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就算失去一切，我也会坚持到最后
说起第一次发病，我见到的精神病患者全都有着相似的经历：十几岁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差不多二十岁出头、大学时期第一次发病，人生开始切切实实地变糟；联系学校心理咨询中心接受帮助，校级诊所却对频繁的自杀企图等已经加重的病情无能为力；然后接受心理医生和周围人的劝告，开始接受药物治疗；然而，试过各种药物都不管用，病情反倒越来越重，陷入了深深的沮丧，并出现各种成瘾问题。
那时，几乎没有用来称呼这种情况的术语。大多数人都是日后回想起来，自我安慰说：“好像是抑郁症。”对于这些人来说，学校的制度或者态度至少相对灵活，毕业后离开了校园，疾病的攻击会集中而迅猛。找到新的归属之前，他们一直备受疾病折磨。
接受诊疗的过程非常复杂，而且很费时间，需要具备极度的耐心，而这往往是精神病患者难以承受的。学校心理咨询中心联系的精神科给每个人的药物处方大同小异。而且在线药物搜索系统[1]不给力，很难查到那是些什么药物。我和朋友对比了自己拿到的药物，试图进行区分。“你的药也不管用吗？”“我的药也不管用。”“那我们混着吃吧。”我们有时还会切成两半再吃。把药片放在手掌上，用刀切开，手掌上满是奇怪的划痕。黄色的是劳拉西泮，蓝色的是酒石酸唑吡坦片（思诺思）。不过，哪种药物也未能把我从那种生活中解救出来。向医生描述症状时，我觉得应该说出自己的故事，让医生理解，所以每次都会讲述自己的情绪体验。然而，医生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后来病情急剧加重，医生和药物却没有任何变化。我完全无法感知病因、症状、预后等一切状况，整个人无精打采，感觉自己很没用。这种情况加速了身心能力的下降，最终引发了跳楼事件。
我确诊了抑郁症，可以申请病假休学，据说这是那所学校的首例。由于曾在专业课发言时陷入恐慌而导致晕厥，我很不情愿重新回到学校听课。十分庆幸的是，没有人问起过这件事。随后，我找到了新的归属。我当时是女学生总会选举运动总部的成员，那段时期的我十分怪异，每天一定要磨蹭到很晚才回家。明明住在学校附近，每天早晨却都要去没人的地下室或者顶层洗手间，在洗手池用洗手液洗头，然后吹干。我还会躲起来吃东西。那种生活很蠢，说不定我正在发疯。就算是死，我也不想回到之前有过恐慌发作经历的那栋楼。那是一种难以避免的心理创伤反应，但我作为当事人，在那一刻却无法理解也难以控制这些情绪感受，以及糟糕的预感……每次想到这些，我就浑身发冷。因此，我故意每天建立新关系、制造新事件。在那个过程中，我意识不到那是接近于病态的行为，就算意识到了，也非但不控制病情，反而有一种莫名的亢奋感。所以凡事放任自流，来者不拒，尤其热衷于参加酒局。
初次发病过后，我的人生发生了改变。阅读理解能力、语言表达与外语能力、人际交往技巧等，或遭到破坏，或面临崩溃，却又浴火重生。我体验到了精神病的各种症状，经历了自残、自杀等自我伤害的事故，同时也发生了一些“常识性”的事故。我依然会产生破坏性的想法，却也能完成学校的作业。对于这种奇妙的共生，我的好奇胜过不悦。我和疾病像是在赛跑，彼此不相上下。因此，我可以比独立奔跑时跑得更远。这种想法会加重病情，我当时却并不知道。我只是感觉不那么孤单了，所以心情很不错而已。
新的症状随时可能毫无预兆地出现，却也有一定规律可循。出现激烈冲突的情况下，发病率是百分之百。那么，我们应该怎么做呢？努力消除这种冲突。只要尽量降低产生冲突的可能性就可以了。不过，精神病患者们野心很大、自尊心很强、年轻气盛，绝对不会选择这种回避的方法。而且一个人活着，不可能消除发生在自身的所有变化。最终，他们不断冲撞、破坏，一直在制造发病的机会。如此一来，病情加重之后，就不可能再回到以前。
从某个时间点开始，我们认识到自己必须与疾病共存，也体会到了与疾病共享身体的感觉。如果疾病说“你不能乱跑”“你不能出去”“你不行”“你要做这个”“应该这样做”，情况就会真的变成这样。经过这种状态之后，那段时间我们真的只了解并相信疾病所表现出来的东西。疾病与患者构成了彼此敌对的关系，却又并非正面相对。对手绝对不会完全现身，我们只能预计或者推测，前期判断不奏效。想要完全了解疾病是一种贪心的念头，熟悉疾病才是一个更现实的目标。我们观察疾病的模式，记录自己的症状，得知在某段时间或者某个空间更容易频繁发病。我们学着认识疾病、对付疾病。
与此同时，我们也知道，自己在这场战争中必然会失败。疾病的进化速度远比老化更快，我对此无比厌烦。不过，其实我认为疾病的表现并不如想象中的那么坏。我偶尔会欣然与疾病携手前行。我同时服用多种药物，却没有感觉到那些东西正在攻击和消灭疾病。药物的作用不过是把疾病调整到合理范围（疾病和患者都可以点头的标准）而已，在前线冲锋陷阵的是自己。必须站在战线前锋时，我偶尔——不，经常——不，十分经常，向疾病让出阵前指挥的位置。我们现在已经彼此纠缠不清，就算我想要做某件事，也难以区分那真的是自己的意愿，还是疾病在告诉我要那么做。
