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个和更多的厨娘们
我体内的第一位厨娘——因为我只能讲述蜷伏在我体内、想出来的厨娘们——名叫奥阿，她有三个乳房。那是在石器时代。我们男人们没有多少发言权，因为奥阿从天狼那里给我们偷来了火种，那是三块烧红的木炭，她有可能把它们藏在了舌头下面。之后奥阿顺便就发明了烤肉叉，教会我们区别生食与熟食。奥阿的统治很温和：石器时代的女人们在喂饱了她们的婴儿之后，便把她们石器时代的男人们搂在胸前，一直到他们不再来回扭动，不再生些个怪念头，而是昏昏欲睡：这时，要他们干什么都行。
就这样我们大家都吃饱了。后来，当未来来临之际，我们就再也没有这么饱过。那时总有婴儿要喂，而剩余的又总是给了我们。从来没有人说：够了就是够了，再要就太多了。没有人塞给你一个理智的奶嘴作为替代。任何时候都是哺乳时间。
因为奥阿规定所有的母亲都必须食用一种用捣碎了的橡子、软骨硬鳞鱼卵和母驼鹿特殊的乳腺做成的粥，石器时代的女人们即使不是哺乳期也有奶。这造就了和平并分配了时间。正因为得到及时喂养，我们一直到老掉了牙还爱顶撞[1]，其结果是男人过剩，女人们则由于劳累过度而更易死亡。对于我们而言，喂奶间隔期间并没有多少事情要做：打猎，捕鱼，制造石斧；只要我们按照严格的规矩做了，就允许我们跟因为关怀他人而获得统治权的女人们睡觉。
此外，石器时代的妈妈们就已经对她们的婴儿们说“哎哎”——而被喊过来的男人们则说：“呐呐”。那时候没有父亲，算数的只有母权。
那是一个舒适的没有历史的时代。可惜的是，有人——自然是一个男人——突然决定要从脉岩中提炼铁，并在沙制的模型中浇铸。天晓得，奥阿偷火可不是为了干这个。可不管她怎样威胁着不再给我们喂奶，青铜器时代以及这之后其他严峻的男人的事业已难以阻挡，虽然总算是延缓了一段时间。
在我体内想出来的第二位厨娘名叫维佳，她已经没有三个乳房了。那是在铁器时代。可是维佳禁止我们离开多鱼的沼泽地，去跟那些路过的日耳曼部落创造历史，她仍让我们保持幼稚状态，只许我们偷偷仿造日耳曼人的绳纹陶器，而后者在匆忙之中留下的平底铁锅我们得收集起来，因为是维佳在统治，她得做饭，需要耐烧的饭锅。
她给所有的男人们——他们都是渔夫，因为驼鹿和水牛少起来了——做大西洋鳕、软骨硬鳞鱼、梭鲈和鲑鱼，她把斜齿鳊、七鳃鳗、指头长的银灰色的欧鲅和身体小但味道鲜美的波罗的海鲱放在铁篦子上，那是我们用日耳曼人的废铁很容易就学会锻造的。维佳把凸眼睛的大西洋鳕煮化，煮成黏糊糊的汤汁，就这样发明了鱼汤。那时候，我们还不认识谷子，于是她把捣碎的沼泽草籽搅进汤里。大约是对奥阿的回忆在起作用——她流传下来成了我们有三个乳房的女神——总在哺育婴儿的维佳用自己的奶汁来调制她所做的鱼汤。
我们这些没人喂奶的男人们相当不安宁，仿佛被日耳曼人的烦躁传染了似的。大家开始向往远方。我们爬上高处的树，站在沙丘顶上，眯缝着双眼，在地平线上寻找，看是否有什么出现，有什么新的东西出现。正是因为这样——由于我拒绝永远当维佳的烧炭工和泥炭匠——我追随日耳曼哥伊特人（我们是这么称呼哥特人的）跑了。可是没跑多远，脚就出了毛病。或者是因为我少不了维佳的加奶鱼汤，于是及时打道回府。
维佳原谅了我。她知道，饥饿之间的故事容易遗忘。“日耳曼人”，她说，“不愿意听他们女人的话，所以无论他们走到哪里都要灭亡。”
