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维特根斯坦的思想发展
第一章 维特根斯坦的个性特征与思想发展
维特根斯坦学生时代的家庭教育和个人生活经历造成了他独特的性格特征：渴望友谊而又生性多疑，做事专注但又常常变换主题，喜好独处但又愿意与他人交流，自己生活不拘小节但又厌恶别人喜怒无常。正是这种明显的矛盾心理和复杂性格，导致维特根斯坦一生都不善于与人交往，在与同事或朋友的关系中总是产生不少尴尬和不快，这也是他有许多流言传说的主要原因之一。然而，我们似乎可以从这些性格刻画中看出，所有这些矛盾或复杂其实都来自我们这些常人的视角。就是说，在我们常人看来，维特根斯坦身上体现的这些性格特征，的确是与我们日常的行为准则不符的，所以表现为矛盾和复杂的情形。但我们不要忘记，维特根斯坦绝非世故之人，他在所谓人情世故方面的认识更多地还处在他的理想状态之中，而这恰恰是他毕生追求简单生活和诚实性格这一理想的体现。尽管战争的残酷和人性的堕落也使他感到了世态炎凉，但他从小培养起来的对人要诚实善良、对己要严格朴实的美好品德并没有因此而丧失。
一、唯我与忘我
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性格特征在他的哲学思考和教学讲座中也有明显的表现。据他的学生兼密友马尔康姆（Norman Malcolm）回忆，维特根斯坦在课堂上常常表现得性情急躁，这主要是因为他过于严格地要求自己，总是希望能够在思考某个问题时就立刻把它搞清楚。而当他对某个问题的解答感到不满时，就会对自己的能力产生怀疑，或者把自己当时的急躁情绪发泄到某个向他提出问题的学生身上。所以，他常在讲课当中说“我真傻！”或者“你们的老师糟透了！”“我今天实在太笨了！”等自责的话。[1]有时，他对学生的粗暴态度让人感到非常难堪，因为这些学生大部分都是他的好友或者是在某个学科领域中的佼佼者。但无论是谁都不会去计较维特根斯坦的这种粗暴态度，因为他们知道，他们的老师正在与自己的思想搏斗。他们必须全神贯注地跟随他的思路，思考他提出的问题，努力给出各种可能的解答。所以我们看到，虽然参加讲座的听众并不算多，但维特根斯坦这段时间的讲座内容却被较为完整地记录下来了。
把维特根斯坦的每次讲课都称为一次战役并不过分，因为他在每次讲课中都试图要解决一个问题，而且有一种不解决问题誓不罢休的精神。正如马尔康姆所描述的那样，维特根斯坦在课堂上把他的毅力和智力都发挥到了最大的程度，这反映了他追求完美和对问题锲而不舍的个性。所以，每次讲课之后，他都感到筋疲力尽，因为每次讲课对他来说，无论是在智力上还是在体力上都是一次极大的消耗。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使维特根斯坦在课堂上进入了一种唯我而又忘我的境界：因为正在与自己进行着思想搏斗而“唯我”，因为专注于某个哲学问题而“忘我”。所以，在维特根斯坦那里，唯我与忘我是一致的：因为唯我而忘我，因为忘我而唯我。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维特根斯坦在课堂上表现得时而激动时而沉默，时而为自己编造的例子发笑时而表情又变得异常严肃。[2]所有这些表现恰好反映了维特根斯坦此时既唯我又忘我的状态。
维特根斯坦的唯我与忘我不仅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课堂思考中，而且处处反映在他平时的哲学思考中，甚至反映在他的日常生活中。对维特根斯坦来说，哲学家绝不是一种通常意义上的职业，即哲学思考不是用于谋求生活的手段，而应该是生活的全部内容，是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目的。所以，他的个人生活几乎充满了哲学思考：他对外在的物质生活毫无所求，仅以最简单的条件维持必要的生活；他把自己的生命看作是一种思想的承担者，是为了完成某种使命而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而不是为了满足物质享受和感觉需要的行尸走肉。
维特根斯坦在物欲上的淡薄，主要是由于他从小成长于富足的资产阶级家庭，丰盈的物质生活使他对金钱和财富视如敝屣。早在剑桥读书时，维特根斯坦就曾多次匿名资助生活拮据的诗人和艺术家。当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重返故乡维也纳时，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宣布放弃父亲去世后留给他的那份丰厚的遗产。在解释为什么把这些遗产分给自己的其他家庭成员，而不是送给穷人时，他的回答耐人寻味：因为金钱和财富会使人产生贪婪和懒惰，若给了穷人就会害了他们，而对富人来说，他的这些钱就不算什么了。[3]
