鄂国金佗稡编序

孙奉议郎、权发遣嘉兴军府、兼管内劝农事岳珂编进

古者传书有公私之异，五十九篇，上世①之书也。则更写竹简，悉上送官，藏名山而副京师。盖非金鐀石室②之故文，不得以并录。一家之记载，若可以备史阙矣，掘笔废纸，仅得不泯。而著书遗札，虽关国大议，如封禅者，亦必竢诏求而后彻闻。书之不可苟传如此。开阳刻经③，亶存六艺，亲藩请史，弗畀权谋，著之旧章，唯见可考。越自铭碣起汉，著录盛唐，而后世之潜德幽光，或者托植楹之遗以诒久。集録固多见矣，文词之富，著作之工，亦惟与桮棬之泽，俱传于家。岂非疏戚缅殊，观览随变。

孝子慈孙之用心，固不得以责涂人之如己。而徇时弃置，视物重轻于蜡车④覆瓿⑤，亦出于理之或至者欤？嗟虖！事病于违时，谊信于同欲。断壶⑥而致千金之用，人固未必逆信，酸咸土炭，顾嗜者或均取焉，盍亦观诸理而已。世固有问百年之血食，而推其余烈；考前人之逸事，以上之史官。况当规恢大有为之秋，鱼腹⑦之图，榖城⑧之略，岂无一二可俎豆于斯世。摭其所当行，稽其所可验，而勿视之刍狗⑨之已陈，则虽公天下之传，可也。

珂试守檇李之明年，始刻家世吁天之书于郡塾，即汉制佩章⑩之义，稡五编为一，名之曰《金佗》。惟先王勋在王家，名在国史，遗迹之存者，文昌章公固尝传而上之朝，既碑之襄阳，又梓之江夏。当世名公钜卿拊膺兴怀，盛心激烈，尚欲作九原而起之也。其忍以遗孤之不肖，遂即人而废其言乎！故刻传不疑，而豫比于罔罗放失之助，厉世开功名者或将有考焉耳。不然，写琬琰⑪，积缣缃⑫，犹珂之私书也，而何敢辱郡故府之藏。

嘉定著雍摄提格岁橘涂初吉⑬，珂谨序。

【注释】

①上世：指上古时代，见《商君书·开塞》：“上世亲亲而爱私，中世上贤而说仁，下世贵贵而尊官。”

②金鐀石室：又作“石室金匮”。《史记·太史公自序》：“紬史记石室金匮之书。”司马贞索隐：“石室、金匮皆国家藏书之处。”

③开阳刻经：“开阳”或为“开成”之误。唐开成二年（837），依宰相兼国子祭酒郑覃所奏，刻石经立于长安城内务本坊国子监大学。共一百十四石，计有《周易》《尚书》《毛诗》《周礼》《仪礼》《礼记》《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孝经》《论语》《尔雅》等十二部经书。另附《五经文字》《九经字样》两书，计六十五万余字。用以校正经书，防止传抄错误。唐天祐元年（904），佑国军节度使韩建改筑长安城，石经委弃于野。五代后梁时，刘鄩守长安，将其移置城内。宋元祐五年（1090），据漕运使吕大忠倡议，遂将全部石经移置府学之北。

④蜡车：“蜡以覆车”的典故，《后汉书》一百二十卷，其中本纪十卷，列传八十卷，为南朝宋范晔撰；八志三十卷，为晋司马彪撰。本来志的部分范晔也计划写，“欲遍作诸志，《前汉》所有者悉令备”，但后来范晔因参与刘义康谋反，事发被诛，未能完成。《后汉书》卷一〇《皇后纪》末曰：“其职僚品秩，事在《百官志》。”章怀注曰：“沈约《谢俨传》曰：‘范晔所撰《十志》，一皆托俨，搜撰垂毕，遇晔败，悉蜡以覆车。宋文帝令丹阳尹徐湛之就俨寻求，已不复得，一代以为恨，其《志》今阙’”。“覆车”，谓失败。“蜡以覆车”大致可理解为因失败等不得已的原因被封存无闻甚至湮没无迹。

⑤覆瓿：喻著作毫无价值或不被人重视。汉代扬雄以为经莫大于易，故作太玄，欲求文章成名于后世。刘歆观之，告诉扬雄，天下学者尚不能通晓易经，又如何能了解太玄，恐怕后人要拿来盖酱缸。典出《汉书·扬雄传下》。