顺便说说，由于一个会说话的比目鱼非常会给人出主意，我用鲸须给维佳打磨了一把梳子。那还是在奥阿时代，我从水中打捞起这条比目鱼，又把它放了。会说话的比目鱼是单独的一个故事。自从它给我出谋划策以来，男人的事业便有了进步。
我体内的第三位厨娘叫迈斯特维娜，她统治的区域仍在奥阿和维佳以她们的精心照料使我们保持幼稚的地方，即在维斯瓦河口的沼泽之间，在波罗的海东岸山脊山毛榉树林的脚下，在海滩沙丘和漫游沙丘的后面。“Po Morze”——大海前面的陆地，因此，在邻近的菩鲁泽人那里，迈斯维娜的业已种植萝卜的捕鱼人被称作波莫尔人[2]。
波莫尔人居住在篱笆村里，之所以这样叫，是因为移民点[3]的篱笆是用柳树条编织的，用来防范菩鲁泽人的侵袭。迈斯特维娜因为是厨娘，同时也就是司祭。她把对奥阿的崇拜推向高潮。后来当别人要给我们洗礼的时候，她把基督教的跟异教的东西放在一起煮，直到它变成天主教的东西为止。
对于迈斯特维娜来说，我是给她提供羊肉汤的牧羊人，同时又是她为之铺餐桌的主教。那串她在做鱼汤的时候散开了的琥珀项链，是我一颗颗从沙滩上拣来、然后用烧红了的铁丝钻上洞，又念着恰如其分的咒语穿起来的；而那汤是则用大西洋鳕头做的，由于项链断裂，有将近六颗琥珀颗粒掉进了汤里。我作为阿达贝尔特主教喝了这个汤，完后变得极爱顶人，就跟魔鬼阿施玛泰[4]圈里的公羊似的。
后来人们尊曾经是我的布拉格阿达尔贝特[5]主教为圣人。不过这里说的是迈斯特维娜，由于她毫不犹豫地杀死了我，因此做了一件一般只有男人才做得到的事情。当我给比目鱼汇报公元九百九十七年四月发生的事件时，它责骂我说：“这是滥用职权！你们不管怎么说总算是武士。这一刺杀本来应该是男人的事情。毫无疑问。你们不能让人从手中夺走绝对解决办法。不要倒退到石器时代去，千万不要。女人们应该更多地从内心关心宗教问题。厨房已经给予她们足够大的权力了。”
我体内的第四个厨娘让人惧怕，能摆脱她是一大乐事。她不再是篱笆村里温和地统治着的波莫尔渔夫的妻子，而是自建立城市后一个手工业者的妻子。她被叫做多罗特娅·封·蒙岛[6]，因为她出生在维斯瓦河畔的蒙岛村。
我不想说她的坏话，虽然会说话的比目鱼建议，在经过了如此长时间的无历史的女人照料后，从此要用男性的强压来推动男人的事业，不要让女人插手教会事务，而仅仅把宗教作为厨房统治权的第二权利出让给她们，这一建议赋予我的多罗特娅典型的哥特式特征。如果我说她是个女巫，是撒旦床上的女人——尽管人民像对待圣女那样尊崇她——那么，我的这话很少能说明一个这样时代：当鼠疫流行的时候，女巫和圣女同为一人。
不管多罗特娅对于十四世纪有多么典型，她对于那个追求好吃好喝到了令人作呕的时代在烹调技术方面的贡献却很片面，因为多罗特娅统治的方法是将斋戒普及到一年四季；圣马丁节[7]、约翰尼斯节[8]、圣烛节[9]以及其他盛大的节日无一例外。她的锅里从不用动物油烹调去皮大麦，而是用水。她也从来不用牛奶煮小米。她煮扁豆和豌豆时，连一小块骨头的骨髓都不要。她只做鱼，给里面加上萝卜、葱、酸模和莴苣。至今人们还说到她的调料。说她如何有预见，用发面烤制耶稣的心；说她如何喜欢忏悔，如何用忏悔的膝盖使得豌豆变软；说她渴望的以及使她变得更加美丽的东西。还说比目鱼给我了什么建议，不过我却没有听从：于是她毁了我，这个女巫。