从在剑桥读书时起，直到担任三一学院的研究员，维特根斯坦的个人生活都极其简朴。他从不注重穿戴，衣着总是非常随便。据马尔康姆回忆，他在担任教授时，总是穿一件浅灰色的法兰绒裤子，一件开领的法兰绒运动衫，一件紧身的毛夹克或皮夹克。雨天出门时，他喜欢戴一顶粗呢便帽，穿一件浅棕色的雨衣。有时，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他还喜欢拄一根轻便的手杖散步。他在学院里的住所，陈设也非常简单。房间里既没有安乐椅和台灯，也没有任何图画或照片等摆设，墙上空荡荡的。在起居室里有两把帆布椅和一把普通的椅子，中间还有一个老式的取暖铁炉，卧室里有一张帆布床。窗台上有一盆花，房间里也有一两盆花，还有一个用来存放手稿的铁皮保险柜，一张他用来写字的方桌。整个房间里就是这些东西，给人的感觉是主人似乎是临时的房客，并不打算在这里常住。[4]事实上，维特根斯坦的一生的确都在漂泊流动之中，他很少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年以上，而且这种漂泊不定的感觉也正好符合他的性格特征以及他对人生的根本看法：以思想的追求作为自己生活的唯一目标，而无心留恋人世间的物质生活；从不为生活中的繁文缛节所束缚，而以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率直的生活态度作为自己的人生标准。这些正是维特根斯坦从小培养起来的诚实而又朴实的性格在他个人生活中的自然表露。
无论是在剑桥的研究员们眼中，还是在学生们的心目中，维特根斯坦似乎都是以他怪异的性格和不入时的生活作风而著名的。所谓的怪异，当然是以常人眼光评判的结果，而在维特根斯坦本人那里，却是他内心所想的自然流露，绝无半点儿做作可言。他在生活方式上的不入时，也正反映他对理想生活的追求，即一种更为简单原始的生活方式。在他看来，现代社会生活的复杂性，也表现出人们对自己生活认识上的混乱，而这种混乱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人们对日常语言的错误使用，特别是哲学家对语言的误用，更是给人们的思想认识带来极大的危害。所以，维特根斯坦把对这种语言误用的批判看作是自己的使命。
无论是从个人生活还是从学术活动的范围来看，维特根斯坦的生活世界都是相对狭窄的。虽然早在20世纪20年代，随着《逻辑哲学论》的出版，维特根斯坦的思想连同他的名字广为人知，在哲学界以及整个西方学术界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但他却总是感到孤独，渴望真正的理解和友谊。他周围的朋友纷纷离他而去，这更使他感到理解上的困难和对生活的悲观。尽管他在学术圈里名声显赫，但却难觅知音。他对学术圈的冷淡不仅由于知音难觅，更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不喜欢学术圈内的那种学究气十足、矫揉造作的风气。所以，他很少参加学院组织的学术活动，也极少与学院里的其他研究员交往。他甚至与某些研究员的关系颇为紧张，引得一些同事对他的行为颇有微词，险些影响到他的研究员职位。冯·赖特（George Henrik von Wright）认为，严格地说，维特根斯坦并不具有人们通常理解的那种学者风度，在他那里，既找不到所谓的“冷静的客观态度”，也没有“超然的冥思苦想”。他的气质与典型的学者完全不同，他是把整个身心都倾注到了他所从事的哲学研究之中。[5]因为哲学对他来说并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他生活的全部，是他生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唯一动力，也是他一生肩负的历史使命。
