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库恩的语言学转向

20世纪哲学的语言学化发展特征，凸显了科学的各个语言方面在科学哲学中的显著地位。托马斯·库恩1962年出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成为这一思想路径的转折性文本。对科学理论和实践的历史形成过程的强调，以及倾向于依照动态语境来解释科学而非静态逻辑中的科学构造，都使得传统科学认识下被忽略掉的诸多观念，比如科学理论的选择、分类学词典的作用及不可通约性（incommensurability）论题等凸显了出来，这些预示着库恩越来越重视语言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进而，“从80年代开始，库恩的哲学发生了语言学转向”[14]，“语言学转向”成为标示库恩后期思想的重要特征。因此，深刻认识库恩语言学转向的根源和动因，是理解和把握库恩思想转变的重要途径。

（一）“转向”的思想根源

一般来讲，科学陈述的表述和解释、自然律的证实和说明、理论变化的动力和特征，都要涉及语言问题，这已经成为科学哲学家的基本共识，因为“科学哲学的远大前程在于它担负着这样的使命：以批判的精神指出一种语言构架的容纳能力，并为建构新的语言构架提供方法论原则和指明方向”[15]。逻辑经验主义者卡尔纳普的“世界的逻辑构造”，是这一思想的最好演绎。库恩同样认识到了语言之于科学的重要性。不过，跟逻辑经验主义者不同，库恩的科学语言观念受到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哲学、格式塔心理学（Gestalt Psychology）和反辉格主义的科学史编纂学（anti-Whiggish historiography of science）的激励，因此，他从语言的动态使用层面上出发，来看待语言在理论评价、科学革命描述过程中的作用，尤其是用来解决“范式”观念所引致的诸多困境。这样一种借助于语言层面的策略，具有其特定的思想渊源：

首先，利奥塔的科学知识语用学，为库恩解决科学知识合法化提供了方法策略。

库恩的标志性的“范式”观念以及用伴随科学革命的范式转变来解释科学的发展，不同范式具有互不相容的概念和术语，它们在逻辑上不可通约。也就是说，后出现的理论并不比先前的理论有任何进步，也不比前者更加靠近真理，或者说科学并没有合适的方法能够接近或进入真理。由此，就对业已形成并享受了崇高社会地位的科学及其知识主张产生了公众质疑，即如何来衡量科学拥有的特殊权威，又是什么使得科学知识主张变得合法化呢？正是在库恩范式理论的背景下，科学知识的合法化问题凸显了出来，成为科学哲学研究中新的关注点。

后现代主义者利奥塔在《后现代状况：关于知识的报告》一书中提出的“科学知识语用学”思想，已经深刻地影响到了关于科学知识的传统观念。利奥塔看到，随着科学在人类文化、社会、政治和经济各个领域的成功表现，科学愈来愈显示出极端的统治者的地位，但是科学并不是知识的全体，它不得不去面对自身这种地位的合法化问题，而这并不是科学本身能够解决的，需要从整个语言规则和话语情景的变化上来解决科学知识的合法性问题。

既然科学知识本质上仍然是一种“论说”，它并没有超越叙事知识的地方或比叙事知识拥有更多的必然性，所谓的科学知识的“元叙事”特性已经不再适合于后现代的情景了，它必须寻求新的辩护基础。在利奥塔看来，这就需要在科学知识语用学的基点上来进行。因为一切科学知识和叙述都是通过交流和传播进行的，从而表现为讲话者、听者和指称物之间所架构起的语言游戏，而且，科学知识的辩护是一种建立社会规范模式的事情，而社会规范“本身就是一种语言游戏规则，一种质询探索游戏规则。语言通常能够迅速为‘提问者’定位，被问到聆听者，被提问的‘指涉物’之身位，也随之被迅速定位：这样一来，语言游戏规则本身就是社会规范了。……理论和实际在一个社会的传媒要素构成中。语词明显开始拥有了新的重要性”[16]。在这样的状况下，传统的科学知识的神话实际上已经在信息社会的不同的语言游戏的冲击下分崩离析，变成了局部决定论的碎片，科学知识表现出的形态“更属于语言粒子的语用学”。

因此，对于科学知识合法化，利奥塔认识到，只有科学知识作为知识而存在的根据得到认同时，才能获得其自身的合法性。但因为“科学无法像思辨性的语言所假设的那样，科学无法使自己为自身合法化”，只能“在对语言游戏规则的考释研究中，总结出一条合法化的路向，不再依赖于具体操作的效能来实施合法化”。[17]这种语言层面上的策略，无疑为库恩科学知识合法化的解决提供了可选择的思路。