玛加蕾特·鲁施也叫做胖格蕾特，她是蜷伏在我体内的第五个厨娘。没有谁能像她那样淋漓尽致地笑。她一边把刚杀好的热乎乎的、还滴着血的鹅夹在浑圆的膝盖之间拔毛，一会儿就宛如坐在云朵之中，一边用笑声淹没了教皇和路德。无论是罗马帝国还是德意志民族，无论是波兰的王冠还是吵翻了天的行会，无论是汉萨同盟[10]的先生们还是奥利瓦修道院的院长，无论是愚蠢的农夫还是可鄙的骑士，凡是穿着肥大马裤、短上衣、僧衣或身着甲胄宣扬写在小旗子上的真理的，统统遭到她的嘲笑——她嘲笑了她所在的整个世纪。
当她一面底气十足地大笑着，一面一只接一只地给十一个鹅挦毛的时候，我——她的小帮厨和挨勺子的对象——吹着气让绒毛悬浮在空中[11]；这玩意儿我一直都会：把羽毛吹起来，让悬浮着的羽毛一直悬浮着。
作为比尔吉特修会的女院长，给鹅挦毛的厨娘是那些四处游荡的修女中的一个，只要是她睡房里能装下的东西她都取而不拒。我——方济各会[12]的小修士——是她在晚祷时间从圣三一节上叫来的。胖格蕾特的体积如此之庞大，以至于许多男人都迷失在了她身上。城市贵族公子哥们是她正餐前的小吃：涂黄油的芦笋头。奥利瓦修道院院长因为被她喂得太肥而命丧黄泉。传道士黑格据说是被她咬掉了左边的睾丸。然后我们投奔了贵族费贝尔，他坚持天主教，不想放弃玛加蕾特用胡椒调味的羊舌加圆鼓鼓的菜豆。后来我们又服务于新教，过节时依次为行会做饭。在巴托里[13]国王围城期间，我们为了躲避城墙会带来的危险，用了波兰烹调法。躺在她身旁我觉得很温暖。在她那儿我找到了宁静。她把我封闭起来，是覆盖我的脂肪。
比目鱼对我说，胖格蕾特很适合它阔嘴巴的口味：她让男人们去从事他们严肃至极的讨价还价，关涉麦子、木桩税、行会和信仰，她嘲笑他们以越来越复杂的方式相互杀戮，挥霍浪费或者咬文嚼字地诠释圣经。虽然有诸多致命的消遣，她依旧心宽体胖。“如果她愿意的话”比目鱼说，“她随时都可以恢复奥阿式的统治。”
附着在我体内的第六个厨娘——她们拥挤着，催促着，有名有姓的有九个或者更多——同样也挦鹅毛，只是没有放声大笑。当瑞典人撤退的时候，用燕麦喂肥的鹅正在火上熏烤着。当瑞典人（恰恰赶着圣马丁节）又回来的时候，剩下的只有搅拌过的鹅血，为的是给已经煮好了的鹅杂碎诸如鹅脖子、鹅心、鹅嗉子和鹅翅膀跟胡萝卜根以及梨块勾芡上色，使味道变酸。
阿格娜斯给鹅挦毛的地方就在牲畜圈后面的苹果树下，鹅头挂在树上，鹅嘴朝天，直晃荡。她一边挦毛，一边哼着歌儿：随风飘走的催眠曲，与之合拍的是瑞典人带来的苦难，和鹅毛一起在十一月份的这整整一天里都悬浮在空中。啊，受苦受难的大地！
那时候阿格娜斯还是幼稚的卡舒布族[14]人。后来她进了城，给城市画家默勒[15]做饭，瑞典人跟他们的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6]这时已经去了别的地方。吕岑[17]之后四年，被长年不断的战争弄的灰不溜秋的诗人及外交家马丁·奥皮茨[18]来到了但泽。
“阿格娜斯，”会说话的比目鱼说——不太清楚我是作为画家默勒还是作为诗人奥皮茨来找那比我聪明九倍的鱼咨询的——“你们的阿格娜斯，”它说，“属于那种只能泛爱的女人：给谁做饭，她就爱谁；由于她给你们两个分别都小心翼翼地做过饭：给一个做的是丰满的肝，给另外一个做的是苦胆，你们必须跟她的——按你们的说法是分裂的、按我的说法却是双重的——爱一道进餐，一道聆听床的嘎吱声。”