冯·赖特在评价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时，认为他的本质特点是“极端纯正的严肃性和高度的智慧”。[6]虽然这种评价给人一种过誉之感，但这的确揭示了维特根斯坦看似复杂而实则单纯的内心世界。维特根斯坦性格上的严肃性，表现在他对任何感兴趣的问题都有一种认真专注的态度，有一种打破砂锅问到底的精神。他对所有问题的讨论从不半途而废，而总是尽力从不同的角度对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解答。所以，在维特根斯坦的大量笔记和讲座记录中，我们经常会看到他对同一个问题有不同的说法或在不同的场合谈论相同的问题。同样，这种性格上的严肃性还表现为他对问题有着敏锐的观察力，他能够从常人熟视无睹的平常现象中发现和提出相关的问题，而且这问题后来被证明是非常重要的，如心理感觉的可靠性问题、私人语言的存在问题等。正如冯·赖特所说，维特根斯坦性格上的这种严肃性近乎一种宗教意义上的献身精神，即他把自己的身心都看作是对所追求理想的奉献，他是怀着一颗真正火热的心去思考哲学和研究问题的，这颗火热的心就是他强烈的责任感。但这种责任感不是道德意义上的，而是来自他内心世界的要求和渴望。[7]
维特根斯坦的“高度智慧”并非人们通常理解的那样在某个或某些方面有着超人的智商，而是说他对问题有着过人的洞察力和准确敏锐的领悟力。这种洞察和领悟当然与他深厚的生活阅历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来自他早年严格的数学和逻辑训练，来自他独特的思维方式，来自他对哲学、世界、人生的基本看法。虽然他的哲学思想经历了前后两个时期的变化，但他对哲学、世界和人生的基本看法并没有根本的改变。在他看来，哲学不是理论而是活动，在《逻辑哲学论》中是澄清命题意义的活动，在《哲学研究》中是描述语言用法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能指望从哲学研究中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相反只有在活动中才能发现哲学的错误和无用。同样，世界并不是由无数的事物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可以理解的事实构成的；认识世界不是一个追求某个外在于我们的东西的过程，而是对我们语言的理解和把握的过程。这样，我们就只能通过语言和使用语言的活动认识和把握世界。维特根斯坦对人生有着一套自己独特的看法。虽然他并没有写过关于人生哲学方面的文章，但他的整个哲学（包括他的前后期哲学）其实都是对人生问题的思考，或者说他的哲学动力即他哲学思考的内在动因，恰恰就是对生活的探索、对人生意义的反思。他曾私下对朋友说，他的《逻辑哲学论》应该算是一部伦理学著作；[8]而他在《哲学研究》的序言中则把这本书称为一本风景画册，它记录着作者思索人生意义的每一步历程。
二、矛盾性格的混合体
在当代西方哲学家中，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与他哲学之间的关系，始终是研究者们热心关注的话题之一，并被作为研究哲学家个人生活对其哲学影响这一问题的典型案例。同时，维特根斯坦的独特性格也往往被看作是进入他哲学思想宝库的一个主要障碍，以至于由于他的性格怪异而造成人们对他哲学思想理解的困难。这样，了解他的性格，自然就成为真正理解他的哲学的第一步，在某种意义上，甚至是非常重要的一步。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维特根斯坦的性格并非人们想象的那样复杂、神秘或怪异，而是一种简单、真诚、朴实风格的自然显露；而所谓的怪异，不过是由于他的性格不合社会的时尚而已，并无任何病态可言。
从历史上看，任何被后人称为伟大的思想家，似乎都有着异乎常人的特殊性格，如笛卡儿的喜好孤独、斯宾诺莎的谨小慎微、康德的严格作息、黑格尔的忧郁暴戾等。当然，我们不能根据他们的性格判断他们的哲学思想，但不可否认的是，思想家的性格对他们思想的形成的确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对某些思想家来说，这种影响的重要性表现在：不了解他们的性格，我们就很难理解他们的思想。维特根斯坦正属于这样的思想家。从以上对维特根斯坦的个性分析中，我们可以把他的个性理解为这样几个方面。
