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教学是什么

时刻保持最佳状态

幸得良师益友

我是昭和三年（1928年）当的老师，今年（1970年）是我从教的第四十三年。在这期间，我一直是一名普通教师。这么说来我也算是各位的前辈。

日子过得可真快啊！不知不觉我已经守着教室过了这么长时间了。之所以一直坚守着这方小小的讲台，一是因为我很清楚自己的性格并不适合当领导，再就是对我来说，讲台的魅力远比当领导要大得多。今天，就请刚进入教师队伍的各位放轻松，来听我这个在教育行业干了大半辈子的老太婆唠叨几句吧。

从昭和三年到现在，日本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你若问女人的地位都发生了哪些大的变化，那我这个从大风大浪里摸爬滚打过来的人可就有话要说了。昭和三年那会儿盛行的还是旧时代的女性价值观，我刚好是在那个时候当的老师。可以说，我的从教生涯是与教育行业，乃至整个日本社会的变化，以及周遭环境的剧烈动荡相伴而行的。

在我年轻那会儿，理想女性的标准就是话少、温柔、老实。但这样的人是无法胜任学校工作的。首先，在学校工作必须要能说。同时还必须与时俱进，要和在新时代成长起来的孩子有共同语言。如今想来，那时候可真是不容易。那时的女老师们所承受的压力和痛苦，恐怕是男老师们根本无法想象的。一路走来，我都在不断地自我调节，仿佛重生了好几次，而最令我困扰的就是没有可以作为榜样的前辈。年轻时，我也曾有过很多前辈。只是在从教的四十多年里，那些前辈都已相继离我而去。作为一名女性教育工作者，我没有任何可以效仿的对象，遇到任何问题都得自己想办法应对。最近朋友总爱开我玩笑：“你就要成为世界纪录保持者了，可千万别辞职啊！”虽说教育行业不乏工作了好几十年的人，但全日本恐怕再难找出一个像我这样从教四十三年的女老师了吧。既然成了稀缺品，那么只要身体允许，我就会一直工作下去。别看我现在说起这些好像云淡风轻的样子，其实每当回想起那些单打独斗的过往，便会忍不住心疼自己，不由得感慨这一路走来的不易！

幸运的是，我这一生结交到了许多良师益友，他们一直在默默支持着我。并且，在我初入职场的那十年里，优秀校长的言传身教更是让我受益匪浅。

昭和三年的经济大萧条让求职之路变得异常艰难。那时的状况与现在是截然不同的，大家都面临着“毕业即失业”的尴尬境况。大学毕业生在浩荡的就业大军中根本算不上什么人才，能找到工作就已经阿弥陀佛了。我虽然是从东京女子大学毕业的，但是在当时那个年代，女性只能上专科学校，不能考大学，只有仙台大学允许女性作为旁听生入学。也就是说，当时的日本女子大学和东京女子大学虽然都被称为“女子大学”，其实不过是两所专科学校而已，真正的大学是不面向女性招生的。光从这一点，想必大家就能对当时那个时代（的日本）有大致的了解了吧。另外，当时女子高中用的是专用教材，内容比男子高中的教材简单得多，为的就是不让女性在社会上出人头地。

在那个年代，女子大学和女子高等师范学校属于专门为女性设置的高等教育机构，学生人数非常少。尤其是东京女子大学，我是这所学校招收的第六届学生，因为学校刚成立不久，所以学生人数更是少之又少。因为女子高等教育机构，也就是现在的御茶水女子大学、奈良女子大学、东京女子大学、日本女子大学的学生人数很少，所以没有哪个人是抱着“玩玩”的态度去上学的，特别是我所在的东京女子大学，周围的同学都非常有个性，她们不仅对未来充满希望，还都将女性解放问题奉为自己的使命。她们每个人都有自己坚定的想法和对未来明确的展望。能结交到这样的朋友，是我在东京女子大学里最幸运的一件事。

在信州的教育氛围下工作

另外，因为当时就业特别困难，我虽然家住东京，但是别说东京了，就算寻遍千叶、埼玉附近的学校，也找不到任何工作机会。不过还算幸运，刚好当时有一位在长野县工作的朋友决定来东京，于是我就去信州补了他的缺。当时的我正好和大家年纪相仿，而在信州生活的那十年，成了我这一生当中无比宝贵的财富。

赴任之前，“大村，别忘了接下来这十年你可是去做学生的”，时任东京女子大学校长，我最敬重的安井哲老师（已故）拍着我的肩膀将我送出门，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我知道大学这几年你一直都是起早贪黑地在拼命学习。那么，请在接下来的十年里继续再接再厉，将这股拼命学习的劲头保持下去！千万别把自己当老师看……”其实，本来我是没有资格进东京女子大学的，是在一位传教士的帮助下才有了进学校学习的机会。因为担心成绩不好会被退学，所以我就拼命地学。这四年，我一直都是心无旁骛地在思考和阅读……而刚刚那一番叮嘱正是来自这位对我的情况了如指掌的安井老师。

