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不要相信你的分析师

投资者，无论是新手还是老手，都知道买卖什么股票以及何时买卖股票的决策综合来源于恐惧、希望、直觉、偶尔听到的谈话片段和可靠信息。尤其是信息，也就是说，我们都倾向于认为自己在理性地行事，而不是贸然地做出如何投资数千美元的决定。因此，我们会试图从报纸、电视节目、餐馆里的私人谈话和体育赛事等来源获取信息。我们还会为此浏览商业期刊和投资杂志，翻阅大量市场函件，拨打“热线”电话，出席研讨会等。

请注意，所有这些信息都源自他人，源自想让你相信他们知道事实且能正确地解读和利用事实，如果实践其建议就能获得巨额回报的人。大多数投资者认为，这些专家懂得问题的答案——就算不是所有人，但至少有一部分是如此。此外，他们还有洞察力、智慧、人脉、经验和对市场的感觉。可叹的是，事实往往并非如此。

我想建议你向这样一位专家求教：他（她）的建议是可信赖的，无论何时你需要他（她），他（她）都会在你的身边，而且不会欺骗你。而且他（她）不笨，因为积累足够的资金进行严谨的投资需要一些头脑。

这位专家就是你，或者假如你足够努力，你至少可以成为这样的“专家”。这正是本书要告知你的关键信息，它不会告诉你买卖哪些股票以及什么时候买卖，而是会展示一些简单的技巧和解读数据的方法供你使用，这些方法就像信箱、电话，或者在某些情况下，像图书馆一样随时可供利用。这可比有关高科技热门股的提示或有关铜业股下一步走势的预感重要得多。这些技巧和方法可以很好地为你服务，让你这位值得信赖的“专家”比专业的基金经理更有优势。

有一句话是老生常谈，却是千真万确的——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这正是我撰写本书的目的。

在深入探讨应该做什么之前，我们先来详细谈谈从传统渠道收集的大多数信息必须经过严格的筛选、仅有少量信息可作为你投资决策依据的原因。我们的讨论也可能让你明白自己的一些投资业绩不佳的原因。

初学者可以考虑一下历史学家和社会评论家丹尼尔·布尔斯廷（Daniel Boorstin）对名人的定义：一个因出名而出名的人。布尔斯廷指的是嘉宝（Gabor）姐妹以及那些突然出现在电视脱口秀节目中、被小报拍到走下飞机或在马戏团中抚摸假独角兽的小明星——他们已经被人们遗忘得差不多了。

投资界也有这样的人。你总是能在一些相同的电视节目中、在与华尔街有关的商业节目中和与市场有关的报道中看到他们的身影、听到他们的言论。同样的人往往定期出现，他们看起来甚至有点像。中年男性头发灰白，戴着眼镜，颇具长者风范；中年女性头发梳得很整齐，目光锐利；年轻的男性和女性则身形瘦削，看起来（对成功）充满渴望而好斗。所有人似乎都很富有。年长者倾向于拐弯抹角，年轻者则直截了当地做出预测。你看了又听，不过由于信息太多，你只记住了一半。

到了下周，当你再次读到他们的相关报道或在节目中看到他们时，已经忘了他们的预测或想法。你只能回想起他们的脸、他们的声音以及他们的名字。你认为，他们是专家，自己应该听取他们的意见。但千万别这么想。记住，他们是名人，因出名而出名的人。

电视新闻记者最先学到的一点是，公众在阅读新闻报道时真正感兴趣的不是记者的想法，而是领域内重量级人物的想法。记者知道的可能比受访专家知道的多得多，但他的报道需要引用专家的话。因此，电视台的记者会到某位因富有魅力且能说会道而脱颖而出的高级副总裁的办公室采访他，然后问了副总裁几个问题，副总裁给出了简短的回答（名人们知道，接受电视台采访时回答必须简短而机智），之后记者就前往演播室了。双方都得到了他们想要的：记者得到了30秒的录像，分析师名人借机夸耀了一番公司（他存在的意义），当晚观众们也得到了想要的专家建议，或者至少他们是这样认为的。