其次，康德的本体—现象世界的区别，为库恩解决不可通约性论题提供了理论根基。

库恩范式所引发的不可通约性论题，本质上包含着三个方面的内容：（1）问题（problem）和标准（standard）的变化。科学革命前后由不同的范式所“辖制”，因此，每一个范式都有属于自己关注的问题以及判别的标准。范式不同造成了问题和标准的变化，这导致了不可通约。（2）意义（meaning）的变化。不同范式下的两个理论，它们的转换主要表现为，科学术语的意义在替代理论的转变中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否则就不会有新理论出现了。（3）现象世界（phenomenal world）的变化。不同的范式利用不同的内在关系构造并分割成了不同的世界，它们之间有着本质上的差别。

不可通约性论题的上述三个部分之间，最核心的就是第三个，因为前两个实际上就包含在后一个当中。应当看出，库恩提出范式理论的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的理论部分地承继了康德对本体—现象世界的划分。其后，当不可通约性论题受到广泛质疑的时候，库恩开始注意到，不同范式下的“世界”，具有康德意义上的“本体世界（noumenal world）”和“现象世界”的区别。本体世界独立于范式而存在，科学革命前后，它保持着一贯性。变化着的是由范式所构成的现象世界。正如库恩自己所言，“所有的差别和变化都建立在本体世界之上，它是某种永恒的、确定的和稳定的事物。如同康德的物自体，是不能言说、无法描述和不可讨论的”[18]，但是，本体世界的稳定性是变化着的现象世界的一切之源，它满足了诸多现象及其构成的世界。

那么，本体世界跟现象世界，或者说普遍的概念范畴跟经验事物之间如何进行联结呢？康德同样为库恩指明了方向，这就是作为语言工具的概念图式（conceptual scheme）。正如康德所指出：“包括这些普遍的和必然的法则的科学（逻辑）简单地就是一种思想形式的科学。并且我们能够形成这门科学的可能性的概念，就像仅仅包含语言形式而没有其他东西的普遍语法一样，它属于语言的事情。”[19]为了探询经验可能性的结构或思想的形式，因而它将实际地成为一种语法的研究。也就是，我们通常按照范畴所提供的先天法则来建构对象并赋予其普遍必然性，就像语法在语言现象中的规则作用一样，经验是范畴这种先验语法对自然现象加以拼写的结果。概念图式是能够既符合先天的语形规则，又能够与直观对象相关联，从而获得语义意义的唯一有效认知表征方式，是在概念和对象之间建立了一种关系的创造意义的手段。

由此，语言层面上的概念图式的存在，就可以部分地解释不可通约性的问题。因为既然通过概念图就能够保证意义的连贯性，那么，因为科学革命前后，本体世界仍然是不变的，是前后范式或理论由以形成的基础，从而科学共同体之间仍然有交流的共同基础。通常的不可通约，即交流的失败或者理论的变化，只是存在于现象世界上。通过概念图式这一通道，就可以使得现象世界中交流的失败，部分地在本体世界那里得到克服。

第三，沃尔夫的“假说”，为库恩在后期理论中整体采用语言策略提供了思想信念。

如果说利奥塔的科学知识语用学和康德的本体—现象世界的区别，还只是为库恩提供解决具体问题的策略的话，那么美国著名语言学家本杰明·沃尔夫（B.Whorf）的“莎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与其老师莎丕尔[Ed.Sapir]共同提出），则让库恩在后期理论的构建中，整体转向了语言层面。可以说，“沃尔夫假说”关于“语言先于思想”的著名论述，不仅改变了“思想先于语言”的传统论断，同时也促成了库恩的语言学转向。

“沃尔夫假说”涉及了对人类之语言、思维、实在、科学等相互之间的关系，其基本观点包括两个方面：

（1）语言相对论（linguistic relativity）。这是沃尔夫假说相对较弱的方面。沃尔夫认为，语言不仅是思想交流的工具，而且是认识世界的途径，更是构建现实的基石。沃尔夫指出，“每种语言的背景系统（即语法），不仅是表达思想的一种再生产工具，而且确切地说，它本身就是思想的塑造者，是个体心理活动、个体分析现象、个体综合思想资料的纲领和指南。除非人的语言背景是一样的，或是经过某些方法取得一致，否则就算让人们接触了同样的自然现象，他们也不会对宇宙取得统一的看法”[20]。这就是说，语言影响到了人的思维、世界观和感性认识。使用不同的语言，会对经验进行不同的分类和组织，从而描绘出了不同的世界图景。