此外，大学期间对我非常照顾的石村贞吉老师（时任东京女子大学教授）——一位专门从事《源氏物语》研究的老师，他是这样对我说的：“去了信州后，要积极地向领导同事们学习，遇到不懂的就要多问。不要一知半解，任何事情要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干上三年你便会成为学校的‘老人’，到时候就会有‘新人’来向你请教。所以，一定要在这三年间将所有事情都弄清楚，一有不明白的就要打破砂锅问到底。”

就这样，在与各位老师告别后，我前往信州赴任，在那边迎接我的是一位在信州教育界鼎鼎有名的校长。作为那个时代的人，校长总习惯对我以“您”相称。而我的前辈同事们，也就是所谓的“信州人”，个个都非常优秀。他们经常会问我各种各样的问题，比如，“你学习了吗？”“你在做什么呢？”等。校长就是像父亲一样的存在，从年龄上来说也的确如此。放学后只要稍有磨蹭，他便会催促我：“事情都做完了吧？做完就赶紧回去学习！”这在今天的你们听来一定觉得非常地不可思议吧？那时候就是这样，与今天鼓励加班的风气是截然不同的。我的整个青春就是在校长的“早点回去学习”的催促声中度过的。

那时还有语文课的前辈老师让我当他的助手，与他一同参与《万叶集》索引的编纂工作。这位老师曾是土屋文明老师的助理。他让我去查《佩文韵府》这本很难的中国辞典，见我不会查，便手把手地教我，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无论如何你都必须学会查这本辞典。如果你觉得自己只是过来帮帮忙，不会查也没关系，那可就大错特错了。给《万叶集》编索引是必须用到这本书的。”我在这个当时以藏书著称的长野县诹访女高，也就是现在的二叶高中的语文教研室得到了极大的锻炼。年轻时有机会得到前辈们的悉心指导和栽培，真是荣幸之至。

另外，当时办公室里的言论也是十分自由的。老师们在对我进行严格要求的同时，又会格外关心照顾我。融洽的氛围让我这个最年轻的新人也能肆无忌惮地畅所欲言。在信州，很多老师都热衷于专题研究。像语文方面就有“源氏物语研究”“万叶集研究”等研究课题。但我对这些研究是非常反感的。年轻气盛的我执意认为，做研究固然值得尊敬，但比起这些学术研究，老师更应该懂得“如何教大家写作文”。因为自从进入女子大学读书那日起，我就下定决心要当一名老师，并且一直都致力于教材方面的研究。语文教育界的泰斗级人物芦田惠之助先生想必大家都听过吧？我正好是先生的最后一批学生。所以在我的意识里，实践研究才是教育领域最应该做的事。

记得当时，有一位历史老师突然问我：“你在研究什么呀？把你的题目说来听听。”“我是这样记录作文，这样进行作文研究的……”我的话音还未落，他便说道：“口语始于平家物语时代，之后逐渐演变成了狂言1。我对口语的产生及其发展过程的认识都是通过做研究得来的。生活中的语言要经过多久才能成为真正的日语——这才是我们应该思考的问题。书面语是经过加工、提炼的语言，而口语则不然，它是人们当下脱口而出的。口语写不了文章，也写不了歌。不过这也正是研究口语的意义所在，你要不要也一起来？”他激情澎湃的推荐听起来的确有点意思，但是，面对他的盛情邀请，我选择保持沉默，不置可否。可到了第二天，又有很多人过来问我《万叶集》怎么样，芭蕉2怎么样……终于，忍无可忍的我站在办公室的正中央，当着二十多位老师的面——当然校长也在其中——大声怒吼道：“我只想研究作文教学，难道不行吗？”这件事后来就成了人们口中的一个故事。直到现在大家还会说：“那一嗓子不正好化成了多年来你在课堂上的能量了嘛！”

就这样，我度过了教师生涯的第一个十年。应该也就是和你们一般大的年纪吧。而我那一嗓子“我只想研究作文教学，难道不行吗？”似乎把大家给镇住了，打那以后，“《万叶集》的研究很有意思”之类的声音便从我的耳边消失了，这让我清静了不少。那时候，信州有很多家政课老师。过去家政课的内容是家务、缝纫、体操，和语文、历史等所谓的不实用的学科还是有所区别的。当时整个信州仅有两名教语文的女老师，除我之外的另外一位是当时著名歌人岛木赤彦先生的女儿，久保田老师。当然，我们俩并没有一起共事过，久保田老师在一个很远的地方当语文老师，而我则是在长野县的诹访，一个很靠南的地方。过了不久，久保田老师就因结婚而辞职了，于是我便成了在信州任教期间唯一一位担任学科教学的女教师。然而，这并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女性一般都只被当成半个劳动力。也正因为如此，年轻那会儿大家对我也没有什么要求。总之，老师们对我这个“年轻”的“女人”是没有任何要求的，我的工作就是学习，只要努力做自己想做的事，做与教育相关的事就可以了。那时的我真的很幸福。