她为画家默勒生下一个女儿；而在我遭受鼠疫折磨的时候，阿格娜斯给我用鹅绒填装了一个大大的枕头。她是那么好，可我却没能写出一首赞美她的善良的诗来。我写了许多奉承王侯和赞美大地的陈词滥调，却没有醇厚的歌唱鸡汤、牛奶、甜茅羹这一类滋养品的阿格娜斯韵文。这理应补上。
我体内的第七位厨娘叫阿蔓达·沃伊克。如果我把她们所有的人连同她们的女儿们集合到一起，听她们闲聊，比较各个时期的价格的话，阿蔓达是我记得最清楚的。随便什么时候我都不能毫不犹豫地说：对，阿格娜斯就是这个样子的。这是因为阿格娜斯看上去总是别有一番哀愁，大概是因为她老在默勒和奥皮茨之间犹豫徘徊的缘故；然而我很容易想象阿蔓达的样子：她有一张土豆脸，准确地说，是土豆之美显现在她的脸上。不仅阿蔓达身上到处都是圆鼓鼓的，而是她整个皮肤都有着那种积存在土豆皮上的泥土的光泽，闪烁着近在咫尺的幸福。由于土豆首先是浑圆的，她的眼睛显得很小，在没有浓眉衬托的情况下，眼的四周很丰满。包括她不是肉红色，而是呈现卡舒布沙土颜色的嘴巴同样也是大自然的杰作：两片嘟起的嘴唇，随时都准备吐出诸如土豆、芜菁甘蓝、饲料萝卜之类的词。被阿蔓达亲吻意味着吸吮到泥土的乳脂，我指的是那种使卡舒布族人的居住地闻名于世的干燥的土豆土质。那乳脂经久不逝，能让人心满意足，就像带皮熟土豆能使得我们满足一样。
每当迈斯特维娜微笑的时候，柳树的枝杈在阳春三月里闪闪发亮；多罗特娅·封·蒙岛的微笑则能让孩子们的鼻涕冻成冰柱；我的阿格娜斯的微笑渴望死亡，她使我死得有滋有味；倘若阿蔓达对着我微笑，那么土豆战胜谷子的故事便会不断地讲下去，蜿蜒曲折一如阿蔓达削的土豆皮——因为每当她的故事发展得太快时，她就总是刀刃朝外，使劲地削。作为王国普鲁士领地祖高的仆役厨娘，她每天得给将近七十个仆人、女佣、散工、固定工和靠打工为生的老村民们做饭。
“人们应该给她立一个纪念碑，”比目鱼说，“因为在波兰第二次被瓜分[19]之后，到处是饥荒，橡子也上市买，那时候，要是没有阿蔓达·沃伊克，在普鲁士引进土豆是难以想象的。虽说她是个女人，但她却创造了历史。令人惊讶，不是吗？令人惊讶啊！”
我体内的第八个厨娘说什么也要当个男人，与她所在的革命时代相适应，她挺着胸膛站在街头堡垒上；事实上，不管男人们（也就是我）如何走近她，索菲·罗佐尔一生始终是一个十分内向的姑娘。她真正爱过的只有结结巴巴的中学生弗里德里希·巴托尔迪，他因为从事雅各宾派的活动而被判死刑。那年他十七岁，索菲十四，普鲁士王后路易丝为了证明她的仁慈给他减刑至终生监禁。四十年后，索菲已经是个老妇人，或者最好说是个老姑娘，这时她才又重新见到了她从监狱中释放出来的病怏怏的弗里茨。她用芳香醋浸泡小牛头，猪肉炖鸡油菌，红葡萄酒炖辣味兔杂碎——给他做各种吃的，想方设法地鼓动他，给他和人类定下远大无比的目标。可是巴托尔迪却不想干了，他只想舒舒服服地吸着他的小烟斗。
我对索菲很熟悉。还是个小男孩儿的时候，我就和她一起去采蘑菇，走遍了祖高大大小小的森林。她叫得上所有蘑菇的名字：洋口蘑、有毒的伞菌、喜欢在松针地上长成一个圆圈的茴香蘑菇、东一个西一个的牛肝菌，还有白鬼笔。索菲因读革命书籍而高度近视，可蘑菇她却一眼就能辨认出来。
后来，她给圣玛利亚教堂的正教士布莱希[20]牧师做饭，再后来，她给拿破仑的总督拉普[21]将军掌厨，起先是激情满怀，后来又搞阴谋诡计。而我，先是布莱希牧师，然后则是拉普总督。索菲从前者那里逃脱，后者她则想用一道用特殊的蘑菇做的菜毒死他。
