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面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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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的外在形象地反映了这个人的内在；一个人的面貌表达和揭示了这个人的整个本质——这一看法的先验性质和因此的可靠性，可以由此表现出来：对那些无论是因做了好事还是因做了坏事而出名的人，或者对那些有过很不一般作为的人，人们都普遍有着要亲眼看一看其人的热望；或者如果不能有机会一睹此人的话，那至少也很想从别人那里了解此人到底长了个什么样子。因此，一方面人们一听到那些名人可能要到某地就闻风而至，以一睹其真实模样；另一方面报纸、杂志记者等——尤其是英国的——则极尽详细、绘影绘色地描述那些名人；画家和铜板雕刻家也把名人的形象直观再现出来；到最后，则是达盖尔发明的照相法（其价值正因这里说的缘故而得到高度赏识），最完美地满足了人们的上述热望。同样，在日常生活当中，人们对所要与之打交道的人，都会留意其面相，在私下里试图通过观察其长相特征，以预先了解此人的道德和智力本质。但如果就像一些蠢人所误以为的那样：人的外在只是毫无意义的东西，因为灵魂是一回事，而身体又是另一回事，身体之于灵魂就犹如衣服之于穿着衣服的人，那就不会出现上述种种情形了。

而事实却恰恰相反，每个人的面相都是某些的象形文字，是当然可以让人读懂的象形文字，而这些象形文字的构成笔画，就现成地长在了我们的身上。一般来说，一个人的面貌比一个人的嘴巴甚至能够说出更多、也更有趣的信息，因为这个人的脸貌就是囊括这个人的嘴巴所要说出的所有东西的大纲，是此人的一切思想和追求的独家标识。此外，一个人的嘴巴只是说出了此人的想法，但一个人的长相却说出了大自然的想法。所以，每个人都值得我们认真观察和琢磨——虽然并不是每个人都值得我们与之说话。那么，如果每一个人作为大自然的某一思想而值得观察的话，那最高等级的美，就更是这样了，因为这种美是大自然的某一更高的、更普遍的概念；是大自然关于种属的思想。怪不得这种美是那样有力地吸引住我们的目光。那是大自然的一个根本的、首要的思想，而个体则只是次要的思想，是补充而已。

每个人都心照不宣地认定这一原则：每个人就是他所看上去的样子。这一原则是对的，但困难就在于如何应用此原则。这一应用的能力，部分是与生俱来的，部分是从经验中获得的。但在这方面是学无止境的，甚至最熟练的阅人者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但是，不管费加罗怎么说，一个人的面相是不会撒谎的，真错了的话，那只是我们以为看到了一些其实并不存在的东西。当然，对一个人面相的解读，是一样很高和很难的艺术，其中的技巧原则，是永远不可以在抽象中学习得到的。首要的条件就是：我们必须以纯粹客观的眼光看视对象的面相——这可一点都不是容易的事情。也就是说，只要任何一点点的厌恶、好感，或者恐惧、希望，或者点点考虑到我们此刻将给此人造成何种印象——一句话，只要有某些主观的东西混杂其中，那这面相的象形文字就会混乱，就会失真。正如只有那不懂某一语言的人，才会听清这语言的音声——因为不然的话，音声的含义就会马上在意识中把音声排挤掉——同样，也只有那并不了解所观察对象的人，亦即并不曾已经通过多次见面，或者甚至与之有过交谈而习惯了其模样的人，才会看清此人的面相。据此，严格来说，人们也只有在首次看见一个人的面相时，才可以对其面相有一纯粹客观的印象，也才可以有了对其解读的可能性。正如气味只在其刚出现的时候才会影响我们，酒的味道也只在我们喝第一杯的时候才真正为我们领略，同样，一个人的容貌也只在我们首次见到它时才会给我们造成完全的印象。对于这所造成的印象，我们应该认真留意并记住；如果这些对于我们是很重要的人，那我们甚至要把此印象写下来——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自信对别人相貌的感觉的话。接下来的相识和交往，会抹去当初的第一印象。但以后的结果，会在将来证实当初的印象是真确的。

