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病中国”、国民性批判与老中国儿女
“人有读古国文化史者，循代而下，至于卷末，必凄以有所觉，如脱春温而入于秋肃，勾萌绝朕，枯槁在前，吾无以名，姑谓之萧条而止。盖人文之留遗后世者，最有力莫如心声。古民神思，接天然之閟宫，冥契万有，与之灵会，道其能道，爰为诗歌。其声度时劫而入人心，不与缄口同绝；且益曼衍，视其种人。递文事式微，则种人之运命亦尽，群生辍响，荣华收光；读史者萧条之感，即以怒起，而此文明史记，亦渐临末页矣。凡负令誉于史初，开文化之曙色，而今日转为影国者，无不如斯。”[4]这是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开篇的一段话，表达出了青年鲁迅对乡土中国这一“古国文化史”的独特阅读感受，即从“凄然”、“枯槁”到“萧条”，继而“怒起”的悲凉忧愤之感，乃至“降及种人失力，而文事亦共零夷，至大之声，渐不生于彼国民之灵府，流转异域，如亡人也”的亡国灭种之深刻危机感。这既是鲁迅作为生命个体的阅读体验，也是那个时代一个文化群体的精神感悟。
事实上，从少年时代开始，鲁迅从自己父亲被疾病缠身的治病历程中，“便渐渐的悟得中医不过是一种有意的或无意的骗子”[5]，感受到中国中医文化中的一些庸医治病的臆测性、主观性、随意性等非现代性、非科学性特质，而立志于学习西医，以推进国民对维新的信仰，从而促进传统文化的现代转型。来到日本留学的鲁迅，开始思考中国国民性的问题。从历史上看，国民性问题的思考，并不是始于鲁迅，而在梁启超、严复等人的思想言论中都有所体现，但是真正对这一问题进行持续性思索、并产生深刻影响的，却是鲁迅先生。近些年来，刘禾等人开始对鲁迅的国民性问题进行反思，提出质疑。这在很大程度上深化了对国民性问题的多向度精神思考。对鲁迅而言，这是他苦苦思索而不得其解的问题，正如前面我们提到，一个泱泱大国、文明古国，怎么说败就败了？怎么就没有能够进行文化的自我创新性发展与创造性转化呢？显然，鲁迅对中国国民劣根性问题是日渐思考、深信不疑的。《〈呐喊〉自序》是一篇呈现鲁迅心迹、展现鲁迅心路历程转变的重要文章。
幻灯片事件中，鲁迅意识到：“我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凡是愚弱的国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所以我们的第一要著，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6]这是鲁迅一生中最重要的思想转折。但是，在现实维度的层面上，无论是自己想从事的“文艺运动”，还是正在发生的革命运动，鲁迅都很失望地发现，愿望与现实都有着遥远的距离，几乎没有人真正关心和热爱文艺，革命运动依然是“换汤不换药”。新文化运动中人来邀约鲁迅参加的时候，鲁迅都对此抱有深深的怀疑，抛出了一个“铁屋子”的比喻。尽管，后来我们知道鲁迅在被劝说中加入了新文化运动，并成为新文化运动“呐喊”的主将，以至于用“曲笔”来表现可能的希望，但是，无可否认的是，鲁迅对乡土中国文化的内在毒素与国民劣根性始终是清醒的、清晰的、批判的。“他依然是我们民族的精神灯塔。这个思考本身已经构成了20世纪中国的重要精神传统”[7]。
上医医国，中医医人，下医医病。鲁迅先生不仅是一个具有良好医学教育和医学素养的人，而且是一位医治“病中国”的精神医生。作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主将，鲁迅在第一篇现代白话小说《狂人日记》中，就石破天惊指出乡土中国文化中的“吃人”毒素：“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8]不仅如此，鲁迅进一步指出，在这样一种封建专制文化中，“中国人向来就没有争到过‘人’的价格，至多不过是奴隶，到现在还如此，然而下于奴隶的时候，却是数见不鲜的”[9]，而所谓的二十四史，也不过是“奴隶”的历史，即“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10]，更为悲哀的是，“我们极容易变成奴隶，而且变了之后，还万分喜欢”[11]。在这个几千年的专制文化之下，我们形成了一种可怕的、内化于心的“奴性文化”“奴隶根性”“奴隶意识”。