报刊记者也是如此。下次你在阅读报刊的股市报道时可以留意一下，看看在一篇中等篇幅的文章中，记者是否会引用至少3个人的话。当报道的篇幅较长时，记者会引用更多人的话。这些被引用的人也都是专家名人。许多报道都值得一读，特别是当它们涉及行业状况、政治分析和经济形势时。但当报道的内容与市场有关，并且出自同一家投资公司的喉舌时，情况就不一样了。此时，记者们不再需要30秒的采访了（带着牵强的笑容和闪烁的眼神），他们需要的是活泼生动的行文和高度可引用的想法，尤其是当这些想法与他们自己的一致时。一位新闻记者曾这样说：“一位高度可引用的无知者要优于一位无法理清自己思路的精明学者。”

接下来，你会发现，许多被采访者的想法很极端——他们要么认为市场将到达顶峰，要么认为市场将坠入低谷，尽管他们对细节问题语焉不详。发表左右小幅摇摆的言论似乎不能让任何人感兴趣，但如果带来爆炸性信息，就可以让众人惊疑震动——这是博人眼球的好方式。比起食物和饮料，名人更需要这些。

一类特殊群体——撰写市场简报的人，也没什么太大的不同，但他们明确倾向于看涨的一方，而且理由很充分：谁愿意每年花几百美元买坏消息呢？此外，日复一日地写建议买入的简报要比写建议卖出的简报容易得多。

20世纪20年代最伟大的市场观察家之一莱斯利·古尔德（Leslie Gould）曾对一位记者说，他在1929年夏天就看出股市即将崩盘。年轻的记者反驳说：“古尔德先生，您直到最后一刻都是看涨的，我读过您所有的专栏文章，它们传递的信息都是积极的。”“当然是这样了，”古尔德哼了一声，好像在跟一个天真无邪的人说话，“要是我周一写了‘卖掉所有股票去钓鱼’，那我周二能写什么呢？”

撰写市场简报的人都知道，读者们总是在寻找特殊情况下的内幕消息，即关于那些价格可能在一夜之间翻倍的尚未被发现的成长股。他们不想听到应该避免买入或应做空的被夸大的股票。如果他们手里没有这类股票，他们则不会买入，但如果他们手里有这样的股票，在感情的影响下，他们可能不会卖出它们。鲜有人会考虑做空股票，因为这几乎被视为反美行为。毕竟投资股票就像赌马一样，人们进场是为了选出会获胜的马匹，他们不会对跑在最后的马匹下注。

斯坦福大学商学院（Stanford Business School）的威廉·夏普（William Sharpe）教授曾指出：“若没有做空机制，市场价格将会高于共识价格。”夏普的意思是说，如果10个人对一只股票的价格各有自己的看法，第一个人认为其价格应该是1美元，第二个人认为应该是2美元，第三个人认为是3美元，依此类推，第十个人认为是10美元，那么共识价格将为5美元左右。那些认为价格应该在1~4美元的悲观者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而乐观者会买入，所以这只股票的最终价格会涨至7美元左右。“换句话说，价格不会反映所有可用的信息，而只会反映乐观者掌握的信息。”

类似的事情发生在撰写简报的人身上是可以理解的，毕竟他们可能有也可能没有进行预测的资质，而且他们要靠夸张的言词来获得订阅用户。但那些在投资公司工作的人呢？大多数人都拥有商学院的本科和研究生学历，教育背景光鲜亮丽，也是金融分析师联盟（Financial Analysts Federation）的成员（该联盟拥有约16,000名成员），而且在专业领域内摸爬滚打了多年。这些优秀的专业人士给出的意见就一定值得你聆听吗？答案是模棱两可的“也许吧”。说得直白一点，你在按他们的建议行事之前必须知道这些建议源自哪里。有如此多的投资者依赖于经纪人的建议，而经纪人又从分析师那里获得建议，因此有必要对这个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细致的探讨。

有数千名“卖方”证券分析师在工作中阅读金融内幕资料，采访公司高管。大公司可能有50多位证券分析师，每个人都有专门的任务，而在小的区域性公司里，可能只有三四位多面手。位高权重的分析师通常来自两个领域：在顶级研究生院取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或需要研究的证券所属的行业。理想的候选人兼具这两方面的背景。例如，一位高水平的计算机分析师可能拥有工程学本科学位，曾在一家或多家计算机公司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又攻读了MBA学位，最后在华尔街谋得了一个职位。