（2）语言决定论（linguistic determinism）。这是沃尔夫假说相对较强的方面。在此意义上，沃尔夫进一步指出，语言不仅能影响思想、经验和世界观，而且能对它们进行控制和支配，个体完全生存在语言所织就的牢不可破的牢笼中，思想仅仅是语言的傀儡，“我们用各种概念将自然进行切割并组织起来，赋予这些概念不同的意义。在很大程度上，这种切割和组织取决于约定，即我们所在的整个语言共同体约定以这种方式组织自然，并将它编码固定于我们的语言形式之中。当然，这一约定是隐性的，并无明文规定，但它的条款却有着绝对的约束力；如果我们不遵守它所规定的语料的编排和分类方式，就根本无法开口讲话”[21]。因此，人类不是按照本质来对事物进行分类，因为这是做不到的，而是把语言的范畴强加于对象之上，以语言的分类来代替事物的分类。

这样一来，语言为人类思维和外部自然界提供了沟通的路径，而且思想观念和对象事物的关系完全受语言的制约，进而影响了科学的形成。沃尔夫指出，当代西方语境下的科学世界观，正是基于西方特有的语言语法而形成的，语言影响了科学的产生，所谓的科学思想，正是西方印欧语言的产物。

由此，库恩和沃尔夫具有了共同的理论基础，他们都主张语言构造了思想和经验，都认为应该依靠语言来对世界进行分类，从而都得出了相同的结论：不同的语言产生了不同的科学。可以说，这是造成库恩语言学转向的关键因素。

（二）“转向”的本质特征

自20世纪80年代之后，库恩更多地关注语言在科学认识中的作用，日渐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进而影响了其早期的观点。应当说，相比其提出范式理论的60年代，库恩在后期理论中，更多地使用与语言相关的术语、范畴和理论来进行思想的表述，诸如“词典”（lexicon）、“不可翻译性”（untranslatability）、“语言共同体”（language communities），从中可以发现一些库恩思想变化的本质性差异和特征，这主要体现在：

其一，“词典”取代了“范式”。在此之前，“范式”已经是一个被用滥的术语，而且其具有过多的语义歧义，因此，库恩的兴趣逐渐从对范式的功能意义的研究，转向了对科学活动中所使用的科学语言的本质问题上，也就是开始朝着维特根斯坦化的思想方向发展。所以，现在科学家所讨论的不再是关于范式的问题，而是关于理论的“词典”。在库恩看来，词典具有的内涵在于：（1）词典所包含的那些种类词（kind-term）及其指称的种类，既构成了世界，又将世界分割为彼此关联的范畴。因此，词典是认识世界的重要手段，跟世界之间具有特定的互动关系。（2）种类之间的相关关系由词典的结构所组成，这就是词典的分类结构（taxonomic structure）或词汇结构（lexical structure）。分类结构的出现在库恩后期思想中举足轻重，因为“拥有一个词汇系统、一套结构化的词汇，这就使得接近可用该词汇来描述的各种世界成为可能。而使用不同的词汇系统（比如不同文化或历史阶段的词汇系统），将会接近尽管在很大程度上可能相近、但决非完全重叠的不同可能世界”[22]。也就是说，分类词汇决定了可能世界。（3）分类词汇是理论的词汇表。每一个科学理论都有它不同的结构化的词典，通过自然的、社会的、科学的种类概念，构成了在分类学上具有秩序的结构。但词典要先于理论而得到应用，从而词典对于科学问题的表述和求解、科学理论的形成和规则来说，是先决性条件。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指出，“到目前为止，我称为词汇分类结构的，或许应更为恰当地称为概念图式。这里的所谓的概念图式不是信念集，而是使得该信念成为可能的一种特有的思维运作模式。它们要先于信念，为信念集提供基本素材，并且限定何种信念对于该语言共同体来说是可以想象的”[23]。由此可见，作为思维运作的模式的结构化词典，取代了范式所具有的规范世界和经验的功能，不同的语言把不同的结构强加于世界之上，它们为经验的可能性提供了前提。库恩进而讲道：“当从其第二层的、相对的意义上讲的先在时，即‘知识对象的概念构成’这一意义上，我的结构化的词典就类似于康德的先在，它们两个都是由世界的可能经验所构成的，但两者都没有规定经验应当如何。而是，它们都由无限大的可能经验域所构成，可能令人信服地存在于它们得以进入的实际世界中。”[24]这进一步体现出沃尔夫语言思想对库恩的影响。当然，因为词典跟科学理论相关联，所以会随着理论的变化而改变，体现出深刻的历史性特征。