索菲很能吸引人。她在地下室、在所有的台阶上、在厨房里唱“三个小鼓手[22]！”她的声音总是比人先到：军刀的劈砍，鞭子的响声，对自由的渴望，死亡之吻，仿佛是多罗特娅·封·蒙岛天使般的超高压如今要在地上释放出来一样。“自索菲以来，”会说话的比目鱼道，“烹调似乎失去了克制，不断革命。”（连我的伊瑟贝尔也有这种挑战的目光。）
我体内的第九个厨娘出生于一八四九年的秋天，第八个厨娘索菲·罗佐尔恰在此时逝世。人们差不多会以为，她是想把革命的旗帜传给蕾娜·施杜伯；至少不能否认的是，蕾娜年轻时跟一个锻锚工结婚，丈夫在一八七零/七一年的战争[23]中在巴黎郊区阵亡，作为年轻的寡妇，蕾娜主管着一个大众食堂。她默默地发放着赈济汤，心下则期盼着社会主义。蕾娜的声音不洪亮，她从不鼓动任何人，也不会豪情激荡。虽说饱览群书，可她却一直徘徊于灰色的实践之中。
蕾娜·施杜伯第二次走进婚姻殿堂的时候，已经是一个成熟的女人。而我（跟她的第一任丈夫一样）虽说小她十岁，却也不是第一次结婚。必须承认的是，我是一个酒鬼。
她掌管罢工用的银钱，设法保护这些钱不被我拿走。她忍受我的毒打，每当我因为又打了她而悔恨不已的时候，她反而安慰我。蕾娜比我活的时间长。因为一九一四年，当我作为战时后备军来到东普鲁士时，她第二次当了寡妇。
打这之后她做的唯一的事情就是发放赈济汤：大麦糁加白菜豌豆汤和土豆汤。在大众食堂，在慈善机构，在一九一七年流感盛行的冬季在野战炊事车上，后来又在工人救济组织；纳粹时期，她则在“冬令赈济处”[24]和“一锅煮”星期天。那时，她已经年过古稀，却仍然手执汤勺，精神矍铄。
孩提时——我又好奇地来到了世上——我看见过蕾娜。那时，她满头银发，头顶中央分了一道缝儿。她分发赈济汤时的样子很特别，宛然一个严肃且具有职业同情心的女性。比目鱼认为，蕾娜·施杜伯并非是一个对政治感兴趣的人，假如撇开她的《无产阶级食谱》不计。该书在俾斯麦“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25]被废除之后完稿，只是没有找到出版社。
“您看，”比目鱼说，“这本来有可能改变意识，从而创造新的意识。虽然有无数的资产阶级食谱，可就是缺少无产阶级的食谱。工人阶级一无所有，可是还要按照资产阶级的方式烹饪。在您杜撰第十个甚或第十一个厨娘之前，您应该援引蕾娜·施杜伯的遗著。再怎么说您也是个社会民主主义者。”
我体内的第十个和第十一个厨娘尚不大清晰，因为我对她们太熟悉了。惟有她们的名字已经写在了还空无一字的白纸上：六十年代的一个升天节，我失去了比莉（原名叫萨比勒）。在柏林和其他地方，这一天都被大张旗鼓地作为“父亲节”来庆祝；在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以前叫做但泽施超造船厂）工人食堂工作的玛利亚跟我是亲戚。
我得承认：比莉和玛利亚都在不耐烦地催促。然而由于比目鱼建议我按照年代顺序来，加上我身上承载着如此多的厨娘们，我暂且被允许——特别是由于我现在的伊瑟贝尔总让我不得清闲——首先更好地理解新石器时代的厨娘奥阿的三个乳房，然后才是一九六二年在绿树林、在特格勒森林、施浜岛、布里茨和湾湖作为纯粹的男性事业来庆祝的父亲节。倘若是谁的身体里塞满了这么多的历史，想赶快释放出来，那么，他就会迫不及待地要讲述迈斯特维娜的琥珀项链，尽管对他而言，一九七〇年十二月所有报纸上都登载的有关波兰港口城市造船工人的起义要更重要一些。
