散文、语言学

唐宋古文运动是怎么回事？

唐宋古文运动是指唐朝中叶及北宋时期以提倡古文、反对骈文为特点的文体改革运动。

韩愈最先提出“古文”这一概念。他把六朝以来讲求声律、辞藻、对偶的骈文视为俗下文字，认为自己的散文继承了先秦与两汉文章的传统，所以称“古文”。韩愈提倡古文，目的在于恢复古代的儒学道统，将改革文风与复兴儒学变为相辅相成的运动。他在提倡古文时，倡言以文“载道”“明道”，重视写真情实感，强调“惟陈言之务去”（见韩愈《答李翊书》）和“惟古于词必己出”（见韩愈《南阳樊绍述墓志铭》）的独创精神。

晚唐时期，古文运动趋于衰落，出现了讲究雕章琢句的不良文风。北宋时期，以欧阳修为代表的一些文人极力推崇韩愈、柳宗元，又掀起了一次新的古文运动，提倡继承韩愈的道统和文统，强调“文道统一，道先于文”的观点，写了大量平易自然、有血有肉的散文，以扫清当时文坛上流行的绮靡晦涩的文风，使散文创作走上平易畅达、反映现实生活的道路。

后人把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和宋朝的欧阳修、曾巩、王安石、苏洵、苏轼、苏辙并称为“唐宋八大家”，把在唐朝和宋朝先后兴起的两次古文运动称为“唐宋古文运动”。

“唐宋八大家”之首是韩愈，还是欧阳修？

“唐宋八大家”是唐宋时期八大散文作家的合称，即唐朝的韩愈、柳宗元和宋朝的苏轼、苏洵、苏辙、欧阳修、王安石、曾巩。那么，“唐宋八大家”的称号是怎么来的呢？明朝初期的朱右最初将上述八位作家的散文作品编选在一起刊行《八先生文集》，明朝中叶唐顺之在《文编》一书中也选录了这八位唐宋作家的作品。明末古文家茅坤对朱右、唐顺之编选的文集加以整理，重新编选，取名《唐宋八大家文钞》，共一百六十四卷，风靡海内，“唐宋八大家”从此得名。

◇ 韩愈

◇ 柳宗元

◇ 王安石

◇ 欧阳修

由于韩愈与柳宗元同为唐朝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学习先秦与两汉的散文语言，破骈为散，扩大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宋朝的苏轼用“文起八代之衰”来称赞他，明人推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且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在思想上，韩愈尊儒反佛，是中国“道统”观念的确立者。

清朝桐城派的代表人物有哪些？

清朝文坛上的桐城派，又称“桐城文派”“桐城古文派”“桐城散文派”，因主要代表人物方苞、刘大櫆、姚鼐均系清朝安徽桐城人，并相继为领袖而得名。具体来说，方苞、刘大櫆、姚鼐被尊为“桐城三祖”，方苞为桐城派散文理论的创始者；姚鼐是桐城派的集大成者；戴名世是桐城派奠基者；梅曾亮、管同、方东树、刘开（后曾以姚莹取代刘开）被称为“姚门四杰”。

◇ 姚鼐书法

方苞从“义法”说出发，主张古文当以“雅洁”为尚，反对俚俗和繁芜。刘大櫆提出“因声求气”说，并认为“行文之道，神为主，气辅之”“神气者，文之最精处也”。姚鼐则强调“义理、考证、文章”三者合一，“以能兼者为贵”，被人称为“唐宋八大家”和清朝桐城派之间的一座桥梁，还被当时的人誉为“今之欧阳修”。

桐城派作家创作力求简明达意，因此他们所写的文章尤其是一些记叙文一般都清顺通畅，如方苞的《狱中杂记》《左忠毅公逸事》、姚鼐的《登泰山记》等，都是桐城派文章中著名的代表作品。姚鼐编选的《古文辞类纂》，流传甚广。

部首排检法起源于哪部著作？

部首排检法起源于《说文解字》。《说文解字》简称《说文》，是中国第一部系统地分析汉字字形和考究字源的字书，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间，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该书改变了自周、秦到汉的字书的编纂方法，将所收字编成四言、七言韵语的形式，开创了部首排检法。

具体来说，许慎根据文字形体，创立五百四十个部首，将九千三百五十三个字分别归入五百四十部。五百四十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十四大类。该书正文便按这十四大类分为十四篇，卷末叙目另为一篇，全书共有十五篇。造字法上有“六书”学说，后文将对“六书”作具体介绍。

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是哪部？

《尔雅》是中国最早的一部解释词义的专著，也是中国第一部按照词义系统和事物分类来编纂的词典。“尔”是“近”的意思，“雅”是“正”的意思，这里专指“雅言”，是某一时代官方规定的规范语言。“尔雅”就是使语言接近于官方规定的语言，即以雅正之言解释古汉语词、方言词，使之近于规范。

《尔雅》全书收词语四千三百多个，分为两千零九十一个条目。这些条目按类别分为《释诂》《释言》《释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yuè）》《释天》《释地》《释丘》《释山》《释水》《释草》《释木》《释虫》《释鱼》《释鸟》《释兽》《释畜》十九篇。《尔雅》前三篇，即《释诂》《释言》《释训》是专门解释字义、词义的，类似后世的语文词典。后十六篇根据事物的类别来分篇解释各种事物的名称，类似后世的百科名词词典。其中《释亲》《释宫》《释器》《释乐》四篇解释的是亲属称谓和宫室器物的名称。