其二，“科学共同体”变成了“语言共同体”。由于库恩后期思想把“词典”居于核心地位，从而早期思想中通过范式而组织在一起的“科学共同体”，变成了通过“词典”而结合的“语言共同体”，也就是，科学共同体成为使用词典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范式不同体现出的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也变成了不同时期词典中词汇表的变化。因为词典和理论的关联性，所以，当新的种类词进入特定理论语言中后，它的意义的变化引发了词典的变化，从而改变了词典的结构。词典的结构变化使得理论无法再得到准确表述，由此，理论本身也就发生了变化，成为具有新的词典的理论。

对于语言共同体来说，词典非常重要，因为“如果对话者彼此之间使用的是不同的词汇系统，则一段给定的字符有时会形成不同的陈述。某一个陈述在用这一个词汇表述时，可能具有真值，但在用另一词汇表述时则不然”[25]。所以，当词典取代范式之后，科学革命意味着对科学词典进行变化的强烈要求，用新词典取代旧的词典。因为在新的科学语言语境或词典状态下，词典实质上的变换也就是认识世界的方式的变化。不同的科学家语言共同体具有不同的词典，只有在相同的结构化词典中，科学理论的意义和术语的指称才能得到充分的理解。也就是说，只有在掌握了对方的词典的情况下，不同的科学语言共同体才能实现彼此的理解和交流。由此，根据其成员所共有和使用的不同的词典，可以把语言共同体彼此之间区分开来。

所以，科学理论之间所具有的差异，比如哥白尼的“行星绕着太阳转”和托勒密的“行星绕着地球转”之间的差异，就不仅仅是一种事实上如此的差别，而更是语言体系或结构上的不同。按照库恩的理解，如果说过去习惯上说“不同的科学陈述表述了不同的科学事实”的话，那么现在应当改变为“事实之所以不同，是因为不同语言背景的陈述者对事实进行了不同的描述”。这深刻体现了库恩前后期思想的巨大变化。

其三，“不可通约性”转变为“不可翻译性”。当词典将科学家分割为不同的语言共同体之后，由于各种语言共同体所持有的词典中词汇分类结构不同，所以会造成对话障碍。但是，在此，库恩放弃了早期表述这一现象时使用的“不可通约性”，而同样代之以语言学化的处理方式，即用“不可翻译性”来表述这种交流失败。在库恩看来，早期的“不可通约性”的表述像范式概念一样，宽泛而含糊。因为不可通约性指的就是范式之间缺乏共同的量度，造成不可量度的原因既可以是本体的、认识的，也可以是语义的、概念的，范围太广而无法做出精确界定。因此，库恩开始将注意力集中在不可通约性的关键问题上，即影响科学共同体交流的科学语言，这样，科学共同体之间缺乏共同量度，就变成了语言共同体之间缺乏共同科学语言的问题，也就是没有居于两者之外的第三种语言存在，从而能够将两者进行对等翻译。这样就把“不可翻译性”凸显出来了。

但是，两个科学共同体有共同的第三种语言，这一要求仍然比较宽泛。为此，库恩进一步集中在科学语言的结构化词典上，即语言共同体所有成员共有的词汇表的结构，它为成员提供了相同的分类范畴和种类词。在库恩看来，这是因为，“语言共同体的成员必须具有相同的词汇结构，当然，他们可以因对同一语言的词汇系统的不同接受，而产生各异的理解和应用。否则，必将导致相互的不理解以及最终的交流中断……此外，如果交流双方的核心词汇结构不同，那么本来仅仅是对事物的不同见解，就变成了相互无法理解。潜在的交流者将面临不可通约性，即双方之间面临一种特有的令人沮丧的交流中断”[26]。所以，拥有共同的词汇分类结构，是交流的必然前提。在同一语言共同体内部，可以因使用和标准的不同而出现差异，但毕竟可以相互翻译达到理解。而如果没有共同词汇结构的话，那么他们所认识的世界是完全不同的，各自使用不同语言，就会不可翻译两种语言的词汇分类结构不相同的区域，进而造成交流障碍。