其一，维特根斯坦的性格是矛盾混合体，即他既希望他人理解他的思想又总是怀疑他人对他有所误解，既喜欢孤独隐居又希望与人交往，既反感他人的细小过失而自己又常常不拘小节。他对他人的严格要求来自他对自己的严格要求，他似乎总是对自己有一种强烈的自责，以思想上的严格性和生活上的简单性要求自己。这种自责表现为他总是与自己作对，希望自己能够比实际做得更好。所以，他常常在讲座中或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自己“太笨”，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还有能力继续从事研究工作。这种矛盾心理始终伴随着维特根斯坦的思考和生活，使得他不断地修改自己的思考记录，不断寻求更好地表达自己思想的方式。同时，在生活中，他也对自己情绪多变的性格感到不满，特别是常常为自己对他人的不礼貌态度而在事后感到后悔，并向当事人表示歉意。但每当遇到具体问题时，他又会把这种懊悔置于脑后，对他人的误解或在某个问题上与自己的不同看法做出某种不甚友好的举动，即使对自己最密切的朋友也不例外。
的确，维特根斯坦在与他人争论时表现出的粗暴态度已众人皆知，最有名的例子是他在主持欢迎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的讨论会上与波普尔争论的情景。当时，波普尔应邀来剑桥做关于哲学的困惑的报告。当波普尔讲到道德问题时，维特根斯坦打断了他的话，说哲学问题其实远比波普尔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因此这个报告并没有解决大家的困惑，相反倒使大家更糊涂了。对此，波普尔反击道，他不过是用维特根斯坦和他的学生们时下所写的一些东西作为哲学困惑的例子罢了。听了这话，维特根斯坦的反应显得异常激烈。他挥舞着当时正好拿在手上的拨火棍向波普尔质问：“那么，请你给我一个符合人们公认的道德规则的例子！”波普尔也不示弱，他反唇相讥道：“不要带着拨火棍威胁访问学者！”维特根斯坦听后勃然大怒，立即摔门而去。但当时在场的罗素马上又把他拉回来，对他叫道：“维特根斯坦，这就是你的错了！”[9]维特根斯坦还有一次激烈的表现是对他的好友马尔康姆。据马尔康姆回忆，那是在1939年的冬天，摩尔（G.E.Moore）在伦理学学会上宣读了一篇论文。在讨论中，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观点进行了批评。而当时参加讨论的马尔康姆认为，维特根斯坦的批评忽略了摩尔论文中的某些重要看法，所以他插话说，维特根斯坦对摩尔的批评是不公平的。但令马尔康姆吃惊的是，会议刚一结束，维特根斯坦就立即走到他的面前，眼里闪着愤怒的火花，对他说道：“如果你还懂事的话，你就应该知道我从没有对任何人不公平过。这表明你根本没有听懂我的课。”说完，维特根斯坦就扬长而去。[10]
从维特根斯坦的这些表现可以看出，他脾气暴躁，缺乏足够的耐心。这直接影响到他与别人的正常交流，使人感觉难以沟通。维特根斯坦对自己的这个坏脾气也深感不满，认为自己完全缺乏教师应有的耐心和循循善诱的品质，这很可能会妨碍学生们独立思考的能力。但从维特根斯坦的思维特点来看，他的这些过激表现其实正是他率直性格的自然表露。因为他不能容忍任何虚伪做作，对他不同意的观点看法马上就要表明态度，绝不含糊暧昧或拐弯抹角。这种有些近似孩子般无忌的表达方式，使他得罪了不少朋友和同事，甚至是很密切的朋友和热忱的追随者。此外，虽然他表现出的激烈态度往往是针对他所讨论的问题，但他有时仍然会对与自己争论的对手耿耿于怀。所有这些性格和品质都反映了维特根斯坦人格上的矛盾特征。
其二，若从与哲学思想之间的关系来看，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并非简单的个人品质问题，而是他哲学思想的现实表现，或者说，他后期哲学的思想特征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他的性格决定的：他的哲学正是对他性格特征最好的理论说明。坦率诚实、厌恶虚伪、边想边写、不断改变自己的想法——所有这些性格特征和思想风格都充分体现在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研究中：他的坦率使他的哲学思考中充满了许多新颖的论述，特别是对过去哲学和以往思想家的评价，往往使人耳目一新，甚至有些振聋发聩。例如，他把自己所处的时代称作“黑暗的时代”，认为他的书可以为智慧的人带来光明；他认为培根的书里充满了矛盾，而康德的书则给人以启示；同时，他还高度评价当代的思想家克尔恺郭尔（S.A.Kierkegaard）、陀斯妥涅夫斯基（Dostoevsky）、托尔斯泰（Tolstoy）、魏宁格（Weininger）等人，而这些人的思想却往往并不为当代英国哲学家所重视。[11]维特根斯坦对任何虚伪做作都毫不留情，在他的哲学中表现为对过去一切哲学理论的不满和批判。在他看来，一切哲学理论都是那些所谓的哲学家们错误地使用语言的产物。他还说，哲学家就像一位无能的经理，他不去干自己的工作，而是眼睛盯着他的雇员，想要接替他们的工作，结果有一天发现自己过分承担了他人的工作。[12]所以，他认为，以往的一切哲学研究都是无意义的，是大多数思想错误的主要根源；而他的思考之所以仍然使用“哲学”一词，是为了让人们知道这种思考与以往哲学之间的批判关系，同时也表明，他的哲学不过是为了让人们彻底清除以往哲学错误的工具，而不是某种新的理论或思想体系。所有这些思想都向我们表明了这位坦率思想家的彻底性。