大多数分析师最初都是给经验丰富的老手做助手，经过一段时间的学徒期和一段时间的熟练工生涯后，最终成了成熟的资深分析师。他们的年薪在8万美元至12万美元之间，再加上根据业绩而定的奖金，其中一些人的年薪在50万美元左右，有些人的甚至更高。

在此过程中，这些分析师与公司管理层建立了联系。管理层和公司需要发布的各种报告是这些分析师的主要信息源。分析师们参加行业内的展会和研讨会，并被期望在这些行业中生活、吃饭和呼吸。这话毫不夸张。餐饮行业的分析师可能每周在快餐店里吃十几顿饭；电脑行业的分析师为了评估软件和硬件的性能会在大型机和微型计算机上运行程序；汽车行业的分析师对汽车的了解程度不亚于他们对汽车制造商资产负债表的了解程度。所有这些将产生你的经纪人可能传递给你的评论，以及一些仅有他自己能看到的、更加专业的信息。

到目前为止，一切都挺好的。投资时有一位真正的专家做参谋是好事，但问题是，分析师为能给他丰厚薪水的公司工作，而不是为你工作，这就使各方关系变得复杂了，并产生了（利益）冲突。

例如，分析师为了给本公司招揽其他业务，应该会与他所分析的公司的管理层保持良好的关系。其中一些是相当合理的。正如《财富》（Fortune）杂志的撰稿人安妮·B. 费雪（Anne B. Fisher）指出的：“一位对自己研究的行业了如指掌的分析师可能告诉你，行业内哪些私营公司正在考虑首次公开募股，哪些上市公司可能需要融资，以及哪些人在谈论公司合并事宜。考虑到投资银行家的费用，分析师们所带来的任何此类业务，很可能代表着所有这些昂贵的分析人才将带来更高额的回报。”

《财富》杂志还指出：“可以预见的是，一些公司不明白证券分析师不应该在选股的同时瞄准投行业务的原因。”时任A. G. 贝克尔·帕里巴斯公司（A. G. Becker Paribas）研究部负责人的约翰·欣德龙（John Hindelong）说：“（这就相当于）你想要能传能跑的四分卫。”欣德龙后来成了德威公司（Dillon Read）的常务董事兼研究部主管。1985年春，他又跳槽到了美邦（Smith Barney），在那里分析医院管理类股票。据一份报告称：“欣德龙表示，他跳槽是为了有更多的时间做研究和达成交易。他指出，美邦的机构销售团队拥有约50家美国生产商，而德威公司的机构销售团队仅拥有4家生产商，因此前者相对于后者来说能给他提供更多的投行支持。”

证券分析师对服装连锁店、快餐店、钢铁公司或电子公司的良好的评论和推荐可能会获得回报，例如这些公司的管理层会请分析师所在的公司承销其下一次发行的股票或债券，或履行其他职能，例如安排合并事宜。

一些华尔街的证券公司对此非常坦率。保诚贝奇证券公司（Prudential-Bache）的研究部主管格雷格·史密斯（Greg Smith）指出，这是他的分析师赚取丰厚报酬的途径之一。他说：“老实说，你不要以为你能从每股几美分的股票经纪业务中赚到钱并向证券分析师支付如今有竞争力的薪酬，认为客户期待以这样的价格获得服务和研究是天真的想法。”

分析师要维持生计就必须与所研究的公司保持良好的关系，这通常意味着他们面临着给予这些公司好评的压力，下次当你收到热情洋溢地推荐某公司的报告时，别忘了这一点。这样的报告通常会附有免责声明，例如“本报告包含的信息基于可靠的来源，但不包含所有信息，也不由我公司担保……”不过，结尾一般是这样的：“我们一直是该公司的承销商、管理者或共同管理者，或在过去的3年内曾配售该公司的证券，或曾是该公司的承销商。”

也许分析师给出的建议足够诚实，但我很少看到有承销商建议卖出与自己关系密切的公司的股票。1983年的情况也是如此，当时大多数投资界人士都在推荐高科技股票，许多机构都计划承销这类股票。之后，随着收益开始低于预期，泡沫破裂了。是什么导致了这样的结果呢？总部位于芝加哥的扎克斯投资研究公司（Zacks Investment Research）一直在追踪收益预测，它认为，这并不是利润数据过于糟糕导致的，而是预测失败导致的。“分析师们从一开始就过于乐观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推高股价或者与那些公司有投资银行业务关系。”该公司还指出，在1981—1984年，有86%的经纪公司给出了中性或买入建议，12%的给出了卖出建议，2%的给出了强烈卖出建议。