总之，库恩后期思想体现出明显的语言学转向特征，他试图将早期思想中诸多无法解决的困难和问题，都通过语言学化的途径来进行重新解决。这一点，为重新认识科学历史提供了新的线索，这就是，“对于以往之思想的重构，史学家要像人类学家研究他类文明一样来进行，也就是说，从一开始就必须找到一些会说他种语言的人，以及他种语言与自己语言中某些范畴之间对应关系。史学家必须把自己的目标定在寻找这样的范畴和同化相应语言上”[27]。这正是库恩后期整个思想的实质所在。

（三）“转向”的思想意蕴

从库恩后期的“语言学转向”中，可以明显地看出，无论是研究主题和关注焦点，还是在研究方法和思想风格上，他的立场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果说早期他是立足于经验，运用自然主义的方法来探索科学发现的话，那么后期就已经更多倾向于哲学性的分析，具有显著的先验特点，如果说早期他具有比较明确的科学史家风格的话，那么后期则更多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哲学家的形象。尽管由于他的思想形成基础主要是科学的，而没有较为深厚的哲学传统训练，从而显示出哲学立场比较模糊的势态。但正是这样的背景，使得他能够在自己思想的构造中，融合各种哲学观点。具体来看，库恩后期语言学转向所体现出的思想意蕴主要在于：

首先，从科学观的角度看，在其思想早期，库恩一反逻辑经验主义的静态科学累积观，以范式为核心，提供了常规科学和科学革命交替的动态科学发展观念，而科学革命就是科学共同体之间统治地位的交替。语言学转向之后，库恩的思想尽管仍然是逻辑经验主义走向衰落的重要因素，但毫无疑问，他部分地接受了逻辑经验主义的思想和工具。典型的就是充分运用逻辑经验主义的语言分析工具，深入到科学革命的内部，对其深层结构做出语言上的剖析。这很大程度上源于库恩早期范式本身所具有的问题。因为按照早期观点，科学革命就是范式的转变，抛弃旧范式而接受新范式是科学革命的根本内容，伴随着的是概念的重构过程。这就必然会产生诸如心理上的、知觉上的一系列的变化，但这些因素产生了严重的相对主义和非理性主义问题。

为此，给予科学发展过程一种新的描述和构造，就成为库恩后期思考的重心。通过语言因素的引入，库恩实际上认识到，科学知识不仅是历史发展的产物，而且也是对描述语言进行变革的结果。科学的发展既展示了人们关于世界事实的不断更替的认识，也表现了描述这些事实的语言的变换。从另一种意义上讲，这就意味着科学知识的获得总是要以改变语言为代价的。因此，科学知识的增长实际上也是科学语言词汇的丰富和意义的深化，“在科学知识的增长过程中，语言也增长了；引入新的术语，把老的术语应用到更广阔的领域，或者以不同于日常语言中的用法来使用它们。能量、电、熵这样一些术语是明显的例子。这样，我们发现了一种科学语言，它可以称为与科学知识新增加的领域相适应的日常语言的自然扩展”[28]。

由此，科学革命本质上也就成为语言革命，无论是理论的变革、概念的重组，还是主流共同体的交替，归根结底都会体现在语言的结构和进化上。而科学也正是凭借着新出现的科学语言词典，对世界做出了重新的划割，构成了不同的世界部分，形成了不同类型的科学主题和学科。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库恩指出，“语言中的革命变化的特异之处就在于：不仅改变术语附着自然的规则，而且也大规模改变这些术语附着的客体或情境的集合”。“科学革命的基本特点就在于：它改变了语言本身内部所固有的自然知识，这种先行于任何可以说成是科学的或日常的描述或概括的东西。”[29]这应当是库恩后期思想跟前期思想相比，具有较大差异的地方。

其次，从方法论的意义上看，库恩后期思想的构造中，借鉴和使用了语言分析方法。有鉴于前期所立足的经验主义基础，容易导致经验的主观性和私人性等问题，因此，库恩后期在对科学活动的理解上，更倾向于从语言分析的视角，采用一种语境化的处理方式。

库恩整体主义的观点，使得他强调了语境在科学认识和实践中的作用。这一点非常符合现代科学的特征。因为科学知识都具有明确的历史性。历史对科学的介入不可避免地导致了真理的相对化。不同于传统认识论情景下，具有永恒、超越历史和普遍性的科学真理，历史视域中的科学是相对于人类历史语境来定位的。虽然这并不必然导致对普遍主义的反对，但正如科学不再具有永恒的本质一样，科学真理只能具有有限的普遍性。真理的相对化的引入，已经颠覆了实证主义的静态科学观和科学线性进步的天真认识，相反，心理的、文化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因素，共同构成了科学知识得以生产、运行、传播的基本语境。