但是，在此我们也不想向自己隐瞒这一事实：在看到别人的第一眼时，通常都会感觉很不愉快。大多数的人，可都是毫无价值！除了一些漂亮、心肠好、聪明有思想的一些面孔以外，亦即除了一些绝无仅有的例子以外，每当看到一张新的面孔，我相信凡是感觉细腻的人，都会产生某种类似于惊恐的感觉，因为这张脸把令人不快的东西经过新的、让人吃惊的组合呈现给了我们。人们一般来说的确就是长着一副可怜相。甚至还有这样一些人：其脸上是那样一副天真赤裸裸的庸俗和情操低下的样子，再加上那动物般的、局促的智力印记，我们禁不住在想：长出这副模样的人，还怎么好意思外出见人呢？戴上一副面具遮丑，难道不会更好些吗？确实，有些面孔只需对其看上一眼，就会觉得受到了污染。所以，对那些有着优越条件可以避开众人，并从而完全摆脱见“新面孔”的痛苦感受的人，我们是无可指责的。对这事情给出某一形而上的解释的话，那我们必须考虑到：每个人的个性也正是这个人通过其生存本身应该加以改正和重塑的东西。但如果我们就只满足于心理学上的解释的话，那我们就得问自己：对于那些人，那些在其漫长一生中，在其内心除了那些渺小、低级和可怜的念头以外，除了那些平庸、自私、嫉妒、卑劣和阴险的愿望以外，还极少生发了其他东西的人，我们还能指望其会长着怎样的外貌？人的内在的所有这些东西，在其持续的时间里都在其脸上留下了显示。所有这些痕迹，由于随着时间那许许多多的重复而刻画了下来。因此，大多数人的模样初次乍一看，会让人惊骇，我们也只有慢慢才能习惯和适应，亦即慢慢对此脸容所造成的印象变麻木了，以至于这一容貌再也无法发挥作用。

正因为脸部固定的表情是经过漫长的形成过程，是经过面部无数次的、转瞬即逝的、独特的张弛而保留下来，所以，聪明有思想的面容，也只能是逐渐形成的，甚至要到了老年才达到其高贵的表情；而这些人年轻时候的肖像却只是初露端倪。相比之下，我上述关于初次看到不少人的容貌会感觉惊恐，也与之前所说的互相吻合，亦即一张面孔也只是在初次见到时才会造成准确的、全面的印象。也就是说，要获得纯粹客观和不曾失真的第一印象的话，那我们就必须不能与这人发生任何的关联。事实上，如果可能的话，必须还不曾与之交谈。也就是说，每一次的交谈，都会在某种程度上让双方增进了友好，给双方引入了某种融洽的成分，一种双互间的、主观的关系——这样一来，就会影响到对对方面相的客观把握。再者，因为每个人都竭力要争取得到别人的敬重和友谊，所以，我们所要观察的对象，在谈话中会马上施展他已运用娴熟的各种装模作样的技巧，就会奉承我们，并以此贿赂我们，我们也很快对那当初第一眼就已经明白看出的东西，变得视而不见。因此，那说法“大多数的人，增进些了解就能赢得我们（的欢心）”，其实应该这样说才对：“大多数的人，增进些了解以后就能迷惑我们。”但以后在糟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时，那我们当初第一眼得出的判断通常就得到了证实，并最终嘲弄地一锤定音。但假如“增进些了解”就马上产生了敌意的话，那我们也同样没发现经过这“增进些了解”就“赢得我们”。这所谓“增进些了解就能赢得我们的欢心”的另一原因就是：在看上第一眼的时候，尽管一个人的面相就已经警告了我们，但一旦我们与之交谈，这人就不会仅仅表现出他自己的真实本质和性格，而且还表现出他所接受过的教育，亦即他不仅表现了他真正和与生俱来的自己，而且还表现了他从全人类的共同财产那拿来的东西：这个人所说的话中3/4并不属于他这个人，而来自他自身之外。这样，我们就会经常奇怪和吃惊：这样一个米诺多（希腊神话中半人半牛的怪物）一般的家伙，竟能随口而出如此人性的话语！但如果从“增进些了解”更进一步，更加的“增进了解”，那这人面相早已预告了的“兽性”，就会“精彩地显现”。因此，谁要是有敏锐阅人面相的天赋的话，那就必须重视此人在我们对其增进了解之前的、并因此是不曾失真的面相表达。这是因为一个人的面相直接说出的是这个人是什么，如果这面相欺骗了我们，那错不在这面相，而是错在我们。相比之下，一个人的话语，只是说出了这个人的所想，并且更多的时候说出的只是他学来的东西，或者只是他假装所想的东西。此外，我们与之交谈时，或者只是听见其与他人交谈的时候，我们不会考虑其面相，我们会无视这根本和直露的东西，而只会留意其说话时面部的动作和表情——而这些动作和表情却是说话者有意为之，目的就是向他人显现其好的一面而已。

