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1949—1965年的时代背景

一、劳动人民当家做主

自1949年开始，国家就对旧教育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接管、接收、接办和改造，使之为新中国服务，为全国人民生活和生产建设服务。

1949年4月25日，由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再次重申：“保护一切公立学校、医院、文化教育机关、体育场所和其他一切公益事业。凡在这些机关供职的人员，均按照常供职，人民解放军一律保护，不受侵犯。”这一政策得到教育界广大教职工的拥护和支持，使得各级各类学校的接管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中第五章“文化教育政策”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文化教育为新民主主义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教育。人民政府的文化教育工作，应以提高人民文化水平，培养国家建设人才，肃清封建的、买办的、法西斯主义的思想，发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为主要任务。”教育部副部长钱俊瑞在《人民教育》创刊号上发表文章说：“为工农服务、为生产建设服务，这就是当前实行新民主主义教育的中心方针。离开了这些方针，我们就会出现偏差，就会犯错误。”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社会开始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始陆续全面接管新中国成立前各类办学性质的学校。截至1957年，大陆所有外国教会创办与管理的特殊教育学校全部收归国有，原国人私立民办特殊教育学校全部被政府接管。

残疾人作为劳动人民中生活最困难的人群之一，得到了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与深切关怀。特殊教育作为残疾人事业的重要部分，迎来了发展的春天。

教育部成立后，在编制机构时正式专门设置盲聋哑教育处。1951年10月，政务院在《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中规定：“各级人民政府应设立聋哑、盲目等特种学校，对生理上有缺陷的儿童、青年和成人施以教育。”这是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第一次就特殊教育做出的办学要求，历史性地明确了各级政府对特殊教育的主体责任，明确了特殊教育的国民教育体系性质，明确了特殊教育的办学形式主要是聋哑教育与盲教育。该决定指出特殊教育是中国整个教育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改变了特殊教育从属于社会救济和慈善事业的性质。

1953年黄乃（盲人）出任盲聋哑教育处处长，洪雪立（聋人）出任教育专员。新中国成立后的特殊教育出现了蓬勃发展、快速进步的态势。

1953年，中共中央提出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并开始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一五”计划，使教育工作纳入国家发展轨道。1953年至1954年，按照中央提出的“整顿巩固，重点发展，保证质量，稳步前进”的文化教育工作总方针，各级各类教育稳步发展。

二、全面学习苏联教育经验

新中国成立初期，百废待兴，百业待举。改造和建设社会主义新中国急需成千上万有科学文化知识、有思想、有觉悟的高级专门人才和中等职业技术人才。但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对改造旧教育和发展社会主义教育事业没有任何现成的经验和模式，需要学习和借鉴别国的成功经验。在当时的国际舞台上，与中国政治体制、经济制度和社会制度相一致的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对新中国给予积极的支持和帮助。经过30多年的努力，苏联在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方面均取得巨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向苏联“一边倒”很自然地成了新中国历史发展的必然选择，成了我国学习外国经验的主导思想。

1949年12月，第一次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确定以老解放区教育经验为基础，吸收旧教育的有用经验，特别要借鉴苏联教育经验，并把学习苏联教育经验作为建设新教育的方向。特殊教育也是如此。苏联特殊教育发展作为一项重要的教育工作得到了国家和社会的高度重视，非常值得新中国借鉴学习。“一五”期间，我国除了选派人员前往苏联留学特殊教育之外，还克服困难，引进翻译出版了苏联一些重要的特殊教育专著，如《盲童游戏》《聋哑学校的课堂教学》等。

20世纪50年代，受特定国际国内环境的影响，我国与西方国家教育交流减少，基本限于与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进行交流，形成了“以苏为师”的“一边倒”局面。随着与苏联政治关系的紧张，从20世纪60年代初期开始，我国的教育对外交流转向了亚非拉第三世界国家。

20世纪50年代初期学习苏联的教育经验，对改造旧教育，创建社会主义教育制度，加速人才的培养，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从1954年到“文化大革命”前，苏联留学生在北京和上海曾进行短期的智障教育试验。1956年8月，朴永馨和银春铭被派往国立莫斯科列宁师范大学特殊教育系学习特殊教育。

三、整风运动和反右派斗争

1957—1965年，是我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人民在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做了关于《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明确提出：我们的教育方针，应该使受教育者在德育、智育、体育几方面都得到发展，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劳动者。这一教育方针揭示了社会主义教育的基本规律，在中国当代教育史上具有里程碑的意义。

1957年4月27日，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整风运动的指示》，对整风运动的要求、方法、步骤做出了具体部署。这次整风运动的宗旨以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通过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式，在全党进行反对官僚主义、反宗派主义和反主观主义的教育，以期造成一个既有集中又有民主、既有纪律又有自由、既有统一意志又有舒畅心情的政治局面。整风运动正式开始后，我国出现了复杂情况。

经过反复动员，广大师生员工纷纷提出一些批评意见。绝大多数人是为了响应党的号召，本着知无不言的“鸣放精神”，热情帮助党整风。参与人的态度是诚恳的，所提意见也是善意的，反映的主要是学校和教育主管部门的官僚主义等方面的问题，如学习苏联生搬硬套不结合实际，学校各级行政领导有职无权，师资培养工作上存在宗派倾向，学校某些领导人严重脱离群众等。

1957年6月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组织力量准备反击右派分子进攻的指示》，指出在整风运动中极少数人趁机向党和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进攻；他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妄图取代共产党的领导；各级党组织要立即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进攻。从此，一场全国规模的、群众性的反右派运动开展起来了。

反右派斗争改变了党的八大的路线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广大知识分子包括各级各类学校的教师被戴上了“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帽子，长期备受歧视。这不仅给知识分子个人，而且给包括学校教育在内的社会主义事业造成了严重的损失。

1958年3月29日至4月8日，教育部召开的第四次全国教育行政会议提出了“反掉保守思想，促进教育事业大跃进”的口号，以切合当时广大工人、农民在政治、经济上翻身后所产生的提高文化教育水平的强烈要求。同年9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教育工作的指示》要求全国在三年到五年的时间内基本完成扫除文盲、普及小学教育等任务，这些对教育的“大跃进”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58年“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中“左”的错误，在1959年“反右倾”斗争后再度发展。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出现巨大的财政赤字，市场紧张，加上连续几年的大面积自然灾害，农业生产遭到极大破坏。就在我国面临严重经济困难的时候，苏联政府又召回在华工作的全部专家，撕毁两国经济技术协议，国内外各种反动势力也趁机对我国进行破坏。

在严重困难面前，中共中央认真调查研究，着手纠正工作中的“左”倾错误，并于1960年11月发出《关于农村人民公社当前政策问题的紧急指示信》。次年1月，党的八届九中全会决定实行“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并采取了一系列正确的政策和果断的措施。这两件事标志着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的指导方针有了重要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