⑥断壶：壶，通“瓠”，瓠瓜，葫芦类植物，中空，能浮在水面。比喻东西虽然轻微，用得到的时候便十分珍贵。典出《鹖冠子·学问》：“中河失船，一壶千金。贵贱无常，时物使然。”

⑦鱼腹：《史记·陈涉世家》中记录了陈涉、吴广伪托鬼神的旨意在鱼腹中藏字以树立威信的故事。“乃丹书帛曰‘陈胜王’，置人所罾鱼腹中。卒买鱼烹食，得鱼腹中书，固以怪之矣。”

⑧榖城：《史记·留侯世家》记载了张良遇圯上老人（后世谓之黄石公）授书的故事。圯上老人“出一编书，曰：‘读此则为王者师矣。后十年兴。十三年孺子见我济北，穀城山下黄石即我矣。’”

⑨刍狗：古时用草编结成的狗形，供祭祀用，用完即丢弃。后比喻轻贱无用之物。

⑩佩章：指古代官员佩带的印章。

⑪琬琰：比喻君子的德性。《南史·刘勔传》：“文史该富，琬琰为心，辞章博赡，玄黄成采。”

⑫缣缃：供书写用的细绢。多借指书册。

⑬雍摄提格岁橘涂初吉：皆美称也。雍摄提格岁指戊寅年；橘涂指农历十二月；初吉日指农历每月初一到初七或初八的时段。

【译文】

古代流传书籍有公和私的差别，这五十九篇，就属于因孝亲而作的私家著述。又更行刊印，悉数上呈送入有司，原版藏于名山，而以副本送入京师。虽然不是国家藏书库中的旧文，不能一起被收录；而此一家之记载，若能够备补史家的遗缺也好，就算是把笔写秃，消耗纸张，也仅得不至于泯灭。世间那些著作遗札，即便是有关国家大事的，比如封禅等，也必须要等到朝廷下诏索求，才能完全被世间了解。所以说书籍之不易流传大致如此。开阳刻经，仅仅存留了《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当时询问藩服，请谒史官，不屈服于权谋，所著皆有出处，可以考据得到旧文。后世所汲取的潜德幽光，有些来自汉代的碑刻，有些来自盛唐的著录，甚至得之于屋舍门楹上代代相传的文字。集录的著作也很多，文辞之丰富，著作之工整，也可与家中的杯盏一起，传于后世。这样，无论亲疏远近，人们在时易事变之后皆能观览先代的思想。

我这点孝子慈孙的用心，固然不能苛求路人也和自己一样。然而人们曲全时局、权衡利弊之下对某事某物做出的无视或者丢弃之举，难道也是出于至理吗？嗟乎！事情不顺是因为与时局不合，义信相守是因为同心同欲。残缺的葫芦有时也会有价值千金的效用，人们未必都信，也未必都不信，正如酸咸土炭，爱好之人均而取之，也是出于观览诸理的愿望。世间固然有享百年血食（祭祀）之家，推崇其祖先的余烈；也有（普通的人家）考察其先人的轶事，上呈给史官参考。况且当此规划恢张大有可为之际，不论是如同天意的鱼腹丹书，还是神迹一般的榖城之略，岂无一二事迹可以奉祀于今日的。选择当施行的，考察可验证的，无视那些没用的陈述，则将这些事迹流传于天下，也是可以的。

岳珂（我）在檇李（地名，在今浙江嘉兴西南）代理某官职的第二年，才将为家世而作的《吁天辨诬》之书刻于郡塾，且袭用汉代佩章制度的含义，汇集五篇为一，命名为《金佗》。先王（岳飞）勋在王家，名在国史，其事迹的存留本已由文豪章颖公写成了传记上呈朝廷，既在襄阳刻碑，又于江夏（鄂州州治，今湖北武汉市武昌）雕印。当世的名公钜卿都拊膺兴怀，盛心激烈，尚欲唤醒九泉之下的祖先。而作为遗孤，我岂忍作不肖状，因已有他人的著录就废弃自己的撰述呢！因而毫不犹豫地撰写刻印了先祖父的传记，有助于补足其他传记虽网罗搜访也有可能发生的缺失，后世几代开创功名者或可有所参考。再不然，就当作涤荡心灵，积累著述作为珂的私书，不敢有辱州郡府库之馆藏。

嘉定戊寅年（1218）十二月初吉，珂谨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