初次发病时，我被拉到综合医院急诊，一天之内便转移到了封闭病房。不知道当时是哪位医生做出的决定，不过那个选择非常及时。我立刻被诊断为双相障碍。很多双相障碍患者被误诊为单相抑郁并接受抗抑郁治疗，结果导致躁狂症状加重。比起这些案例，我相对及时地接受了正确的治疗。不过，我很快发现，如果我的预防药物是一个碗，躁狂是液体，那么躁狂永远可以轻松填满这个可爱的小碗，并且满溢出来。我所依赖的多数对策，比如或停滞不前或具有突破效果的药物治疗、研究疾病的统计数据和观点、建立了良好医患关系的心理诊所等，都在躁狂的突袭下瞬间坍塌。只要经历过一次躁狂，就会完全变成另一个人。因此，这种病症十分棘手。现在依然如此，精神病，尤其是躁狂，毫无消退的迹象，周围的人们也已经对我的疾病感到厌倦。不，他们只对我的躁狂感兴趣，对病因漠不关心，却又对我的新症状引发的不良反应感到无奈，这些我都一清二楚。
我并不认为抑郁症、躁狂、双相障碍Ⅰ型与Ⅱ型、分裂情感障碍与精神分裂症之间有可以进行简单区分的清晰差别。一种疾病会演变成另一种，多种症状也可能变成一种症状。幻觉出现后突然安静下来，安分守己一段时间，又在某天卷土重来——我知道这种情况是可能出现的，却也知道这并不是所谓的希望。我相信精神病患者会康复，不过这种康复不是彻底痊愈，只是意味着比现在好一些而已。我们不可能重新成为过去那个“开朗”的人。我们曾经有过头脑伶俐、机智灵敏的美好往昔，疾病却不是通往那个车站的大巴。但我们可以借助疾病的力量，到达一个更加聪明灵敏的未来。抱着这种期待，实现的希望反倒更大一些。
此外，我还曾经因为精神病吃过不少苦头，后面会进行详细叙述。当时最大的感受是委屈。别人觉得稀松平常的事情，也就是课堂出勤、上下班、吃饭、喝酒、睡眠等，对我而言却是与伴随着恐慌、躁狂和抑郁的所有身体症状作战。“为什么每天都想死？”这是我每天都在试图回答的问题。“我只是想和恋人还有猫咪生活在一起，这个愿望很过分吗？”最终，我感觉自己与没有精神病的人，不管是父母兄弟还是别的亲戚，从某个时间点开始已经无法彼此理解。做得不足的是他们，但是我也无法向他们传达这种痛苦，这令人感到绝望。他们根本无法理解我试图自杀的原因、过程以及严重性，尽管我药物服用过量甚至严重到需要进行血液透析。
有过这种危险的自杀经历的患者，当然应该联系正在诊疗的医院或者其他医院的精神科并接受特别护理，我却因为家人的极度反对而搬到了乡村居住。我写下承诺书，保证不会做出不光彩的事情，然后住进了乡下的小医院，和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们生活在一起。在那个医疗院，他们只给了我三种药物。我一眼认出了神经安定剂，把药片掰成两半之后，又掰成四分之一，对于其他两种药物则故意没有查证。
我在那家乡下医院住了一个月。家人叫我别吃那些药，所以我从第二个月开始停药。彼时终于有了一点人身自由，我便去了之前接受过诊疗的精神科，转述了这段时间发生的事情。医生无奈地说：“阿片类镇痛药、吗啡、抗抑郁药一起服用，像你这样的患者不出现躁狂才奇怪呢！”我蒙了。
确实如此。我当时因极度痛苦，同时服用了阿片类镇痛药和吗啡。身体的痛苦很快累积为精神压力，抗抑郁药也加大了剂量，因而促发了躁狂的发作。扭曲的自杀意念已经十分严重，以前有过自杀前科，躁狂的行动力和促进力犹存。尝试自杀两个小时之前，我还曾试图擅闯某个封闭区域。在那种状态下，我什么事都做得出来。
我尝试过自杀，而且事后处理十分糟糕。我的行为与痛苦得不到理解，心里十分悲伤。那段时间，停药又导致治疗周期再次被打乱。尽管如此，我还是咬牙坚持找到了工作。上班之后，躁狂再次发作，人生中第一次出现了抽动的症状。我被劝退了。可能是因为在老板面前吐了舌头？几个月之后，我突然对当时在乡村医疗院吃过的药物感到好奇，于是上网搜了一下。
全部都是助消化药。
如果以这种方式对疾病置之不理，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每个人的情况不同，不过我在第二年同样的气温、同样的季节、同样的环境条件下，感受到了从未体验过的躁狂的疯狂袭击。我所经历过的所有躁狂症状（幻听、反社会行为、烦躁、焦躁、不安、思维障碍等）全部卷土重来，还出现了新的强迫症状（洁癖、排序）。我立刻准备了躁狂系列药物，却并未见效。我知道自己已经疯了，而且认为自己是正确的。躁狂10月份发作之后，过了4个月还没有消退。
我时常有种遭到背叛的感觉，疏离感越来越重，只能算是半个社会人。我当然认为自己属于这个社会，应该上班、领薪水、消费、建设生活环境，做一些合群的事情，但是想到那些本可以不必承受的痛苦，就会心情很糟。这是一个不为人知的疾病世界。我记得有人曾经问我：“你为什么一定要说出这些故事呢？”还有人责怪我：“做出令人无法理解的行为都是你的错。”尽管如此，我还是想说出一切，为了那些挣扎着活下去的人。
[1]在韩国的“药物情报院”“医药品安全国度”等专业网站输入药物名称，可以查询制药单位、主要成分、疗效等具体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