《说文解字》提及的“六书”是哪些书？

古人将汉字的造字方法归纳为六种，总称“六书”。所谓“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

至于“六书”的名称，最早见于战国时的《周礼》。《周礼·地官》中记载：“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书，六曰九数。”其中，“六艺”是周代教育贵族子弟的六种基本科目，“九数”是关于算术的知识，六书则是有关汉字的教学，但不一定是后来的六书理论。

《汉书·志》记载：“古者八岁入小学，故周官保氏掌养国子，教之六书，谓象形、象事、象意、象声、转注、假借，造字之本也。”这就把“六书”解释为造字的方法了。比班固稍后的许慎，在《说文解字·叙》中不仅指出了“六书”各书的名称，还给每一书下了定义，举了例子。后世对六书的解说，多以此为核心。

《说文解字·叙》记载：“周礼，八岁入小学，保氏教国子，先以六书。一曰指事。指事者，视而可识，察而见意，‘上’‘下’是也；二曰象形。象形者，画成其物，随体诘诎，‘日’‘月’是也；三曰形声。形声者，以事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四曰会意。会意者，比类合谊，以见指，‘武’‘信’是也；五曰转注。转注者，建类一首，同意相授，‘考’‘老’是也；六曰假借。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托事，‘令’‘长’是也。”

“说文四大家”指的是哪些人？

“说文四大家”指的是清代研究许慎《说文解字》的四位大家：段玉裁、桂馥、王筠和朱骏声。他们的主要著作分别为：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

“小学”一词为何成为文字学的代名词？

“小学”一词初见于《大戴礼记·保傅》篇：“及太子少长，知妃色，则入于小学，小者所学之宫也……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

西周是中国奴隶社会的全盛时期，人分等级，当时能够享受教育的只有贵族子弟。贵族子弟满八岁，就要入“小学”学习“小艺”，“小艺”即六艺：一曰五礼（礼仪），二曰六乐（音乐舞蹈），三曰五射（射箭），四曰五御（驾驭马车），五曰六书（语文），六曰九数（算术）。又“乃教之六仪：一曰祀祭之容，二曰宾客之容，三曰朝廷之容，四曰丧纪之容，五曰军旅之容，六曰车马之容”。换句话说，在周代教育中，入“小学”学习指的是学习小艺（六艺）和小节（六仪）。

到西汉时期，“小学”的含义逐渐缩小至仅指六艺之一的“书”。“书”指的是“六书”，即指事、象形、形声、会意、转注、假借六种造字法。于是，“小学”一词顺理成章地成了文字学的代名词。

中国古代汉字书写为何偏爱竖行排列？

在中国，最初的汉字书写材料是龟甲、兽骨、木简、竹简等，书写工具是尖锐石器、金属刀具和毛笔，而木简、竹简一般狭窄而长，用从上到下的竖行排列方式书写显得比较美观。大凡练过毛笔书法的人，也都感到用毛笔从上往下书写更方便。因此，从上到下、从右往左书写，就自然而然地成了古人们的书写方式。在汉朝发明纸张，隋唐出现雕版印刷术，直至宋朝毕昇发明活字印刷术之后，人们仍然沿用这种书写方式。

中国汉字书写是何时采用横写方式的？

究竟从何时起，中国汉字的书写方式开始由相沿已久的竖写方式改为横写方式的呢？答案是清朝末年。当时，一大批留学和学习西方文化的学者、名流都竭力提倡使用拼音文字，并力主改变中国传统的书写方式，改用已在西方流行很久的从左到右的“横行”排列方式。有资料证明，在1909年中国已经产生了用“横行”排版的书籍，“横行”最早见于当时提倡文字改革的刘世恩所著的《音韵记号》一书。

中国从什么时候开始出现标点符号？

古时候人们写文章是不用标点符号的。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渐渐感到这样写文章既不便又很吃力，人们还发现这也是对文章内容产生误解的原因之一。于是到了汉朝，人们发明了“句读”符号，语意完整的一小段为“句”；句中语意未完，语气可停顿的更小段落为“读”。宋朝使用“。”“、”来表示句读。元、明刻本小说多在句子的末尾加圈，也有一律用“、”或用“。”的。有些戏曲和启蒙读物也采用这种句读方法。此外，明刻本小说还增添了人名号和地名号，前者是在人名右边加一条直线，后者是在地名右边加两条直线。

上述这些就是中国最早的标点符号。“标点”两个字，始见于宋朝。《宋史·何基传》中记载：“凡所读无不加标点，义显意明，有不待论说而自见者。”这里的“标点”指的是人们在阅读古书时添加的句读符号，即所谓旧式标点。新式标点符号是模仿西方的书写习惯而借用的，在清代末年才开始使用。翻译家严复的《英文汉诂》（1904）是最早应用外国标点于汉语的著述。

“春秋三传”指的是哪三部作品？

《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合称“春秋三传”。

《春秋》经文言简义深，如无注释，则无法了解。注释《春秋》的书，有左氏、公羊、穀梁三家，另有邹氏、夹氏二家，早在汉朝即已失传。所以自汉至今，学者们只凭借“三传”研读《春秋》。《春秋》是记事的史书，后多散佚，仅留下经孔子整理的鲁国的《春秋》。到了汉代，人们又重新编撰出“春秋三传”，即《春秋左氏传》《春秋公羊传》《春秋穀梁传》，它们都是编年体史书。

晋人范宁在评价“春秋三传”的特色时说：“《左氏》艳而富，其失也巫；《穀梁》清而婉，其失也短；《公羊》辩而裁，其失也俗。”当然，这只是一家之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