毫无疑问，这样一种问题视角的转变，使得不确定性成为科学最明显的特征之一。因为科学理论给出的仅仅是对可能世界的描述，观察或测量结果跟对象之间的关系只是在特定条件下的一种语境关系，而非传统认识论范畴内的再现。与此相应，所谓认识宇宙，追求单一、统一的规律，只是相对于语境而言的，离开特定的技术条件和思维框架，这些都只是一种理想，否则，世界就过于简单了。因此，在库恩那里，知识具有很强的“语境相关性”，不仅“关于知识的主张是相对于言说语境的……而且，对认识论结果的评价，也只能在具体的语境中来进行”。[30]从这一意义上看，科学知识的产生、理解和评价，都离不开语言共同体的使用，它们是在交流和言说中语境相关的。也就是说，关于知识的主张的正确与否，会随着会话和交流的目的而变化，因此，知识主张的适当性也是随着语境的特征变化着的。这也是库恩后期思想所传递出的重要洞察之一。

最后，从哲学传统上看，库恩后期思想具有融合英美哲学和大陆哲学的明显倾向。应当说，走向语言学化，使得长期以来一直处于对立或对抗情绪的大陆哲学和英美哲学、人文主义和科学主义，有了共同的对话基础，为它们的对话和交流提供了基本的平台，成为各种观点相融合的桥梁。实际上，从库恩早期思想中就已经反映出了这样一种趋向。其核心概念“范式”（paradigm）的希腊文原意就是“共同显示”，即科学共同体所“共同具有的东西”，类似于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用法规则”，它构成了制约共同体成员之间话语、交流和科学活动的情景条件，不同的范式代表了不同的语境和不同的意义构造方式，从而也就代表了不同的世界，可以说，科学的世界图景不是对实在世界的表达，而是科学家们在主体间约定的世界。[31]那么，到了语言学转向之后，这种融合性表现得就更为明显了。一方面，在语言学转向中，他经由沃尔夫的语言理论而接近了康德主义，并且对康德主义作了语言学化的诠释，尤其是在对科学革命和不可通约性论题的处理上。典型的就是他承认本体世界和现象世界之间的区别，认为词典由来自现象世界的知识对象所构成，不仅是术语和概念的集合，而且就像康德的范畴一样，为大量的感觉和刺激变成词典中有序的可能的经验提供了前提，试图以此来解决共同尺度的问题。

另一方面，他同样接受了来自英美哲学传统的观点。无论是从科学共同体到语言共同体的转变，还是对语言使用和语境的强调，都在践行着他提出的“学习翻译一种语言或一门理论就是学习描述世界”的核心观念，因为他明确提道，“懂得一个词的意义，就是知道如何在跟当前的语言共同体的成员的交流中来使用”[32]，这一点跟维特根斯坦的语言游戏理论一脉相承。而且，他认为“每种语言的词汇系统，都使得与之相对应的生活形式成为可能，只有在这种特定生活形式里，命题的真假才能被断定并得以合理辩护”[33]，则进一步通过语言共同体和词典的构造，把科学革命跟维特根斯坦意义上的“生活形式”观念连接起来。科学革命已经通过词典的变化，进而语言共同体的重新组合，形成了新的面对世界的生活方式。

另外，从具体方法上，库恩也借鉴了很多语言分析手段。比如，在词典中术语的构成上，他强调了隐喻（metaphor）、模型（mode）和类比（analogy）等方法的重要作用，认为它们是“新概念诞生的助产士，是指导科学探索的强有力的手段”[34]。可以说，这些语言手段在传统科学认知中往往被忽略。库恩认识到了科学家需要隐喻、模型和类比等手段，在新理论和旧理论的转变之中构筑桥梁，这不仅深化了对科学语言的形成、发展的理解，而且，事实上正因此，它们具有的推动新的科学预测、促进科学假设的创立的重要功效，也得到了更多人的认可。

尽管有人认为，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之后的路，是一种错误的转向[35]，但毫无疑问，从语言学转向的视野来重新认识库恩，无论是对于理解库恩前后期思想变化的实质，厘清科学哲学发展的内在脉络，还是对于把握历史主义以来，科学哲学论域空间的扩张和不断涌现的新论题，以及认识科学哲学与科学史、科学社会学、科学心理学等相关学科的结合而言，其价值都是不言而喻的。特别是考虑到以库恩为代表的历史主义在科学哲学发展中的地位，其意义就显得尤为重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