维特根斯坦性格特征的另一面是，他从不刻意追求某种理想化的东西，即使这种理想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如简单的生活方式和独立的思维习惯。他对事物的发展采取顺其自然的态度，并不过分强调事物的重要性。例如，无论是他的隐居生活还是他的思想变化，都不是他追求某种理想的结果，而是他个性的自然表露。维特根斯坦性格上的矛盾性和思想上的多变性，正是由于他随遇而安，不为自己的生活和思想设定任何目标，一切言行都以自己的喜好和对事物的基本判断为标准。因而，他才可能随时根据当时的想法改变原有的某些观点，或者在处理某个问题的态度上时而摇摆不定，时而坚决武断。或许，正是由于他从不追求外在的物质条件或注重与他人的良好关系，所以他才可能对不同意他观点的或在他看来误解了他观点的任何人立即表示出极端强烈的态度，而从不考虑他人对此可能产生的反应，也不考虑这种态度对他人可能产生的不良影响，诸如此类人际关系方面的问题。尽管他真正的朋友对他的一些不甚友好的态度大多都能理解并从不计较，但他的这种不顾后果的性格仍然得罪了不少当时各个领域非常重要的思想家，虽然他们最终并没有把维特根斯坦的这种态度放在心上。据艾耶尔（A.J.Ayer）记载，由于维特根斯坦反复无常的性格，当时在英国很少有人不怕维特根斯坦。只有罗素、赖尔（G.Ryle）以及斯拉法（P.Sraffa）和拉姆塞（F.P.Ramsey）等几个人可以同他作对，而当时被邀请到剑桥的知名学者似乎也都领教过维特根斯坦的“主人”态度，如波普尔。[13]这种性格反过来使维特根斯坦的哲学，特别是他的后期哲学思想，在许多重要哲学家那里评价不高，如罗素、赖尔和艾耶尔等人。可见，维特根斯坦的性格特征，也是造成他的思想常常不被人理解，或招致误解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文如其人
维特根斯坦的言行如一不仅表现在他的性格和思想中，而且突出地表现在他的著作中，表现在他的写作风格中。《逻辑哲学论》的格言式风格曾使人感受到音乐之美，同时，它严密的逻辑结构也使人感受到作者的严谨作风；《哲学研究》的散文体风格，又会使我们想起维特根斯坦毫无规律的生活方式和思无定性的思维方式。这正所谓“文如其人”。
让我们先来看看《逻辑哲学论》。这本书总共只有两万来字，篇幅还不到80页，但其中却既有对现实、思维、语言、知识、科学和数学等问题的清晰明确的逻辑分析，又包含了关于世界、自我、伦理、宗教、人生和哲学的深奥神秘的警句箴言，因而被公认为西方哲学史上最精练又最难懂的经典著作之一。全书的结构是由一系列十进位数字编排起来的：每一句话基本上都有一个编号，后一个编号都是对前一个编号的解释和说明，因而每个编号都反映出这句话或这段内容与前面内容的关系；同时，正如维特根斯坦本人在书的第一页脚注中所解释的那样，作为命题编号的这十位数表明了这些命题在逻辑上的不同程度的重要性，表明了他在论述中对它们的不同程度的强调。[14]而构成全书最基本的也是最重要的七个主命题，是全书的中心主题。这七个主命题是：（1）这世界就是所发生的一切；（2）所发生的一切，即事实，就是事态的存在；（3）事实的逻辑图像是思想；（4）思想是有意义的命题；（5）命题是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6）真值函项的一般形式是[
，
，
]，这是命题的一般形式；（7）对凡是不可说的就必须保持沉默。
根据维特根斯坦对这七个主命题的解释和说明，我们可以大致把它们分为这样四个方面：第一，关于世界的逻辑构造的逻辑原子主义思想（第1、2主题）；第二，关于命题与世界关系的图像论（第3、4主题）；第三，关于基本命题的真值函项理论（第5、6主题）；第四，关于不可说的神秘之物（第7主题）。当然，这种划分并不严格，因为事实上，每个主命题下面所包含的子命题在内容上都是相互关联的，在某些地方甚至是相互对应的。而且，全书的内容相当广泛，涉及许多不同的领域，这是简单地用几个方面所无法概括的。所以，严格地说，我们很难把这些内容明确地区分开来。