更为可怕的是，这种“奴性文化”还会与时俱进，不断演化，呈现出种种不同面目和名目，构成一种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无物之阵”。在鲁迅早期的杂文中，称之为一种“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社会上多数古人模模糊糊传下来的道理，实在无理可讲；能用历史和数目的力量，挤死不合意的人。这一类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里，古来不晓得死了多少人物；节烈的女子，也就死在这里。”[12]“无主名无意识的杀人团”，这是鲁迅对这种封建“吃人”文化的一种没有命名的“命名”，对其认识是感性的和体验式的；而到了《野草》中的散文诗《这样的战士》文中，鲁迅对其进行了更深层次的思考和追问。这体现为对“无物之阵”的命名。
“他走进无物之阵，所遇见的都对他一式点头。他知道这点头就是敌人的武器，是杀人不见血的武器，许多战士都在此灭亡，正如炮弹一般，使猛士无所用其力。”“无物之阵”，是这种封建“吃人”文化在当代发展和衍化的最形象体现，其“头上有各种旗帜，绣出各样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头下有各样外套，绣出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13]可怕之处，并不仅仅在于“无物之阵”所拥有的最新“外套”和最新“花样”。而是这些东西可以戳穿，但是我们的“战士”，却得了一个“戕害慈善家等类的罪人”之名；尽管我们的战士准确击中了“无物之阵”的“心窝”，但是“一切都颓然倒地；——然而只有一件外套，其中无物。无物之物已经脱走，得了胜利”[14]；最悲哀的是，我们最宝贵的、最富有战斗精神的“这样的战士”，“他终于在无物之阵中老衰，寿终。他终于不是战士，但无物之物则是胜者”[15]。在“这样的战士”与封建“吃人”文化的对决中，“战士”不仅没有刺杀掉“无物之阵”，反而背上了“戕害慈善家等类罪人”的恶名，而且最终在一次次对决中“老衰、寿终”。鲁迅再一次以一个大智者、大预言家的角色宣告乡土中国文化转型之难、文化自我革命的中国式困境。新中国成立近70年之后的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和文化状况，似乎无形之中，宣告着鲁迅这一预言和警示的超前性、准确性。“鲁迅的确主张破传统，但他反对奴才式的破坏和盗寇式的破坏，力主要有‘理想的光’”，要做‘革新的破坏者’”[16]。“鲁迅有意用这种逆反式的评判去警醒人们，挣脱被传统习惯所捆绑的思维定势，揭示历史上被遮蔽的真实，正视传统文化中不适于时代发展的腐朽成分”[17]。同时应当看到，青年鲁迅批判传统专制文化，是立足于建设“刚健伟美”的中华现代新文化。
但是，正如《这样的战士》中结尾所说的，尽管如此，失败而背负恶名，“但他举起了投枪！”[18]显然，鲁迅遇见了“病中国”及其“国民劣根性”问题的艰难性，但依然像西西弗斯那样，做无望的、但永不屈服的抗争。而鲁迅抗争的武器，其“投枪、匕首”，就是“文学创作”。鲁迅跟梁启超一样认为，文学具有“小说新民”的重要功能：“由纯文学上言之，则以一切美术之本质，皆在使观听之人，为之兴感怡悦……约翰穆黎曰，近世文明，无不以科学为术，合理为神，功利为鹄。大势如是，而文章之用益神。所以者何？以能涵养吾人之神思耳。涵养人之神思，即文章之职与用也。”[19]所以，鲁迅以一系列“老中国儿女”的文学形象创造控诉了那个“吃人”的文化社会，从而起到了“呐喊”“革命”的知识分子文化使命。狂人、闰土、祥林嫂、爱姑、孔乙己、子君、阿Q等形象，是这一思想认知下的文学群像。从乡村到城镇，从乡下知识分子到野夫村氓，从乡下男性到城市女性，鲁迅建构了一个病中国“吃人”文化下的“老中国儿女”形象谱系。这些形象广为人知，这里不做赘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