因此，毫不奇怪，即使是在不利的投资环境下，大多数评价也是积极的。“如果我桌上有200份证券报告，其中就会有175份给出的是‘买入’建议。”一位基金经理哀叹道。在这样的情况下，你还能期待得到什么建议呢？这是投资者必须防范的最大陷阱之一。

美林（Merrill Lynch）的前首席投资策略师理查德·霍夫曼（Richard Hoffman）（离开美林后创立了自己的咨询公司）长期以来一直批评这种做法，他还意识到了其中存在的问题。为了改变失衡的局面，1985年初，R. J. 霍夫曼公司（R. J. Hoffman & Co.）成立了一家名为“唯理”（Veritas，拉丁文的意思是“真相”）的子公司，该公司只发布卖出建议。其运营负责人大卫·卡岑（David Katzen）表示：“我们的立场要比华尔街公司的立场客观得多。他们的中性评级相当于我们的看空。”

分析师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需要给予积极的评价，尤其是当本公司的投行部门希望与被评级的公司建立业务关系时。当分析师此前对该公司股票的评价比较高时，他面临的压力就更大了。给予消极评价会招致公司管理层的愤恨；转变立场可能会要了一些人的命，比如经纪人和机构销售人员，因为这些人或受托者与客户打交道。“当你对某只股票给出消极评价时，持有该股票的人会讨厌你，公司管理层会讨厌你，不持有这只股票的人则毫不在意。”这是一位分析师得出的结论，而另一位声称自己在20年的职业生涯中从未发布过卖出建议的分析师补充说：“在周一上午的9点，走到15名或20名销售人员面前，并告诉他们应该卖出你曾推荐的股票是非常困难的。”这一点很好理解。因为如果要坚持这一建议，这些销售人员可能必须打电话给客户，告诉他那只上周五被认为很棒的股票现在应该抛掉。此时，经纪人可能会要求分析师给客户打电话，并与客户聊上一会儿，因为重要客户喜欢这种沟通方式。一位著名的石油行业分析师（他的名声仅仅因为最近的几次错误判断而受到影响）曾对我说：“我做不到一直正确，但我不会逃避。我的行事原则是：当我判断正确时，我不必出面做解释；当我出面做解释时，那可能是因为我做出的判断不正确。”

证券分析师必须防范的另一个问题是，他们往往会爱上自己所研究的公司。多年来，他们与公司的高管和公关人员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后者经常向他们提供各种建议和提示，或者其他使他们的研究工作变得更加容易的信息，这也让他们在单位有了炫耀的资本。为什么要让卖出建议毁了这一切呢？当有人请莱格·梅森·伍德·沃克公司（Legg Mason Wood Walker Inc.）的小雷蒙德·德沃（Raymond DeVoe Jr.）就一些分析师糟糕的预测记录谈谈自己的看法时，他说：“大多数分析师都依赖被分析的公司，视其为他们的主要信息源，他们通常只是整理这些数据，就将其作为自己的原创思考发给客户。”

这也许解释了分析师们的预测记录多年来一直很平庸的原因。基德尔皮博迪公司（Kidder, Peabody）投资政策部的主管威廉·吉拉德（William Gillard）在谈到“鱼雷式股票（在你的投资组合被炸出一个窟窿之前，你看不出它们）”时遗憾地承认：“无论是从买方还是从卖方角度来看，分析师们的表现都不太好。”他怀疑，原因在于分析师与公司的关系。“我们联系公司的方式很荒谬。每个人都与公司投资者关系部门的人交流，而后者提供的数字是一样的。”如果这些数字是错的呢？所有根据这些信息做出决策的机构会在同一时间抛售股票，因而导致了伴随着如此多的负面消息而来的恐慌性抛售。

当然，每个领域里都有不称职的人，也都有尽职尽责的行业老手，他们的表现参差不齐。无论是心脏外科医生、汽车修理工、律师、会计师还是证券分析师，我们都必须先找到一个长期以来有着卓越记录的人，然后才敢把自己的生命、汽车或金钱托付给他。