那么，当有人把一个年轻人带到苏格拉底的面前，让他测试一下这年轻人的能力时，苏格拉底所说的“你说话吧，我看看你”却是对的（假设他所说的“看”，并非只是指“听”的意思），因为只有当一个人说话的时候，他脸上的特征，尤其是眼睛才会生动起来；而这个人的精神思想潜质和能力也会在此人的脸部和表情活动中留下印记。这样，我们才得以暂时评估这人的智力及其程度——而这正是苏格拉底的目的。但需要指出的是：首先，苏格拉底这一方法并不可以扩展至评估道德素质方面，因为道德素质潜藏更深；其次，在他人说话的时候，对他人的脸上特征的清晰活动，我们在客观上所获得的却在主观上失去了，因为由于他人在说话时马上与我们产生了个人的关系，并轻微地吸引或者迷惑了我们，让我们再也无法免于成见，就像上面所分析的。因此，从这最后的观点出发，更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不要说话，这样我好看看你。”

这是因为为了纯粹和客观地把握一个人的真正面相，那我们就必须在这个人孤身独处，在他完全放松自在的时候观察他。与他人的交流和交谈已经让他产生了某种反射——这通常都会让他表现得更好，因为这人通过那互动而活跃起来，并因此得到了提升。相比之下，当这人是单独和放松的，正沉浸于想法、感觉和情绪之中——只有在这时候才是完全的此人本身。这样的话，对其面相投向锐利的一眼，就可以一下子把此人的整个本质在大概上把握住了。这是因为此人的所有思想和奋斗的基本调子，都在其脸上留下了印记；这是关于此人要成为什么样的人的arrêt irrévocable（法语，最终决议），也是当此人独处时才会完全感觉到的东西。

所以，面相术是认识人的一个主要手段，因为一个人的面相，在狭隘的意义上而言，是这个人的作假技巧唯一不全管用的地方，因为这作假，也就只是在脸部表情方面。正因此，我建议人们在某人独自一人、沉浸于自身、在人们还没跟他说话的时候去观察他和认识他，这一方面是因为在这时候，我们眼前所看到的是纯粹和不含杂质的面相，因为一开始说话，脸部的活动和表情就进来了，此人也就开始应用其学来的虚假东西；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个人之间的关系，哪怕这种个人之间的关系只是极其短暂，都会让我们产生偏见，并因此让我们的主观破坏了我们的判断。