再让我们来看看《哲学研究》。严格地说，这是唯一一部维特根斯坦生前同意在他死后出版的著作，该书的手稿也是他完全按照出版要求编排好的，如专门写了序言，并大致按照问题内容编排了条目顺序。这本著作共分为两个部分，第一部分包括1篇序言和693个条目，大致写于1936年至1945年，这是维特根斯坦最初同意出版的部分。而该书的第二部分包括14篇长短不一的短论，大致写于1947年至1949年，是由该书的编辑者安斯康姆（G.E.M.Anscombe）和里斯（R.Rhees）编排而成。从全书完成的时间上看，这本书正是写于维特根斯坦后期思想成熟的阶段，事实上横跨了他整个后期思想的发展过程。因而，我们有理由说，《哲学研究》中的思想基本上反映了维特根斯坦后期在许多重要问题上的观点。不仅如此，《哲学研究》中的条目都是维特根斯坦从他后期所写下的大量笔记中精选出来的，并经过他本人的反复修改，因而被他看作能够体现他较为成熟的思想。他后期所写的其他大量笔记以及讲座记录，后来也都被编辑出版，如《关于数学基础的评论》《关于心理学哲学的评论》《片段集》等，但这些著作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本人计划出版的著作。从思想内容上看，以上的这些著作都与《哲学研究》在许多方面有相似或相同之处，因为这些笔记是维特根斯坦为写作《哲学研究》而准备的资料，因此可以说，《哲学研究》是他后期思想的核心著作，而其他这些著作都是围绕《哲学研究》展开的。
《哲学研究》是一部奇特的著作，通常被哲学家们称为用德语所写的最伟大的散文之一，并把它与柏拉图的“对话录”相媲美。但正如我们所提到的，这部著作是由许多只言片语构成的，它与其说像是散文，更不如说是一部箴言录，维特根斯坦本人则把它称为一本相册。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清楚地描述了他的写作风格：“本书中的断想如同我在漫长迂回的旅途中所做的一系列风景素描。相同的或基本相同的观点，往往又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新的探讨，形成新的素描。其中许多素描可能画得很糟或毫无特色，到处留下拙劣画家的败笔。而当抛弃了这些糟糕的素描，被保留下来的就是一些可以容忍的东西。通过把这些保留下来的素描进行重新排列和删减，我们就可以得到一幅风景的全貌。因此，这本书其实只是一本风景画册。”[15]
的确，这本书既不是一部包含了系统论证的规范哲学论著，也不是一本如同文学描述那样的散文集。它不仅没有系统的结构，而且没有前后表述连贯的思想。它的思想如同它的条目排列一样，完全相互交错在一起，从某个条目中很难看出它与前后条目之间的思想联系。全书由一些如同信手拈来的片段组成，没有章节，没有主题，没有严格的推理，也没有明确的结论。一切看起来似乎都是漫无边际的，杂乱无章的。维特根斯坦所用的例子也都像是在日常语言使用中随意看到的，如最初学习语言的儿童、正在学习算术的学生等，还有不少是他想象出来的例子，如装在匣子里的甲虫、没有摩擦力的万能机、太阳上的时间、处于回忆和期待状态中的狗、似兔似鸭的图像等。所有这些都使得《哲学研究》在常人看来变得扑朔迷离，难于理解。尽管从表面上看，书中的每句话或每个例子都是非常通俗易懂的，并没有晦涩的语句或烦琐的推理，但真正要知道这些话的含义，以及要弄懂维特根斯坦为什么要这样去说，却是非常困难的。他自己也曾对朋友说过：“我所说的一切都是烦琐的、容易理解的，但要理解我为什么要这样说，却是非常困难的。”[16]
不过，《哲学研究》的这种写作特点并不是维特根斯坦故意而为之，而是他的思想自然流露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把这些思想以断想或小段的方式写下来。有时围绕着同一个题目形成了一串很长的连环，有时我却突然改变话题，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题目。——我的初衷本是想把所有这些汇集在一本书里，而汇集的形式我在不同的时候曾有过不同的构想。但重要的是思考应该按照一种自然秩序不间断地从一个题目向另一个题目发展。经过几次不成功的尝试之后，我认识到，要想把这些结果熔为一个整体是永远不能成功的。我能写得最好的东西永远只能是这些断想。假如我违反这些思想的自然倾向，把它们强行地扭向一个方向，那么这些思想很快便会残废。”（PI.p.3）由此可见，维特根斯坦写作这本书时最初的考虑，完全是从更好地表达自己思想的角度出发，因而，《哲学研究》一书的写作风格是为了满足他表达思想的需要，而不是他刻意追求某种异端效应的结果。事实上，这本书的写作风格是与他的思想特征融为一体的，如思维方式上的不断跳跃、随时变换思考的角度、从最常见的日常事物和语言用法出发、竭力显示而不是解释我们所看到的现象以及努力还事物或事件的本来面目等。