问题是找到这样的人不容易。例如，有人可能认为，著名的《机构投资者》（Institutional Investor）杂志每年挑选出来的“全明星”分析师是值得追随的人。毕竟，这本杂志被视为业内的圣经，它应该知道自己在谈论什么。但事实不一定如此。几年前，另一本杂志《金融世界》（Financial World）曾试图审核这些超级明星做出的预测，但遭到了几家经纪公司的强烈反对。这些经纪公司每年为这些超级明星支付15万~50万美元的薪水。反对的原因很明显，一旦《金融世界》进行审核，就会发现，全明星分析师中只有三分之一的表现是优于标准普尔500指数（Standard & Poor’s 500）的。基金经理大卫·德雷曼（David Dreman）说：“一位顶尖的摄影行业分析师10多年来的记录堪称‘完美’，他大多是在股价登顶前后建议买入，在股价触底前后建议卖出。”

这样的人也可以是很有价值的，任何时候你都能找到一个一直预测错误的人，要想成为赢家，你只要与他的建议反着来就可以了。

造成这种结果的部分原因是，大多数经纪公司都有着强烈的羊群本能，违背了这种本能，个体会付出沉重的代价。

以丹尼尔·米德（Daniel Meade）为例，他是一位久经磨炼的顶尖家庭产品分析师。米德回忆说，在整个投资界都看好美泰公司（Mattel）的时候，他提出了卖出该公司股票的建议。“每个人都批评我，他们指责我做空该股票，并把我的分析视为异端。”之后，美泰公司的人拒绝与他交谈，他自己所在公司的客户抱怨他缺乏联系，“因为他们得到的信息比我的多”。后来，美泰公司的股价暴跌，从38美元下跌至不足2美元。这一事实让米德看起来像个天才，大大促进了他的事业发展。倘若结果不是这样的话，他可能早已陷入水深火热当中。

这类情形并不像想象中的那样少见。当普惠公司（Paine Webber）研究休闲股的李·伊斯古尔（Lee Isgur）对演艺船公司（Showboat Inc.）做出消极评价时，该公司“切断了与他的一切联系”。伊斯古尔还声称，演艺船公司的管理层指示其公关公司马洛里因素联合公司（Mallory Factor Associates）隐瞒新闻稿，甚至禁止马洛里因素联合公司打电话向普惠公司的分析师透露新闻稿内容。伊斯古尔还称，他与演艺船公司的总裁约瑟夫·凯利（Joseph Kelly）通电话的请求没有得到回应。

吉尔福德证券（Guilford Securities）的分析师詹姆斯·查诺斯（James Chanos）和A. G. 贝克尔·帕里巴斯公司的分析师乔治·塞勒姆（George Salem）也都承受过上述的各种压力，他们都试图摆脱这一体制的束缚，都曾因敢于直言遭受了挫折，但他们都做到了出淤泥而不染，最后成功地脱离逆境。

1982年，年仅24岁的查诺斯认为，鲍德温联合公司（Baldwin-United）发布的报告内容有些可疑。鲍德温联合公司原本是一家钢琴公司，当时大名鼎鼎的莫利·汤普森（Morley Thompson）将该公司转变成了价值高达40亿美元的金融集团。当时汤普森刚刚被《财富》杂志誉为商界历史上最富有想象力的“洗牌人”，他魅力非凡，热情地款待分析师和其他华尔街人士，因此这些人很卖力地为他公司的股票吆喝。

很少与管理层交流的查诺斯没有参与其中。他说：“我甚至没有去过我看好的公司，分析师太容易被管理层蒙蔽了。”他采用的方法（和我的一样）是研究公司必须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提供的信息。

公布了对鲍德温联合公司的卖出建议后，查诺斯遭受了金融界人士的指责，也遭受了汤普森的威胁和抨击，这是此类事件常见的后果。美林是华尔街众多大力支持鲍德温联合公司的经纪公司之一，其多元化的公司证券分析师也是汤普森努力争取的对象之一。美林的卡罗尔·P. 内维斯（Carol P. Neves）看好该公司的股票，特别坚定地为该公司进行辩护，她称该公司唯一的麻烦就是负面新闻。普雷斯科特、鲍尔和图尔本公司（Prescott, Ball & Turben）的罗伯特·W. 巴克（Robert W. Back）也建议投资者买入这只股票，他甚至打电话警告查诺斯，让他不要“年纪轻轻就自毁声誉”，后来他还指控查诺斯带头诽谤鲍德温联合公司。