我还需要说明的是，经由一个人的面相去发现一个人的头脑智力，会比发现这个人的道德性格容易许多。也就说，一个人的智力更多的朝向外在。智力不仅在一个人的脸上和表情活动中留下印记，而且还可以从这个人的走路，甚至从每一个细小的动作看得出来。我们或许仅从一个人的后面观察，就已经可以分辨出此人是个笨人还是个傻瓜，抑或是个有头脑思想的人。一个人每一个铅一样沉重的动作，都标示着这是个笨人；而一个傻瓜的每一个手势都显示出他的愚昧；而聪明才智和爱思考的人也以同样的方式表现出来。拉布吕耶尔的这些话，就是基于我这里所说的道理：“再没有什么比这道理更加的简单、更加的细腻和更加的微妙，那就是：我们的举止无一不暴露出我们；一个傻瓜，无论是进来、出去、坐下、起来，还是闭嘴不言或者站立不动，都是与一个聪明人的同样动作截然不同的。”[1]由此也可附带解释平庸者所具有的那种“可靠和快捷的直觉”——根据爱尔维修（《论精神》）的说法，平庸者就以此认出并逃离那些有头脑思想的人。这桩事情本身却主要是因为：脑髓越是巨大越是发达，脊髓和神经与脑髓相比越是细薄，那智力就不仅越高，这人的四肢也可更随心所欲地灵活运动。因为四肢的活动是更直接和更明确地受脑髓的控制，所以，所有一切都毋宁说是受着一线的牵动——这样，在每一身体、肢体的运动中，这一运动的目的就精确、清晰地显现出来了。这里所说的也类似于这一事实，甚至与这一事实密切相关：某一类动物，在生物的等级阶梯中越处于高端，那这一类动物就越容易因身上的某一处地方受伤而致命。例如，我们可以看看无尾两栖类动物：正如它们的活动是那么的沉重、迟钝和缓慢，这些动物也是没有智慧的，但与此同时却有着异常顽强的生命力。所有这些可以由此得到解释：这些动物虽然并没有多少脑髓，但却有着非常粗厚的脊髓和神经。总的来说，走路和上肢的动作，首要是脑髓功能所致，因为外在肢体是通过脊髓神经，从脑髓那获取指示以指导肢体哪怕是最细微的活动。这也就是为何任意性的活动会让我们疲倦，而这疲倦与疼痛一样，其位子却在脑髓，而不是如我们错误以为的在肢体。因此，脑髓需要睡眠。而那些并非由脑髓所引发的活动，亦即有机体、心脏、肺部等的那些非任意的活动，则是持续进行而不知疲倦的。那么，既然一个人的脑袋在负责思维的同时也负责控制肢体，那这脑袋活动的特性就既会反映在一个人的思维里面，也反映在这个人的肢体活动里面。这样，根据这个人的构成，一个愚笨头脑的人，就会像一个人体模型般的走动和活动，而一个聪明有思想的人，他的每一个关节都会表现出这一点。但是，与一个人的手势和身体活动相比，一个人的面孔却更能让人看出此人的精神思想构成：这个人额头的形状和大小，脸上五官的张、弛和灵活活动，以及最重要的眼睛——从小而浑浊、无力呆滞的猪一样的眼神开始，逐级而上一直到最高一端的那闪亮、发光的天才人物的眼神。精明的眼神，哪怕是最敏锐的那种，也与天才的眼神有别，因为前者始终带有为意欲服务的烙印，而天才的眼神，却是摆脱了意欲的奴役。（参见本书德文版第64页关于天才的表情的说法。）据此，那由斯科扎菲齐在《彼特拉克一生》中讲述的轶事，就是完全有可信性的。那轶事说的是以前有一次在维斯孔蒂的宫廷里，彼特拉克与许多的王公贵族在一起，盖拉索·维斯孔蒂要他那当时还只是小孩、长大后成了米兰公爵的儿子，在人群中挑出最有智慧的一位。男孩看了众人一会儿，然后就抓住彼特拉克的手，把他引至他父亲面前。所有在场的人都惊叹不已。大自然给其天之骄子打上了如此清晰的高贵的印记，以致一个小孩也能认得出来。因此，我想给我那些洞察敏锐的国人一个建议：如果他们想要把一个平庸的头脑，在长达30年的时间里，到处宣扬为一个伟大的思想家，那为此目的，就不要选择长着一副啤酒店老板面相的人——就像黑格尔那样，因为在这人的脸上，大自然以其最清晰明白的字体，写下了大自然已经写惯了的两个字：“平庸”。

但至于人的道德层面、人的性格方面，那可是与人的智力层面并不一样。要在面相上看出人的道德素质却困难许多，因为这道德素质和性格，作为形而上的东西要深藏得多；虽然这也是与生物体有着联系，但却不如智力那样，与这生物体的某一特定的部分或者某一系统直接相关。此外，每个人通常都就会把自己相当得意的悟性和智力示之与人，一有机会就尽力显摆；但却绝少把自己的道德本性完全曝光。事实上，这些东西却被刻意隐藏起来——在这方面，人们已是熟能生巧。但是，一如上述，卑劣的念头和不堪的想法会慢慢在一个人的脸上，尤其在一个人的眼睛里留下痕迹。据此，从面相上判断的话，我们很容易就可保证某某人是永远也不会创作出一部不朽的著作的，但却的确不敢保证此人不会犯下某一重大的罪行。

（选自《附录和补遗》第2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