接下来我要谈谈班主任制。三村安治校长是一位我十分敬重的校长。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个三村校长的教育理念，可以说，信州教育就是在这个理念的引导下发展起来的。我所在的年级有五个班主任，三个班。班主任之间，以及班级之间都是平等的。比方说，班主任一般会趁早上课外活动的间隙去班里处理事情。由于老师们一般不会事前商定好自己要去的班级，而是在上楼时才随性做出选择，所以大家去哪个班总是没个定数。有时候五个人中会有两个人不去班里，有时候大家又会扎堆去往同一个班级。因而这个问题便成了教师会议上的“常客”，每次谈起，必定会出现“给每个班安排一个固定班主任，由其全权负责班级事宜”这样的意见。虽然这个问题总会被大家拿来讨论，但是，三村校长从来没有采纳过大家的意见。

对此，校长在教师会议上是这样解释的：“学校的情况是‘师多班少’，如果采用固定班主任制，就会多出一部分老师，就会出现这个老师当上了班主任，那个老师却当不上的情况。但如果给每个班安排两个班主任，势必会出现一主一从的局面。同时，也会出现有些班级有两个班主任，有些班级只有一个班主任的师资分配不均的情况。虽说这些都是基于教师人数而做的权宜之计，但孩子们可不这么想，他们会因此而对老师另眼相看。孩子们对待科任老师的态度与对待班主任的态度是完全不一样的。倘若两个班主任是平等的，那么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班由两个老师共同管理。于孩子们而言，所有老师是一样的，于是孩子们就会以同样的态度去对待每一位老师。然而，孩子们一旦在心里给老师划分了等级，那么他们就会无法专心学习，因为在内心深处总会有一个声音在提醒他们‘这个老师不重要’。并且，孩子们自己是没有‘努力学习’的自觉的。因此，如果得不到孩子们的尊敬，让他们对自己言听计从，就无法搞好教育。老师得不到平等的对待，就难免会被孩子们看轻。我当时是学校最年轻的老师，因为体格小年纪也小，头发好不容易才长到能绑起来的长度，而且穿着打扮也很学生，以至于总会引来街上人们的质疑：‘那个人真的是老师吗？’可即便这样，也不能抱着‘我才刚来，做得不好也情有可原’的心态，因为大家对老师的要求从来都是‘只要站上讲台，就要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对孩子们来说，上课时间是无比宝贵、无法重来的，所以即使是昨天刚当上老师的人，也要像拥有十年教龄的老师一样干练。所以，我们不能让孩子对老师产生区别对待的心理。”

我想大家通过这件事，应该能对昭和头十年的信州教育有个大致的了解了吧？

当时我还年轻，还不懂那么深的道理。我还是很想自己单独负责一个班级，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一样去照顾班里的每一个学生。为此我特地找到校长，强烈表达了自己的愿望：“正常情况下我是没有资格带班的，但我真的特别想带”，我还在校长面前附议了其他老师提出的固定班主任制。结果不仅没有收到正面答复，还被校长以一句“哎！太年轻了！太年轻了！”给赶出来了。我想现在的信州应该已经没有这样的学校了吧。不，应该说整个日本都没有了。现在学校采用的都是固定班主任制，或者就是在班里设置副班主任等。

固定班主任制在当时来讲其实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不仅顺应了时代的发展，也能让班主任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其意义非同小可，更何况当时围绕这个问题的矛盾已经如此尖锐，改变是势在必行的。然而，从情感上来说，三村校长话语里所饱含的对每一位老师的悉心呵护，以及不让任何一位老师被学生看轻的那种细致的关怀又让我铭感于心。我在学生面前会特别注意自己对年轻教师的态度。这种习惯应该就是那时受三村校长的影响而养成的。单独说话的时候怎么样都可以，但在学生面前时，必须对所说的每一个字都绷紧神经，处处小心。我们必须这样去培养年轻教师，必须爱护每一位年轻教师。

希望你们由此能更清楚地认识到，教育之地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我还年轻，失败了没关系”这样的想法也绝对不能有。对于学生来说，过去的每一天、每一刻都不可能重来。作为一名老师，我们必须时刻保持最佳状态。年轻不是我们的借口，因为一旦失败便永远无法弥补。一想到这些，我就更加深感教师之路学无止境。

1 狂言：日本剧种之一。

2 芭蕉：松尾芭蕉（1644—1694），日本江户时代诗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