找透明。

2018年12月15日于天津观海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