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全球化分工：灰度创新的贡献

在20世纪80年代至90年代，一种全球化分工的运行机制出现了。华尔街对于更大利润的追求推动了企业家对于“轻资产运营”的迷恋。一个企业聚焦于核心竞争力，在当时被看作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大量与核心能力无关的业务开始被外包，并在全球产业链条中寻找最佳的分工机制。中国作为一个勤劳、务实的国家，很快就成为全球分工的理想合作伙伴。随着2001年中国加入WTO，中国的生产热情和劳动力市场的潜力被充分地释放出来，“全球设计+中国制造”，成为一种屡试不爽的跨国公司的合作模式。

灰度创新迈出了国际合作的最大门槛。日本、韩国当年在东南亚的扩张也都采用“本国设计+东南亚制造”的模式，对助力本地经济腾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也产生了许多灰度创新。但是，所有这些加起来都不如中国制造表现得那么突出。然而，要认可中国制造在这其中的贡献却并不容易。

美国一直对“源头创新”备加推崇，认为这才是一个国家应该去推动的事情。实际上，这也是自“二战”以来一直主宰美国的一种重要的科技创新思维。学者Vannevar Bush被认为是创造了美国创新的“管道模式”的奠基性人物，早在罗斯福时代他对政府便有着深刻影响。“管道模式”，顾名思义，就是将发明和创新之间的关系描述成一个上下连通的管道，政府只需要在管道上端的基础研究进行投资，那么，这些投资就会产生大量创新种子；而管道下游的企业家只要接住这些种子继续进行研发式培育，做好设计与生产就会产生大量的创新成果。

这种模式的要旨就是抓好基础研究，做好源头创新[3]，抓住重大突破性发明起源，就可以产生足够多的财富，这是一种典型的“技术性供给”思路。这种看法其实忽略了“灰度创新”的贡献。它对于制造通过与研究和设计的互动而产生的创新基本视而不见。而现在，美国开始否定这种自己建立和推崇的模式，转而认为“设计+制造”如果能在一起，看上去更容易使创新得以发生。

David Autor等人在中国进口竞争对于美国公司的研发资金和专利生产的影响研究中发现了一个有意思的现象，企业面临竞争的时候，研发和专利都会减少。发布于2016年年底的《国外竞争和本土创新：从美国专利得到的启发》的研究报告表明[4]，“研发与制造往往相互补充，而不是相互替代。当制造阶段面临激烈竞争的时候，企业不会趋向于用研发方面的努力来取代制造方面的努力”。这个结果暗示了企业创新的一种“路径依赖”现象的存在，也意味着研发与制造的分工会随着竞争的加大而各自深挖鸿沟。作为不同的组织之间的联手，形成灰度创新将有着更大的生存土壤。

美国康宁公司在合肥工厂的全球首条生产10.5代液晶显示器（TFTLCD）玻璃基板的产线。它可以提供2940mm×3370mm的10.5代玻璃，是当今市面上最大的液晶玻璃基板，能为65英寸、75英寸电视提供最为经济的切割方案。康宁是发明并在全世界第一个使用熔融下拉技术生产液晶玻璃的企业。在20世纪80年代，康宁发明了世界上第一套用于TFT-LCD的无碱玻璃基板，协助显示器产业顺利从无源矩阵式技术升级到有源矩阵式技术。30年过去了，康宁的研发成果在中国工厂开花结果。该工厂能够在一栋长达1.3千米、面积约数十万平方米的洁净室大楼中，生产厚度仅为0.7mm的大片玻璃。虽然大部分生产都是自动化的，但运行该设施需要大量的工程人员支持。Willy Shih博士提到[5]，“在美国没有一位工程师知道如何进行这种等级的工业工程或这类过程的工作”。这项工程总投资超过15亿美元，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于2018年5月实现了量产。而这家美国公司在北京和重庆还设有两个8.5代玻璃基板的工厂。最新的记录发生在2019年的最后几个月，特斯拉向中国用户交付了第一批本地生产的电动汽车。这个位于上海的超级工厂，从开工建厂到交付第一批产品，仅仅用了357天。

恐怕只有在中国才能找到如此娴熟的劳动力和工程人员能完成此类操作，以这样的速度修建工厂。工业研发很重要，但能够实现规模化生产的诀窍也很重要。Willy Shih博士或许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条生产线的客户正是中国的液晶屏生产商——京东方。双方面临的共同使命是一个大尺寸超高清8K显示屏的时代正在来临。

这种双方多年合作的上下游紧密的关系，其背后就是灰度创新在发挥作用，这是无法轻易撼动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