[1]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2]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2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3] Brain McGuinness，Wittgenstein：A Life，Young Ludwig 1889—1921.Berkeley，Loc Angeles，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88，p.209.
[4]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20—2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5] [芬]冯·赖特：《传略》，见[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6] [芬]冯·赖特：《传略》，见[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7] [芬]冯·赖特：《传略》，见[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16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8] C.G.Luckhardt，Wittgenstein：Sources and Perspectives，Loadon，Routledge，1996，pp.94-95.
[9] [英]David Edmonds、John Eidinow：《维特根斯坦的拨火棍：两位大哲学家十分钟争吵的故事》，2页，长春，长春出版社，2003。
[10] [美]诺尔曼·马尔康姆：《回忆维特根斯坦》，27—28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
[11] 江怡：《维特根斯坦：一种后哲学的文化》（第二版），125—132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
[12] [英]维特根斯坦：《论文化与价值》，32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9。
[13] [英]艾耶尔：《维特根斯坦》，21—24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
[14] Ludwig Wittgenstein，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trans.by D.F.Pears & B.F.McGuiues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961，p.5.依惯例，下文引述本书时皆以缩写TLP加命题编码，如TLP，2.01.
[15] Ludwig Wittgenstein，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trans.by G.E.M.Anscombe，P.M.S.Hacker and Joachim Schulte，Oxford，Wiley-Blackwell，2009，pp.3-4.依惯例，下文引述此书时皆用缩写PI加页码或编号。
[16] G.Hallet，A Companion to Wittgenstein's 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Ithaca，London，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77，p.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