老生常谈。陈芝麻烂谷子。农奴制的农民吃些什么剩给他的东西呢？胖格蕾特是按照什么菜谱把修道院院长们喂得肥肥的，好加以宰杀的呢？胡椒价格下跌时发生了什么事？拉姆福特[26]贫民赈济汤。鹅膏菌是怎样被政治化的。发明了豌豆汤精的时候，普鲁士军队变得更加强大。为什么无产者要吃资产阶级的食品。什么叫做“忍饥挨饿”。“然而或许，”比目鱼歪着嘴巴教导说，“我们能够从历史中学习，女人们在历史上起了多大作用，比如当土豆获得胜利的时候。”
[1] 暗指情欲旺盛。
[2] 波莫尔人，意即大海前面的人。
[3] 德意志骑士团首领西格弗里德·封·福伊希特万格（执政至1310年）命令以前居住在城堡中的波莫尔人迁移到离城堡250米以外的沼泽地上去。移民点的房子周围除了一条壕沟外，还有一道柳条编织的篱笆。但泽后来的一条街道由此得名。
[4] 阿施玛泰，希伯来语中的魔鬼名，源自波斯语，犹太教经师作品中的魔鬼之王。
[5] 阿达尔贝特（956—997），任基督教布拉格主教的第一个捷克人。997年在普鲁士殉教。
[6] 多罗特娅·封·蒙岛，但泽历史上确有其人，1347年出生在蒙岛，父亲是由荷兰迁来的农民。
[7] 天主教节日，在每年的11月11日。
[8] 天主教共济会成员最盛大的节日，时间是每年的6月24日。
[9] 天主教节日，在每年的2月2日。
[10] 13到15世纪德意志北部城市和德意志海外贸易集团创立的组织，其宗旨是维护相互间的商业利益。
[11] 隐喻静止不动的时间。
[12] 一译法兰西斯会，由阿西西的圣方济各创建，1209年得到教皇英诺森三世的批准，是罗马天主教的最大的修会。
[13] 巴托里（1533—1589），1576—1589年期间为波兰国王。包围但泽的时间是1577年6月及8、9月间。
[14] 属西斯拉夫民族。
[15] 默勒（1564—1611），但泽城市画家。
[16] 古斯塔夫·阿道尔夫（1594—1632），瑞典国王（1611—1632），在位期间，对内实行怀柔政策，对外连年用兵；1630年参加三十年战争，屡败天主教联盟和德皇军队，后在吕岑战役中受伤致死。
[17] 指1932年的吕岑战役。
[18] 马丁·奥皮茨（1597—1639），德国诗人和文学理论家。著有《德意志诗论》。从1635年直至去世一直住在但泽，任史官和秘书。
[19] 指俄国和普鲁士1793年对波兰的第二次瓜分。
[20] 布莱希（1762—1830），1802—1812年期间任但泽玛林教堂的副主祭。
[21] 拉普（1772—1821），拿破仑军队的将军，1807年6月被任命为但泽市的总督。
[22] 原文为法语。
[23] 即普法战争。
[24] 由纳粹于1933年9月成立并控制的救助机构。
[25] 1878年，俾斯麦在帝国议会中强行通过了《镇压社会民主党企图危害治安的法令》，简称《反社会主义者非常法》。1890年在工人运动的压力下被废除。
[26] 拉姆福特（1753—1814），被认为是“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