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 唯心主义的终结：从虚无主义到实证哲学

古斯塔夫·迈耶在他的一篇代表性论文中指出，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发生的宗教与政治斗争，在宗教改革以降的德国历史上最为激烈。[1]迈耶的观点在很大程度上是基于黑格尔哲学产生的颇具争议的影响而得出的。19世纪20年代通常被指认为黑格尔主义一统天下的时代，但如果我们没有看到黑格尔主义在黑格尔支持者之外还面对多种对立的力量，那么在理解19世纪早期的思想史时难免会有很多疏漏。黑格尔主义在19世纪二三十年代受到了种种攻击，这一点现在看来并不足为奇。毕竟，黑格尔主义名声之隆定会招引其敌手公开与其对峙，无论这是出于由细微的思想差异而导致的愤懑与不满，还是出于这样一种真诚直觉，即公众对敌手的承认提升了论辩的重要性。然而，更为重要的是，黑格尔主义的争论也折射了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的一般思想状貌。

黑格尔主义的争论或许会被看成康德18世纪80年代革命性地重新界定哲学任务以来德国哲学激烈论辩的顶峰和终点。康德哲学对18世纪晚期的德国思想产生了巨大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通过《文学总汇报》《德国普通文库》等主流媒体对康德观点的播散而产生的；另一方面是通过康德与他的众多批评者之间的对话而产生的，这些批评者也包括支持启蒙价值的“主流哲学家”[2]。围绕康德的辩论很快就变成对他的超越：借着席卷欧洲的法国大革命和战争的历史帷幕，卡尔·莱因霍尔德将康德批判的理想主义植根于一种更加完备的精神理论之中；弗莱斯从人类学的角度对康德的观点进行了重新阐释；费希特将康德主义重新设计为一种主体自由的激进哲学；谢林竭尽全力地将费希特的方案提升到一个更为激进的新的自然哲学的层面上；许多浪漫主义诗人则从康德那里捕捉到可以运用于艺术和社会生活之自由构想的鲜活灵感。所有这些不过是在十几年的时间内就已经发生的。与此同时，雅克比对哲学的理性主义进行了批判性回应，这表现为对从笛卡尔、斯宾诺莎到莱辛、康德和费希特的现代哲学之圣言的斥责。从18世纪90年代到19世纪30年代，革命、战争以及君主制的复辟笼罩着整个欧洲。在这几十年的时间内，围绕上述思想事件而产生的公众对哲学的兴趣表现得异常高涨。

黑格尔与后康德哲学的关系因为前者重要性的凸显而越来越成为当时公众哲学斗争的中心问题，尤其是当人们将黑格尔理解为现代哲学的总结与集大成者的时候更是如此。黑格尔曾经指出，哲学概念与现实之间并无最终的界分。这一观点很容易让他的同时代人把关于黑格尔的辩论看作关于现代社会的精神与政治状况这一更大辩论的关键部分。19世纪20年代之前，更具体地说是在黑格尔移居柏林之后，他的众多学生和支持者都愿意将他看作权威的现代性哲学家和“绝对”的思想家。然而，颇具反讽意味的是，黑格尔对一些德国青年知识分子之所以产生巨大的吸引力，部分地来看却是因为以文化和精神的再生为旨归的黑格尔思想与当时的主流思想格格不入。

不能忽视的是，这是一个在德国历史上被怀旧或者嘲讽地称作“彼德麦年代”的时期，其标志性特征就是人们对隐私和家庭生活的钟爱。数十年革命的剧烈震荡、反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国情绪的高涨、共和主义的失败以及1815年席卷欧洲大陆的君主制的复辟，使许多人感觉到家庭就是个人自我实现的理想场所。[3]麦克斯·冯特在1935年曾经界定过一种特定的“彼德麦”思想模式，他由此认为同样可以用这一模式去指认那个时期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哲学以及宗教：“人们可以将那个时期的人生观描述为个人主义。”[4]费希特的儿子小费希特在1832年的一篇文章中也曾指出，“一切都是个人的”。在这样一种语境下，一种与普罗米修斯的浪漫主义理想、人性的圣化、自由和个人决断联系在一起的哲学，无论正确与否，都会招致不同观点的激荡与相互回应。黑格尔宗教哲学的神学对手，包括从以埃尔斯特·亨斯主编的《新教教会报》为中心的新正统教派，到弗里德里克·陶拉克、朱利斯·穆勒等虔诚派，亨利希·保卢斯、朱利斯·罗霍、卡尔·布莱特施耐德等神学理性主义者，以及以《教会总报》为中心的教派等众多派别。天主教神学家，特别是由弗朗茨·斯塔德迈尔、约翰·库恩领导的蒂宾根天主教派，也对黑格尔的宗教哲学提出了异议。[5]在哲学家中，在青年时期被誉为“浪漫主义王子”的谢林，以及克里斯帝安·魏斯、小费希特等所谓的“思辨有神论者”，则发起了一场更为成熟的反黑格尔的运动，这在被埃尔德曼描述为“反黑格尔聚议厅”的小费希特的《哲学读物与思辨神学》中是有记载的。[6]

我不打算对所有指向黑格尔学派的批判性观点进行考察，因为这是一项烦琐但收获甚微的工作。实际上，本章以及下一章将会集中考察作为反黑格尔主义的核心，以及可假定为整个德国唯心主义遗产的个人主义思想的发展。在这两章中，我们有必要在两条线索上推进我们的工作：一条线索是从康德到黑格尔不断演化的唯心主义话语；另一条线索是从雅克比到老年谢林、思辨有神论者以及斯塔尔的反唯心主义话语。关于黑格尔的争论将宗教和政治问题纠缠在一起，无论怎样将这两者分开，都有破坏问题统一体的风险。然而，为了达到分析的目的，本章将会集中讨论宗教和思辨哲学的话语。宗教是当时问题统一体的要素，也是19世纪早期德国哲学的必要构件。黑格尔在《历史哲学》中说道，“认知和理解上帝的可能性”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问题”[7]。在黑格尔以及他的同时代人看来，对认识论、政治、社会以及伦理问题的研究，都依赖于对这一问题的成功回答。