当揭发了几家公司内幕消息的雷·德克斯（Ray Dirks）对当时的局面表现出兴趣时，他收到了莫利·汤普森的邀请。鲍德温联合公司的这位董事长在会面时对他说：“鉴于我们的律师即将找查诺斯麻烦，希望你不要做他正在做的事情。”但查诺斯坚持他对鲍德温联合公司的立场。后来，国家监管机构对该公司展开了调查，证实了查诺斯的大部分说法。该公司的股价从50.625美元的高点跌至5美元以下，并于1983年秋根据《联邦破产法》（Federal Bankruptcy Code）第十一章的规定申请了自行重组。

查诺斯则继续做大他的事业，现在他已经是业内薪酬最高的分析师之一了，但他也成了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的人议论的对象。一位评论者指出，鲍德温联合公司是个容易受攻击的目标，“它给了查诺斯一个完美的机会。现在，他正试图成为在即将来临的灾难中获利的人”。

但事实并不一定如此。查诺斯也曾及时地给出过买入建议，但为他博得名声的还是他对受到他人支持但实际上有问题的公司的揭发。在追踪鲍德温联合公司的信息时他就指出，根据废物管理公司（Waste Management）的真实（而不是声称的）收益和资产负债表，可以看出该公司的价值被高估了。废物管理公司的支持者们再次发出了愤怒的抗议，特别是A. G. 贝克尔·帕里巴斯公司和基德尔皮博迪公司。事实再次证明查诺斯的判断是正确的，废物管理公司的股价从46美元暴跌至27美元，之后才开始回升。

乔治·塞勒姆的故事没有这么戏剧性，但他的经历向我们展示了更多关于思想独立、敢于逆势而行的分析师（及其所在公司的投行部门员工）所面临的问题。塞勒姆当时是保诚贝奇证券公司的一名银行业务分析师，1982年，他开始觉察到货币中心银行的经营有些不对劲儿，他认为它们的外国贷款有问题，会计程序存在欺骗性。他指出，若这些银行为低质量贷款设立10%的损失准备金，那么它们的收益将下降近90%。他与这些银行没什么关系，正因为如此，尽管老板们对着他怒吼，他还是拒绝推荐大城市银行的股票，这让他丢了饭碗。

塞勒姆也试图理解那些坚持给予积极评价的人的态度，他说：“如果你对一家银行给出了‘卖出’评价，人们会把该评价等同于这家银行破产了。”塞勒姆后来去了A. G. 贝克尔·帕里巴斯公司工作，在那里他继续给予大银行消极评价。在那时，他已经学会了向读者发出卖出股票的信号时必须使用的词汇。一位分析师指出：“卖出（sell）这个词由四个字母组成，不能在礼貌的公司里使用。”所以要使用委婉一些的说法，例如，“我们正在降低我们（对这只股票）的中期评级”“这只股票不太可能跑赢大盘”“这只股票适合耐心的投资者持有”和“延缓行动”等。为了做到这一点，塞勒姆给伊利诺伊大陆银行（Continental Illinois）的评价级为“弱持有”，不久之后，该银行陷入绝境，这证明他给出消极评价是正确的。

我写这些不是为了表明投资者必须在光明中寻找黑暗，也不是想说真正有见识的人都是空头，或者说本书中讨论的技术只能助你避免灾难（尽管这一点很重要）而不能助你如何从糟粕中挑选出赢家股。正如仔细琢磨现有的文件可以让你发现劣质股和高估股一样，你运用这些技巧也可能发现被低估、被忽视的股票。真正成功的操盘手，例如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Hathaway）的沃伦·巴菲特（Warren Buffett）正是这么做的。但掌握这些技能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也需要你有信心对兜售其公司研究人员提出的建议的经纪人说“不”。谦逊的巴菲特说：“我的问题是，我1年中都得不到50个好点子，能得到一两个就算很幸运了。”他不是通过阅读分析师的报告，而是通过仔细阅读文件得到好点子的。

把经纪公司想象成一家商店，把投资建议想象成待售的商品。本书想传达的信息是“购者自慎”，即买家要当心陷阱——尤其是当你自己可以做得更好的时候。而且一旦你掌握了窍门，所花费的精力将会出乎意料地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